算上辛亥革命的时间，从1911年10月到1949年10月，只有38个年头。不用说，38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实在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38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38年。
不妨试验一下，当你试着将民国屏蔽，而将1911年的中国与1949年的中国径直对接时便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对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差别如同隔世。晚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如此巨大的落差，便是中华民国走过的历程。中华民国是一个社会过渡的桥梁。中国社会经历民国时期而完成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制国家，穿越初级资本主义的试验场，走到新中国成为一个富有生气的人民共和国。
这是一个充满着追求和扬弃的社会转型期。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还不多见的共和政体（此时大国中只有法国和美国采行共和制），成为继法、美之后第三个实行共和制的大国。中国在政体设计上似乎一下子冲到了世界的前列。尽管有人把这个民国称为孕期未满的早产儿，尽管当时的人们对共和政体的运用确实还不成熟，但我们看到，两次企图在中国建立帝制的行动都很快归于失败，无论这个皇帝是满人还是汉人。这说明，帝制确实被扫进了垃圾堆。
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金銮殿上龙椅的搬走，促进了思想大解放。既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打倒了，还有什么不能想，还有什么不能干？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各种思想的引进与交锋，实乃转型社会的必然场景。人们在各种舶来的思想中寻找着适合中国的（有时是适合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民国时期，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也令人惊叹。晚清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低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了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若干国家主权掌于他人之手。可以说，中国已沦落到国际体系的底层。这样的外交困境在民国初年并没有得到改善，以致1915年时，日本竟在与中国并无战争和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向中国提出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30年过去后，到1945年时，中国的地位实非过去所能想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中国成为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30年中，中国从一个屡屡被人欺侮的被称为“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拥有发言权的“五强”之一，这样的进展不可谓不巨大。举目世界，似乎也只有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如此的大落大起。
民国时期又是一个战争连年不断的时代。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革命军讨伐北方军阀的战争、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十年战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决定中国此后命运的国共内战，战战相连。可以说，38年中很少有一个安定的没有战争的年代。或许，这是一个长达数千年封建社会突然崩溃后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过渡是此前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示范的过渡。旧的势力在挣扎，新的东西被引进，新旧混杂，乱世求治，出现这样一个动荡与混乱期并不奇怪。这一动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止。
概言之，民国是混乱的，民国的进步也是很大的。远望民国，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阶梯。民国是一个古老社会终结后的转型期，是一个试验场，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在这里进行了演示。有些试验结束了，得出了结论，给后人留下了经验或教训。这就使民国史的研究具有了特殊的魅力与意义。民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吸引无数的研究者而成为一门显学，这大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8月28日第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