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在列强坚船利炮下打开国门的。此后百年间，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丧权失土到恢复国权的过程，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巨大的沦落与上升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是在世界秩序的大变化中发生的，中国在世界秩序的变动中，曾是受害者，也曾是得益者。
中国因不察世界大势而蒙受其害，亦因顺应世界大势而收获其利。讨论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仅仅是站在中国看中国是不够的，站在世界看中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观察角度。这其中，对于国际秩序的关注，乃是外交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其实是一个远远超出外交史研究的更为宏大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至今日仍未能透彻体悟的问题。在这个话题中，中国中心论（有时演变为中国特殊论）产生了长久影响，绵绵不绝。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曾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在当时无可避免的工具局限与视野局限下，人们认为中国及周边即是天下，中国秩序即是天下秩序。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性国际秩序，有学者称之为“中华秩序”。中国在这个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
而在西欧，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诸强进入到一个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至19世纪中叶，列强开始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发起冲击。
这个冲击是整体性的打击。不仅是周边国家一一脱离朝贡体系，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作为这个体系中心的中国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列强军队在I860年与1900年曾两度攻入京师，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东亚的宗藩体系最终为殖民体系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亚洲秩序的打破与重建，不只是西方列强所为。在中国呈现颓势之后，中国的东邻便敏锐地觉察到扩张机会的到来，趁势向这一秩序发起攻击。19世纪90年代，日本以建立现代国家关系为名，在宗藩体系中尚未沦陷的最后一个国家——朝鲜挑起战争，给予虚弱的帝国最后一击，彻底终结了存在数百年的朝贡体系。
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直接起因为下层民众的反洋教反洋人反洋物，但官府的默许与最终卷入，则无疑表现出其内心对数十年来列强改变与控制中国的不满。清政府同时对若干世界一流强国宣战，实际上是对新建秩序与规则的反抗挑战。义和团与清政府所为触犯了列强的底线，英、美、法、德、俄、日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组成联军，远征中国。在近代历史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远征一个弱国，这是极为罕见的。
在60年之久的两个秩序的博弈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完败。中国从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秩序的中心，沦落为一个覆盖全球的新的世界秩序的下层成员。尽管中国是多么的不情愿地成为这个世界秩序的一员，但它还是被无情地卷了进来。中国无可逃脱地成为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她必须遵循由别人确定的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从此，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这个世界。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可以视为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初步尝试，然而，诸多禁忌与局限，使这一运动未能竟其功。经历了世纪之初的沉重打击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以超过以往的力度开始了诸多领域的变革，试图适应这个秩序。
二
19世纪末基本完成的国际秩序的建构，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因此，这个秩序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随着大国实力的变化，要求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德国试图挑战既有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当欧洲展开大战之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仍处在困境之中。以中国的实力而言，对这场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战争采取中立的态度似为明智，何况在心理上，近代以来中国有关战争的经历，也使中国人对战争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因此，中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中国宣布严守中立。
随着战事的进行，战局胜负逐渐明朗化，中国对于是否参战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希望能在战后的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一些失去的国权。因此，对于中国是否应该主动地参加世界大战，一时引起朝野各方的争论，从府院之争到张勋复辟，政争激烈。最终，中国决定对德宣战。战争结束时，中国成为协约国的一员，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战后的巴黎和会。宣战之举，还使中国得以废除了与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怀着改变列强构建的在华秩序的期望来到巴黎，除了要求收回德国侵占的中国权益外，还要求废除中日间签订的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民四条约，甚至提出了废除一系列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尽管中国的要求未能被和会接受，但这却是中国希望改变现状的第一次主动出击。中国以拒签凡尔赛和约的举动而公开强化了自己的诉求。
巴黎和会及后来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的召开与国际联盟的建立，重建了新的世界秩序，这就是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中国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也参加了国联，中国成为这一秩序的一员，尽管中国在这个秩序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然而，与晚清时期被迫进入国际秩序不同，这一次中国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并有着自己的明确诉求。
过去有论者断言，华盛顿会议后，在中国形成了列强共同主宰中国的局面，这似乎言之过重。九国公约明确规定：各国要“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一方面是列强对中国的承诺，一方面也是列强彼此间的约束。日后的历史表明，这一条文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空洞而毫无意义。实力孱弱的中国能否获得安全与稳定的发展机会，期待着这一秩序能平稳运行。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如果说此前的崇尚武力的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是一个国际间的主导性规则的话，世界大战的惨烈结果使人们痛定思痛，主张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的呼声高涨，国际联盟的建立便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标志。
然而，一战后所构建的以国联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不稳定的。不仅被剥夺了诸多权益的德国不满战后的屈辱性的处置，试图东山再起，颠覆既有秩序；在亚洲，已经军国主义化的日本也不安分，试图改变东方秩序。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甚至早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的挑战，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崩坏最初以中国为突破口而展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更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发动欧洲战争，终于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抗日战争前期，独力支撑抗战的中国为取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竭力将中日问题国际化。在中国的要求下，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中日冲突。中国申诉的依据便是国联宪章和和前述《九国公约》中有关中国问题的约定。
在这同时，中国努力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日本的野心决不止于中国，它将在更广阔的区域挑战国际秩序：“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分之利害，即全体之利害，故每一国家谋世界之安全，即所以谋自国之安全，不可不相与戮力。”
美英等国明智的政治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战争都不是局部的孤立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防疫隔离”演说，便反映了那一时期世界卓越领导人的大局意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人则以自己的行动印证了中国的预言。
1938年年底，在占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后，日本公开对既有秩序发出挑战，提出“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明确指出九国公约所代表的旧秩序已经过时，应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珍珠港事变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形成。与一战中颇具搭车意味的参战角色不同，中国在二战中成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四大主力军之一，成为盟国不可或缺的力量。与中国的战时角色相匹配，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升。
侵略战争打破了旧秩序，反侵略战争并不是要消极地维护旧秩序，而是要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在这一轮世界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遇，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并在这一秩序中获得了重要地位。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构造是创建联合国。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仅仅20年便又发生了新的世界大战的教训，盟国认为，当初作为世界大战防火墙的国际联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低效而缺乏权威是其致命弱点。于是，一个更具权威和行动能力的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诞生了。
联合国设立了一个权力巨大的安全理事会，并赋予5个常任理事国以特殊权力。与国联议决事项须“一致通过”的原则不同，联合国采取了多数或三分之二通过的议决原则，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赋予了安理会可以不经联合国大会讨论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联合国宪章第12条这样规定：当安理会对任何争端或情况采取行动时，“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任何建议”。
中国取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安理会中，以区域而言，欧美诸强4席，中国是唯一的非欧美国家；以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的欠发达国家。中国进入安理会，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世界秩序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指证。
四
二战之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出乎战后秩序四位主要构造者的预料。这一机制主要为防止德意日再起和世界上再发生地区冲突或战争而设计，由四大国来共同承担维持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但战后的冲突却在当初设想共同维护战后安全的主要大国之间发生了。冷战的发生与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的出现使原先构想的战后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政局在战后数年间也发生了巨变，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行事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旧秩序的造反者，中共毫不隐讳地宣示，新中国不受旧秩序旧规则的束缚，它将与苏联等国携手共建新秩序。
与民国政府取代晚清政府时不同，新中国政府不像民初政府那样积极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相反，采取了被形象地称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新中国不承认既有外交关系的存在，并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冷战前期，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被视为仅次于苏联的重要国家。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脱离了苏联阵营的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了与世界两强对立的外交方针，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为中国的敌人。与世界两强国家的对抗，一度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还在极左思潮尚未退潮的年代，国家安全的急迫考虑迫使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改变了与两强敌对的外交路线，与一直以来的主要敌人美国走上了和解之路，以集中力量对付近在眼前的更为危险的敌国苏联。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与外部世界的正常接触，逐渐走上了一条承认并接受现存国际秩序，同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变这一秩序的道路。在冷战后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中，中国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参与，并成为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如今，当一些曾经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保守化浪潮时，中国倒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
五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我们可以总结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自立于世界秩序之外。
中国曾经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秩序的主导者，面对西方东进之后的世界秩序重构，中国曾经试图继续维持旧秩序，但遭遇惨败。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叶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被排除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中国，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受害者。它只能被动地不情愿地接受新规则，而对规则的制定毫无发言权，国家权益大量流失。
在20世纪世界秩序的变动与重建中，中国逐渐主动参与。总体来说，中国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受益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主动参战，表明了成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愿望，并恢复了部分失去的国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参与了国际秩序的重建，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跃入中心地带。
但这一进程因战后很快出现的冷战而中断。冷战结束后，改变了思维的中国开始了融入国际秩序的进程，这一秩序的若干方面尚有可议之处，但中国确实得益于这一秩序，并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飞跃。
由于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由于我们曾经有过悲痛的历史，在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中，既存在着“天下中心”的自大情结，也同时存在着缺少自信而对外部世界心存恐惧的心态。因各个时期中国国力及国际地位的不同，这两种趋势在近代以来的不同时期占据着不同地位，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来自两个极端的思想，甚至可能在同一人身上并存。
如今，距离19世纪那个被迫打开国门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70余年，借助于现代科技，人们可以精确地知道各国的地理位置，知道各国发生的大事小情。然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否真的脱胎换骨，是否已经从历史中真切地体悟到国家交往之道呢？不时听到的某种声音提醒我们，一些早该淘汰的观念至今依然顽固地残存着。
正确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备前提。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然而，“之一”不是“唯一”。不能否认，这个世界上同样存在着其他伟大的民族，尽管他们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奉行着不同的价值理念。
如果总是认为我们比其他民族优秀，比其他民族智慧，比其他民族道德，那不是自信，而是自大。而这种自大很容易滑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以过于警惕的目光看待其他民族。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旦遭遇风风雨雨，便难以做到理智对待，结果只能使国家和民族利益蒙受其害。
由是而观，拓宽视野，深化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