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以学术创新为首要使命

《近代史研究》创刊于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当年10月出版第一辑,是一本32开的书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1981年第2期(5月出版)开始,作为期刊(季刊)出版发行。1984年改双月刊。1987年开始介绍作者单位(次年加作者生年和职称),责任编辑署名,注释统一为脚注。1994年第6期后多次刊登《关于本刊若干技术处理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规范了注释格式。1999年开始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2006年扩大容量,改为16开。

从一开始,这本刊物就显示了质朴而开放的特色。创刊号无任何告示性内容,只在末页刊出了“稿约”。这个稿约有几个特点:第一,声明这是全国近代史工作者发表科研成果的共同园地。这绝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宣言。当时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虽然从隶属关系和责任上说,《近代史研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所刊,但绝不能把它办成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人刊物,办刊过程中确对所内外来稿一视同仁。这一做法坚持至今,是刊物学术品质的重要保证。当时虽未言欢迎海外学者投稿(其时大概不会预料到海内外学术交流会如此迅速地展开),但事实上,创刊未久即有海外学者的稿件出现。第二,明确将研究时段定为1840—1949年。关于近代史下限的学术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学术意见分歧,虽然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为界,但事实上,将近代史的下限确定为194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成为共识,而在当时大致是以1919年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高校教研室的设置也以此为界,具体研究很少涉及后30年。《近代史研究》明确将研究时段定为1840—1949年间的110年,而从所发文章的具体内容看,以后半段更为集中,这为刊物的发展预设了广阔的空间。第三,声明“体裁不拘,字数不限”,此点在后来的稿约中屡次重复。这些特色,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使《近代史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开放性。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刊物一创刊,即有英文目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从第一年开始,即有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和资料目录索引,包括中文和外文,这一目录索引一直保留到2009年,此后又在近代史所网站上发布过几年,在互联网搜索技术普及之前,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是发现,是言人所未言。与此相应,高端专业期刊的首要使命,在于发表原创性研究成果,与学术研究形成有机统合。

理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高度体现。刘大年先生曾说:“提高历史科学水平,不能缺少资料、史实的深入发掘、研究,但把现象、表面的认识提高为本质认识,把零散、矛盾的认识提高为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只有依靠理论研究。理论水平的高低,反映历史学水平的高低;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就是整个历史研究不断前进、深化的过程。”(《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创刊近40年来,可以说几乎参与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的全部理论讨论,包括“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近代中西方关系的实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等等。《近代史研究》发表的相关文章的基本观点,很大部分被广为接受,从而成为主流观点,有些则成为争论中的重要一派。

学术创新更多地体现为专题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体现为具体问题研究中的知识创新。初期的《近代史研究》与时代需要相契合,还承担着特殊的时代责任,一方面强调重新解读经典、持续关注和研讨重大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在专题研究中不断推出新观点深化相关研究。几乎在每一个研究领域、每一个学术问题,都有人提出学术新观点、新结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研究步入常态,学术发展走上正轨,《近代史研究》也走上学术刊物的常态发展道路,形成了刊物学术至上、严谨务实、文风平易的自身风格,发表的专题研究无论视野的开阔、观点的完备,还是论证的严密、资料的多元,均非初期研究所能比拟。《近代史研究》又从来就有“体裁不拘、字数不限”的承诺,一些长篇论述对相关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探讨,形成学术期刊的洋洋大观。如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近代史研究》发表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等长文,这些文章的专业性体现了中国学术最近几十年的长足进步。

要保持专业期刊的学术性,首先须建立合理公正的审稿机制,程序合理、结果公正,尽量不错失优秀文章,不误用学术质量不达标的平庸之作。《近代史研究》较早采用内外审相结合的审稿制度,内审严格实行初审、复审、三审加审稿会集体评议制度,外审(同行评议)采取双向匿名方式。同行评议是国际学术期刊的惯例,也是衡量刊物学术性的一个指标。《近代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推行同行评议制度,并多次在刊物上公布审稿专家名单,既表彰审稿专家的贡献,又借此取信于学界。对于这项制度,学界同行有一个逐渐了解适应的过程,编辑部也有一个逐步调整完善的过程,从实践效果看,引入这项制度大致是成功的,对于刊物质量起到保障和提升作用,尤其在防止差稿阑入方面,其作用不可替代。

保持刊物的学术性,也体现在编辑部办刊理念的前瞻性和落实上。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成果的末端发表平台,还承担着引领学术研究的重要职责。现代学术社群已成为互动密切、交流频繁的共同体,重要刊物、重要机构、重要学者则有更大的责任和能力起先导作用。《近代史研究》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发挥这方面的功能:第一,召开高层次学术会议,给学者提供观点碰撞的机会。第二,组织“笔谈”,集中讨论一段时间中的重要问题、焦点问题、近期可能集中关注的问题,以及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第三,着力扶持年轻作者,不断扩充学术研究劲旅。

学术批评也是保持刊物学术性的重要途径。《近代史研究》倡导学术性书评,历来不欢迎广告式书评或者人情式书评。我们今天重读这份刊物,深感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不良影响的吹捧性书评,基本没有在这里出现,这是令人骄傲的事实。编辑部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平等理性、严肃认真、直率冷静的学术批评。《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学术批评坚持学术本位,总的来说,顾忌较少,效果较好,有些学术批评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力,远超一般的专题研究。

作为一份重要的专业期刊,《近代史研究》学术品格鲜明,学术质量稳定,在各种学术评价体系中均名列前茅,在学界拥有良好口碑。这个刊物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走向、风格都有一定影响,这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常怀临深履薄、栗栗危惧之心,但我们也有信心保持这个刊物的学术水准,继续发挥其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我们无疑面临着新的办刊环境,尤其在编辑手段和传播技术方面需要与时俱进。但是,我们认为,专业期刊应该始终以内容为王,发表最有创见的学术成果,以推进学术创新为己任。刊物的成长是学术成长的一个表征,学术的成长又承载着时代前进的信息。相信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术刊物,一定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徐秀丽/执笔)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9日第12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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