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它使国民党政权丧失了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区域，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却利用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实现了战前所无法企及的高度集权化的战时体制。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立 “总裁制”的决议案，蒋介石当选为总裁，成为继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领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由新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出任委员长。这样，蒋介石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政军领袖。
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国民党政权在加强党政军横向一体化的同时，也开始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权力体系。1939年9月，国民党开始推行新县制，旨在强化对基层政权的统制。新县制下的县政府成为有行政、财政、教育、军事、司法、警察等现代职能部门的完整的一级行政组织。与战前相比，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空前膨胀。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县以下基层社会，其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的鼎盛。
与国民党政权走向集权背道而驰的是，抗战时期民主化的趋势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抗战爆发后，为了动员民众参与战争，国民党虽然没有正式声明开放党禁，但在事实上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战时民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抗战时期独特的政治环境为国共之外的中间党派的成长提供了生存空间，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以中间党派为主的政治势力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的第三种力量。
战争改变了国内政治生态。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共两党由敌对状态转为合作抗日。抗战初期，蒋介石提议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同盟会，终因双方立场差异巨大，谈判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人坚持以正统自居，强硬限制中共的发展，导致国共之间的摩擦演变为局部的冲突。皖南事变成为战时国共关系的分水岭。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虽然没有继续扩大，但双方在政治上已成分道扬镳之势。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引发了国民党统治危机，中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战时国共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发生的上述变化，在1949年到1979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受国共对立意识形态的束缚与影响，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由全盘否定开始转向局部肯定。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中共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开始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关于战时国民党政权研究的主要成果，来勾勒60年来大陆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史研究的变化趋势，并由此进一步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1
一、战时体制： 从全盘否定到强调“双重性格”
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荣孟源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等著作中，都列有专门章节来叙述抗战史。李新等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设有专门一卷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受中共党史研究框架的限制，这一时期学界关于抗战史的研究，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中心展开的，对国民党政权的研究主要是对其消极破坏抗战进行揭露与批判。当时许多著作中通行的基本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的抗战完全出于被迫，因而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推行了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致使大片国土沦丧；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集团准备抢夺胜利果实，把中国禁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中。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强化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大发国难财。
受国共之间长期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大陆学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历史的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真正研究性成果不多。2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状况、土地租佃关系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实征和粮食征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扎实的研究。3这一阶段另一重要成果，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 于1959年选编完成的一套档案文件汇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全书共计244册，2 190万字。其中第二、三、四辑共计214册，内容涉及1927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 文化教育等，是研究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手档案资料。
197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论及1979年的历史研究时指出： “1979年是在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度过的。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11979年以后，抗日战争史研究也逐渐突破以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的研究框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同时，开始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也由全盘否定转向部分肯定，注意到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性格”。
1987年7月6日，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强调指出：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承认、拥护。它这时有两面作用或双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着革命性的，在国际上说是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 又一面的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带着反革命性的。”刘大年先生指出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性质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抗战初期武汉失守以前，蒋介石国民党对抗战态度比较积极，其政权爱国和革命性的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在政治地位和实力地位上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迅速逆转。 “前一面的作用，前一重性格衰减下去，后一面的作用，后一重性格加强起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后期，“蒋介石国民党的变化——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双重性格中，后一面远远超过前一面。政治地位从高峰下落，一部分人还迷信蒋介石，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声名狼藉，信誉扫地。”2
刘大年先生对国民党政权“双重性格”的历史分析较之此前简单全盘否定的说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此后抗日时期国民党史的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已不再是一味揭露批评，而是开始强调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陈瑞云指出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趋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构成了战时国民党政治制度演变的基本趋向； 另一种非基本趋向是，在强大的民主呼声、民主运动推动下，国民党又采取向民主宪政过渡的某些步骤，缓慢推进民主进程。作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大权集中于蒋介石，并非仅由于他个人的欲望，更重要的，是由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造成此种需要和条件。3陈廷湘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已建立十年的国民政府改建为权力空前集中的战时政权，这是作为世界大国参战国所需要的非常政治体制。但是这个曾一度获得全国认可的战时政权并未利用其特有的机动性和战争带来的特殊条件把国家引向团结和繁荣。它经历了由有一定生气和权威性的抗战建国领导中心向日益专制和腐朽的一党专政工具转化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它在战后走向彻底崩溃的命运。4
政治史领域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重新评价，引发了经济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官僚资本”概念的质疑。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一文援引当时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来说明“官僚资本”概念的不当。文章指出，七七事变之后，国家的总任务是抗日救国，政治结构是以国共合作抗日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结构不可能保持“官僚垄断资本”这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基础。丁文进一步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家资本在金融、工矿和贸易三个主要领域的发展，认为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国民政府通过扩展国家资本来统制经济，使它有利于发展在大后方的生产，充实国家的抗战实力，这是应当肯定的主要方面。作者提出由于“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带有反面政治标签的性质，使用这种“不明确”的概念会影响到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在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时应当使用“国家资本”来代替“官僚资本”。1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现代化史观的兴起，学界进一步摆脱运用政治标准来评价经济问题的教条主义分析方法，转向根据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具体分析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经济建设。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国统区的经济只有破坏，是民族工商业由盛到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大后方一切重要的工矿企业，从原料、燃料出售，分配的全部过程都在管制机关严格控制之下”。21980年代中期，虽然仍有不少论者对抗战时期经济统制政策持否定的观点，但讨论开始活跃，研究也在深入， 比如力图搞清列入统制的物资的品种类别和变化，实施统制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某些具体方面的管制还是必要的，有积极效果。3黄立人、周天豹在学界较早提出要重新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西南的开发和建设，认为这一举措支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使大后方经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于最后的崩溃，并为四川的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4程麟荪全面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统制政策的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资源委员会所制订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和对外经济合作计划，否定了以往将这些活动斥为“卖国行径”的看法，并分析了它对提高中国近代工业的技术水平，加快重工业建设步伐、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及支援抗日战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5
至1990年代，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学界对战时经济体制的评价更多强调不能脱离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认为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抗战作为衡量其功过的主要标准。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有学者认为，资源委员会作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筹办、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经济部门，增强了抗战和国防经济实力，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奠定了大后方的工业基础，推动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经济的平衡发展； 同时还提供了部分民生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6董长芝认为国民政府在战时实行了一系列紧急金融措施，包括成立四联总处，强化中央银行职能等，这一高度垄断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虽然存在黄金存款营私舞弊等弊端与失误，但却使我国的金融货币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全部实现了现代化， 对调动全国一切财力和物力，支援抗战，争取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7
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要抵御现代化工业强国日本的侵略，如何在全国范围建立社会动员机制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与国民党认识到精神因素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意义。故于1939年3月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学界以往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多强调其思想钳制功能，而忽略其他方面。谷小水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既是战前民族复兴运动的因循回归，又是战时国民政府在外援不足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转向获取精神资源的尝试， 但因机构不健全，经费短绌，加之与其他社会运动相互缺少协调，导致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推行不力，成效不彰。1抗战后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在特定战争条件下，由国民党、三青团发动的一场涉及国统区全境的学生从军运动。以往学界对此运动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从军运动是国民党的一场阴谋，知识青年上当受骗充作了“炮灰”。江沛、张丹通过研究这一运动的缘起、在国统区的扩展以及运动背后的党团纠纷，比较客观地考察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的与作用，指出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后期影响国统区的一件大事。这场运动振奋了前方士气，唤起了后方民心，有力地冲击了数千来贱役的恶习，表达了中国社会同仇敌忾的精神气质，是一个应该对其主流加以肯定的青年运动。2抗战时期，蒋经国借推行“赣南新政”之机， 在赣南地区发动广泛的社会动员。黎志辉通过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相关史料，从干部动员、民众动员、动员的战时成效、动员的社会影响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地方政府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努力及其与社会变动的历史关联做了尝试性的探讨。作者认为，蒋经国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在赣南初步形成。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乡村的民众资源的同时，也承担起乡村社区的一切管理事务。中国数千年来政府与民间的政治畛域被全面打破，蒋家父子理想中的“万能政府”的统治模式在历史和现状均极其复杂的赣南得到某种程度的实验。3
二、战时国民党： 从高层派系转向基层组织
传统阶级分析观点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是反革命营垒内部的狗咬狗之争，其后果是祸国殃民。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研究自1980年代才开始起步。郭绪印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代表了当时学界的研究水准。作者在书中强调，“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当中日民族矛盾尖锐，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时期，又存在抗日派与投降派之矛盾。此时的抗日派能够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投降派却坚持反共，反对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者指出，分清国民党内部抗日派与投降派之间的区别，有利于研究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4
受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制约，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王续添指出，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对立转变为合作抗日了。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蒋介石试图通过对日抗战来削弱地方实力派。抗战八年，除“守土抗战”的阎锡山的晋军未受分割外，其他各地方军队均被分散使用，蒋并借机渗透和兼并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剥夺地方实力派的财权。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90个军中，属各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略多于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军队。但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120多个军中，地方实力派只占1 /4左右。作者对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的分析，依然受到传统阶级分析观点的影响，强调二者之间矛盾斗争的性质是长期以来国民党营垒内部争权夺利的继续，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集团都同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是反共反民主的，所以当共产党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便和蒋介石集团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势力。1
抗战初期，新当选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了拯救国民党的组织危机，决定在国民党之外另组建一个新的统合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本来希望通过成立三青团来消解国民党内部原有的派系纠纷，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三青团不仅没有为国民党带来新生， 输入新鲜血液，相反却发展成为国民党的竞争者。战时党团之间的恶性派系倾轧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与溃败。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李路认为，国民党之所以组建三青团，是想通过团的各级组织的训练活动，向广大青年灌输其反动思想，把广大青年培植成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成为其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2马烈指出，蒋介石建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是要将国民党、共产党乃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党派熔于一炉，铸出一个以蒋介石为唯一领袖，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的新组织。3贾维通过从国民党自身组织发展脉络来具体分析三青团从成立到消亡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三青团的整个发展过程，党团矛盾之由来与时任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蒋介石关于三青团的设想是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新招牌、机构高度独立、并以复兴社为骨干的青年组织。蒋所设想的这一组织模式因对党团关系界定不清晰，在实践中造成了三青团存在严重的“第二党”倾向，并深受复兴社原有的宗派情绪与派系因素的困扰。蒋介石虽然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 《党与团之关系》的讲话，并先后制定《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文件，试图调整党团关系，然而由于这一调整并没有取消三青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仍然维持了蒋介石一人之下党团分立平行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党团矛盾非但没有减少，相反却继续累积加剧，成为最终导致三青团结束的直接原因。4
近年来受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影响，学者对战时国民党派系问题的研究由中央政治层面的党团矛盾转为关注对地方层面政治资源的争夺。杨焕鹏运用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论述了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作者指出，浙江三青团积极运用“党团”的力量，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来控制地方保、甲、乡、镇长的人选，来排斥传统豪绅和地方党政方面原有的势力，加强了对基层政治的控制。浙江三青团对地方政治的参与破坏了浙江地方原有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均衡，造成了党政团绅四者在浙江地方政治的激烈争夺，给浙江地方政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5余杰对1941年3月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的研究，为从地方层面认识战时的党团关系提供了一个基层的观察视角。作者指出，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和战时生产的需要，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组训”运动。自贡盐场的组训工作由党、团、局三方承办，结果纷争不断，最终导致自贡市党部被毁的恶性事件。这反映了党团双方均将自身权势的拓展放在优先位置，从而导致对地方政治资源的争夺日趋残酷，党团双方关系不断恶化。6
贾维于2012年出版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史稿》一书，在其1990年代以来关于三青团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论述了三青团的历史，内容涉及三青团成立的背景和目的、三青团与复兴社的关系、三青团与国共合作及其斗争、各地团员的抗战活动、三青团组织活动和发展状况、党团关系及其矛盾、蒋经国势力的崛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和青年军的建立、三青团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团内的反腐败运动、三青团组建新党活动、抗战胜利后三青团在政治上的破产、党团矛盾激化与党团合并等重大问题。作者通过还原三青团自身组织演变的复杂历史过程，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性。如在三青团成立问题上，既考虑到当时团结抗战形势对它的影响，也看到它对复兴社传统的继承，反映了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既有所改变又保持延续的两重性。又如在三青团组织发展问题上，既重视党团关系和党团矛盾对它的影响，也注意到三青团内部矛盾对其的影响。对于抗战时期的三青团，既指出它防共、反共的一面，也看到它抗日的一面，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同时注意分析三青团的变化，如抗战时期与抗战以后的不同，前期与后期的区别，其组织在后方与战地、地方与学校的不同等等。在三青团结束问题上，注意从内外各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以说明在当时形势下，三青团对国民党政权如何从“自救”始而最后以“自害”终，它不仅是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象征之一，而且加速了其灭亡。1
传统国民党史的研究对象以“党治史”为主，主要研究国民党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从“治党史” 的角度，着力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构成与基层党组织的实际运行机制。王奇生指出，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组织规模空前膨胀，1939 -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每年平均以30万至40万人的速度增长。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国民党党员在地域分布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国民党组织发展重心由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地。在党员地域布局变动的同时，其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等都市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政府机关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急剧蹿升，这与战时国民党强制公务员一律入党有关。与战前相比，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以城市中上阶层为党员主体的政党，党员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战时国民党党员的整体教育程度明显下降。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其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所未有的鼎盛。然而，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显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 相反由于滥征滥收，组织更趋涣散和衰颓，甚至已丧失一个现代政党起码的机能和活力。2
抗战期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地方基层政权的统治，于193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县制。忻平认为新县制《纲要》共10章60条，比以前任何一种法规更完整、更丰富、更系统，可谓集国民党前十年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统治经验之大成，成为它在大陆后十年主要的地方政治制度。作者指出，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县制这一地方政制改革，蕴含着进一步集权、加强官僚统治的反动趋向和被迫开放民主、有可能进行地方自治的进步趋向。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两种本质上根本对立的趋向，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容纳，共同为抗战服务， 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格局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特的历史现象。3国民党通过实施新县制加强对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同时，借鉴“剿匪”省份实施保甲制度的经验，重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复兴”这一制度，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控制制度。李伟中认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提倡“复兴” 保甲，并不是对传统保甲制度的简单仿效，而是显现出一个从与自治相分离到相融通的历史过程，表现出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趋势。4
三、战时的蒋介石： 从“人民公敌”到“国家领袖”
蒋介石的“国家领袖”地位是在抗战时期确立的。抗战爆发后第二年，1938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1943年8月，林森病逝后，蒋又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蒋在抗战时期一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 成为总揽党政军大权的战时国家领袖。长期以来，受国共对立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的评价很难脱离“人民公敌”的脸谱化论述模式。1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学术研究回归正轨以及两岸关系的解冻，蒋介石研究才真正在大陆历史学界展开。1987年在南京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既有联共抗日，为保卫祖国而战，对国家民族作出某些贡献的一面； 也有充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坚持独裁统治，反人民反民主，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面”。2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肯定：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3刘大年则明确指出： “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4； 国共两党“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排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全民抗战也就不存在了”。5这些观点都从原则上肯定了蒋作为当时的国家领袖在抗战期间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推动学界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进行更为具体的实证研究。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等人公开投奔日本，是震撼抗战时期中国政坛的重大历史事件。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在1980年代引发了学界的讨论与关注。蔡德金认为汪精卫集团之所以叛国投敌，是因为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既有一致之处，又存在着严重分歧与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汪精卫发表“艳电”后，蒋虽然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但是，并未因汪等所犯叛国投敌之罪而下令通缉，反而对汪表示“惋惜”，并派手下劝汪去欧洲游历。蒋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 一方面想争取汪精卫继续与他合作；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尚留在重庆的大多数汪派分子。作者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不愿与日本妥协，对日妥协他是与汪一致的。但是，在对日妥协的做法上， 他除了要争取一个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条件外，也是要独揽对日求和大权。6罗正楷指出， 抗战时期，蒋介石基本上执行了抗日联共的政策，汪精卫执行的是降日反共的卖国政策，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也应当指出，由于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同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加之蒋介石集团还存在着对日妥协、限共反共的一面，因此当日本进行诱降和英美进行劝降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妥协、互相勾结的关系。7
到1990年代，学界对战时蒋汪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蔡德金指出，自己过去对蒋汪关系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片面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是“战”还是“和”，是两种主张的对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蒋汪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11938年底，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后，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一再挑衅面前，保持沉默和克制。这一反常现象在传统观点看来是蒋汪之间妥协勾结的证据，甚至有蒋、汪双簧的说法。张生、柴林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蒋之所以在汪出走后大半年时间里内坚持以静制动，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 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 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 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曝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2
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领导方式的特点之一，习惯通过手令的方式来遥制党政军各方。抗战时期，蒋的手令不仅数量极多，范围极广，而且形成了制度化运作。张瑞德通过查阅2000余件收藏于海峡两岸的蒋氏手令，分析指出蒋好发手令的原因，一方面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苦时，军队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升迁管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蒋介石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以士气取代组织，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作者认为，蒋所发的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有少数越级指挥的手令，从长期来看，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越级指挥作战的手令，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 其次是亲自指挥破坏体制。3秋浦分析了蒋介石手令制度在抗战时期的成效，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以手令为最高指示，对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进行随机性的指示和家长式的督促，形成了基于个人权威基础之上的工作触发机制、协调机制与监督机制。代表蒋氏个人权威的手令，其作用远远超过政府法令公文。手令制度这种主要以个人权威为推动力的权力运行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制运行之不足。然而由于蒋滥用权威，过于关注具体事务，导致手令过多过滥，反而影响其自身效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是，由于手令制度的推行过多依赖蒋个人的权威，国家政治的运转通过侍从室来统筹，排斥国民党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导致国民党的党政组织越来越脆弱。4
蒋介石作为战时国家领袖，拥有战时外交的决策权，其个人素质和决策能力直接影响到战时外交的成败。张连红指出，蒋介石在外交决策上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外交决策本身是个系统工程，它不是由蒋介石一人所能独立完成的。参事室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是战时外交决策的重要参与系统，他们能够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向蒋介石提供签呈，蒋一般也能集思广益，通过会议议决和智囊机构研究两种程序来进行外交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战时外交决策的失误。5陈雁指出，为了应对战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蒋在常规外交决策机制之外，大量采取“人身外交”的方式处理战时外交事务。战时大量与外交事务有关的重要函电都越过外交部，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直接转呈蒋本人。侍从室第二处就拥有外交事务的“签注权”，他们的意见往往能对蒋介石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除了侍从室外，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战时外交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蒋介石官邸每周一次的工作晚餐也对战时外交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蒋有时甚至将外交事务当成家事，在家信中托付亲友办理国家军政要务。作者认为，蒋的“人身外交”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的最集中的体现。“人身外交”使得国民政府能够利用制度内外的各种外交渠道，拓展对外交涉的领域，丰富对外交涉的形式。1
四、战时外交： 从妥协投降到大国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心以揭批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而对抗战时期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很不充分。当时由李新主编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一些通史性著作中，虽然对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史有所论述，但均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方面，对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战时外交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2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共方面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界对于抗战后期美国调停国共和谈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一书，主要利用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集》、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三方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重建了1944年至1946年间美国政府两度派特使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经过，揭示了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3
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学界开始转向关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外交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王建朗的研究认为，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采取的外交方针是明智的，其对德政策的中心是尽量使德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阻缓德国迅速倒向日本； 虽然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巨大分歧，但由于两国在国家安全利益上有着共同利益，国民政府对苏采取联合政策，并努力争取苏方的援助； 在抗战前期，英美法对日本作了不少妥协，对中国的抗战也未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但国民政府从其基本利益出发，始终把英美法作为对抗日本的天然盟友，努力推动他们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作者充分肯定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开展的上述外交活动，认为从战略角度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外交方针是明智的，其外交活动表现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所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以说是基本成功的。4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王建朗又进一步系统论述了抗日战争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中国政府有关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关系的预言，也将中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为一体。中国开始高度关注中国以外的事务，主动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积极声援朝鲜、越南的独立运动，努力调解英印矛盾，还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国际新体系的创造，并由此在国际事务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作者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转折点，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突变。5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和战态度历来是个颇受争议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期间蒋日“和谈”反映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抗日战争中妥协投降、卖国求荣的反动本性。章伯锋于1979年在《近代史研究》上撰写《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几次妥协投降活动》一文，主要运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宇垣日记》《今井武夫回忆录》等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揭露出抗战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几次妥协投降活动。作者指出，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抗战期间所掀起的每次反共高潮，都是他们对日妥协投降的积极反映。“反共”是日蒋历次“和谈”的主要内容之一。蒋介石妥协投降的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最主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这些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使蒋介石的罪恶阴谋终于无法实现。1
1990年代，学界对蒋日“和谈”的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 蒋日“和谈”，固然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坚定性和妥协动摇的一面，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的“和谈”都看作是投降卖国。我们不仅要看到“和谈”的妥协动摇性，而且也应看到某些“和谈”的策略性、战略性的一面。2杨天石主要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和《秋山定辅资料》，考察了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秘密谈判。文章认为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态度是动摇的，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保持谈判，准备妥协。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既和日本政府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共及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同时，谈判本身也有兵不厌诈的策略目的。3沈予也同样运用《宇垣一成日记》《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等日方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4与强调蒋介石对日议和有其策略性运用的观点有所不同的是，学界另一种观点则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与日本方面进行的议和活动颇为肯定，认为在交战或敌对双方不分胜负的情况下，暗中直接或通过第三者斡旋的方法达成妥协，促成战争结束，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必定是双方的，不会是单方面的，妥协不等于投降。5
上述关于抗战期间蒋介石对日秘密交涉问题的评价虽有分歧，但所依据的关键性史料都来自于日本方面。由于战时中日间的和平交涉是带有谍报性质的秘密工作，完全依赖于单方面的史料来分析和考察相关谈判的历史过程，无疑存在严重的缺陷。台湾蒋中正档案的开放，进一步深化、细化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对日态度的研究。杨奎松在对照验证中日双方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第二，蒋对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解释根据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亦有调整的空间与趋势。第三，蒋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较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但蒋也无意完全堵塞对日秘密沟通渠道，分别委任自己信任的，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党政要员来从事这种工作。第四，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的是，由于抗战前期缺乏持久战的准备，较多地寄希望于依靠外力的帮助与干涉尽速结束战争。6王建朗在台北“蒋中正特交档案”中发现一组由张群、陈布雷、张季鸾等国民党高层在1940年8月间为张季鸾赴港与日方接触所准备的对日议和条件，包括《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 《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及《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等草案及讨论稿。作者通过这组由蒋所亲自审核过的对日议和条件，考察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于战时中日秘密交涉的真实想法，认为对于关内地区，蒋坚持日本应彻底地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理，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但是，从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不可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 以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
杨天石运用台湾方面的档案资料先后撰写《“桐工作”辨析》《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 “底”》《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姜豪工作”》等一组论文，探讨战时蒋介石的对日政策。2杨天石指出，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急于向中国方面“诱和”，展开所谓“桐工作”。这一谈判就中方而言，只不过是军统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代表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为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也曾巧言哄骗中方。蒋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主张严拒，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但为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未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杨天石通过比对中日双方档案资料，认为中日之间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于1938年初升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孔祥熙对于谈判情况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蒋介石对孔所指导的这些谈判，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
近些年来海内外陆续开放、公布和出版的多种民国政要人物日记，提供了战时官方文书之外另一种类型的重要史料，尤其是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的对外开放， 更为学者深入了解蒋在对日和战决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记录。吴景平通过梳理以蒋介石日记为主的数种战时日记，包括《张嘉璈日记》《王世杰日记》《陈布雷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翁文灏日记》，发现国民党内部在对日和战问题上态度不一，情况比较复杂。作者认为在抗战爆发后头半年，国民党高层人士之中一度充斥着失败主义、悲观主义，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时有出现。可以说，国民党政权作为整体是在反复的过程中走向抗战和实施抗战的。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作出抗战决策之前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解、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合实际的期望。但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引领国民党作出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3
五、战时国共关系： 从共国关系向国共关系的转变
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自1980年代开始成为学界热点。1980年邓小平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 “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1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信蒋经国称：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事虽经纬万端，但综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2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的现实需要，学界掀起了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热潮。受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共党史叙述模式的影响，1980年代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研究成果虽然颇丰，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还陆续出版了几部学术专著，但整体学术水准处于起步阶段，基本观点大同小异，缺少新意。3当时基本的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 但是由于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坚持错误方针，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合作、坚持抗战的正确主张， 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抱着疑忌、限制、压迫、消灭的政策，从而导致统一战线内部存在严重的缺陷； 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 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合作抗日） 一般是比较好的，并有某些发展。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本的引诱和英美的撮合之下，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妥协投降的空气又开始抬头。蒋介石在得到了偏安西南、西北的喘息机会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方面来，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双方在军事上的摩擦与反摩擦日益增多；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时，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及时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坚持了两党合作原则；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步强化了它的反共、反人民政策，造成了两党关系长期的摩擦、停顿、僵持等不协调状态。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为皖南事变。事变之前的摩擦一般都表现为“地方性”的，皖南事变把蒋介石直接推到了被告席上。此后中国共产党即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直接的对等谈判，解决有关全国政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已进入了关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争论。4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方面原始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布，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在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马仲廉具体地研究了国共两党抗战初期的军事合作问题，指出国共两军在忻口战役中不仅有战役上的密切配合，而且有战斗上的紧密协同，还出现了共同制定作战计划，两党军队相互指挥的团结局面。5习五一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何没能实现党内合作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从1937年至1939年，国共两党为了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提出各种组织结盟的方案，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 “改造国民党”，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党一度令人惊异地试图共建一个“大党”，终因立场差异巨大， 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共产党明确表示，拒绝两党合并方案； 而国民党则郑重声明，拒绝国共跨党方案。此后，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继续以临时协商的方式维持，直至再度破裂。1陈瑞云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否取得合法地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不能简单用是或否来回答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究竟是法理上“承认”还是“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实际情形介于两者之间。作者指出，国民党、国民政府没有、也无意正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共产党在实际上拥有不完全的合法地位。所谓不完全，即合法的范围、限度、时间均由国民党、国民政府掌握，随意性较大； 共产党对于本党的合法地位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 国民党不从法律上保证抗日救国的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利于国共合作的巩固，表明内战隐患的存在，不利于抗日大业和政治的进步。2刘以顺分析了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的确定过程，指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共方针的确定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真听取了党内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二是吸取了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意见。3杨奎松认为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 “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完成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策略的转变。作者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想法，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4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后，学界出版了一批关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有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范小芳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王功安等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等。5这些著作的出版推动了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但同时也应该指出，有些著作明显带有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中共党史写作模式的影响，习惯从概念化的政治术语和既定的逻辑出发展开叙述，未能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内在线索。6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 ——战时国共谈判实录》、 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是这一时期成功运用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代表性成果。杨书运用当时学界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原始档案资料，以国共两党为实现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进行的秘密的、公开的谈判为线索，翔实系统地再现了十年间国共谈判的全过程，全面剖析了不同阶段两党谈判的特点，特别是对国共两党力量消长对谈判双方态度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7李书侧重全面探讨了将近十年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该书列举了大量史实，论证了武汉沦陷后，在日本加强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情况下， 虽然蒋介石加剧了国共摩擦，共产党也多次进行反摩擦斗争，但是，“从国共关系的全局来看，两党合作抗日仍是主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系统研究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对日军进行的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等。作者指出这些会战，规模都很大，敌我双方兵力十几个师、几十个师，会战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长者甚至一年，国民党军付出重大伤亡，有的战斗是很激烈的。1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方面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国民党档案和“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档案”的陆续开放，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带来巨大转机。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学界基本上都是利用中共方面的史料，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研究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史，对于国民党方面对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缺少研究，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容共”》一书是大陆学界全面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结合参照共产党方面的史料，系统考察和研究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及其策略演变的代表作。作者在充分占有国共双方资料的基础上，重建了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学界以往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大多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于事变的发生，过多强调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方向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的“阴谋”。 作者依据国共两方最新公布的史料，客观详细论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作者认为，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虽然导致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逆转，但事变本身带有一定偶然性，并不是国民党方面处心积虑精心谋划的。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事变后蒋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2
长期以来，受学科定位的局限，民国史和革命史两个学科的隔阂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二者 “互为畛域、壁垒显见、少有往来”的现象。3近年来随着国共双方史料的公开出版，学界出现贯通民国史与革命史的研究取向。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在贯通国共双方史料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全过程来看，1944 -1946年是国共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其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作者以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的对立作为基本历史线索，揭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历史过程。41943年夏天，国共关系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对此已有研究论述大多语焉不详，内容基本重复。邓野从抗战后期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角度，论述了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过程。作者指出，1943年4、5月间，由于蒋判定日本即将进攻苏联，加之共产国际的解散，开始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动计划。闪击延安的计划泄露后，蒋制裁中共的方案经历一个反复过程，从决心“肃清陕北”，最后又回到“政治解决”。作者认为，蒋的中共方针之所以在五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发生如此剧烈的起伏，主要是出自蒋对当时国内国际一系列战略利益的判断与权衡。由于当时在四国协定的签署问题上有求于苏联，蒋在中共问题上不得不重新提出政治方式，以此作为与苏联的政治交换。第三次反共高潮，这场因蒋判断苏联将遭日军攻击而突发的国共政治危机，最终又因苏联的因素而逐步平息。5
六、战时民主政治运动： 立足于第三种势力与国民党自身视角的出现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独特又极为重要的时期。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主运动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长期以来受中共党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民主运动的研究，都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战时民主运动的领导，认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表明，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在争取民主与进步的征途中，当获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力量联合之后，其作用与影响便迅速地扩大了”；1并通过论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进一步论证和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实行民主宪政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2
直至1990年代，学界才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趋势。杨群指出1938年7月宣告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政治团体与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涵盖不同的地区、民族及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战时民意机构”。尽管无论是从国民参政会的组成、职权的规定，还是从其议事规则及实际工作成效等来看，它离真正民意代表机构的要求和内容，还相去甚远，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否认它对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作者认为抗战爆发后国内出现的这种多党合作、团结统一的新局面，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中国政治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由于中共及其他进步势力的强烈呼吁和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而得到强化，并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3
自1990年代以来，民主党派与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关系开始为学界所关注。王永祥、王丽华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中间党派的宪政思想。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五五宪草） 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将“期成会修正案”的宪政设计，与孙中山“五权分立”的宪政模式和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进行比较，认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的宪政模式，是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 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 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的“五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衡的影响密切相关。4闻黎明将抗战时期以民主党派为主的政治势力定义为“第三种力量”，具体指称国共两大势力之外由具有中间政治倾向的党派、社团及群体集合而成的一种社会性力量。作者认为，第三种力量通过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两种途径获得发展，有党有派的发展是指统一建国同志会及其后的同盟组织的自身发展； 无党无派的发展，是指第三种势力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中的发展。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既合作又对立的政治格局凸显了第三种力量作为中间者进行评判的作用与价值。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国共存有某种制约与反制约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都注意参考第三种力量态度的变化来调整各自的政策。5
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除去受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影响与推动外，其实国民党政权内部一直也存在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的力量。闻黎明注意到国民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王世杰在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王世杰是国民党内深受西方民主制度影响的自由主义宪法专家，曾著有《比较宪法》，先后担任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团成员。作者指出，王世杰参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之所以对国民参政会有着一定的感情，是因为参政会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代议制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从参与确定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的性质、人选，指导起草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法令，到扩大参政会职权等种种努力，都浸透了他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王世杰和国民党中那些口唱民治而实欲党治的人不同，他的确希望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进行一次认真的改造。虽然他是以西方民主为蓝本，但这在专制统治下也不会那么顺利，这是时代的不幸。1韩国学者柳镛泰通过考察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指出从代表构成和民意集结的方式看，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会议方式的继承。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社会呼吁只有集结广泛的民意与民力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主张尽快成立民意代表机关，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民主宪政主张，其中一种是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建立宪政民意机关的“宪政论民主运动”，另一种则是主张从现实上承认国民党训政的事实，认为即使在训政时期，只要有民意机关，也可以有效地集结民意和民力的“训政论民主运动”。两者相互促进，掀起了1930年代的民意机关设立运动。 由国民救国会议运动主导的训政论民主运动，继承了1920年代的国民会议运动与1931年的国民救国会运动，历经1933年训政时期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发展为1938年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2
抗战时期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战时民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战时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经历了由亲到疏的转变。闻黎明以西南联大作为个案，侧重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分析了造成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体转变的若干因素。作者指出，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抗战初期知识分子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所遭受的政治上的挫折、战时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教授群体生活日益贫困和国民党在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压抑与摧残，均是导致战时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关系疏离的重要原因。3近年来随着相关学人日记的出版和朱家骅档案的开放，学界开始关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活动，及其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演变。朱家骅在抗战时期曾先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三青团代理书记长， 1939至1944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朱凭借其在教育界深厚的人脉关系，积极在战时大学校园中推进国民党的组织工作。王晴佳指出，抗战时期朱家骅主要通过姚从吾、陈雪萍等人在西南联大开展党务、团务活动，特别注意运用学术手段来组织和团结多数教授。联大内部左、中、右三派教授一度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教授的政治立场开始趋向一致，成为批评政府的主角。4王奇生通过考察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大学的组织发展，揭示了战时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纠葛。作者指出，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开展得非常成功，近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的事实，说明战时的西南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也有姚从吾那样的“坚贞党员”。抗战后期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和朱家骅派系的纷争导致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的分裂。国民党六大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和学校党部。此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的局势迅速发生逆转。5
七、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从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到客观的历史研究对象的转变。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反映了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与需要。 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历史的昭示》的社论，首次正面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1现实政治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评价的转变引发了学界研究的热潮。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学界出版一大批研究成果，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国民党开展的敌后游击战、抗战中国民党负担的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正面战场的历次战役，均给予了适度的、积极的评价。2学界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深化了当下人们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认识。200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 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3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分析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与被神话化的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时， 非常富有洞见地指出： “把过去当做神话与把过去当做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 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 虽然不是全部） 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4柯文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在推动学界研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界对抗战时期历史的重塑。自1985年抗战研究兴起以来，学界讨论热点大多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评价与作用等宏观问题。围绕这些宏观问题的争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但由于缺少具体实证的微观研究成果的支撑，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诚如已有学者批评称： “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在对当时当事的历史缺乏深入研究的前提下，讨论这些问题往往给人以大而无当之感，而且也很难取得共识，减少了其应有的学术意义。”5
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中国共产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台湾方面国民党档案的全面开放，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在专题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出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以杨奎松、邓野为代表的学者在融会贯通国共双方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 打通了革命史与民国史之间的分界，既注意到中共内部对国民党认识的变化，又从国民党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关于战时国共关系的崭新叙事模式。其二，以杨天石、吴景平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比勘中日双方的档案资料、国民党高层政治人物的日记，客观分析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在对日和战态度的选择与矛盾，深刻揭示了蒋在战时对日和谈问题上的复杂心路历程。其三，以王建朗、步平等为代表的学者在充分占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多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应以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1其四，受社会史“眼光向下”学术取向的影响，以王奇生为代表的学者采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改变传统政治史对高层政治斗争的过分关注，转向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与实际运作。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抗战时期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相比而言，有关战争与军事史的研究略显滞后。国内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军事问题的研究侧重讨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的战略方针与战争经过，而对国军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形态、军事训练、政工工作、 士兵招募与后勤保障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近年来，受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军事史” 研究取向的启发与影响，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拓宽军事史研究的主题。王奇生以湖南会战为个案， 深入具体剖析了国民党军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2刘熙明运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军事委员会搜集的情报资料，探讨了蒋介石与军委会在部署正面战场的决策过程中与前线部队情况判断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军委会情报判断失误是导致国军在豫中会战中惨败的重要原因。3上述研究提示我们今后抗战时期军事研究的新方向，不再仅仅关注战争的具体过程，而是转向关注战争的主体军队， 注意分析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八年的抗日战争令每个普通人的生命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形成非常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重心是战时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宏观大问题，近些年来，受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启发，学者们开始关注在战争状态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吕文浩的研究独辟蹊径，探讨了1938年至1943年日军空袭给西南联大师生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作者在高度评价联大师生面对空袭威胁坚持学术教育弦歌不辍的精神品质的同时，呈现出联大各色人物面对生命威胁时复杂多样的表现。作者在强调空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时，也着力描写了由于跑空袭这一独特战争经历造成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微妙变化，比如在跑空袭的过程中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4李常宝通过对抗战期间国军伤兵群体的考察，提出一个非常富有启发的问题，认为研究这些在抗战期间被当局以国家名义征集的群体的生存状况，不仅事关学术旨趣，也从“在场”的角度还原那一段历史的真实。5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为代价获得的“惨胜”。在强调民族国家宏观历史叙事的同时，兼顾人性的视角，关注抗战时期的个体或群体生命生存的历史，或许是今后的抗战史研究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5，（5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