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并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史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即已开始。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系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则缘于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革命，需要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需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作出自己的解说。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7年初版）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初版）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框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起始于延安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完善与体系化。观察7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风险。因此，距离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展。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组建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间（1949—1966），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建立近代史研究体系和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唯物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主政后大力推行自己尊崇的意识形态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基础。
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叙述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第三，这80年历史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1]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中国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则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主张将下限划至1949年。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由此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分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这一框架的建立，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尤其是对于阐述中国革命致胜之由，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再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趋向负面评价，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门。
这17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共前30年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5—1951）。这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历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卷。《中国新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研究革命史的著作和教材还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这些著作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干，叙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基本构建了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革命史的叙述逻辑，其主脉络长期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史所沿用。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主要包括：何干之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刘大年主编的《美国侵华史》、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丁守和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这些著作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科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对于史料的重视，可以说是新旧史家的学术共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史料自不必说，革命史学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原本亦是旧史学的翘楚。如，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范文澜幼时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参与过“整理国故运动”；刘大年离世前最后的著述是《评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学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练，传承了重视史料基础工作的史学传统。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17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种专题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11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68册，2758万字。
1952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中有4种丛刊（丛编）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三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四是“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2]这项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学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些出版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仍为学者必备。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3]1956年6月，在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约2000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内部查阅。这一汇编为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
然而，这17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视野日渐狭窄、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以论带史走向极端，史学研究沦为政治的婢女，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取代，使史学的学术功能严重萎缩。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有学者统计，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200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4]
十年“文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40余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定了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提出“力求材料可靠，能说清事实，并少作评论”的基本方针。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民国史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区别在于，“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而民国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5]这一指导思想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在极“左”思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史研究明确以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6]
二、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评判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不再是书本上曾经怎么说，也不再是伟人曾经怎么说。历史学不再是阐释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工具，其科学性得到了确认。同时，人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人物也不再是神魔对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为人们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一）拨乱反正书写信史
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下观察。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7]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平均思想、“让步政策”等展开热烈讨论。[8]在重视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有学者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和参与。[9]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随着视野的开阔，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制，革命才成了优先选择，但追求近代化的努力不可忽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它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是一场反动的运动。新的研究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虽然这场运动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相连。李时岳在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四个阶段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10]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对者的质疑。
在新的视角之下，以往被视为近代革命推动者自然也是社会发展推动者的阵营，也经历了研究者的重新审视。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在肯定历史合理性的大前提下，运动的落后与弊端被展示出来，而不再是以往高大上的理想叙述。人们注意到太平天国领袖的皇权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国实行的严格的等级制度、领袖集团的享乐与下层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对太平天国的领袖提出了批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进行了讨论。尽管意见不一，但这一政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对于义和团运动，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绝对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11]这样的研究是否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并非如此，它告诉人们，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在代表新兴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出现之前，旧式农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长期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对于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和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如对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以往的结论指责陈独秀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研究者指出，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者考察了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的空间。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12]
瞿秋白以往被指责为自首变节的叛徒。1979年，陈铁健发表《重评〈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既没有损害党的事业，更不是所谓叛徒的自白书。[13]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众多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讨论，涉及文章达百篇之多。
研究者对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梳理。发生在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戴向青等对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斗争和“富田事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苏区的所谓“AB团”是肃反中逼供信的产物；肃“AB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14]有关西路军的研究，过去被视为禁区，并将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相联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经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指出西路军并非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也是由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这一研究还西路军将士以历史公道。[15]
近代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共党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错案疑案得到了平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评价。
（二）开阔视野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比较薄弱；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不应出现的空白。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改革开放后，人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应忽视。对于统治阶级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曾经在某个时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于是，晚清统治者、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对于晚清政府，除了在改革开放之初讨论较多的洋务运动外，人们逐渐对清末新政给予了较多关注。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以往的研究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翻版”，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等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时十年的“清末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所谓“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
对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往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研究者首先在外交领域注意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是有一番作为的。它曾经发起一个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争取关税自主，争取废除治外法权，并取得一定成就。继而研究者也注意到，北洋政府的内政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长期以来学界将段祺瑞执政府为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有学者对善后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16]
与此相关联，人们对于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改良不再仅仅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革命的序曲与革命的同盟军。改良的进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改良的失败为革命积蓄了动力，而在革命蜂起之时，改良者通常又会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推翻封建专制的晚清革命如此，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在这一视野之下，早期维新派、改良派都获得了重新观察的机会，其历史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且发展势头迅猛，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领域。
在前30年的研究中，社会史不被作为专史学科，一些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附属在革命史、经济史的叙述中。改革开放后，反省我国现代化迟缓原因成为引领史学转向的契机，一直没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社会史开始孕育萌生。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社会史开始复兴。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着研究成果的持续增多，中国近代社会史这个新生学科日益成长壮大，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学科地位随之获得公认。1991年的《近代史研究》附刊论文目录，首次将“社会史”作为一个独立专史门类（刊于1992年第5期），标志着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内“社会史”学科得到确立与认可。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联合全国多所高校举办“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百余位学者参加，显示该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形成系列学科年会，至2019年已连续举办八届，成为促进学科持续发展及凝聚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平台。
中国近代社会史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猛，经过几十年持续发展，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1987—2013年，近代社会史的著作数量已超过1000部。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对台湾史研究的追本溯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年连横的《台湾通史》。[17]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著《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通史性台湾历史著作。但改革开放前台湾史研究著述较少，且受冷战背景下两岸分隔对峙的政治形势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重点在于揭露帝国主义侵台罪行，表彰人民革命与反抗外敌侵略的事迹，政治意义强于理性学术研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它也成为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分水岭。以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为契机，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全面展开，各个领域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进展。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与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
台湾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对史料整理出版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学科的建立，即有一大批台湾史研究资料获得整理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套大型综合性资料：其一是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台海文献汇刊》（60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及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100册，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其二是全套影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309种），题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190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其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230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300册，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前两种主要是关于台湾史的已刊或未刊文献资料，后者则主要是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与民国时期台湾原始档案资料。
随着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深化拓展，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台湾通史著作：陈碧笙著《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建立了一个完整地叙述台湾历史的学科框架或学术体系。台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段都有重要的专著面世，其中日据时期和战后台湾史是研究的热点，对早期台湾、荷据时期、明郑政权时期的研究都有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专著面世。
口述史和影像史的兴起，则标志着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扩大。口述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逐渐获得学界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在众多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中，抗战史领域的成果更为集中和突出。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的《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张连红主编的《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等等。
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观、生动、真实等特点，成为在文字史料之外历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类别。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近代摄影家、画家作品的重新发掘，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出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影像的热潮。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开始编辑出版《老照片》，至今连续出版了近百辑，大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所反映。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清史图典》共9卷12册，是一部清朝通史性图录。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1793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影像》，选编了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华以来到1949年以前，西方来华的画家、摄影师、传教士、探险家、专业记者等有关中国的历史绘画和照片2000余张，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形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1840—1919年的历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划分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起为标志，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种划分无法让人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完整性，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国初期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1919年的藩篱，把1840—1949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今，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
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如果说70年的晚清史是中国地位向下沉沦的过程的话，1840—1949年110年的近代史则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这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三）精耕细作专题研究更加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也不仅体现在学科体系逐渐完整与合理，更多地则体现在各类专题研究深入发展上。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逐步进入到精耕细作阶段，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深度发掘，还原丰富而真实的历史。事实上，也唯有进行精细化的研究，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才能把握历史大局，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可以说，今天很难找到40年来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专题论述。若干基本史实的重现，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若干历史叙述经历了一个史实梳理或重新认识的过程。作为近代起点的鸦片战争，研究者自然给予了较多关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与剿抚政策的变化、战争中中英双方的兵力情况、战略战术及清军战败的原因、战争期间的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若干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该书出版后虽引起过争议，但该书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此后，《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等专著，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和条约的酝酿与形成进一步展开了深入探讨。[18]
对于改良派的研究，则跨过对其历史作用的宏观讨论阶段，进入到更为细节的研究，使人们对改良派的作用有了更为具体、更为丰满，也更为准确的认识。有学者对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公车上书”是否发生过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在变法中和变法后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还有人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19]这些讨论，丰富了对改良派人物及改良派作用的认识。
中共建党时期的若干问题也得到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史实得到更正和确认，使中共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
对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评价也更为客观。金冲及研究了湖南农民运动兴落的历史，指出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和7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运动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表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20]湖南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过火倾向。有学者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21]
以往的研究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资料考察提出质疑，认为土地集中程度与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参加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因素。[22]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革命史的研究更为细化，注重革命中的群众动员、革命的生存和发展机制等。有学者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系统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与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等。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们从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中共在战时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管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使得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3]
刺杀宋教仁案被视为民国第一案，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199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是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24]尚小明《宋案重审》一书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25]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其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26]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揭示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27]
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考察了革命与反革命相关话语的形成及影响，展现了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对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诠释与话语权的争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国政治的认识。[28]
外交史研究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外交史研究对档案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对史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关注。除前述中国史学会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外，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们继续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卫东《中外旧约章补编》对于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增补，李育民团队对外交史必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进行了整理标点。总字数达1000万字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0卷24册），努力发掘整理民国外交史上的中外文档案文献，以方便读者使用的专题方式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对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学者们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北京政府参与一战和国民政府在二战中的外交，是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热点。对于过去一直给予负面评价的参与一战举动，研究者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起点。[29]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从前期的苦撑待变到后期的争取大国地位，研究者也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有关抗战时期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被学界、被社会逐步认可的过程。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确认了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论断。
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关于不平等条约特权制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近代中国究竟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以往流行总计1182个的说法。有学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个审视近代约章，得出近代中国总计签署343个不平等条约的结论。这一数字虽难称精确，但应是离准确最近的研究。[30]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对近代中外条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跳出现有的废约史框架，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有学者对租借地特权和领水主权进行了专门探讨，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还有研究者跳出了平等与否的范围，探讨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31]
在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系统探讨了这一历史进程，首次为中国的废约历程搭建起了一个具体而严密的框架。《中国废约史》将废约的起点追溯到晚清时期，并将中国共产党对废约的贡献纳入研究视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则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修约外交，并指出它对此后修约或废约外交具有重要影响。[32]
思想史的研究也经历一个深化过程。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从90年代初开始，思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著作。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也为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
在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的同时，学术思想史研究也逐渐成了学术热点，近代学术史流变中的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这股学术史研究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至今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多卷本）等一批重要的学术史著作先后面世。罗志田、桑兵等突破了旧有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学术的发展，擅长从社会的变迁、思想的变迁、西学的冲击中，探讨近代学术的发展，同时注重学人在学术史中的主体地位，展现出鲜活的丰富的近代学术史，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33]
受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向，就是研究视线的下移，将社会生活与思想史相关的领域纳入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34]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新词汇的成果。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耿云志主编），是这一时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则朝着更为缜密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学界先后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区域经济史、计量经济史等研究路径。新制度经济史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探讨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它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比较经济史注重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过程的差异和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和共同点的原因与后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35]区域经济史原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范围，1980年以来受施坚雅模式影响，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向国际学术潮流靠拢的趋势。近年来，区域研究方兴未艾，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述。同时，区域研究的方法还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产生了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商业地理内容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商业地理学著作。
特别要提及的是计量经济史。计量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首先兴起的学科，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经济史学界开始不断升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中，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比较重视生产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定性研究较多。到20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进行定量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是在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学界如今对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及工农业生产值都有了比较准确的研究。许涤新、吴承明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标杆。该著作分别估算了1920年和1936年的全国总产值，为此后的GDP研究树立了理论和方法的样板，奠定了研究的基础。此后，学者们对若干年份的GDP进行了系统的估算或验证，为评估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可供比较的基础。但是，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方法不同，所得出的数据也多有不同，有的差别较大。然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可以预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GDP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发展，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同时在学术发展内在逻辑和外在社会改革刺激的引领下，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日益深化，研究重心也发生着转移。从最初的“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城市社会”等议题，发展到“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等。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史研究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研究、城市研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乡村与区域社会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与近代社会转型、女性社会角色与地位的转变、宗教信仰的中西交汇与消长盛衰等领域或专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30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呈现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商会史或许可以视为社会史和经济史融合发展的领域。数十年来，商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地域不仅涵盖了上海、苏州、天津等城市的商会，还覆盖了内地中小城市商会及海外商会。[36]学者们对商会的起源和性质，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现代化开展的作用，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章开沅指出，清末商会的诞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37]关于商会是官方机构，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末商会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对商会组织结构、功能，商会与资产阶级成长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作了研究。马敏认为，以商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38]张俊义有关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的研究，从一个特例中探讨了商人团体在寻求发挥政治作用的过程中与孙中山政府的冲突，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明确指出该事变并非由英国所策动。[39]
三、感想与期待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体制完备、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的历史学重要分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如今，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已经大大缩小了曾经存在的与海外学界的距离，并在若干领域及若干专题形成超越，成为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回顾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有如下深切体会。
（一）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也出现曲折；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便呈现勃勃生机。社会环境与学术发展的紧密关系，不只是指社会环境的宽松为学术的自由和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指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推动着人们去思考去研究。这是近代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总是与时代存在着呼应关系。在社会注重阶级与革命的年代，革命史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当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时，人们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的转移并不是源于学者的偶发兴趣转移，而是时代的需求。社会需求是学术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又丰富着时代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响溢出学界，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的若干成见，影响着社会认识的变化，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它对改革开放的国策形成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这种影响有的显现很快，有的则比较缓慢，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为社会接受，成为社会共识。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正确地认识与阐释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道路选择，对于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二）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
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讨论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的，而不是居高临下和以势压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其中，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当“现代化范式”提出之后，它与“革命化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锋，主要围绕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而展开，双方都曾主张以自己的范式来包括对方。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这一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
（三）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警戒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2015年，中国史学会成功主办了第22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百年来这一国际史学盛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外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人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这种引进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和简单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态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经历了争鸣与完善的过程，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如前述现代化理论的引进，便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有关“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也是如此。自1984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1989年出版该书中文版以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40]“中国中心观”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刘大年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41]也有多位学者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42]
展望未来，可以预期，近代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将会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化与繁荣：
第一、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理论探讨。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第二、既注重中国特色，又注重与世界的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徒姿态”矫正之后，平等对话随之展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的发展中展开的，我们既要从世界的发展中观察中国，也要从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中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学问，我们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学，并努力消除其中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缺少了中国特色，只是邯郸学步，那就缺少对话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强调“中国特色”，而缺少共同关怀和普遍意义，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那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我们期待，中国学术将在繁荣开放的总体社会环境中大放异彩。
第三、注重不同学科的融合发展。在7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前述商会史、社会文化史等皆是不同学科融合发展的产物。这一融合发展的趋势是学科发展自然产生的要求。新近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将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史研究所及历史理论研究所6个研究机构纳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大旗之下，其使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所指出：“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这个融合发展，既包括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也包括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研究的融合发展，还包括文献研究与考古发现的融合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不仅包含着中国近代史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发展，还包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研究视角、方法和成果的借鉴。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便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70年来，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变局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历经起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丰富，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他们活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领域，分布于各年龄层次。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世界还在变，但我们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继续发展和繁荣下去。
注释：
※感谢我的同事崔志海、高士华、黄道炫、李长莉、李细珠、刘萍、罗敏、徐秀丽、张俊义、赵庆云、郑大华、周祖文等提供的各学科发展报告。本文不是近代史研究的综合发展报告，有限的篇幅不足以容纳各学科的学术成就，只能择其一二，有选择地勾画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难免有遗珠之憾。
[1] 胡绳的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相关讨论参见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中共建政与近代史理论范式的确立”；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四章“制造新的正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
[2] 庄建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工作情况简介》（1963年3月），近代史所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转引自赵庆云《南京史料整理处与“现代史”研究》，未刊稿。
[4]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123—124页。
[5] 李新：《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第2—7页。
[6]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这项经几代人努力的工作最终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12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12卷，《中华民国大事记》12卷。
[7]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
[8] 参见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91年第6期；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182—185页。
[9] 参见黎声《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概述》，《国内哲学动态》1985年第11期。
[10] 有关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可参见章鸣九、徐泰来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夏东元、刘学照的《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17页），李时岳的《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5期），姜铎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邱志红的《60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14年第12期）等文。
[11] 国内义和团史研究可参见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史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和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等论著。
[12] 向青：《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姚金果：《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3] 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14]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陈铁键：《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6] 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17] 连横《台湾通史》版本甚多，最早版本为台湾通史社1920、1921年版。据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书末所附邓孔昭撰《连横与〈台湾通史〉》一文，此前尚有17种版本。其实，此后仍有出版社不断翻印。
[1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
[19] 有关国内戊戌变法史研究可参见孔祥吉《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马忠文《戊戌变法史研究》（崔志海等《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295页）等文。
[20] 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21] 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2]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3] 张生、袁新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24] 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
[25] 尚小明：《宋案重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6]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7]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贾维：《三民主义青年团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8]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9] 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侯中军《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30] 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上海书店2012年版。
[31] 李育民：《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利民：《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利民：《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尹新华：《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斌：《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2]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3]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4] 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冯天瑜的《“封建”论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版），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和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考证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便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者。
[35] 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和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是近代中英农村社会经济比较研究的优秀著作。
[36]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与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马敏、朱英：《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37] 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73页。
[38] 马敏、付海晏：《近20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1990—2009）》，《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9] 张俊义：《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0] 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41]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求是》1990年第22期。
[42]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