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等。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加大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推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回顾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学科体系，抑或是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历史学这个大门类中，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趋向成熟。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体系的确立与发展
综观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首先体现在确立学科体系的一系列问题上，由认知分歧趋于一致。如何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涉及如何确定学科研究的时限，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等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上，都经历了由分歧到相对统一的过程。
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究竟从何时开始，止于何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未形成共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学者撰写了不同版本的冠以《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如李鼎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等都出版了以“中国近代史”为名的著作 （1） 。翻阅他们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时限上并不一致。虽然他们大多主张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下限却各不相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迈上了快速道。学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思考及辨析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人一个普遍的认知，即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列强侵略进行革命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以五四运动为界，又划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1840年至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明晰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也是为了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学人在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时，开始明确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规定为中国近代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规定为中国现代史。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史》著作，其各自的研究时限大体如此。如林增平、李侃等的同名《中国近代史》，其时限均为1840—1919年 （1） ；魏宏运、王桧林等的同名《中国现代史》，其时限均为1919—1949年 （2） 。在教育部颁布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中，也明确规定：“中国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夕的中国历史”[1] （P114） 。其时，各高等院校历史系也是按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设置“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
然而，对于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来划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时限的做法，在1950年代就有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李新、荣孟源等基于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视角，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应为1840—1949年。李新认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止，这个社会性质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因此没有理由把它划分为近代史 （1840—1919） 和现代史 （1919—1949） ，而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为了方便起见，把它称为近代史也是可以的。”[2]荣孟源也撰文指出：“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我赞成这个意见”。他说：“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3]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学术界的主流认知仍以五四运动为界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但在一些有关中国近代专门史的著作中，人们开始“破界”。如范明辛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法制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何君启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体育史》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等，其所述的“中国近代”，即为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19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破界”的中国近代通史性著作。1999年，张海鹏主编的以1840—1949年为时限的《中国近代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近代部分即为1840—1949年的历史。
2001年，教育部颁布新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4]。2007年和2012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和《中国近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相继出版，这两部高校教材都明确把近代史学科研究时限定为1840—1949年。应该说，这是官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时限作出的一种制度性确认。
迄今，虽有个别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时限仍有一些异见，但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知。
2．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确立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的认知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
早在1949年之前，学人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就表达了不同的认识。其中，代表性认识有两种：
一种是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认知。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勾画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即向西方学习[5] （P39—43） 。此后，蒋廷黻在梁启超“西化论”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近代化”线索。他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即中国能否近代化[6] （P3） ？走向近代化，是贯穿蒋氏著作的主线，也是其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标准。
另一种则是反抗外来列强侵略的“革命史”认知。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了著名的“两过程”说，他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 （P632） 。与此同时，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论述中国近代史时大体都持此认识。例如，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明确声明，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吮吸膏血来膨胀他们自身，怎样驱使他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狡诈”[8] （P5） 。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就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范文澜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时基本上也是按“革命史”视角来论述的。只要翻阅该书目录，即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加之冷战格局的国际形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认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革命史”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过程，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知或唯一视角。在这方面，胡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中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强调，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就是要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主线，就是在近代中国几乎无处不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引发革命，由革命推动历史进步，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10]。据此，胡绳把中国近代史主线勾画为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涨”的过程 （即“三次革命高潮说”） 。胡文发表之后，立即在近代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展开了一场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和具体分期的讨论。从参与讨论的论文内容和观点来看，基本上是重复和完善胡绳的观点。所以，这场讨论实际上进一步强化和传播了胡绳的观点。此后，直至1980年代，胡绳阐发的“阶级斗争→反帝、反封建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史”观点，成为近代史学界公认的权威观点，所揭示的“三大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叙事体系也被普遍采用。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在政治上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新思考。1980年，李时岳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与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不同的看法，主张把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看作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11]。李时岳的文章反映了学术界对以往把中国近代史简化成“三次革命高潮”认知的反思。此文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促发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进一步思考。
从198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讨论，即中国近代史究竟是一个主题 （反帝、反封建革命） ，还是两个主题 （反帝、反封建革命和争取近代化） ？而到了1990年代，又开始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说到底，这都是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的重新思考。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有两大主题：一是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争取社会近代化 （现代化） ，争取国家富强、民生幸福。中国近代史的“民族民主革命”和“近代化”这两大主题，密切关联，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要线索。
胡绳晚年在谈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时曾明确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2]。
应该说，中国近代史发展两大主题的揭示，并非是要简单地否定以往的“革命史”认知，而是力求更全面、客观、辨证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线索。张海鹏在撰文分析“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时指出，“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很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13] （P50） 。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新认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渐趋成熟。
二、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内容的丰富
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还体现在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很快就建设起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研究近代史的机构，综合性的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或现代史教研室。但综观1978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无须讳言，仍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一是学科研究领域狭窄。其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政治史研究，所涉及的经济史研究也只是部门经济状况的研究，所涉及的人物也仅仅限于孙中山、毛泽东等。其他有关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民国史等领域几乎无人涉足。二是研究内容单调、简单。其时的政治史虽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体内容，但被简化成中国革命史，其内容主要是“三次高潮”“八大事件”。1919—1949年的历史也被简化成中共党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史更被机械地理解为路线斗争史。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上述状况很快得以扭转。1981年2月，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提出了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角度寻找突破口[14]。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界 （其时限为1840—1919年） 和中国现代史学界 （其时限为1919—1949年） 相继开展了建立学科体系的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与内容。随后，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牵头下，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题，发起了关于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倡议。由此开始，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突破口，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革命史框架，延伸到近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等各个领域，并向纵深发展。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85年后，随着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940—1894） 》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以及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等著作的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已呈现了精、深、细趋势。其研究对象涉及近代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金融史、交通史、区域经济史等各个方面；其分析框架涉及经济方针政策、企业制度、产业结构、价格结构、投资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等经济要素。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1980年代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讨论，由此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至1990年代，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龚书铎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八卷本，其中包括史革新主编的《晚清卷》和朱汉国主编的《民国卷》） 相继出版，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的开拓与成果。进入21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深入至近代社会构成各要素及近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对近代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政区社区、阶级阶层、社团群体以及日常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习俗等都有相应成果问世。亦有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分支领域如近代交通社会史、医疗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等，作了更精细的研究。
即使是以往作为主干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也突破了传统的“革命史”框架，对一些曾被视为“禁区”的领域或历史人物，作了开拓性研究。
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期间，由于“革命史”研究框架的限制，加之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民国史上的诸多事件和人物被屏蔽在中国近代史叙事之外。即使有一些关于民国史的研究，也只是局限于揭露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1978年后，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界不再视中华民国史研究为禁区，而是越来越予以重视。1981年，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奠定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科基础。此后，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迄今，通史性的中华民国史著作有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 （四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朱汉国等主编《中华民国史》 （10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1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等。此外，有关中华民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如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彭明《五四运动史》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黄修荣《国民革命史》 （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等。有关民国人物的研究，近年来更是成为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热点。200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全书10册中有4册人物传，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数百人。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 （八卷） 收录民国人物近千人。以往在革命史叙事中，作为革命对象的一些民国人物，如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现在都有相关传记出版。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对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突破与拓展。
中国近代史各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深化，极大地丰富了学科建设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更为充实、丰富和生动起来。在此不妨举两本书为例，试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之变迁。
一本是胡绳写于19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全书五章，约4万字：第一章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1840—1864） ”；第二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1864—1895） ”；第三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失败了的农民反侵略斗争 （1895—1901） ”；第四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失败 （1901—1912） ”；第五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幻灭、帝国主义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中国、五四运动 （1912—1919） ”[15]。这份提纲反映了胡氏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必须承认，这份提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内容基本上属于革命史的范畴。
另一本书是张海鹏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通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该书写于21世纪，距胡绳写作《中国近代史提纲》的时间，达50余年。全书共10卷，500余万字，以“通史”为视角，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对1840—1949年间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等作了近乎全方位的论述。
在此将两书作比较，并不是将两书对立，也不是比较二者容量的大小或时限之长短，而是力求说明历经数十年学科建设，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内容结构上的变迁。说到底，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通史的一段，其内容绝不应仅仅局限于革命史范畴，而应全面、客观反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互动及变迁的过程。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在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学科内容体系上体现了由传统革命史内容向通史内容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书体现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研究领域和内容拓展上的成就。
三、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地位。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均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也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这两部著作虽成书于1949年前，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和方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4年，由胡绳发起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胡绳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得到了近代史学界的普遍认同。通过这场讨论，中国近代史学者大致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复杂、阶级变动频繁的阶级社会，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抓住近代中国的特点，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揭示历史真相。可以说，通过这场持续三年的讨论，近代史学界基本接受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在全党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开始反思近代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对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逐渐加深了解，也引发了学人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的热情。在此背景下，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几次围绕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1．关于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讨论
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反思历史的思潮。在反思中，一些人开始质疑阶级斗争理论，也有一些人以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讨论为由，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有的质疑，都指向如何认识唯物史观问题。
面对质疑，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讨论。金冲及、胡绳等纷纷撰文，畅谈自己对唯物史观的认识。金冲及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随着时代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决不能抛弃。我们必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历史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我们可以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正确的方法和成果[16]。胡绳针对有人主张从现代化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的尝试，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解释和解决的[17]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张海鹏指出，我们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18]。针对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王伟光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科学性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未因时代变迁而丧失其理论光彩[19]。瞿林东则撰文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具体举措[20]。
经过讨论，人们在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还应注意吸收其他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2．围绕“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讨论
改革开放后，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在交流中，国外一些新理论、新方法被相继引入国内。所谓的“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一经传入中国之后，就引起中国学术界的热议，促发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的进一步思考。
“冲击—回应”论，系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著作《中国与美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所揭示的。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凝滞不前，缺乏内部动力所带来的改变和突破。自经历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诸国一次次入侵后，古老的中国才开始缓步向近代社会演进。因而，发生于中国近代的诸多事件均可套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公式加以解释。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回应冲击的历史。“冲击—回应”论作为费正清哈佛学派学术研究的主要理论，长期占据着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
“中国中心”论，系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提出的。他在书中批判了“冲击—回应”论所张扬的“西方中心”色彩，就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柯文希望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上摆脱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来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历史进程。
“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与以往中国学者书写的以革命史为中心的近代史不同，都是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二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这两种理论模式传入中国后，很快得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热议。有认同者，也有批评者。对于“冲击—回应”论，由于宣扬的是西方中心观，学人对此是批判多于认同。对于“中国中心”论，则是有认同，也有批评。
刘大年曾对“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有过精辟的评说：“‘冲击—回应’公式决不是一个接近于反映历史真相的公式。”“它完全不能说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完全没有能够估计到中国人民的力量”。对于“中国中心”论，刘大年肯定了其对西方中心观的批驳，以及在“极力寻找中国内部情节”的努力，但又批评其“显得过于看轻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对于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21]。李伯重从世界工业化的角度批判了“冲击—回应”论，他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其内因而非外因”[22] （P2） 。
罗志田、李学智、熊月之、夏明方等则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展开批评，并剖析了柯文在方法和逻辑上的内在矛盾，以及理论上存在的缺陷 （1） 。吴怀祺、耿云志则结合柯文的“中国中心”论，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因与外因关系问题。吴怀祺指出，柯文的理论牵涉到内因与外因的问题，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变化的认识，但却未能对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作深入的探讨[23]。耿云志认为，柯文的理论过分高估了传统文化内部某些变动的程度，“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绝不是某一个总是主要的，另一个总是次要的。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完全要看具体情况”[24] （P6） 。
总之，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冲击—回应”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讨论，深化了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发展取向的认识。
3．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讨论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概念，源于法国学者佛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 （2） 。他在书中尖锐地批评年鉴学派背弃了前辈学者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致使历史研究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受多斯观点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对近代史研究选题日趋细碎的现象表示了担忧，从而引发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讨论。2012年，《近代史研究》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是否存在着如多斯所批判的“碎片化”问题，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李长莉认为，目前中国史学出现“碎片化”趋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在近年来兴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碎片化”的具体表现是，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大问题；论题细而散，缺乏大联系、大序列；论题小而平，缺乏大理论、大阐释。并提出了矫正“碎片化”的具体方法，即要在具体实证的基础上加以描述和展现具体史事表象后的抽象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25]。
王笛则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史学界，“碎片化”未必是一个我们值得担忧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热衷于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简化成若干重大课题。以致对历史的“整体”表象了解多，而对一些历史的细节却缺乏必要的了解。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不足来看，应容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研究“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26]。
还有一些学者则是从方法论上辩证地论述了史学的“碎片化”问题。郑师渠指出，“碎片化”的语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将物体打破，使之成为碎片；二是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后者的目的则在于追求新的综合化。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对一些微观问题的研究，是新旧思潮更替在特定阶段上的应有之义，因而并“不存在多斯所批评的现象”[27]。
关于“碎片化”问题的讨论，其实质是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是史学的整体史与个体史的关系问题。学人对“碎片化”问题的认识，至今虽见仁见智，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探索近代史研究方法还是赋予了深意。
此外，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还就“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后现代思潮与近代史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史学走向等问题进行过论争或讨论。这些都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史学认识，也丰富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综观70年中国近代史学科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在以下几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认识上，已改变一度出现过的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简化成阶级观点或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要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把唯物史观正确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中。
第二，在观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已改变一度流行的把中国近代史简化成革命斗争史的认知，认识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并不是单线形的发展，而是在政治史、革命史主导下，呈现了多线形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过程。
第三，中国近代史研究，已从相对封闭的中国史研究形态，走向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因此，必须把中国近代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去研究，加强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才能更加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动和走向。
第四，中国近代史研究，已从单一的文献史研究，扩大到文献史、口述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如在中国近代社会史、抗日战争史等研究方面，已出版了一批口述史研究成果。
第五，以开放的姿态，加强了与海外学者的合作研究。在这方面，已有较好的尝试，并推出了研究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与台湾学者黄克武合作主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该书邀请了50余位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联合编写，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再如，南京大学张宪文和中国台湾学者张玉法共同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共18卷，邀请了70余位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学者联袂编写。
综观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研究理论、方法上的突破，可以用“一元多维”来概括学人的共识：其“一元”，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其“多维”，就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可以是多维度的、多样化的。
四、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回顾70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历程，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虽已确立，但总体水平、学术原创力均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如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仍面临新的挑战和新使命。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我们必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8]。
2019年，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要求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29]。
如何解决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不太相称的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如何创造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新时代的新挑战、新使命。
为此，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1．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新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如何全面认识及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和观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创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
2．进一步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需要向国际化发展。新中国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对外交流，与其他学科一样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前30年，基本上是闭门建设。改革开放后，对外学术交流逐渐增多，海外的一些研究理论和方法相继被传入国内。对外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但综观对外学术交流的场景，在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基本上是“海外声音”。因此，新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必须通力改变这种状况，继续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并在交流中发出“中国声音”，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3．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打造精品力作，提高学术影响力。
新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国际上有影响的一流学科。这绝非一句口号，必须合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史学力作。
4．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新的专门人才源源不断。迄今，中国近代史学科专门研究人员数十倍于改革开放之前，其素质也极大优化。但从总体上看，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大师，凤毛麟角。所以，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中国近代史学术大家，是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们期待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新时代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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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J]．近代史研究，2012 （4） ．
[2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8．
[29]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9-01-04.
注释
1 参见李鼎声《中国近代史》 （光明书局1933年版）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艺文研究会1938年版）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 。
2 参见林增平《中国近代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1977年版） 。
3 参见魏宏运《中国现代史稿》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
4 参见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 （《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 （《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熊月之《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 （《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等。
5 该书中文译本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原刊：《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