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新时代史学呼唤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通过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将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关键词】史学史的反思；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中西比较；史学评论
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相对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思，史学史的反思更为深层。白寿彝指出，从学科结构上讲，史学史是较高层次的史学工作。他说：“史学只是研究历史，史学史要研究人们如何研究历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它是总结一般史学工作而产生的。”杨翼骧对史学史“反思之反思”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重要性阐述说：“如果说历史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系统反思，那么史学史就是对历代史学遗产与史学活动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而史学活动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则史学史研究即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这一点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史学史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提出，已近百年。历经三、四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史学史研究摆脱了“旧的史学史工作的躯壳”，迎来了21世纪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融会贯通的新局面。在一段时期内，当中国史学研究因“碎片化”倾向受到诟病的时候，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碎片化却并不明显，相反，以宏观的视野、多样的视角、丰硕的成果，稳固、提升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学史研究具有反思的特性。
一个学科地位的取得，取决于它的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广度在同一领域学科发展的潜力和话语权，在这一基点上，中国史学史学科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这个挑战来自20世纪以来新知识的产生、新理念的引入，社会发展引发的新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挑战。胡逢祥指出：“与人文学科专史化比较起来，不能不承认，史学史研究的战场依然不够开阔，需要做进一步的拓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史学史学科向着繁荣继续前进，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以下五个方面或是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方向。
在检讨与自省中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探索，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类论文和专著难以尽举，仅史学史通史类著作就有二三十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史论著出版与编撰连续不断背景下建设新的史学史学科的实践。1999年，瞿林东出版20世纪最后一部史学史著作《中国史学史纲》，体现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新进展。新世纪之初，两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史》三卷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六卷本的出版，代表着21世纪之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详实与精进。此后，谢贵安《中国史学史》、瞿林东《中国史学史教本》、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的出版，则代表着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对中国史学史的纵深探索。从这些中国史学史通史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史学科内涵的演变。以什么样的内容和框架形成中国史学史的知识体系、支撑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完善史学史学科体系探索的首要问题。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践中，设计史学史学科的内容和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
一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史学史的作法》一节主张的，把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以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项基本内容对史学进行专门研究。王玉璋、金毓黼等人依此进行撰著，以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为代表，形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特色：“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记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在新世纪，继承这一体系脉络的史学史通史著作，是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三卷本与他撰著的《增订中国史学史》四卷本。2016年出版的《增订中国史学史》一书，继续注重史学分支发展、各成系列的特点，采取按时间跨度和史书系列相结合的框架，“以史家为主体、史书为主干，详开创、重划时代者”，将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内容划分为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和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对史家、史书的认识较之前注目于人物、典籍的认识走向深化。
另一路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基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史学史大讨论形成的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以朝代为线索，探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路径。张越称之为“史学—社会—时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这一路径体现在白寿彝、杨翼骧、瞿林东、乔治忠等学者的史学史著作中。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指出，史学史的范围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90年代初，白先生提出：“史学史是一门在建设中的学科，从近年发展的形势来看，这门学科还需要历史文献学史、历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历史文学史、史学比较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建设。”90年代末，瞿林东从理论上着眼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实际上也是论述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包括“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新世纪，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拓展为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八个方面。
第一种路径沿梁启超的思路而进，在新世纪认识更加深化。其特点是注重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注重史学分支发展和史书系列的形成演变。认为史学史应以史部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探讨史学思想，也应主要考察史部书中的史学思想。第二种路径则将探讨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作为重要任务。如白寿彝所言，中国史学史是“以中国史学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这一路径将历史理论（历史观）、史学理论作为史学史框架的重要内容，强调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及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由此不断拓展史学史的内容。分析这两种路径，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学科史角度的学科边界问题。梁启超在谈及学科进化分化的原则时指出，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科学以前，范围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最后分野越分越细，缩小领土，“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以求研究深透。新世纪，两种路径中最值得商榷的问题，恐怕是“历史理论”是否要纳入研究范围。谢保成从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这一思路出发，认为历史理论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高度重视，但是历史理论属于哲学、史学两大学科研究的范围，作为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中国史学史不应把历史理论当作研究对象，以免混淆与哲学、史学两大学科的界限，但是可以关注每个时代的主流意识、非主流意识如何影响和干预当时的史学。乔治忠对史学史中的历史观研究也做出界定，他指出：“严格地说，历史观在整体上不属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所以要研究对史学造成影响的历史观。谢保成还提出了史学史研究仅有思辨而无史实、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相混淆等不足或误解。这些不足多是对学科边界认识不清造成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已趋成熟，明确学科边界，是深化研究的重要一步。
第二，如何拓展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问题。连续不断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编撰与出版是建设新的史学史学科的实践，但由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史学史研究路径已经成为较为稳固的思维框架，几乎很难有继续开拓的学术空间，本世纪的史学史著作基本上是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何在学科反思中更新知识体系，是21世纪史学史学术地位的提升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探讨“最近史学的趋势”下形成当代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学科的总结与反思特色，从史学史学科创立之初就已显现。梁启超提出的史学史框架中，第四部分是“最近史学的趋势”，他说：“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因为将史学史研究倾向于“史部要籍解题”而受到批评，但其最后“最近史学的趋势”一章综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却抓出了其所处时代史学的特点，实现了当时史学的总结和反思。而这一史学史研究的传统，在史学史学科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史学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持续前进，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学之史”也随之延续，随着史学内容的拓展，时间的更替，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是动态前进的。史学史作为一种“高一层次”的史学工作，它对现实史学应当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如此来认识“最近史学的趋势”，这一趋势无疑既包括对以往史学发展的总结，也包含对当代史学的关注，还包含着对未来史学发展方向的预测。21世纪史学史反思的实现，在于研究当代史学。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史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研究受到重视，由此带来近代史学史研究兴起。1989－1999年十年间，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其泰著《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蒋俊著《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都是关于近代史学和20世纪史学的著作。
今天，新中国走过了70年的发展道路，给学术发展带来春天的改革开放也过去了40年，在新中国的史学曲折发展前进的道路中，历史研究的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求真与致用、史学与政治、封建问题，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等问题，不断被史学界提出进行讨论。此外，世纪更替带来了20世纪学术总结，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自90年代中期逐渐引起普遍重视。这类著作，以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为重要代表。世纪之交，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形成了世纪史学反思与新世纪史学展望，为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建设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重要学术意义，便是为建立和丰富史学理论提供必要条件。而建设和进一步丰富史学理论，必须对历史学的现状进行总结和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在写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就将史学与时代和社会关系的命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中可以听到时代对史学的热切呼唤，这也要求在史学史研究中注入对当代史学的关切。白寿彝总结说：“在中国历史遇到一个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而这些著作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它们能够在历史剧变中把握住时代脉搏并为后来者指引前进的方向和轨辙，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正是把握住了时代史学脉搏的研究方向。
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通过对“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局限的反思，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越来越突破中国囿限，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评估整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影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注重中外史学的比较和互相交流，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将中国史学纳入世界史学发展之林进行中外比较，探讨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论题。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史学和以古希腊罗马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史学是世界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两大历史学发展体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注重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对外影响。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源流不同，发展异途，探讨二者的关系，侧重的是比较研究。
尽管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不断涌现，但开展中西史学比较的难度仍然很大。一方面是由不同历史文化的差异、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中西方比较标准的差异等等造成的可比性问题；另一方面是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尚未完善。20世纪末以来，中西史学比较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是不再局限于对中西史学间过分具体的两相对比和具体细节的微观对比，尤其是单个的史家、史书的对比。未来中西史学比较的方向和难点是寻找“可比性”，在宏观的层面中探寻中西史学在同一时代或同一发展阶段的一些共同之处或发展规律。杜维运认为，比较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各国史学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异同，比较各国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各国史学的术语、各国史学对社会与人群所发生的影响。这仍然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瞿林东在新世纪之初即指出，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启示未来，要探讨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在这条追求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史学史研究至少应作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拓展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朱政惠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作为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世界史学前行的版图上，一直是活跃的、变动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呈现频繁交流与互动的状态。”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领域。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对外影响的探讨还不够，中国史学的对外交流，可以从日、韩拓展至西方，西方学者也指出，中国史学“千年传统的丰富性”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是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切与真实脉动，向外传播中国史学。
二是关注西方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历史学学科的建立是近代引入西方学术体系的结果，这使得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深受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20世纪初以来，这种影响已经广泛涉及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存在一定的差异，运用西方的某种历史观或历史学理论考察中国历史时，应当进行重新思考和检验，或汲取合理因素而去其糟粕，或补充新的理念而使之更加科学。
不只中国史学要吸收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精华，中国史学的精萃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有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下，进行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关照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是在汲取世界优秀理论遗产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史学观念；一是立足于世界史学的发展，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思想。
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
历史学必须要重视自身的学术发展史，否则“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这是它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我们却发现，尽管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也成为与断代史、专门史并列的二级学科，但在历史学分支学科中，其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与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似乎不太相称，“即使是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也还未能把史学史在历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置于应有的地位看待”。它在人文学科乃至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尽人意，史学史学科的边缘化也是当前各类史学史会议中大家都会提到的问题。其间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不够。这一方面是机制上的，比如史学史的学术会议，参与者一般都属于专业史学史的学术圈；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更新不够，在知识不断更新的今天，其学术创新滞后于学科发展。
作为一个学科，中国史学史也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同时，因为它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相近，认识特点相同，“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也被纳入史学史的研究体系，史学史需要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系统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史学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纵深和优秀成果的涌现，不仅推动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新理论和方法的广泛的运用，历史学日益成为多学科参与的交叉学科。仅就中国古代史而言，中国史学史要与断代史、专史学科进行对话和交流，在研究中至少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史领域传统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突破。这包括在早期国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诸子、秦汉宗教与思想、魏晋国家体制、唐宋社会变革、明清中西交流、科举制度、内阁制度等方面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的深化。一是研究资料、内容、方法和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近年来，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资料大量涌现，以新资料发现和研究为基础，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和拓展，如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人口史、社会保障史、水利史、出版史、家族史、家谱史等，为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这些对史学史研究者的素养和知识体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史学史研究的反思特质，意味着它将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借鉴历史记忆中的经验教训，在整体上推进史学研究。而这种推进应当与其他史学学科一起来完成。
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评
如前所言，从史学史学科性质来说，史学史所做的工作是较高层次的，具有总结、批评与反思的特质。白寿彝指出：“所谓史学工作是自觉的活动，就是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批判、总结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就。”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早期，史学评论、史学批评已被引入史学史研究，杨翼骧先生将史学批评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指出：“史学批评是指对于史学领域的各种工作的批评，如对于史料的选择与组织，史书编纂的体例与内容，记载的是否真实，历史观点是否正确，史学思想是否正确，史学发展的趋势如何，等等。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批评，就不易有很快的进步，所以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20世纪60年代史家的学术眼光。80年代，他将“史学批评”扩展为“史学评论”，还对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作了区分：“史学评论是指对史学本身主要是历史著作的评论而不是历史评论，即不是评论历史事件的史论，裴松之、刘知几、章学诚等都是著名的史学评论家。”新世纪，乔治忠对作为史学史内容的史学评论和功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析。他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的工作；相对于一般专业的史学评论，史学史角度的史学评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等到矛盾现象充分展开，背景原因更多显现，因而能够观察得更加全面，对于历史学较大问题应当并且可以追求最终的裁决水平。史学史研究做出的史学评论，需要在更宽广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
新世纪开展史学评论的实践聚焦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国内第一本历史研究学术评论杂志《历史学评论》，其间，力倡在认真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思考史学发展的大势，探讨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分析各种学术问题出现和研究的态势，以及学术现象变化的趋向。其中，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通过对历史学自身思想状况进行深入解剖，梳理了六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堪称史学评论的典范之作。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学评论》止步于第一卷，但它在历史学界激动的潮流却经久不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增的一本刊物就是《历史评论》，它的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里谈的虽然是刊物建设，但史学评论也将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成熟学科，它对史学活动审视的时段将接近当下，当代史学评论不但会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史学史研究也需要对其提供理论阐发和支撑。随着当代史学史研究成为趋势，当代史学评论将在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中成为历史学前行的动力。
时代变革和中国人民伟大历史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史学观念的创新、价值理念的创造和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基本的路径和方向，那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新的世纪，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是中国当代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将参与其中。“史学史的研究结果，可以上升为史学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便如是说。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反思学科，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在新时代将更加彰显。
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