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其中，横跨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外交史、科技史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的博览会史研究，正是这一时期史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历史学发展多领域交叉、多学科渗透、多方法并用的鲜明时代特征。
博览会史研究兴起
在国际学术界，海外学者对博览会尤其世博会历史的研究一直相当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中国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起步甚晚，大体上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80年代初，随着天津商会档案和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整理、出版，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以及中国与近代国际博览会（包括世博会）的历史联系。马敏于1985年发表《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一文，随后又于1988年发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一文，这两篇文章引起学界注意。继之而起的研究文章，先后有朱英的《端方与南洋劝业会》、汪岳波的《晚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述略》、王翔的《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等。
上述研究仅仅是个开头，到1999年云南昆明成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博览会及其历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相继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梁碧莹《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产业政策》、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等40余篇；出版相关书籍有郭方明主编《走进世博会》（1998），赵福莲《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2000），赵大川编《图说首届西湖博览会》（2003），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2007），乔兆红《“一切始于世博会”：博览效应与社会发展》（2008）、《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2009），马敏主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2010）等十余部。与此同时，一批反映近代中国参与博览会进程的系统资料相继编辑出版，包括《解放区展览会资料》（1988）、《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2002）、《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共7册，2003）、《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2007）、《民国展览史料汇编》（2014）等。
此外，还有一批以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也值得重视。
以上研究成果，标志着在学术探索与现实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博览会史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的学术分支。
博览会史研究内容多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览会史研究依据发掘的大量历史资料，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或加深了对原有问题的认知。
（一）中国近代博览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学者们认为，近代博览会在发展时段上，大致划分为晚清时期（19世纪60年代—1911）和民国时期（1912—1949）两个大的阶段。从形式和内容上可区分为走向世界参加各类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博览会两个方面。其结构性特点大体归纳为“三多三少”：形制规模上，小型的多，大型的少；地区分布上，沿海地区多，西北内陆少；展品结构上，消费品多，重工业产品少。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二）博览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者多数认为博览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兴起的商品赛会活动标志着中国经济被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各类赛会既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明的水准，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和不足。通过赛会形式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有着弥足珍贵的影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
（三）博览会对近代科技、文化传播的推动。学者们认为随着近代中国人对博览会的认识从最初的以政治、外交为主导，逐渐过渡到以商业竞争和文明的进化为主导，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逐步凸显为时人关心的主题，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国参与国际性博览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过程。
（四）博览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近代博览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近代民族主义不断演化的历程。晚清社会对博览会认知的背后，已有一种模糊的“民族”观念，到民国初年，已演变成为一种以“展览”为载体、以“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进入民国后，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又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各式国货展览会之中。
研究者们还对参与创办博览会的关键人物、博览会与晚清政府、博览会与海关、博览会与商会、博览会与商战、博览会与城市发展、博览会与大众娱乐及消费、博览会与女性、博览会与艺术、博览会与外交等涉及博览会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进一步推动博览会史研究
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尽管取得初步成绩，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国刚刚兴起，可以说任重道远、方兴未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切实努力。
一是进一步发掘史料，为深化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关近代博览会的史料，包括大量中外文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游记、日记、回忆录等，目前已编辑出版的各种资料只能说是冰山一角。仅以报刊史料而言，据笔者检索近代期刊目录，至少有100多种近代报刊报道了博览会，至于《申报》《时报》《大公报》《外交报》《东方杂志》等，更是连篇累牍加以报道和评论。这些资料都亟待进行系统的整理。
二是拓宽研究视野，对之展开全方位、全景式的研究。博览会史所具有的跨文化、跨国度的特殊广博性与丰富性，更需要我们不断拓宽研究视野，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式的观察。在全球化史观下，博览会史研究的视角还可进一步扩展，包括文明史视角、科技史视角、政治与外交史视角、观念史视角、城市史视角、经济与社会史视角、艺术史视角，等等。只有从多视角展开研究，我们才能获致一幅全景式的博览会史的立体画卷。
三是强化问题意识，突出中心线索，进行深度发掘。博览会史牵涉的面十分宽广，若要对之进行深度发掘，读出表象背后的意蕴，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在对问题的求解中深化我们对博览会史的认识。包括全球化、民族主义、大众文化、人类共识、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等。
无论是视角拓展，还是问题意识与中心线索，涉及的都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的取径与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透视法”，即在博览会史研究中要注意“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以点带面”，不仅要深入研究相关博览会的组织、展览、营运、颁奖、观众、理念、影响等内部结构与因素，而且要跳出博览会，观察、分析影响博览会的若干外部因素和条件，以及蕴含其间的社会力量、社会潮流及社会思想。一句话，即透过博览会看社会，将对博览会的单纯研究上升为博览会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