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政治分歧引发了学术论战，学术论战蕴含着政治诉求
中国社会史论战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学术论争，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1927年国民大革命运动失败，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探明中国的出路问题，必须首先认清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共六大认定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双重性质，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样的论断，却引起中共党内托派的异议，也引起了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批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影响着中国革命对象、步骤与方法等重大政治问题，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
现实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而延伸到历史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现实政治问题遂转化为学术理论问题。正如何干之所言：“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4页）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中国现实社会性质。这样，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逻辑延伸，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问题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论战各方由现实的中国回溯至历史的中国，从讨论目前的中国社会性质开始，论及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社会，再追溯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又由封建制度论及殷周奴隶制度，再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这样，由“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便合乎逻辑地扩展为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三是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其他类型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术领域与政治领域是重合的，无论参加这场论战者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都运用唯物史观的概念、命题、理论和方法展开讨论。因此，这些问题及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话语体系，大致属于唯物史观的范围之内。参加论战的人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本身，既是要直接解决学术问题，同时也是间接地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本质，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历史，回答“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根本问题。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学术探讨，决定着他们不同的现实政治态度和政治抉择。尽管这场论战是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展开的，但因学术讨论的结论直接影响着现实政治的选择，故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政治诉求，学术讨论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审视，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多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确实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以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属于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陶希圣、梅思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属于国民党改组派；李季、严灵峰、任署等则被视为“托派”；那些自称不属任何派别的论战者实际上多有党派属性。他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以历史研究为手段，通过学术讨论阐发其政治主张。正因参加论战者具有相应的党派立场，故他们往往以既有的政治见解对待论战中的学术问题，政治立场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学术观点的分歧。对此，吕振羽明确指出：“对中国社会史意见之不一致，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的政治成见在横梗着。所以在政治见解相同的人们间，在一个共同的倾向上，自然能由相互的辩论而达到共同的见解；然而在政治见解各异的人们间，无论在形式上有何种的共同点，本质上是难能获得共同的结论的。”（吕振羽：《是活的历史还是死的公式》，《文化动向》第1卷第3期）
以郭沫若、王学文、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社会史论战，旨在以学术的方式回应现实政治提出的重大问题，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提供学理依据。他们采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史问题，论证了中共六大确认的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观点的正确性，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和秦以后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的客观性，为中共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历史根据。他们还论证了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说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家参加这场学术论战，并不完全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主要是从历史研究中寻找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直接起因，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对中国历史上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的判定，目的是为了探明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而弄清楚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则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中国社会史论战，旨在为中国革命提供学理上的支持，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而作为中国托派代表的任曙、严灵峰和李季，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梅思平，及胡秋原、王礼锡、王宜昌等人，又何尝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陶希圣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否认封建社会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就否认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因而也“取消”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同时，陶希圣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史发现，士大夫阶层具有游惰性、倚存性、争讼性，成为中国历史的治乱之原。正是鉴于历史上士大夫阶层所产生的弊害，他建议国民党应着力肃清士大夫势力，预防出现官僚化弊端。故陶希圣的政治观点同样立基于其对中国社会的剖析。
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不同政治立场决定了其学术观点的分歧，而学术观点的分歧同样也坚定了其政治立场，影响了其政治抉择的不同。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见解决定着人们的政治立场，甚至导致了政治派别的分化。中共内部所谓“干部派”与托派的对峙，就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根本不同所致。
社会史论战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形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
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同而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之后，政治辩论遂转变为学术论战而以学术的方式展开。既然是学术论战，就要围绕相应的学术问题并按照相应的学术规范进行学理性讨论，就要使用相应的学术语言和学术逻辑，采取说理的讨论方式推进。历史研究有自身的学术规范，要求研究者必须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理论假说必须得到史料证明，学术观点必须有学术根据。这样，因政治需求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必然要以相应的学术问题为中心而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展开。
中国社会史论战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问题，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开端及其特征问题，抑或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才能予以回答的。这种特性，便决定了这场论战必然包含相当丰富的学术内容。从严格的学术视角看，这场学术论战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非学术化的偏向，存在着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当成现成的历史公式和历史图式，并用这种历史公式机械地“套用”“裁定”和“解释”中国历史的偏向。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尽管出现了空疏、肤浅与机械性的偏向，但决不能由此漠视或否定这场论战所具有的学术性内涵，正是由于这场论战，才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
从学术脉络来看，中国社会史论战确实是唯物史观传播的必然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内进行的，而论战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根据当时掌握的文献资料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这样便扩大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从历史研究的旨趣层面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体现了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转向，即从注重史实考证转向注重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规则，注重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求真转向求解，从考史转向释史，从史证转向史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学研究旨趣和目的之根本转变。这种历史研究旨趣的转变，肇始于中国社会史论战。这种转变后的新趋向，成为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从历史研究的范围及视角转换层面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范围得到拓展，内容得到深化。人们开始注意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经济原因，即探讨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历史研究的重点相应地转向并集中于社会经济史领域，侧重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尽管研究中有经济决定论的偏向，但历史研究关注社会经济史领域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历史研究开始出现了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关注社会变化的物质基础、风俗礼仪，等等，成为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同样肇始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后必然出现的趋向。
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史家除了仍然采用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欧美所谓“新史学”方法之外，更加注重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具体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趋向。社会科学诸门类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继被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并为越来越多的史家所掌握并加以尝试，历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科学化”趋向，催生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范式。
从历史研究的功能层面看，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的历史研究更加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历史研究除了远离现实社会生活（现实政治）的纯粹学术研究，还有着更务实的现实指向，即为社会现实需求和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趋向，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传统，另一方面则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致用”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有效工具，而且是改造现实世界的科学理论，故历史研究具有双重功能：求真与致用。历史研究的功能不仅仅是探寻和发现真理，而且强调利用经过研究所发现的真理来改造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仅是还原和揭示历史真相，更着重于解释历史现象，发掘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总结和发现社会发展的历史法则，并遵循客观历史规律来改造现实社会，创造光明的未来理想社会。这种致用功能，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得到集中体现，并形塑了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
总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适应现实政治需求而引发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论战，这场学术论战尽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但同时也是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尝试。正是在这种学术尝试中，中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等。这些均构成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遗产。这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形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质，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