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復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齊契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從莫斯科寄來的信。這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到達的。我之所以遲遲未作復，是因為想見見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來應當是將信從哈爾濱寄給我的。因為他至今還未能來廣州看我，我就決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禮和關於恢復中俄商業關係的建議。
首先，我應當告訴您：這是我從您或蘇俄某一位那裡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兩年來，在資本主義的報紙上曾經有幾次報道，斷言好像莫斯科向我作過一些正式的建議。其實任何這樣的建議都沒有用信件或其它方式通知過我。萬一從您的同僚中有誰已往曾寄信給我或現在正寄信給我，那末讓我告訴您，我還沒有收到過一封信。
我應當簡要地向您說明中國是怎樣一個情況。且回溯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當時我的政治事業，在一九一一年十月開始並迅速普及全國的革命中獲得了自己決定性的表現。革命底結果，是推翻了滿清並建立了中華民國。我當時被選為總統。在我就職後不久，我便辭職讓位於袁世凱，因為我所完全信賴的一些朋友們，在當時比我對中國內部關係有更確切的知識，他們以袁世凱得外國列強信任、能統一全國和確保民國底鞏固來說服我。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袁世凱很快就開始了恢復帝制的勾當。如您所知，我們已經將他擊敗了。
他死了以後，列強仍然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軍閥。其中有一個是過去的胡匪頭子，叫作張作霖。他名義上是滿洲軍隊的統帥和督軍，但實際上是北京「政府」所聽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卻又在一切重大的、與日本有關的事情上聽命於東京。因此，可以正確地斷言：在與日本切身利益有關的一切重大政策問題上，北京實際上是東京底工具。莫斯科在自己與北京的一切正式關係上應當好好地估計到這個情況。只有在首都實行徹底清洗之後–當我到那裡時，這種清洗將會發生–，蘇俄才可以期望與中國恢復友好的關係。
在您寫信給我以後，我當選為廣州國民政府底總統。這個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為（一）它本身的權限是根據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開的第一次立憲會議所通過的《臨時約法》和一部唯一的《中華民國組織法》；（二）它的成立是為了執行在法定的中國國會中按照約法所賦予全權的政權機關底決議，現在國會會議正在廣州舉行。我的政府也是實際的政府，它的權限已經為中國西南諸省及其權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認。
現在，因為地理條件，我還不可能和你們發生有效的商業關係。只要看一看中國地圖，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轄下的領土是在揚子江以南，而在這片領土與滿洲和蒙古的「門戶」之間–只有經過這些「門戶」才可能建立商業關係–，有張作霖及其同盟者橫梗著。只要還未建築起包括在我所計劃的中國鐵道系統內的大鐵道幹線，那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過新疆的「門戶」。
當我還沒有肅清那些在首創的革命後第二天便在全國各地出現的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時，莫斯科就應當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來的親身經驗，會使您能夠瞭解我所面臨的是何等艱難的事業。我最近九、十年以來都在從事於這一艱難的事業。如果不發生某種形式下的積極的外國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內完成這一事業。外國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為這涉及到西方列強。它們大概已被北京餵飽了。
在這個期間，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底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底組織。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這些事情方面、特別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訴我的一切。像莫斯科一樣，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勞動者們底頭腦中深深地打下中華民國底基礎。
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寧以及所有為了人類自由事業而有許多成就的友人們致敬。
您的真摯的孫逸仙
又：這封信是經倫敦蘇俄商務代表團轉寄的。如果它能安全無阻地到達您手中，就請通知我，以便我今後能經過同一個中間人與您聯繫。如果從莫斯科來的信將由你們在倫敦的使節轉寄的話，我就這樣地建立聯繫來接收它們。
注釋：
據《新華月報》總第十六期（北京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譯自俄文《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年第十九期《孫中山底一個未公佈過的文件》（Неоnyeликованный докyментСунЯт——сена）
＊徐世昌是當時北洋政府的總統。這份電報是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的同一天拍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