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历史上看，华人与新西兰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和丰富多彩。在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后不久，华人即来到这片土地上生活。陈达枝是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先锋，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西兰华人中最成功的果菜种植园主和商人。他开创的事业，与他个人的商业头脑、经营管理能力有关，也与华人的关系网络、娴熟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新西兰南北岛的快速开发有关。一个具有庞大人口数量的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古国，与一个土地广袤而人口稀少的新兴农业国家相遇，其间发生的技术借鉴、移民往返、贸易开拓，既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共通面相，又因环境与国情的特殊，孕育出新的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新西兰 华人 海上丝绸之路 陈达枝
2017年3月27日，中国与新西兰政府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自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延伸到大洋洲。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何新西兰“敢为西方先”？其中有新西兰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中新两国经济依存度高且优势互补等原因，亦有历史渊源。中国和新西兰虽然距离遥远，但是两国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久远和紧密。华侨华人，则是建立这种联系的纽带和最好的见证者。以往有关新西兰华侨华人的学术研究，在中文世界十分寂寥。[1]许多有意义的历史故事与事件，正待后来者挖掘与探讨。
新西兰被誉为“白云之乡”，于1840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欧洲人开始大批向新西兰移民。[2]华人也紧随其后，到达新西兰。一般认为，新西兰的第一位华人移民是黄鹤廷（Appo Hocton）。1842年10月25日，黄鹤廷随英国船“托马斯·马哈里森”号（Thomas Harrison）自伦敦出发，抵达新西兰尼尔森港（Port Nelson）。[3]从中国出发前往新西兰的华人，则始于1860年代。随着新西兰南岛淘金热的兴起，1871年初，新西兰华人数量迅速攀升至2641人，1881年则达到5004人。[4]他们基本都来自中国的广东省。华人到达新西兰的最初30年，绝大多数人以淘金为生。进入20世纪后，随着金矿资源的枯竭，蔬菜种植业、经营蔬果店和洗衣业成为华人从事的主要职业。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往来之路，也是一条人口流动、文明交流之路。新西兰的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主，是世界上少数以农立国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而华人来到新西兰，将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农业种植技术、经营方法带到这个年轻的国家，在新西兰蔬菜种植业和蔬果经营业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古老的中国与年轻的新西兰，黄种人与白种人，在南半球的这片土地上交汇。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新西兰对黄种人一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歧视，华人在新西兰的生活较为艰辛。但华人以超乎寻常的刻苦耐劳和节俭聪慧，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存、扎根。本文以陈达枝（Chan Dah Chee）为中心[5]，探讨新西兰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崭新命题。
陈达枝（1851—1930年），出生于广东东莞的望牛墩，1867年抵达新西兰。他是淘金热中最早到达新西兰的华人之一，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西兰华人中最成功的蔬菜种植园主和商人。他所开创的事业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中具有的意义，值得书写。
一、江风园：中国农业经营模式移植新西兰
1867年，陈达枝与两个兄弟一起到达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Auckland），当时他年仅16岁。他们本想前往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Dunedin）淘金，但由于晕船不适，当船在奥克兰靠港时，三人决定上岸。安顿下来后，陈达枝在奥克兰的梅凯尼克斯湾（Mechanics Bay）附近以种植蔬菜为生。这对陈达枝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他来自广东农村，有从事农业的经验和体力。蔬菜收获后，他便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生意不错。
1882年8月，陈达枝正式租入7.25英亩（相当于中国的44亩）土地，每年的租金是95英镑（平均每英亩13英镑），租期是21年。[6]一些采访资料表明，当时一英亩土地每年的租金大概是5-10英镑[7]，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离奥克兰市区很近，所以租金较高。这个菜园有一个非常美好动听的名字——江风园（Kong Foong Yuen）。1903年租约到期后，陈达枝又将其展期至1920年。所以，在奥克兰梅凯尼克斯湾的吉林厄姆街（Gillingham Street），陈达枝的菜园经营维持了整整38年。
江风园是陈达枝事业起步的地方。它位于一个小山谷中，土地上覆盖着火山灰，十分肥沃。一条小溪蜿蜒而过，便于灌溉，是理想的蔬菜种植园。陈达枝帮助家乡的华人来到奥克兰，为他们提供工作，安排膳宿。1904年，白人牧师唐愿高（Alexander Don）记录了在江风园工作的8位华人的姓名。[8]当然，园中为陈达枝工作的华人不止这8个人。据记载，华人种植蔬菜，采用精耕细作的方法，大多数菜园面积在半英亩至5英亩之间，半英亩的小型菜园需2-3人照看料理。[9]江风园的面积有7.25英亩，可能需要20人左右料理。
江风园的蔬菜种植方式，与广东农村一致。蔬菜种子来自上一季的收获，经过精挑细选后，放在竹篾编的圆匾中晒干。种子先播撒于一小块土地上，便于菜农悉心照料，控制温度和湿度，提高出苗率。待种子长成幼苗后，被移种到更广阔的土地上，这样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在菜苗成长期间，园丁需要进行除草、灌溉、施肥等工作。灌溉的方式，一般是将一段段竹子（去掉中间的节）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小小的竹渠。肥料主要是马和家禽的粪便。江风园里饲养马匹，用于犁地和运送蔬菜。[10]2006年，江风园地区开展考古活动[11]，挖掘出土了100年前的锄头、杈子等铁质农具，形状品质类似于中国国内的农具。[12]这些说明华人将国内的农作物种植经验、灌溉方式和农业工具移植到了新西兰。
华人菜农较之白人菜农更注重灌溉，因此可以种植更多种类的蔬菜。奥克兰气候温暖，无霜期长，华人辛勤劳作，不同的蔬菜适应不同的季节，一年可以种2-3季。[13]白人菜农往往一年只种植一季蔬菜。江风园里种植的蔬菜，有卷心菜、豌豆、大豆、莴苣、西红柿、南瓜、红薯和土豆。当时白人菜农种植的，主要是土豆和洋葱这样的根茎类蔬菜。[14]华人的蔬菜收获后，直接售卖至奥克兰市的主妇手中，新鲜便宜，种类繁多，非常受欢迎。当时在奥克兰及郊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华人身后拖着一条辫子，头戴圆形草帽，肩上挑着担子，扁担两头分别是一筐蔬菜，在沿街挨户叫卖。陈达枝的江风园出产较多，不能仅仅依靠零售的方式，他还雇人用马车将蔬菜运往旅店和他自己在皇后街（Queen Street）的蔬果店。
在小小的江风园里，陈达枝建立起一个华人的避风港。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的考古挖掘还发现，江风园里有许多中国瓷器和陶器。陶器形制各异，可能分别用来储存食品、酒和调味品等。瓷器中有“四季”花纹的青釉瓷器，包括饭碗、酒杯和调羹。可以确认的是，共有183件瓷器、陶器来自中国，其中有61件带嘴的完整陶器和60个完好无损的盛放五加皮的酒瓶。[15]这么多中国容器的出土，一方面说明江风园的日常生活方式偏于中国化，生活器皿和部分食品、饮品来自中国，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陈达枝在从事进口中国食品、饮品的生意。因为江风园的日用并不那么浩繁，那么多容器显然是装运了中国货物而来，这与陈达枝从事中新之间相关贸易的记载相吻合。
中国化的劳动与生活方式，也在当地社会引起不满。如1905年3月，一个名叫纳皮尔（Napier）的白人指控陈达枝菜园的9名菜农在星期天工作。他指出，星期天是安息日，华人菜农不应该劳作。陈达枝认为，星期天菜农们包装和运送蔬菜，为的是星期一早上向北方轮船公司的7艘轮船供应新鲜蔬菜，这些属于必须做的工作，不像锄地和施肥，可以择时进行。陈达枝的辩护为法庭所理解。[16]但是两年之后，纳皮尔再一次将陈达枝雇佣的14名华人菜农，以同样的理由告上法庭。[17]这些冲突，与华人吃苦耐劳的品质有关，也与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关。
随着陈达枝的客户不断增加，江风园的蔬菜种植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在1890年代，陈达枝和另外三位华人租下了波特家族（the Potter Family）在埃普瑟姆（Epsom）的菜园。1904年，唐愿高也记载了埃普瑟姆菜园8位华人的姓名。[18]从1905年起，陈达枝在奥克兰西部的埃文代尔（Avondale）区购买了35英亩蔬菜园。埃普瑟姆和埃文代尔的土地都覆盖有火山灰，肥沃高产。陈达枝的菜园成为罗斯班克半岛（Rosebank Peninsula）上最大的蔬菜园。陈达枝在购买埃文代尔菜园后，将江风园改为蔬菜包装和储运点。埃文代尔的菜园一直存续到二战期间——该处被改为美国海军医院为止。当然，1920年代后，埃文代尔菜园改易其主。陈达枝在奥克兰的Pukekohe还有一块菜园。[19]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陈达枝总计拥有200英亩的菜园。[20]这一数字或许略显夸张。上述菜园的很多蔬菜直接被送往陈达枝的商店出售，物美价廉。
20世纪初，新西兰华侨华人中以淘金为业的人越来越少，以蔬菜种植为业的人逐渐增多。根据人口统计资料，1901年，新西兰华人总数为2857人，菜农有685人，占24%。[21]此后，这一比例继续走高。到1921年时，菜农人数增加到1252人，占当时新西兰华人总人数3266人的38.3%。[22]江风园中雇佣的菜农，当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从江风园可管窥新西兰华人菜农的一般状况。
华人到达新西兰，不会讲英语，也没有其他技能，不过他们拥有在广东家乡从事农业的丰富经验与勤劳吃苦的品质。新西兰人口稀少、土地广袤，华人从事蔬菜种植业，有上述先天条件，又在客观上满足了当地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对食品的需求。新西兰著名侨领杨汤城曾这样评论此事：“由于这些华人在中国多是农民出身，熟悉耕种劳作和蓄养技术，有的还从家乡带来不少蔬菜优良种子。加上这里土地肥沃，气候良好。所以很快就种出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供应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使往日只吃牛羊肉、土豆和卷心菜的白人餐桌上，出现了不少新品种的蔬菜水果。这是一大贡献。”[23]新西兰于1907年成为自治领，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年轻国家，华人在这里找到了发挥所长、足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客观上也促进了新西兰的社会发展。
华人经营的蔬菜种植业，在20世纪上半期不断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西兰成为太平洋上美国军队的训练和补给基地。当时供应美军的果菜，大部分由华人种植。这是新西兰华人对盟军的支持，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虽然美军对蔬菜品质的要求较高，但给出的收购价格也很高。华人的经济处境，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明显改进。
二、阿枝公司：参与中新海上丝绸之路
陈达枝不仅在蔬菜种植方面取得成功，还有卓越的经商头脑和能力，在“阿枝公司”旗下，有一系列商店和贸易公司。1882年，陈达枝在奥克兰皇后街13号建立了他的第一家蔬果店——阿枝商店，这家商店位于中央邮局对面。[24]1894年开始，商店不仅经营水果蔬菜，也出售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当时从中国进口到新西兰的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新西兰白人的消费物品，以茶叶为主，主要并不由华人经销。另一类是华人的消费物品，如大米、豆子、猪肉、咸鱼、帽子、灯笼、中药等，主要由华人经销。[25]陈达枝的杂货店，就是为华人提供来自中国的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上文谈到的江风园中出土的大量陶瓷容器，即是用以储存中国食品的。继第一家店开张后不久，陈达枝的第二家商店在皇后街1号开业。这家商店位于航运大楼的对面，因向航运业和旅店提供商品而为人们所熟知。
这一时期，陈达枝还涉足餐饮旅馆业。他于1886年10月从Lum Yut公司接手位于海关东大街上的斯堪的纳维亚餐厅（Scandinavian Dinning Room），保留原来的员工，每餐均售6便士。[26]1888年10月，陈达枝购买皇后街上的Wharf饭店，重新装修后开业。[27]1889年5月，陈达枝又将原来开设在下皇后街的饭店，搬迁到地段更好的皇后街联合银行旁，装修一新，命名为城市饭店，提供优良的食宿条件。住宿价格是每晚9便士到1先令，每餐售6便士，每周的食宿费用是13-15先令。[28]陈达枝经营饭店，有三大特色，一是装潢考究。城市饭店的装修费为250英镑，配备了一流的炊具和洗涤池，还有大型热水锅炉和餐具烘干设备。[29]二是餐食物美价廉，中午供应甲鱼汤和牛排，餐费仍为6便士。[30]三是饭店不仅提供食宿，也收购各种货物，如木耳、铜和铜饰品、锌、铅皮茶叶罐、蜂蜡、鱼翅等。[31]
1919年，阿枝公司在新市场百老汇街（Broadway， Newmarket）242号的新商店开张。它正好位于新市场火车站的入口处，是奥克兰乡村顾客购买水果蔬菜带回家的理想之地。1927年12月，又一家新的商店在皇后街61号开业，位于迪尔沃斯（Dilworth）大楼对面，成为阿枝公司旗下的主要商店。[32]陈达枝的孙女艾丽斯·黄（Alice Wong）回忆，阿枝公司最盛时期在皇后街上拥有6家商店。[33]当地媒体《奥克兰星报》认为，陈达枝商店经营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商店选址好，一般开在闹市区和交通枢纽附近，靠近海滨，很好地顺应了奥克兰北部海滨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第二，商店总能给顾客提供最满意的服务，出售的商品质量有保证，建立起庞大的客户群。[34]在1920年代，商店晚上11点才关门，节假日依然营业，给旅行者提供了便利。[35]
陈达枝还是一位出色的进出口商。他将新西兰的木耳出口到中国。[36]在奥克兰下艾伯特街（Lower Albert Street）和皇后街之间的小皇后街（Little Queen Street）上[37]，陈达枝拥有一家木耳收购公司，公司的电传地址就是“Fungus”（木耳），并有两条业务电话线保持畅通。陈达枝经营的皇后街Wharf餐厅也常年收购木耳。[38]
木耳是新西兰出口到中国的大宗货物。新西兰华人周祥最早发现，树丛中生长着无人问津的菌类，即是中国人喜食的木耳。1870年，周祥在新西兰的新朴利茅斯（New Plymouth）开店收购木耳，1872年和1882年分别在英格尔伍德（Inglewood）和埃尔瑟姆（Eltham）开设分店。木耳收购价为每磅2-4便士，相当于奶油的收购价，后来价格上涨到每磅8-10便士。采摘野外生长的木耳不需要生产成本，只需要劳力投入，这对生计困难的华人矿工和其他国家的矿工来说，都是一笔容易挣到的外快。[39]矿工们采摘木耳，送到周祥开设的杂货店里。周祥将新鲜木耳晒干后，从新朴利茅斯运到达尼丁，再由轮船运到香港和广东，大获其利。仅1872至1882年的10年间，经由周祥的公司，从新西兰出口到中国的木耳就达1700吨，价值7.8万英镑以上。[40]
除周祥、陈达枝外，一些欧洲商人也参与此项贸易。如在奥克兰创建约翰·里德（John Reid）公司的约翰·里德，就是最早进入此领域的欧洲人。南岛和北岛的达尼丁、惠灵顿（Wellington）、纳皮尔（Napier）和奥克兰等主要港口，都运送木耳。在1890、1895和1906三个年份，木耳分别占新西兰出口至中国贸易总值的46%、75%和86%。[41]
海关记录表明，陈达枝和香港的商号广大行（Kwong Tai Ou）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陈达枝以成本价将木耳海运至香港广大行，广大行则以成本价将丝绸运至新西兰[42]，陈达枝再进行分销。从陈达枝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可以看到中新之间存在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
在陈达枝的一生中，经营的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除了中国杂货、木耳和丝绸外，当奥克兰市场缺少鸡蛋时，他就从加拿大进口冷冻鸡蛋，在他皇后街的商店里售卖，供不应求。他还从事兔子毛皮生意，在新西兰当地加工之后出口海外。[43]
值得一提的是，陈达枝在新西兰北边的斐济建立了香蕉和生姜种植园。这是为了保证他的蔬果店获得香蕉供应，他的姜糖厂有生姜原料。陈达枝委派他的侄子西路易（Sai Louie）亲自管理种植园。香蕉是大洋洲水果业中的一项重要商品，单价高，利润也高。[44]陈达枝在斐济建立香蕉种植园，亦体现出他事业上的眼光和魄力。
陈达枝开拓海外贸易的高峰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西兰还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新兴移民之地。陈达枝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其种类和数量当然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华商匹敌。但是，放在新西兰的环境中，可以看到中新贸易之于新西兰的重要性。1871年，新西兰进口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货物分别为32838英镑和41916英镑，总值为74751英镑，超过了新西兰进口自美国的商品值59345英镑。[45]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华人所需要的日用品，是其中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十分重要。以陈达枝和周祥从事的木耳生意为例，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公司赢得了利润，也为新西兰社会创造了就业，还增加了新西兰的外汇额。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新西兰需要在经济上与外界增加交流，中国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对象。新西兰也需要移民来建设新国家，发展农业和商业。陈达枝的蔬果店和杂货店，既得益于奥克兰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在食品供应方面为奥克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我们将陈达枝的事业放在奥克兰这座新兴的城市、新西兰这个年轻的国家、中新两国交往较少的客观情境中看待时，会认识到其筚路蓝缕的意义所在。
三、落叶归根与事业的延续
陈达枝于1920年回到中国居住，这时他已经69岁，在新西兰居住了53年。事实上，在1910年至1918年之间，陈达枝和妻子数次回到中国。这说明，陈达枝的叶落归根是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的。
不过，陈达枝并没有回到自己儿时的家乡——东莞望牛墩。他如此富有，声名远播，留在乡村居住极不安全。他选择在广州的东部郊区东山（Tung Shan）买下一块土地，建造了一幢占地广大的三层别墅。陈达枝回国后开办了人力车行，还从事其他一些业务。[46]1930年，79岁的陈达枝在香港去世，归葬广州东山。也就是说，从1920年到1930年，他人生的最后1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实现了那个年代出洋的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愿望。尽管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很富足，但他更习惯青少年时代在广东形成的生活习惯。
那么，在陈达枝返回家乡之后，他在新西兰的商业帝国命运如何呢？陈达枝1882年加入新西兰籍后，妻子Joong Chew Lee（音李崇周或钟秋丽，不确定）便于1886年从广东来到新西兰。在此后的10年中，妻子为陈达枝生下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是1889年出生的陈华富（William Ah Chee）、1892年出生的陈华东（Clement Ah Chee）和1895年出生的陈华英（Authur Ah Chee）。由于家境富裕，三个孩子在新西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老大和老二毕业后，即进入阿枝公司，用他们娴熟的英语和丰富的知识帮助公司拓展业务。[47]老三陈华英则于20岁那年（1915年）回到中国。1915年前后，也正是陈达枝计划回国的时期。陈华英在广州开办了一所英语学校，为打算前往新西兰的中国人辅导英语，以应付新西兰政府的英语入境测试。学校规模一度达到100名学生同时在读，学生多来自番禺、增城和四邑。[48]从一定程度上说，陈华英所做的工作，便利了华人移民新西兰，有助于实现他们出洋挣钱的梦想，这也是海外移民史中值得探讨的一个环节：针对西方国家的排华法案和入境限制政策，中国人是如何具体应对的？这些留洋培训学校是如何开办运营的？
从1912年开始，陈达枝已经将生意逐渐交由两个儿子打理。[49]这年，他的大儿子23岁，二儿子20岁，已经到了可以独挡一面的年龄。从1914年到1927年间的10多年里，蔬果店和进出口生意主要由老大陈华富负责。1927年陈华富生病后，陈华东掌管整个家业。不幸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公司生意扩张太快，所借款项无法到期偿还，资金周转紧张，到期的蔬菜种植园不得不由别人承租，很多蔬果店亦被出售。加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蔓延至新西兰，阿枝公司大厦将倾。恰在1929年，陈华富去世，1930年，陈达枝去世。外患与内忧纷至沓来，阿枝公司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这一年，陈华东也带着妻儿离开新西兰回到中国。陈家在新西兰剩余的一小部分产业，继续由陈达枝的侄子西路易和陈华富的儿子诺曼·阿枝（Norman Ah Chee）等人分别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入侵中国后，陈家失去了在中国的大部分财产。陈华东一家于1939年又回到新西兰，在奥克兰新市场开了一家蔬果店，重振旗鼓。他的小儿子——生于1928年的汤姆·阿枝（Tom Ah Chee或 Thomas Ah Chee，中文名也叫陈麟智），少年时经常在父亲的蔬果店帮忙，后来继续扩大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人。[50]1958年，汤姆·阿枝与合伙人在奥克兰开设了一家叫食品城的超级市场。[51]超市的出现，渐渐改变了人们从街头小商店购物的习惯。汤姆·阿枝的这种远见卓识，也许来自于这个商人家族潜移默化的熏陶。后来，食品城的股份虽然逐渐出让于人，但他仍是主要股东，是新西兰华商中的佼佼者。[52]
从陈达枝的经历看，他少年赴新西兰，为的是寻找工作机会，发家致富。他开创的商业王国的规模，可以说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陈达枝渐入老年，当新西兰的事业后继有人时，他便选择了落叶归根。他的小儿子也回到中国，再也没有回新西兰。而陈达枝的二儿子陈华东在事业经营不顺时，也回到了中国。直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才又回到新西兰，重新开拓商业。陈达枝的几个孙子孙女在东山的别墅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十四五岁时到香港学习一段时间的英语，然后赴新西兰。[53]
陈氏家族的三代人，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往来，他们在新西兰开创了成功的事业，或多或少与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商业网络（如香港的广大行）有关。每一代人由于生长环境不同，与中国的亲疏关系不同，在新西兰的融合程度也不同。陈达枝纵然在新西兰开创了如此庞大的事业，但他并不愿老死于新西兰，而是选择了叶落归根。他按照中国富人的习俗，娶了两房太太。陈氏家族的第二代陈华富和陈华东出生于新西兰，接受了西式教育，喜欢赛车运动，在生意上也不再采取稳健的态度。从总体看，陈氏家族开枝散叶，有回到广东的，也有留在新西兰的，有事业成功的，也有默默无闻地以经营一家蔬果店终其一生的。陈氏家族一代代人的生活境遇和选择，体现了移民的个人命运与所处时代、环境之间的折冲。移民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游走，身上或多或少带着祖辈与少年时的烙印。从大趋势看，陈氏家族与广东家乡渐行渐远，与他们个人在新西兰是否事业有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他们在文化上逐渐被新西兰同化、在政治上逐渐被认同和接受有关。
四、结论
回顾陈达枝的创业史，为何一个白手起家、不懂英文的中国少年，在新西兰歧视华人的大环境中，能如此一帆风顺地建立起一个商业王国？有以下三个原因或可追寻：第一，时代机遇与个人努力。奥克兰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逐步成为新西兰最大的工业中心，人口也不断增长。陈达枝抓住商机，不断扩展自己的事业。他经营的几家商店的选址，正如《奥克兰星报》所说，都在商贸繁华之处。他并不固守自己某一方面的事业，从蔬菜种植发展到蔬果经销，从木耳出口、丝绸进口发展到鸡蛋和皮毛生意。他在经营和管理中精益求精，力求为顾客提供最好的服务。
第二，陈达枝有效地利用中国传统的亲属、同乡关系。江风园中的广东同乡来新西兰时，往往得到陈达枝的帮助。陈达枝帮他们垫付了船费和人头税，所以，他们要卖力工作，尽早偿还所欠费用，并努力挣钱寄回家乡。陈达枝和老乡们保持了互相信任、团结一致的和谐关系。在亲属关系中，陈达枝的侄子西路易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阿枝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1894年，西路易16岁的时候来到新西兰，陈达枝待侄子犹如亲生儿子一般。当时，陈达枝自己的儿子尚是幼童，而他的事业正在扩张之中，急需得力的左膀右臂。西路易除了负责斐济的种植园业务外，还负责木耳的收购和出口、中国食品的进口事务，管理蔬果生意等。[54]西路易可以阅读中文，并用中文写作，即使陈达枝自己的孩子长成后，西路易的地位也是不可取代的。西路易一家人，始终与陈达枝一家比邻而居，维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除了西路易外，陈达枝的夫人是一名基督徒，英语较好，也可以在生意上辅佐陈达枝。[55]
第三，陈达枝也注重与新西兰白人处理好关系。据载，1894年3月的一天，陈达枝的顾客格拉斯哥夫人（Lady Glasgow）带着她的女儿们到江风园访问，陈达枝让自己的夫人在门口恭迎。他们一起唱歌聊天、喝下午茶，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当格拉斯哥夫人表示想要一张陈家的全家福照片时，陈达枝马上命人订做一张放大的精美全家福照。格拉斯哥夫人一行临走时，陈达枝又送给她们六块丝绸手帕。[56]可见，陈达枝善于社交，与客户充分互动，巩固和加强了与客户的良好关系。
陈达枝作为早期华人移民的代表，经历丰富，事业成功。在蔬菜种植层面言，他是最早的农业种植园主。华人为何能从淘金矿工转变为蔬菜种植者？事实上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可从江风园的农业实践中看出华人的优势所在。中华文明所包含的农业上的精耕细作技术和中国农民勤苦耐劳的天性，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新西兰的蔬菜种植业中——华人选择灌溉条件良好的肥沃土地，并投入密集劳动力。从商业贸易层面言，陈达枝从事的进出口贸易本身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他开展的中国杂货和丝绸贸易，与很多国家的华人具有共通性。而他从事的木耳收购和国际贸易，则是利用了新西兰的特产和满足了中国国内的特殊需要，在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陈达枝的落叶归根和子孙们回国或扎根新西兰的不同选择，是移民史中的重要问题，涉及文化融合、认同程度等，也是新西兰移民政策和中新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
总之，陈达枝及其后代的历史，涉及中新两国贸易、移民、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些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应有之义。陈氏家族生动丰富的故事所蕴涵的，正是两国早期民间往来的真实样态。新西兰华人在中新丝绸之路中所起的联结作用，及他们自身的成败荣辱、命运之歌，只有放在两个国家的历史与环境变迁中，才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特别的轮廓和光彩。
注释：
[1] 中文世界有关新西兰华侨华人的研究，主要有新西兰华人周耀星编著的《纽西兰华侨史略》（新西兰双星出版社1996年版），及新西兰华人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的《新西兰华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世界的著述，以叶宋曼瑛和伍德明的研究较为突出。
[2] 1840年以后，新西兰人口数量（不包括毛利人）为：1851年26707人，1854年32554人，1861年99021人，1866年204114人，1871年266986人，1877年417662人。在20多年里，新西兰人口从20多万增加到40多万，可见发展之迅速。Alfred Simmons， Old England and New Zealand， London: Stanford， 1879， p. 55。
[3] Appo Hocton: New Zealand’s First Chinese Immigrant， The Nelson Provincial Museum， 2013.
[4] C. P. Sedgwick，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Canterbury: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82， p. 636.
[5] 目前所见的与陈达枝有关的中文研究极少。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的《新西兰华侨史》第38-39页，以300字的篇幅介绍了“奥克兰华商巨擘陈达枝”。英文方面的著述，有新西兰Lily Lee和Ruth Lam于2009年编写的小册子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属于自费出版物。叶宋曼瑛在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 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中文名为《龙在云乡》）中访谈了5个家族，其中一个家族是陈达枝的后代，陈达枝的孙子和孙女回忆了陈氏家族的若干往事。
[6]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Self-published， Auckland， 2009， p. 5.
[7] 《新西兰克赖斯特华侨》，坎特伯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苏慧韶、黄美华、余娥、余绮嫦、杨笑玲1982年编著，手稿本，第13页。
[8] 这8个人是周基（Chau Kee）、陈汝恬（Chan Yee Tim）、黄树群（Wong Shee Kwun）、关汝焕（Kwan Yee Woon）、沈荣梅（Shum Yung Mui）、黎满金（Lai Moon Gum）、韦仲良（Wai Chung Leung）、吴衍庭（Ng Hin Ting）。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7。
[9] Lily Lee and Ruth Lam， Sons of the Soil: Chinese Market Gardeners in New Zealand， Pukekohe， 2012， p. 14.
[10]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8.
[11] 2006年，新西兰一家公司在帕奈尔橄榄球场附近地区进行地产开发，偶然挖掘到江风园的地下遗迹。华人何莉莉（Lily Lee）当时正在从事新西兰侨农的访谈工作，她来到考古现场拍照，后来与另一位华人林露思（Ruth Lam）撰写了英文小册子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何莉莉访谈》（未刊稿），采访时间：2017年3月6日，采访地点：奥克兰何莉莉家中，采访人：李海蓉，翻译：李海蓉。
[12]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10.
[13] Lily Lee and Ruth Lam， Sons of the Soil: Chinese Market Gardeners in New Zealand， p. 14.
[14] Lily Lee and Ruth Lam， Sons of the Soil: Chinese Market Gardeners in New Zealand， p. 14.
[15] Janice Adamson and Hans-Dieter Bader， Gardening to Prosperity: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han Dah Chee and the Chinese Market Garden at Carlaw Park， Auckland， Matthew Campell， Simon Holdaway and Macready， Findingout Recent Past: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Monograph， issue 29， 2013， p. 151.
[16] Wanganui Herald， 7 March 1905， p. 4.
[17] Taranaki Daily News， 5 November 1907， p. 2.
[18] 这八个人是陈柱培（Chan Chee Pui）、张春（Chueng Chun）、黄同英（Wong Tung Ying）、卢石泉（Lu Shack Chuen）、陈仁禧（Chan Yun Hee）、周健华（Chau Kin Wah）、周显扬（Chau Hin Yueng）、周志成（Chau Gee Sing）。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14。
[19] Auckland Star， 3 December 1927， p. 12.
[20] New Zealand Herald， 17 December 1920， p. 9.
[21] C. P. Sedgwick，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Part V， p. 648.
[22] C. P. Sedgwick，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Part V， p. 686.
[23] 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第27页。
[24] Auckland Star， 3 December 1927， p. 12.
[25] William Tai Yuen， 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1911， Auckland: 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2005， p. 100.
[26] Auckland Star， 4 October 1886， p. 3.
[27] Auckland Star， 3 October 1888， p. 8.
[28] Auckland Star， 24 May， 1889， p. 1； Observer， 1 June 1889， p. 18.
[29] Auckland Star， 29 May， 1889， p. 4.
[30] Auckland Star， 17 October 1889， p. 1.
[31] Auckland Star， 17 January， 1889， p. 3.
[32] Auckland Star， 25 June 1931， p. 8. 不过，仅仅4年之后的1931年，Huapai果园有限公司购买了这家商店，不久之后两位欧洲果商成为这家商店的新主人。
[33]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p.18-19. 根据Auckland star1927年12月3日的报道，皇后街61号店开业后，皇后街13号的店继续营业到1929年2月停业。1928年10月阿枝商店在报纸上的广告，说有三家水果店，分别在皇后街1号、61号和新市场百老汇街，亦说明此时皇后街13号的老店已经停业。New Zealand Herald， 27 October 1928， p. 20。
[34] Auckland Star， 3 December 1927， p. 12.
[35] New Zealand Herald， 22 December 1923， p. 9.
[36] New Zealand Herald， 17 December 1920， p .9；Auckland Star， 14 December 1922，p. 8.
[37] 一说是在下皇后街（Lower Queen Street）上。Manying IP， 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 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 North Shore City：Tandem Press， 1996， p. 41。
[38] Auckland Star， 28 March 1896， p. 1.
[39] James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Vol. 1， Dunedin: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3， p. 305.
[40] 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第37页。
[41] William Tai Yuen， 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1911， p. 101.
[42]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21.
[43]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21.
[44] 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8-279页。
[45] William Tai Yuen， 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1911， p. 102.
[46]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26.
[47]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23.
[48] James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Vol. 3， Dunedin: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9， p. 393.
[49] Auckland Star， 3 December 1927， p. 12.
[50] Manying IP， 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 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 Pp. 21、67.
[51] 李海蓉、约翰·特纳著：《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52] 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第39页。
[53]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32.
[54] Lily Lee and Ruth Lam， Chan Dah Chee， 1851-1930: Pioneer Chinese Market Gardener and Auckland Businessman， p. 32.
[55] Manying IP， 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 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 p. 42.
[56] Observer， 31 March 1894， p. 6.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