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一个地域，一个文化，是两个关键词。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史和区域史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给史学研究带来了春风，文化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破土重生的。1978年至1979年之交，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蔡尚思）和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这两个机构是最初设立的以文化史命名的研究机构。很快相关研究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也多了起来。1982年前述两个研究室联合主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围绕着中国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召开了一些学术会议。1984年在河南郑州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会议，我以学生的身份跟着乔志强先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河南省社科院的胡思庸院长，参会的有中华书局的李侃，中国社科院的丁守和、刘志琴，湖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增平等。198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林先生的论文《近代湘湖文化初探》，获得学界普遍好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围绕着这一论题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的论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文化史勃兴，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新文化史”，基本的方向都是将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结合起来，聚焦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话语和知识等方面，由此延伸出很多之前很少涉及的议题。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文化史是个筐，是个东西就能往里装”，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很丰富，但是国内的研究仍很稚嫩，缺少规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一些学者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局。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区域社会史上。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1986年，我同样以学生的身份随同乔志强先生参加了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一届社会史学术讨论会，那个时候，学界讨论的主要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理论、方法及社会史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转向区域社会史，区域社会研究成为研究的一大亮点。以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从宗族、仪式、族群认同等方面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在历史上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复杂关系；山西大学的区域史研究则是从现实的问题出发，以人口资源环境为出发点，尤其是以“水利社会”为突破口，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二者都注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华南要“走进历史现场”，山西要“走向田野与社会”。稍后，以孙江、杨念群、黄兴涛等人的实践为代表，又提出了“新社会史”的概念，他们主编的《新社会史》和《新史学》丛刊展示了此前未被重视的丰富历史细节，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的“新史学”。然而，社会史的研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引来了“碎片化”的非议。2012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章开沅、郑师渠、罗志田、杨念群、王笛和我谈社会史“碎片化”的问题（笔谈文章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我当时讲碎片化并不可怕，怕的是碎而不精，碎而不通，“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当前，社会史研究热度不减，“区域史研究”更是遍地开花，但是，碎片化、同质化、平面化的批评仍然不绝于耳。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有典范意义的作品还是少见。所以，新文化史也好，区域社会史也好，我们不能耽溺于虚假繁荣当中，应当认识到当前的研究面临着许多需要突破的问题。
“回归总体史”可以说是我们当前一个共同的呼唤，我认为地域文化史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地域文化，字面意思按我的理解就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间创造的文化。特定的地域是地理条件，特定的时间是历史环境，这就是意味着研究要从一定的历史和地理出发。“历史是演剧，地理就是大舞台”，从一定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来研究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总体史研究的取向，我们应该避免就文化而论文化。以山西为例。从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到后来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的被迫开放，欧风美雨，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明显而深刻的，这段历史是一个延续渐进的过程。就山西而言，之前的“十三行”行商、五口通商、划定租界、洋商在华设厂等等这些事件对山西有影响吗？可以说有，但是影响极微。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有一个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深入西北内地的历史过程。深处内陆的山西其实到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之后才同西方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接触。灾后成批的传教士进入山西，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提出修造铁路、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开发工厂的建议，为山西带来了近代化的药方。不过，西方传教士的突然涌入也在地方催生了民教冲突的隐患，这也与后来的庚子之乱在山西尤为激烈有着相当联系。这就是我所说的在特定历史时间产生的文化，所以我们在探讨一个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就不能不重视这种历史过程的延进性。
那么，什么是特定的地域呢？从地理空间上看，山西有“表里山河”的美誉，黄河与太行山、五台山的天然屏障使得山西易守难攻，它对周边的河南、河北、陕西关中地带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顾炎武说山西地理“最为完固”。在古代山西历史中，每逢战乱割据的时期，山西的战略位置便凸显出来，加之山西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界带，民族冲突和民族交融在历史长河中造就了山西特殊的地域文化。再以晋商而言，晋商崛起其实最初是迫于当时山西“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致。大陆季风气候，多山丘、多盐碱地，黄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着山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激增之下，一些人不得不选择弃农经商。而太原、大同等地地处边镇，有“开中”贩盐之便，所以晋商经过长期的发展，才有了山西人重商的风气和晋商精神。这些都说明特定的地域对于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还有的例子同时体现了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进性。解州是关公故里，关公文化从山西南部解州发端，以明清以来的市民文化为载体，延进发展，传播各地，至今仍对海内外华人华侨有着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断延进的过程。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时间造就了文化在传播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离开了地理和历史谈文化，就很难理解和揭示文化的实质。
总之，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和地理上整体的观察，只有将地域文化纳入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历史中去观察，才能避免“就文化而文化”的弊端，才能有我们所谓的“整体的历史”。
（文章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