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影响很广泛而深远的人物。如果对这个人物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想，也许可以对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学术思想，乃至诗文创作得出若干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自抗日战争后期给这个人物扣上“汉奸刽子手”的“帽子”以后，就几乎谁也不敢触及了。偶尔提到，也无非在这顶“帽子”下做点文章，说不上认真的科学的研究。最近出版的有关著作或发表的有关论文，也没有摆脱这顶“帽子”的影响。
这似乎也是学术界的一种不够正常的现象。曾国藩这个人物是比较复杂的。他留下的著作和钞纂之类的文字，据我们所掌握的，不下一千五百万字。其中，单是奏稿就有近八百万字。而这些奏稿，有他亲手起草的，也有由幕僚起草经他修改、批发的；有刊行的，也有未刊行的。它的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内外政策等许多重要方面。要对他进行比较全面、切实而深入的研究，是要花点时间和精力的。如果只是利用某些已刊行的很不完全的东西，就对他骤下结论，从治学的角度说，就未免不够严谨了。比如，已经刊行的书信集第一卷，收有《致陈岱云》这封信，如果拿刊行本和手迹对勘，就会发现：刊行时，被删去了一大段。我们如果只凭刊行的东西作分析，下结论，不是太危险了吗？
这里，还有几个观点问题，是值得考虑和探讨的。
政治和学术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曾国藩的学术活动，当然，不能说和他的政治、军事活动没有联系；但也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一谈及曾国藩的学术活动，就说这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服务，那也是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服务，从而全面予以否定。如果对学术活动这样简单从事，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曾国藩，如果撇开镇压太平天国等政治、军事活动，那末，他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地位，这是难于抹煞的。别的不说，他钞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这两部书，就曾产生过相当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十八家诗钞》而论，他从曹植选到元好问，这是颇具眼光的。就这一点说，他比王船山还要高明。他在这部书里标举的“识度”、“气势”、“情韵”和“工律”这四者，也有其独特的见解。所以历来认为是一个较好的通贯六代的选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差不多是人手一册的。此外，他对近代散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有其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里面有消极的错误的东西，也有许多积极的合理的东西。两者相较，后者可能还要多一些。所有这些方面，如果抛开他，或者有意避开他，不对他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考察，那么，很多问题是不易得出正确结论的。
这里，还应提到：王船山的进步的爱国的思想大彰于世，与曾国藩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是分不开的。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贡献。
诗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也是有联系的，但也不能看成一回事。历史上有些诗文，思想内容无可取，甚至反动；但艺术技巧却有值得注意之处。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现象。曾国藩的诗，以杜韩苏黄为主要学习对象，兼参其他唐宋诸名家。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有所反映。思想内容既不能完全否定，艺术技巧上可取之处则可能更多一些。七律《酬九弟四首》，明显地表现了他对清王朝在外来侵略面前所采取的投降政策的不满。其中，不乏精警之句，如：“岂谓戈链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乃仿杜甫《诸将》句“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而作，但不失其特有的时代意义。至五古《里胥》，则仿杜甫《石壕吏》而作，虽然思想艺术都不及杜，但亦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痛苦不无同情之处。而在艺术上把叙事、抒情和议论结合起来，也有自己的特色。七律《哭少时同学某》，其小序云：“君尝三试有司被黜，以事牵连，为吏胥奇辱，贫郁以死”。既表现了他对一个贫苦知识分子的同情，也揭示了当时的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吏治的黑暗。“竟缘无食填沟壑，终古含羞在肺肝”之句，读之令人痛愤。而七古《傲奴》，对这“傲奴”的貌傲而实媚，进行了无情的讥刺和鞭挞。他这样写这“傲奴”之“傲”：“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昨日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真可谓傲矣！但作者笔锋一转，却令我们看到了这“傲奴”入骨的媚：“噫嘻乎，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这不能不说是入木三分！而“仓皇”两字尤为辛辣。曾国藩的散文，堪称清代第一大家。他的散文理论，很多出自桐城；创作亦吸取了桐城的许多长处，而其成就，却非方望溪、刘海峰、姚姬传等桐城巨子所可比拟。其叙事的简洁，抒情的沉挚，议论的畅达，虽置之他所向往的孟（轲）、韩（愈）、苏（轼）、王（安石）之间，亦无多逊色。而其溶三者为一体，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更为难到。试举其为罗泽南所撰《神道碑》中的一小段为例：“公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议论是闳肆的，叙事是极为简洁的，“妻以连哭三子丧明”这八字写了多少事！而在叙事与议论之间，一落一振，气象恢廓。他主张文章有“劲健之气，铿锵之节”。在《鸣原堂论文》里，他曾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庶几近之。他的这些诗和散文，特别是散文，尽管在内容上需加批判之处很多；但在艺术上却有不少东西是值得吸取的。如果把它抛开，不加研究，对我们的散文创作，也会造成损失的。
何况，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东西可以有不同性质或性质相近而又有若干差异的内容。以曾国藩而论，他现存的诗，大都写于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可取之处不少；即使写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后的，内容也是比较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他现存的散文，大多写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后，内容需要批判的东西自然很多，但也不能全部否定。其他一些东西，也有类似的情况。
历史上任何文学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不同作品的不同内容和技巧，都需要具体分析。明代的严嵩是一个人人唾弃的人物。在戏剧舞台上，他也从没有作为正面或较有可取的人物出现过；但他的《钤山堂集》所收的诗，就不乏值得一读的。所以钱牧斋说：“如不以人废言，吾当许为五百年作者。”许为“五百年作者”，也许有点夸大；但他写过一些较好的诗，却是事实。读一读他的这些诗，对他的这些诗加以分析研究，对我们又有什么害处呢？钱牧斋也是这样。对他的人品，从来就有非议。他自己也不无忏侮；但他留下的许多东西，特别是文学著作，谁也不能无视。对曾国藩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作呢？
曾国藩一生的两大罪案，一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是处理天津教案。无疑，对这两大罪案，曾国藩是应负其历史责任的。但是，也不是简单地给扣上“汉奸刽子手”和“卖国贼”的帽子所能了事的。如果我们掌握材料较为全面的话，就会发现：就前者说，这与太平天国当时所采取的对民族文化不加分析而一概予以抹煞，乃至摧残的错误政策也是不无联系的。试想：如果按太平天国的作法：“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那末，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还能幸存多少呢？这与“文革”中“四人帮”所采取的作法又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有的学者说，曾国藩的湘军“并非勤王之师”，而是以维持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当然，曾国藩所维持的民族文化，包含不少封建的需要痛加批判的东西；但也不能说，全部都是应该“禁除”的。王船山的进步和爱国思想，即其一例。何况，我们翻阅曾国藩留下的绝大部分文字，还没有发现他对当时的革命人民所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有所抵诬的话。不但如此，他的诗集还收有《题杨忠愍公二疏手草》和《题明陈忠愍公雪声堂砚为唐观察树义作》这样的赞颂明代忠烈之士的作品！而就后者说，曾国藩在当时也是不无矛盾的。他对外国侵略者，也曾一再指出其“包藏祸心”，“居心叵测”，并对其“索府县抵命”，一再“予以驳斥”，“坚持不允”；而于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者，则说他是“曲从人意”，他明知自己要“见讥清议”，“名裂而无救于身败”。他的这些话，当然不能完全推掉其历史责任；但也可以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是不无矛盾的。他并不认为这样处理是正确的，而是出于不得已。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他留下的许多文字纪录了他的许多痛楚而又无可说明的感情，不是没有原因的。有的学者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给了四个字的评语：“不激不随”。这是不是恰当，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比起一味谴责来，毕竟有了一点分析在里面。
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是不是都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是不是在其起着某些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有其或多或少的副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科学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也不能例外。曾国藩的湘军出境作战的时候不过两万人；而太平天国燃起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但事件的发展却以曾国藩的胜利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告终。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主客观的许多因素，都是需要提到那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认真加以分析的。我们不能对历史上的某些镇压过农民运动的封建士大夫阶级中的人物，企图一概以几句简单的话把他骂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搞什么“儒法斗争”，曾经极其简单粗暴地骂过不少历史人物，是不是骂倒了呢？恐怕一个也没有骂倒。历史的论定，是要经得起不同时代的极严峻的考验的。不论对任何历史人物，只有“详细占有材料”，然后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观点出发，采取极严肃的实事求是态度，加以全面的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检验的结论。
联系着曾国藩的问题，我还想提到：左宗棠也是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这是与曾国藩并无两样的。当然，他在新疆有过抵抗沙俄侵略的爱国行为。这是曾国藩所没有的。这样，他就兼有了两重身分：一为刽子手；一为爱国者。这样，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命运就比曾国藩好多了。其实，从思想体系上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基本一致的。而从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曾国藩比起左宗棠来是要重要得多的。如果说，左宗棠值得研究，曾国藩是更值得研究的。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问题：我们在学术（这里，主要指包括历史、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上，还有许多领域需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确实是需要胆识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否则，又怎么可能有所创新呢？怎么可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呢？
还是回到曾国藩的研究上来。曾国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十二年。打了十多年的仗，而在学术研究上，他涉及的面是那样广泛，留下的东西是那么多。即以家书和日记而论，字数亦以百万计。他在戎马倥偬之际，手不释卷；观人论事，为文作字；日有常课，坚持不懈。从他身上，不论从正面或反面，可以吸取的东西是不少的。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
（文章来源：《群言》1986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