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见分歧源于评价的视角不同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问题上的分歧显得更为突出。对曾国藩的评价涉及对太平天国的评价。1949年以后，肯定洪秀全否定曾国藩成为主流思想。
“文革”结束以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历史及曾国藩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以及历史小说《曾国藩》、历史电视片《太平天国》问世，又推动学术界研究曾国藩的巨大兴趣，出现了思想活泼、观点纷陈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从各个不同视角衡量曾国藩。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总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活动、有军事方面的活动、有经济方面的活动、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一位历史人物，他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有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造诣、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曾国藩得出的不同观点。（注：本文引用这些观点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说明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是本文作者据这些观点为己有，因此一律不注明这些观点的出处。）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这是从曾国藩效忠清王朝建立军队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又有人评论曾国藩说：“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於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即既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的角度，亦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衡量曾国藩，并从“救国救民”的角度肯定曾国藩是与孙中山一样的“民族主义”者。
还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从学术造诣和军事指挥能力的角度衡量曾国藩的。
也有人对曾国藩作如下评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反满革命的角度批评曾国藩的。
更有人认为：“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的代理人，认为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这种评价是从反对满族屠杀汉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批判曾国藩“丝毫没有民族思想”。
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会得出不同的论点。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总的标准用以统率从各个不同视角的评价，即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标准？我个人认为这个总的标准就是衡量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比他的前辈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要阐明这个观点必须从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标志说起。
我多次陈述过如下的观点。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标志有三个方面：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载体。就社会客体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是经济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这一点我想分歧是不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评述资产阶级历史作用时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过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又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这种政治上的成就指的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社会主体指的是人自身。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发展当然要包括人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人自身的进步发展包括三个内容，即人的文化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品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载体即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改进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水思想与方法都推动了社会载体的进步。以上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当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并不会是同步的，往往呈现参差不齐的态势。
这三个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标志，也是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或者说是总的标准。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分析历史人物，最终都要归结到这个总的标准上，衡量他在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如果是起促进作用的话，还要分析他比他的前辈向历史多提供哪些东西？
二、评价曾国藩需要解决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以上述总的标准衡量曾国藩，我个人认为，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金田起义是一场危害社会的动乱，还是一场正义的事业？
这个问题是导致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意见分歧、对立的根本。下面说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清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腐朽。经济上，大地主巧取豪夺，田连阡陌，贫困者无立锥之地；政治上，各级官吏苟且谄媚，贪污腐败；学术上空疏无用，脱离实际。鸦片战争前夕，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出当时已经是一个“衰世”。他希望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他说了一句十分深刻的话：“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但清王朝充耳不闻，不考虑做任何改革。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主张并呼吁改革的人增多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主张，曾国藩也奏陈民间疾苦，建议清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上种种呼吁都没有促使清廷觉醒，社会进一步腐败下去。正如一位广西籍官员龙启瑞所说：“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草莽之间狡焉思逞者，即无事之区，亦将乘间窃发。”（《经德堂文集》卷6）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形势逼出来的。从现象看，农民活不下去，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实质上看，则是清王朝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社会停滞，只有自下而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王朝统治，社会才有前进的可能。太平天国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无疑，它是正义的事业。如果将以暴力为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腐朽的政权扫除历史发展的障碍视为革命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战争无疑是一场革命。
正由于这样一种性质，太平军在早期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拥护。李汝昭是湖南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他在《镜山野史》一书中描述太平军在武昌、南京的情况说：
“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1]（P.10）
大清王朝已沦落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太平军冲击清王朝统治，冲击传统文化，亦即冲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
曾国藩竭力维护清王朝统治，反对太平天国，从《讨粤匪檄》看，他倡导的是中国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维持现状——停滞不前的社会。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太平天国，从其兴起开始，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不能因为它有缺点和错误而否定其革命性。
农民军兴起以后本来有两个发展前途：一是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将旧王朝推翻，达到扫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的目的；二是缺点与错误逐步扩大，在推翻旧王朝统治以前就逐步腐败灭亡。太平天国走的正是后一条道路。太平天国到了后期，内部矛盾激化，政治紊乱，官员腐败，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李秀成总结“天朝十误”，其中四条属军事指挥方面的，其余六条均为政治方面的失误。李秀成、洪仁ｇāｎ＠②和容闳都向洪秀全提出改革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施。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在“洋务运动”方面，曾国藩是实践他人的创新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创新？
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派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制造出第一条大轮船、设立江南制造局并翻译泰西科学书籍，因此有人誉之为“中国现代化之父”。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应予辨析。远早于曾国藩就有人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远一点的学者，如魏源、徐继畲等人且不说，就以太平天国时期而言，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一个具体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案，传到清政府统治区以后，曾国藩的贴心幕僚赵烈文看到它十分赞赏，在1861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
“庚申七月刻《资政新篇》一本，贼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较明白，其中所言，颇有见识。一曰风风类。……二曰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诚悦服，而于夷情最谙练，所有在沪两国教士，皆列名在上，此皆两粤人习染年深，视外邦如神明，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煞。三曰刑刑类，……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2]（P.168）
过了五个月，赵烈文又上书曾国藩说：
“历世以来，轻信妄言以启边衅多矣。始则视之为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倏战倏和，一彼一此，覆辙之败，千古共蹈。……夫夷人非异人也，术非异术也，反其所为而用之，其效必可也。……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难为也。”[2]（P.191-192）
9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洋务运动”的第一步，不能不说与赵烈文的建议有关，亦即不能不说与洪仁玕《资政新篇》的思想影响有关。
曾国藩与李鸿章奏准清廷派遣出洋留学生。这一举动的思想来源则是容闳的建议，推动这一工作的人物也是容闳。
可见，最初提出现代化思想并提出具体规划的人并不是曾国藩。曾国藩的作用在于将这种先进思想付诸实践。
第三个问题是：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前人？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以学术为例。曾国藩是当时的一位理学大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曾国藩有下列一段评论：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抵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点一变。”[3]（P.120）
此段文字是指曾国藩重视宋学研究。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论及曾国藩时有下列文字：
“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
“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4]（P.576-577）
以上两段叙述曾国藩为学重视实践即“转移风俗，陶铸人才”，强调“刚直”、“忠诚”与“器识”。钱穆又认为曾国藩在学术上谋求汉学与宋学之会通。他说：“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礼家。”[4]（P.585）
根据梁启超与钱穆的分析，曾国藩的学术成就在于破除汉学与宋学之门户，谋求两者之会通，其用力点则在于应用——转移风俗、陶铸人才。我个人赞同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曾国藩在学术上有成就，但有多少超越前人的地方仍值得深入研究。在道德伦理与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
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一定会将曾国藩研究的水平提高一步。
注释：
[1]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A].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Z].上海：中华书局，1962.
[3] 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商务印务馆，1937.字库未存字注释：
（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