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3日《向导》周刊推出一个“义和团问题专辑”，整份周报就四篇大文章，都是讨论或者说纪念义和团运动的。首篇即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二篇是彭述之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第三篇是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第四篇是张太雷《列宁与义和团》，最后附有署名“慰”的《辱国殃民之辛丑和约》——这专辑又在卷头用黑框框了四个字“九七特刊”——1924年9月7日，即是悼念“亡国辱种之辛丑条约的二十三周年纪念日”——显然这是陈独秀精心策划的重评义和团（澄清对义和团评价）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舆论运动。陈独秀的文章是个“纲”。平心说就文章本身来看也是四篇中最优秀的一篇，从言文气势到议论铺排均体现了陈独秀风格，而且“道理”——辨析与澄清国人在义和团问题上的“错误观念”的一套党与无产阶级的理论也说得十分清楚透彻，酣畅淋漓。我们不妨做一些摘录，看看1924年那个特定的年代，陈独秀们为何要为义和团的“悲壮革命”浓墨大笔地做一次“纪念”。
陈独秀的文章直奔主题，无丝毫铺垫与枝蔓，头尾呼应，气脉衔结，揭示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这是政治定性，对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观念”的澄清就是这个政治定性的说明文字。“第一个错误的观念”，陈独秀说：“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陈独秀更尖锐地指出：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又说：“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他的第一个结论是：“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目光已扫荡到“现在”的媚外群丑和洋奴的“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陈独秀指出：义和团的反抗，“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陈独秀认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民族思想主流与前进方向的，往往是少数，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是如此。——但参与者则代表了全民族的方向，是全民族的灵魂与骨气，只有这少数的精英才是一个民族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的凝聚者与体现者。话反过来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在洋奴、买办、官僚、奸商为虎作伥，趁火打劫下，“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文章中陈独秀也承认“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义和团的上层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但义和团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性质是革命的，二十四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是悲壮的——而且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序幕”。
彭述之等人的文章也是在义和团的评价上亮出自己的立场：彭述之说：“更可耻的，就是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所谓‘士大夫’之流，甘作帝国主义者的奴隶走狗，对伟大的民族运动，反帝国主义之义和团，不是羞为称道，就是妄诬之为‘拳匪’为‘恶徒’，替帝国主义作贱视自己民族之宣传”。蔡和森的文章也说：“然而义和团运动不仅被他的敌人外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普遍宣传为中国野蛮的排外举动，就是他的连带责任的同胞——甚至于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蔡和森的结论也是：“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张太雷的文章也说：“中国人有许多像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口吻一样，说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仇视西欧文明因此是不对的。”又说：“可惜在我们中国的凤毛麟角的外交史上，只看见把惨杀少数教士描写得十二分惨酷，而对八国联军屠杀没有武装的人民就几句话轻轻放过，真是一件可耻之事。”——这一专辑是以一组口号结束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猛勇精进。”“同胞们！解放民族的使命正呼召你们咧！”
这里似乎很有必要提示一下，陈独秀在义和团问题上原来不是持这个见解与立场的。“五四”前的1918年底，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长文章《克林德碑》，通篇只有一个中心意思：义和团是中国传统的神权迷信的产物，“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据当年陈独秀的看法，造成义和拳的原因有五：一道教（“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敕命来灭洋人也”）。二佛教（佛教“种种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义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义和拳所请的神，也把达摩、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三孔教（孔教“《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四中国戏（剧）（充满忠孝节义，神道仙怪）。五仇视新学、妄自尊大的守旧党（政府中人“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守着历代相传保存国粹、妄自尊大的旧思想，以为我们中华大国先圣先贤的纲常礼教，灿然大备，那外洋各国的夷人算得了什么”）。——“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文：一，通篇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字眼与思想，义和团大乱的根源在中国传统的“东方文化顽旧迷信”。二，义和团的迷信邪说充斥着当时的全国各地，可谓“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三，彻底消灭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必须叫义和拳不再发生”。最后陈独秀篇末点题：
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这时的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观念”倒正像蔡和森说的“革命党也公然这样的指斥他”，也正是六年后他义正词严提出来必须要改变的“错误的观念”。而且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不厌其烦长长地抄录了罗惇融的《庚子国变记》和《拳变馀闻》中“顶有趣味的几处”，“给我健忘的国民一读”，期望引起国民对义和团的强烈憎恶和普遍警惕。
应该说陈独秀1924年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时不会真的忘记了1918年自己写的《克林德碑》，只是“观念”改变了，“思想”前进了，对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的评价也截然相反了。当年批判的矛头是指向中国东方文化的顽旧迷信的传统与国人的麻木不仁可怜可悲（他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如今他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买办洋奴，而且给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民族革命斗争史“前驱”与“序幕”的荣誉评价，只字不提东方文化顽固迷信的传统。——认识判断上这样截然相反的变化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原本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陈独秀把自己修正后的观点见解说得如此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如此斩钉截铁、不容商量，丝毫没有一丁点儿对自己六年前公开表态的观念作出纠正反思与自我批评。似乎一切堂堂正正，顺理成章，似乎六年前不曾有过这么一篇影响不小的题名《克林德碑》、署名“陈独秀”，且发表在赫赫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这样的笔墨变幻倒确有点儿令人感到惊愕与好奇。难怪胡适在谈到陈独秀观念上这一变化时会笔带讥讽地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在陈独秀发觉有必要澄清对义和团错误的观念的同时，胡适也发觉“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见《努力的问题》）。
五四时代，陈独秀与胡适一样是以思想新旧来看问题，来判断政治文化革新还是守旧，而到1924年陈独秀已经改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调来处理思想、文化上的新旧问题，并且转向得痛快淋漓，颇显示出愤激有余而自省不足，不惜撕断自己的过去，凭一时灵感一时兴奋一时觉悟就写文章，使观察者如坠云雾。——又如1923年陈独秀公开表态反对翻译介绍泰戈尔（原因还是对东方精神文明的强烈且偏执的憎恶），他恰恰忘记了八年前也正是他在《新青年》上首先翻译介绍泰戈尔的——立场转变后，言论的转变迅速离奇而且理直气壮，但他从不提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我”，词面上则一概回避“以前的我”。——这似乎已不是理性成熟不成熟的问题，确有“翻”手“覆”手的问题了。为了论证今天的正确，话不惜说满口，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了“五四”的民主主义——明天，他的晚年又理直气壮地否定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甚至方法，所谓“根本思想”，所谓“最后见解”。今天二十年代初誓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明天四十年代初却已大声呼喊每一个“考米尼斯特，回头吧”！
这里我们不必为义和团运动是非曲直作过多的评价与讨论，从文化或从政治不同角度来看，其历史结论仍有许多争议，意识形态的立场与诠释、文化传统的思考与理解本身就展示不同的视野，在一个“革命”和动乱传统过于沉重的国度里，在一个混沌思想占大多数的东方乐土，有关神权迷信和异端邪说的话题和荒诞且严肃的斗争杀戮，似乎时时都会变幻出新的形态花色，喧闹起新的是非功罪。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陈独秀在义和团问题的幡悟改昨本身的含义。我们一般都将之看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的正义愤慨必然形成的过激主义，同时我们也认真探讨过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陈胜、吴广到黄巾、黄巢，到《水浒》、《英烈》，到洪秀全、杨秀清、白莲教、捻子军，当然也包括义和拳、红灯罩等的特定的认同心理。——在革命获得历史性成功，建立自己新的政权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便会被认作是一连串光荣的传统，以他们辉煌的业绩和不朽的功勋照耀一个激情沸腾的时代。陈独秀们在舆论上为义和团平反，正是基于这样的“移情”思维。
还有一点便是潜伏在陈独秀内心深处的对“野蛮”与“恐怖”的不以为然，——这与他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党员身份也有关系——见多了，就觉得理所当然。他说：“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1918年底写《克林德碑》时，他对他的“亲身经验”有深切体会，遂把慈禧、载漪到徐桐、崇绮，刚毅、董福祥再到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大师兄、海乾在庚子动乱时的故事（所谓“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又复叙了一遍，只想惊醒国民的“健忘”，只想引导国民走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的”道路——谁知六年后倒是他第一个“健忘”了“义和拳”的教训；六年前他盼望“义和拳不再发生”，到了《向导》推出“九七特刊”时，则惊叹“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那“克林德碑”的耻辱也全归罪于帝国主义了。而“所有在华外人”也就“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了”！真正的为陈独秀不齿的便是“文明的绅士与学者”了，他们的选择就是“安分屈服”，“向列强跪着”，甚至为“在华外人”当奴才，当买办，当白领、当走狗、鹰犬。
蔡和森的文章《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便着眼于义和团对当前国民革命的启发作用与先进经验或者称精神遗产。蔡和森说：“义和团是中国国民革命史上悲壮淋漓可歌可泣的遗产——排外精神。”又说：“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一个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于是“排外精神”成了实际上陈独秀们那一个时段里极愿意接受与传播的精神遗产。“反帝排外”与“学习西方”从来就是一对矛盾的选择，一百多年来很少有两者协调并立的时候，两者的排斥抵牾，矛盾斗争是绝对的。——陈独秀在五四时代，在写《克林德碑》时倾心的是学习西方，故不避“异端邪教”的指责而努力新学，倡言新潮。但到1924年国民革命的高潮时，又转向排外反帝，改辙更张要求澄清对义和团的错误观念、错误认识，并且作出新的价值判断：“（义和团）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号召国民接过他们的“遗产”，发扬他们的“精神”，汇入到当前的反帝反军阀的现实的国民革命中。
这里陈独秀根本没法解决的仍是两个问题：一，继承义和团排外精神，与他当时仍在另一战场打的对抗东方文化传统的斗争（如穷追猛打泰戈尔），如何统一？如何应对制造义和团的五个原因？二，义和团扶清灭洋、尊王攘夷的宗旨又如何与他正在进行的阶级革命、共产革命的政纲统一？打倒帝国主义还要找一个“大清”、找一个慈禧来“扶”么？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是为了国中还需要尊一个“王”？——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如何与刷新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相协调？打倒帝国主义必定要杜绝西方文明么？完成国民革命仅仅依赖东方经验么？陈独秀此刻的“善变”确实是认知结构痛苦的选择，还是一时间理性判断达不到政治觉悟的高度？——抑还是“善变”，就是昨非今是，随机应变根据不同形势作出不同决策？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个人注定就不需要完整的历史？革命真的不需要完整的信仰？
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在给他的朋友们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这是陈独秀说话、写文章风格的自供状，相当生动，也相当深刻。“力求偏颇”，力求偏执，要么说“极正确的话”，要么说“极错误的话”，用今天“极正确的话”否定、更改昨天“极错误的话”也就顺理成章，但绝不作自我修正、自我批评的声明。脸不红，心不跳，义正词严，声如洪钟。——这种典型的陈独秀言文风格也应是他的舆论运动在技术上从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重要原因吧。
（文章来源：《东方文化》2002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