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首脑人物、骨干分子、一般成员。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先任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他在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逊于上述五人，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种种情况表明，他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能算是这个集团的亲密可靠的朋友。若把他屏之门外，似亦不妥。故暂将其放在骨干成员之中，不入首脑人物之列。）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大为松散。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然而，他们亦并非没有差异。在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一体，还因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挈领、先走一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意在突出军事，强调战争。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在从思想与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在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一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以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以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7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一般成员，则主要指一般幕僚和一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一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没有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的幕僚。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一般都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以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一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一副红顶子只能换得一醉。因而，一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况且，他们在政治与思想上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缺乏，也无从加以统计。所以，本文对之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首脑与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与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贫苦农民。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两途。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都具有文童以上学历，其家境一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还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并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以求生的缘故。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一，但无论军官还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更是极少数。
在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都出身地主，有的还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1]（卷一二），“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1]（卷一），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与豪富，并非真的贫困。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2]（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地位正处于上升之中。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与曾国荃小时候都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还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而他的祖父曾玉屏与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3]（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与子侄一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只是他一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一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并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曾国藩还把他们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3]（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这些情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经历。此外，曾国藩家还从事过有似高利贷之类的活动。有一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在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两）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在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还”[3]（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不过，在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在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2]（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还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与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窭”、“贫贱”等等。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一方的小豪绅了。也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胡林翼的家境比曾国藩好得多，少年时代也比曾国藩活得潇洒，可以说基本上属于纨绔子弟。郭嵩焘称：胡林翼“家故有田数百亩”[4]。曾国藩亦说：“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5]（p1636）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正四品。他的岳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一代名臣。据此可知，胡林翼家应是个地主官僚家庭，而且是个相当大的地主。而若论其家庭出身，则应算作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因为他曾长期在岳父家生活，年19岁即入赘陶家，在陶家生活了六七年，直到中进士、点翰林，为官京师。故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为曾国藩、左宗棠所远远不及。也正因为这一点，胡林翼自幼养成了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在江南幕中，常恣意声妓”[6]（p736），入仕之后还间为狭斜游。徐宗亮亦称：“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7]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积代寒素”[8]（p2），家境不如曾、胡，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富农或富裕中农。左宗棠的父、祖两代都是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靠学生交纳的“束修”度日，仅能维持一般生活。遇有荒年，例如嘉庆十二年湘阴大旱，家中乏粮，不得不靠糠饼活命。左宗棠出生（嘉庆十七年）不久，母亲缺奶，又无钱雇乳母，只好以米汁喂养。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家史，仍不免潸然泪下。他在一篇序文中说：“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又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称：“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域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久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还在“研田”和“糠屑”句下自注道：“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后长姊为余言也。伤哉。”[8]（p2）左宗棠成年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不富裕，与周氏夫人成婚后，入赘于湘潭岳丈家。其父去世时家中有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不足家用。故在兄弟析产时，他与“终岁旅食”的次兄左宗植都没有分取，全部家产都给了长兄（左宗棫，25岁时去世）的儿子左世延。[8]（p11）直到十年之后，左宗棠才靠历年课徒授馆的余资，在湘阴柳庄购田70亩[8]（p22），营造出自己的小巢，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于乡，是新宁县第一个举人。咸丰二年曾“出私财增募千人”[9]（p24），带赴广西攻打太平军。募勇千人月饷、途费需银当在六千两左右，一下子出得起如此一大笔款子，家产当为不薄，可能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境当优于曾国藩，而与胡林翼相埒。
李鸿章的家庭状况，与胡林翼颇为相近，都属于官僚地主家庭。在其祖父李殿华一代，李家号称“耕读之家”，家有佃户、雇工，四个儿子皆入学读书，大约是个小地主。及至其父李文安由科甲入仕，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家就成了“庐郡望族”[10]。
此外，主要成员中也有类似情形。如刘蓉的女儿嫁到曾国藩家，居安庆督署还与婆婆夜夜纺线，其家境大约与曾家差不多。吴坤修咸丰六年因“江西饷绌”，“倾家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11]（第40册，p12334）其家境似与江、胡相近。郭嵩焘则自称：“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吾父与伯母分析时已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吾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总是十余年以馆为生。”[12]（p34）虽家道中落，其经济地位似仍不在曾家之下。胡大任在原籍湖北筹饷期间，曾有“毁家纾难”[13]（p265）之举，家境亦当在中资以上。
骨干成员中家境贫寒者是一部分由士兵升为分统、统领或保至实缺提镇大员者，主要有李成谋、黄翼升、宋国永、威应洪、田兴恕、鲍超等人。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载，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父死不能葬，舅氏赙之”。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皆曰：‘然。’一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9]（p326）家中一贫如洗，而又嗜赌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注：刺船即撑船）自给”[9]（p130——131），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9]（p335），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9]（p325），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当兵吃粮，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父从其言，兴恕大喜。归途自誓曰：‘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后数年，兴恕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14]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15]（p2447——2448）。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11]（第44册，p13443）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16]，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11]（第39册，p11963），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在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那就是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年十九，靠课徒自给”[9]（p70），应属于农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他年过30始补县学生，40岁后举孝廉方正，生活虽有好转，而“假馆四方，穷年汲汲”[9]（p70），遇有灾年，或竟无米为炊，仍说不上富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亦称：“泽南与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泽南之贫较阁下为尤甚。”[17]潘鼎新的父亲潘璞以教书为生。他中举前，其父曾向青阳司巡检求婚，本名士所不屑者，竟遭拒绝，遂与同乡同学刘秉章“担簦徒步入都”，“至都，穷困不能入郡邸”[9]（p273）。中举之后，巡检“反求焉”。潘璞要以重聘，“曰：‘与我二百金者，吾子与尔婚。’巡检不得已而与之。”潘鼎新便“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18]（p3、4）可见，潘鼎新当时的家境，虽无饥寒之虞，亦不为富裕，大约与左宗棠差不多。李续宾之父李登胜（字振庭、南轩）原为岁贡生，未出求官，筑家塾以教子弟。因生计日艰，家用不给，“货其田且强半”。又以家庭开销太繁命李续宾“兄弟析爨，债负亦共任之”[19]（p105）。李续宾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因家道中落，长、次、三兄皆外出经商，自己亦于20岁那年中途退学，操持家务，间或进山打猎，从事贩运。（注：吴酋云《藤花馆掌故笔记》（载《小说月报》第8卷，第11号）称，李续宾为人至孝，“家贫亲老，贩煤以供甘旨，自食粗粝”。）他与王□（原字为金下加两个王）的胞兄王勋为挚友，二人志同道合，对讲学里中的罗泽南心仪已久，曾“相约执贽其门，而皆以家事纠缠未克竟学”[19]（p104）。其后家境逐渐富裕，不仅将早年卖出的40亩田重新购回，还于咸丰元年出资“捐纳从九品衔”。这时，李续宾在家经营土地，年“得谷百六十余石”，“诸兄懋迁益丰，丁口蕃庶”。咸丰二年他在乡里办团练，“招募二百人”，“官中又不名一钱，皆公取于私家以食之”。[19]（p108——110）其经济地位大约已上升到中小地主的水平。
将领与幕僚中出身名门贵族者亦为数甚少，只有钱鼎铭、栗燿、帅远燡数人。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曾先后担任湖南、江西、湖北巡抚，故于咸丰十一年被麇集上海的苏南官绅选中，派赴安庆向湘军乞援。钱鼎铭先效申包胥秦廷之哭，继带洋轮迎接湘淮军赴沪，反又为李鸿章参谋军事，为湘淮军主办粮运，遂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栗燿为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之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恤荫，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赴任时汉阳已被太平军占领，遂受委综理营务，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赏识。复受命管理厘税、粮台，积官至道员。咸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十一年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病卒。帅远燡的祖父帅承瀛，自嘉庆十五年起曾先后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礼、工、吏、刑部侍郎，浙江巡抚，道光四年丁忧免职。帅远燡道光二十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系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同年，极受曾国藩的赞许，称“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1]（卷三）咸丰七年在江西投军，自募千人独成一军，依湘军老将周凤山对太平军作战。不料，初经战阵即遇翼王石达开来攻，周凤山部率先逃溃，帅远燡随之败死。帅远燡自视甚高，贵族习气甚重，求功甚切，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京服官时，即忿于清军屡败，“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9]（p295）而初到江西时，又与湘军军营风气格格不入。“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而帅远燡“雍容文儒，舆服都丽”，放不下贵族架子，完全不适于带兵打仗。当时有人劝他“宜居幕府”，帅远燡“奋欲自将”[9]（p295——296），又依屡将屡溃的周凤山为靠山，皆由其年轻气盛、不懂世事所致。在湘军史上，像帅远燡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原因不外二端。一则就一般而论，家过富有的子弟多不愿从军犯险。咸丰五年曾国荃曾推荐一个名唤曾和六的人入营，曾国藩复函称：“其人有才，但兵凶战危，渠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苦慷慨投笔则可，余以札调则不宜也。”[3]（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其后不见下文，大概尚未下定投笔从戎的最后决心。一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本来是投奔曾国藩的，而曾国藩恰好丁忧在籍，不在军营，否则，这件事或许不会发生。
就个人学历或文化程度而言，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幕僚高于统兵将领，二是任文职者高于任武职者。清朝有关任命制度规定，以军功保奏文职官员者，必须有一定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历，否则，不能保奏文职，只能就任武职。当时的学历，也称“出身”或“功名”，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种官学的生员，如国学的贡生、监生，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等；一是通过国家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如举人、进士、庶吉士。贡生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监生分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地方官学的府、州、县学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全部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入学考试分为院试与府、州、县试两级。府、州、县试由府、州、县官主持，取中者称文童，或儒童、童生。它是科举时代最低一级学历，有了它即可担任文官。这个集团官至督抚大员者，如刘蓉、刘岳昭、李续宜、蒋益澧，都是文童出身。而战功远在其上的鲍超，因没有这个资格，官职最高只能升到提督，一再要求转任文职而不可得。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轮回在各府举行，取中者为秀才，只有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庶吉士通过朝考选取，由皇帝亲自主持，俗称点翰林。
清代科举除开文科外，还开武科，其情形与文科略相仿佛，有县试、院试、乡试、殿试名目，取中者分别称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所以，在武职人员中，还有一部分出身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者。自咸丰末年以来，洋务运动兴起，各地纷纷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新式海军，开办技术、外语学校和武备学堂。从此，在这些学校毕业也成为一种学历。
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共有477人，其中武职及当任武职者253人，文职及当任文职者224人。除汉军正白旗李云麟（以四品京堂改任武职，系秀才出身）和另一军校毕业生外，武职人员多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即使其中有读书数载、粗通文墨者，也没有获得犹如文童那样的学历。不过，有些人参加过武科考试，获得一定资历，也算是一种功名。据不完全统计，在253名武职人员中，获得武童以上功名者计有26人，其中武进士3人，武举6人，武生4人，武童13人。另有秀才1名，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1名，共计29名。占武职人员总人数的11.5%。不过，除李云麟外，这些人员文化程度并不高，同其他武职人员没有多大差别。只有其中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受过近代教育，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多半还会外语，同文职人员较为接近，而与靠弓、马、刀、石争得功名者大不相同。
在224名文职人员中，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属武职改授文职者。杨载福由福建水路提督升授陕甘总督，刘铭传由前任直隶提督改授福建巡抚，田兴恕以贵州提督署贵州巡抚。此三人虽就任文职，但既无学历，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文职人员具有文童以上学历者实际上只有221人。在这221名文职人员中，已确切查明其学历者计有142名，其中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秀才23名，文童8名，贡生17名，监生11名，孝廉方正1名，留美学生1名。此外，确知其具有一定学历、但不知其具体名称者36人。其中标明为“士人”者25名，标明为“生员”者11名。在这36人中，除1人官职不明外，其余则或实任，或署理，或实缺，或候补，或实官，或虚衔，自总督至从九，官职高低不等，但皆有官品或名称。其中（含实缺、候补、即用、记名等名目）总督1名，巡抚1名，布政使4名，按察使4名，道员15名，知府2名，知州、直隶州知州、运同5名，训导1名，从九品官员2名。另外，还有未注明学历者33名，连士人、生员的字样也没有，但确实具有一定官职和文化程度。其中查明其所任官职（含实缺、候补、署理等名目）者26名，自四品以下中、下级官员11名，自三品以上高级官员15名，计署理总督1名，巡抚2名，布政使7名，按察使4名，盐运使1名。其余未任官职或职衔不明者10名，则包括著名科学家2名，著名学者1名，著名古文学家1名，办理函、奏的幕僚1名，担任贴身秘书的幕僚1名，主办粮台的幕僚4名。最后还有10名如商人胡嘉垣等，既无法归入武职，只好算作文职的人员，因资料缺乏无从查明或推测其文化程度，不再详述。
即使不讲什么学问与科学知识，仅就学历而言，幕僚也普遍高于统兵将领。在这个集团的477名主要成员中，幕僚人员计有156名，占总人数的32%。非幕僚人员计有321名，占总人数的68%。在确知其学历的142人中，幕僚人员为103人，占72.5%，非幕僚人员为39人，占27.5%。在确知其学历的103名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17名，进士18名，举人29名，秀才15名，文童4名，贡生13名，监生6名，留美学生1名。在39名非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7名，进士6名，举人4名，秀才9名，文童4名，贡生4名，监生4名，孝廉方正1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级别较低的三种学历，如监生、秀才、文童的总人数41人中，幕僚人员为24人，非幕僚人员为17人，双方的人数相差不远，其比例大约接近于4∶3。而在较高级别的四种学历，如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的总人数97人中，幕僚人员为76人，非幕僚人员为21人，双方人数的差别极为悬殊。这就是说，两者相较，非幕僚人员具有学历者不仅所占比例小，而且所处级别低。
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籍贯，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则南方多于北方，江、淮流域多于黄河流域；就其行政区划而言，则两湖、三江多于其他省份，其中尤以湖南、安徽最为突出。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有籍可稽者，计有458人，占总人数的96%。其中，湖南257人，安徽84人，江苏24人，江西15人，四川13人，广东9人，浙江、湖北各8人，贵州7人，直隶、河南各5人，广西、河南各4人，福建、云南各3人，陕西2人，山东、山西、甘肃及顺天府各1人，满洲镶黄旗、蒙古正白旗、汉军正白旗各1人。值得注意的是，籍隶两湖、三江五省者即有388人，占总人数的82%，其中湖南占54.3%，安徽占17.8%，两省合占72.1%，其余各省（包括顺天府与旗人）所占比例还不到28%。就湖南、安徽而言，湘乡县79人，人数与安徽全省差不太多，合肥县40人，占安徽总人数的将近一半。其次如宁乡22人、湘潭17人、新宁15人、长沙14人、湘阴10人，也超过湘、皖、苏、赣、川以外的所有省份。究其原因，则不外湘、淮军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创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也都是湖南人，他们在本省、本县募勇最多，保奏升迁者最多，所出的统兵将领也就最多。虽然招聘幕僚的人数也会多于外省、外县，但究竟不会这样悬殊。因为这个集团毕竟靠军队和战争起家，统兵将领占了主要成员的大多数，仅在大帅手下充任幕僚或属员、从未带兵打仗的人不多，能够处于重要地位、保奏三品以上实缺官职或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成就者人数更少。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中，没有带兵经历而又有籍可考者只有100人，计湖南19人，江苏19人，安徽15人，江西9人，浙江7人，广东6人，贵州5人，四川、河南各4人，湖北3人，陕西、福建各2人，山东、山西、直隶、广西及顺天府各1人。如果拿这个统计数字同前面的统计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全在统兵将领身上。正是由于统兵将领所隶省份的相对集中，造成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省份之间人数上的悬殊差别。
注释：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C].
[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Z].
[3]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Z].
[4] 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A].胡文忠公遗集：卷首[C].同治六年刊本。
[5] 曾国藩全集：第3册[C].长沙：岳麓书社，1994.
[6]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
[7] 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第1卷[M].光绪十二年刊。
[8]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3.
[9]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0]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八[C].
[11]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M].养知书屋，光绪十九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4] 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三[C].
[15] 曾国藩，等。湘乡曾氏文献：第4册[M].台北：学生书局，1965.
[16] 傅耀琳。李续宾年谱[M]：咸丰二年七月条。
[17] 罗忠节公遗集：卷六[C].
[18] 刘体智。辟园史学四种·异辞录（木刻线装本）[M].
[19]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