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的哲学思想，其本人没有专门著作，研究者也较少谈到。其实，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还是相当多的。它散见于信函、批札、日记、笔记之中，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曾国藩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虽不是曾国藩的发明创造，他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过来加以运用，并取得某些成功。因而，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步了解曾国藩一生中得失成败的思想根源乃至整个近代史，都是有益的。下面分几个方面谈点粗浅看法。
一
曾国藩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代表的是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但由于出身于上升中的中小地主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人生观还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尤其他的前期，更是如此。曾国藩曾与人讲：“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1）而他一生则始终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自任。出办团练之婚；他即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既用以号召土绅，也用以约束自己。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又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
‘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2）实际上，确实如此。他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奋斗了一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目的。早在京宦时期，他就立志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并信心十足地宣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盂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3）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他也归之于“坚忍不懈”四字，并推而广之，视为一般规律。他在淮军将领刘铭传的禀帖上批道：“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指江忠源），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指胡林翼）。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合围之际，祁门危机，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而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劝；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持，竟以地道成功。可见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4）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又说：“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5）人的主观意志对于事业的成败固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却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条件，否则，有志未必竟成。只讲主观意志的作用，不讲客观条件，实际上就变成了唯意志论。曾国藩带着这种想法行事，就必然有碰壁的时候，在许多场合行不通。于是，他就搬出了天命论，由主观唯心主义跳到客观唯心主义，对一切无法用“有志竟成”解释的问题，统统归之于“天命”。
曾国藩第一次谈论天命是升授礼部侍郎后不久。他出身中小地主，生长深山之中，中进士后十余年间官至二品，实出乎意料之外。于是他便认为这是命中注定，非人力所能做到。他在给陈源兖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曾国藩再出后，正当他处处顺手，叫喊太平军“不患今年不平”的时候，忽然传来李续宾在三河全军覆没的消息，更使他相信“天命难违”的说法。多少年后还在日记中写道：“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指曾国华）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命。”（6）
曾国藩既谈“有志竟成”，又谈“纯任天命”，那么对于事业的成败究竟哪种力量起主要作用呢？他认为天命为主，人力为次，大约为三七开。他说：“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7）他甚至把人看作“运气口袋”，常说“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8）。还跟欧阳兆熊等人开玩笑说，“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9）可见，曾国藩是很信奉天命的。
那么，既然如此，曾国藩为什么还要那样起劲地宣扬“有志竟成”呢？他认为，天命是人所不能左右的，心里明白就行了，不能讲得太多，更不应向部下和民众宣传，以免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10）咸丰十年在给曾贞干的信中又说：“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善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11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前期也很少。后期谈论较多，大约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这一时期，他讲天命的场合大约有三种。一是在某事成功之后，将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天，以表示自己的谦谨。如他在给黎庶昌的信中说：“兵事之成否，亦皆时会之适然，即如鄙人及胡、李、李、左诸公后来徼幸成功，实非初意所及料。”又说：“功名者与场屋之科名相等，或邂逅而高第，或百战而不售。”12虽未点明，实际上讲的仍然是“命有前定。一是为了稍抑部下的骄气。如曾国荃侥幸攻陷天京，“皆归功于己”，骄横不可一世。曾国藩就对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13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劝曾国荃不可贪天之功，居为已有。但更多的场合是为了调整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以解除精神上的痛苫，使自己在道德修养上门臻完善。曾国藩是个功名心很盛的人物，他年轻时就立下宏愿，要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再现康乾盛世。同时，还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并为此奋斗了一生。但到了晚年，他发现除镇压太平军、捻军一事外，其他都未获成功。而自己则年老体衰，大病缠身，行将就木，再无实现这些夙愿的可能。于是，深深地陷入苦恼之中，患得患失，萦萦扰扰，难得片刻安静。为了使自己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的情况下心情稍得宽解，他便经常搬出天命来安慰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14他还写韵语数句作为自己的箴言：“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道穷，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资质之陋，众所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15“补救无术，日暮道穷”八字恰当地描写出其政治上走投无路的困境，而“且愤且乐”则道出了他失望之余所采取的对策：既要发奋图强，坚忍不懈，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又要对不可避免的失败想得开，经常保持乐观心情。其实，这种道理他并不是不知道。早在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16他所以在日记中反复申述“天命”问题，表明他虽然已经弄清了其中的道理，但在感情上却转不过弯来。就是说虽然他在理智上相信运气是主要的，而在感情上仍希望“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这样，在曾国藩身上就出现了两种矛盾，除上面所说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外，还有表里不一的问题。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譬如，上面几次提到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就是他晚年讲的。这时，他已经知道清朝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他的一切努力都无补于“天命之穷”，但仍故意说一些违心的话，教训“直隶士子”。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顽固立场和作为一个高级官吏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中确实带有自欺欺人的成份。这正是其地主阶级本性的表现，而对一个不甘心失败的失败者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
曾国藩不仅相信天命，也迷信鬼神。这方面的例子除前面提到的相信扶乩外，还有如下数事。（一）把“鬼神之情状”列为研究对象。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问题，可见他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二）相信阴骘寿夭之说。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16（三）迎神求雨。同治六年江苏大早，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四）相信宅第吉凶。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后，同捻军交战屡遭惨败，新湘军基本垮台，曾国藩认为这是由鄂抚衙门不吉利造成的，曾敦劝曾国荃移贡院。18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一些，但仅从以上数事即可看出，曾国藩确实是迷信鬼神的。
二
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认识论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天地间的人与万物都是由“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的仁，义二气生成的。“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世，始所得者钧耳”。其所不同的是：“人得共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复性而已矣。”19这显然是说，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仁与义等，都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只是由于圣人气质清淳，习惯良好，故能把它完整地保存下来，不需要学习就可自然达到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而常人则由于后来沾染了种种不良习惯，致使气质变劣，本性淹没，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恢复本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包括道德、知识、习惯等在内的思想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们的学习过程，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世界上根本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曾国藩把人分为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知之的常人，把学习的本质理解为“复性”，即恢复人们先天具有的本性，这种认识论无疑是属于先验论的，唯心主义的。
然而，曾国藩一生主要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尤其带兵打仗，这绝不是理学家的空谈所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在实践活动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曾国藩又往往表现为经验论者。他主张遇事体察，亲自动手，不可假手于人。曾国藩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而他自己用人，则“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20曾国藩这里讲的是用人标准，同时也是讲做人的原则。他所说的“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实际上就是指“乡气较多”的人，也是指他自己。而这“四到”的说法与他“十八条挺经”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负责”21的总精神是一致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来自家庭的影响和自身的阅历，而不是来自理学家的书本。。
对于书本知识和自身经验，曾国藩则更注重后者。曾国藩从军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古代兵法和史书中关于战阵的记载，都有自己的看法。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淡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此得出结沦，认为“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22又说：“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23还说，即如《史记》、《汉书》亦有不可信者。“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24。对于古代兵法和史传的“不可信”之处，曾国藩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讲得更加具体。他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儿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又说：“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25曾国藩这些话既有合理成份有一定的片面性。他重视实践经验，并指出古书中的问题，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仅根据自己的狭隘经验，就断言古书“皆装饰成文”，未免显得过于武断。仅就兵法而言，曾国藩用兵呆板，基本上是有“正”无“奇”，“呆”多“活”少。这个弱点他是知道的，也不止一次地在书函、奏稿中讲过。如今却忘得一千二净，仅以自己在特殊条件下所取得的侥幸成功，即视狭隘经验为一般规律，这就不可避免地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曾国藩还反对死啃书本、生搬硬套的读书方法。湘军平江营中有个名叫吴士迈的营官，摘录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以此作为治军的根据。曾国藩知道后，立即致函该军统领李元度加以纠正说：“军事是板质实之事”，“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26还有一个名叫吴希颜的人，建议曾国藩“以古书考核将才，分派正副文武营官”。曾国藩认为“此皆书生之见”，并在批复中指出：“读书之与用兵判若两途。古来名将如前汉之韩信、曹参，后汉之皇甫嵩、朱隽，未闻其著书。戚继光能著书而战功又甚平平。孙武之不能自践其言，则老苏已讥之矣。”27曾国藩对于这两事的处理以及关于读书与用兵“判若两途”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他所指出的情况在某些古代名将中也确实存在。只是把战功与著述完全对立起来，断言能战者不能著书，能著书者皆不能战，就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了。古代名将孙膑、吴起等皆属文武全才，既有赫赫战功，又有著作传世。三国时的名相曹操更是身经百战，一代风流，其对《孙子兵法》所作的注释，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未必不知道，他所以这样讲，恐怕很可能与他自己有“战功”而无著述有关。或许是矫枉过正，在纠正这一片面性时而出现另一片面性，亦未可知。总之是将自身的狭隘经验视为一般规律，同样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三
曾国藩哲学思想的精华是他的辩证思想。对于某些辩证观点，他不仅赞成，而且还用以观察和解决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他一生中所以能够获得某些成功，与此很有关系。他的辩证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一分为二的观点。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8又说：“昔邵子将天下万事万理看成四片，近姚惜抱论古文之法有阳刚、阴柔两端，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29他不仅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万物，亦用以评论文章和书法。他根据自己的体会，把“阳刚之美”归结为“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归结为“忧茹远洁四字”。30后来他又将“涌直怪丽”改为“雄直怪丽”，“忧茹远洁”改为“茹远洁适”，并对此八字中的每个字都加以注释，写成“十六字赞”31。他还把阳刚阴柔之说移于书法理论，提出“书法之道亦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端”32的说法。这都是对姚鼐文艺理论的发展。
关于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观点。他认为，某些事物中矛盾的双方，例如军事中的正与奇稳与险，呆与活等，都是互相依存的，失去一方，另一方就无法存在。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自是至当之论。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凑泊于临时者也。”33不过，曾国藩虽然这样讲，但在实际用兵中并未掌握稳着与险着，正兵与奇兵的机动变化。后来他在总结自己的战争经历时也不得不承认：“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战，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34
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观点。曾国藩认为，某些事物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例如战争中的人与武器，军队的外形与士气，文章的说理与文气，以及书法中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等，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在人与武器这对矛盾中，他认为人的因素是主要的；在军队的外形与士气这对矛盾中，他认为十气是主要的。他常说：“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35，“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6，“炸炮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37。还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38对于文章中说理与文气这对矛盾，曾国藩认为文气是主要的。他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并进而推论：“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39对于书法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个方面，曾国藩认为每次作字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若二者并重则必然两失。他说：“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刚者，取势宜俊迈，偏于阴柔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营并骛则两失之矣。”并总结自己的体会说，“余心每蹈此弊”40，故书法不能自成一格。
关于矛盾双方相互向对立面转化的观点。曾国藩认为，战争双方所处的地位，如强弱、胜负、攻守、主客等等，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他尤为注意主客关系的变化。他常对部下说，“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敌人攻我壕墙，“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主力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至，不致于人者也”41。又说，陈玉成作战“从不先发，最善反客为主”，“不可堕其术中”，为人所致42。为防止反主为客而达到反客为主的目的，曾国藩主张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临阵则按兵不动，诱敌先发；攻城则挖筑双层壕墙以围之，“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43。这样，曾国藩往往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早后取得胜利。
关于无限与有限的观点。他认为，宇宙的时间与空间是无限的，人的寿命与见闻是有限的；知识和事务是无限的，人生所能读、能办者是有限的。人们应该用这种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和个人的成败得失。他说：“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又说，“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44
关于盛极必衰的观点。曾国藩认为，物穷则变，盛极必衰。所以，名声愈大，赏赐愈厚，他的心情愈紧张，行动愈谦谨，唯恐不能保全末路。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接奉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且喜且惧。在日记中写道：“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45同治七年曾国藩赴直隶总督任，离开南京时地方官组织盛大欢送仪式。曾国藩对此并无得意之情，反增畏惧之感。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慄。’46曾国藩在为清廷立下“大功”之后而得以“保全末路”，恐怕与这种思想有一定关系。
曾国藩先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后又兼治考据、词章、经济之学，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亦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所以，读书较杂，知识较广，对其哲学观点具体指出来自何家何典是很困难的。但他治学始终以理学为核心，为人处事亦始终以理学为指导，对周敦颐、张载及其所著《通书》、《正蒙》尤为推崇。他一生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带兵打仗，最喜欢读的书是古文和史学著作。所以，他的哲学思想似应主要来自儒家著作，尤其《易经》和《通书》，《正蒙》等，其次是《老子》、《庄子》、《墨子》及军事、历史著作，总之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不过由于他既无专门著作，也无系统思想，所以，他的哲学观点相当零乱，有的已被视为一般规律，如“天地之道，非两不立”，“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等；有的则只是就事论事，并未作为一般规律提出来，严格地说还算不上是一种哲学思想，只是某种哲学观点的因素或思想火花。而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曾国藩都没有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更没有使用哲学的语言来加以表述。在这点上，与古今哲学家是有很大不同的。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探讨问题时，不得不将他的各种观点和说法，分别归入各个哲学范畴来加以分析。其实，曾国藩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这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6）（7）（10）（14）（15）（16）（17）（22）（30）（31）（32）（39）（40）（44）（45）（46）《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1o年6月27日、同治8年7月18日、同迨8年12月22日、咸丰9年11月4日、同治10年3月16日、同治8年11月13日、同治元年10月10日、同治7年6月24日、咸丰11年正月16日、同治2年q月23日、同治4年正月22日、同治4年10月20日、同治5年10月14日、同治4年4月17日、同治元年4月11日、咸丰11年11月14日、同治7年。
（2）（3）（10）（11）（41）《曾文正公家书》，同治2年3月29日、道光24年9月19日、咸丰10年7月8日、咸丰8年4月17日。
（4）（27）（曾文正全集。批牍，卷3、卷2。
（5）《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4。
（8）（13）（18）（3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6年9月3日、同治6午6月15日、同治6年9月1o日、同治6年6月l5日。
（9）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第17页。
（12）（35）《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9、127页。
（19）（20）（23）（25）（26）（28）（29）（33）（36）（37）（42）（4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卷12、卷12、卷29、卷12、卷1、卷10、卷13、卷20、卷20、卷12、卷5。
（21）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34页。
（24）《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
（3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5。
（文章来源：《求索》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