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恶名昭著。对于其仕宦一生，近人多忌讳不涉。其实，曾氏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除治军外，在政事、文事、治吏选贤、浚河盐务等方面，确有一些生息惠民的实效。章炳麟抨击曾氏尤为激烈，但亦承认他“行事足以惬人心”。（《检论近思》，《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19页。）特别是他重视吏治、选贤任能，在清未满汉官僚中是异常突出的。这里仅就曾氏整顿吏治方面，略述己见。
曾国藩中举及治事时，内忧外患纷陈迭至，曾氏无例外地大受震惊，于是，他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以及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与儒家经典大相径庭的现代著述，自然地把对西方的了解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寓悟到中国需要一个大的变革，所谓“物穷则变”自古然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因此，曾国藩意欲从整顿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从1850年至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吐露对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忧虑，痛陈吏治弊病的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属”。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预”。敷衍者，装头改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天；颟顸者，外面完全，内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茶沓泄，相与袖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在临政湘、赣、苏、皖、直隶等省时，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而民心涣散是由于银价太昂，钱粮难纳；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以至官民相仇，积怨太深，激成巨案。他以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等地事例，说明民变的原因即是由于“贪官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所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推寻太平天国起义的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曾文正公全集·书牍》。）因此，他认为要清除民变的“乱源”，除了采取军事镇压政策以外，还必须从整饬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曾氏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曾文正公全集·书牍》。）收拾人心，以缓和“乱民四起”的社会矛盾。
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活动基本告一段落后，于经理江南各省及直隶时，即对吏治进行整饬。
首先，他提出吏治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准则。他说：“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州县为整饬吏治的基本单位，因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亲手制定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规则》十六条，作为官吏们廉洁尽职的标准。十六条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每条下面都以浅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说明。关于劝诫州县四条：1.治署内以端本。为官先治其身，凡银钱不取分毫，凡文书案牍躬亲检点，以身作则，杜绝行私舞弊。2。明刑法以清讼。清讼订刑时，要剖辨是非，谳结迅速，以除莠爱苗，惩恶安良。3.重农事以厚生。州县应以重农事为第一要务，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4.崇俭朴以养廉。衣物饮食厉行节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有节，取之于民有制。关于劝诫委员四条：1.习勤劳以尽职。勤历艰苦的环境、勤亲察人员、勤亲阅文件、勤亲训下属等。2.崇俭约以养廉。毋贪保举，毋好虚荣，事事知足，人人守约。3.勤学问以广才。文职武官须讲究“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读书，学于今则多看榜样，才自广而智亦开。4.戒骄惰以正俗。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以正风端俗。劝诫绅士四条有：禁大言以务实，扩才识以济世等内容。劝勉地方绅士要象州县官一样，勤明廉洁，奉公爱民。曾国藩认为，吏事与兵事互为枢纽，故特定劝诫营官四条，强调为营官者不阿上司，不侵公款，不好洋烟淫赌，不掳民夫，不占民房，以禁骚扰为第一义。违者，以军法严惩不贷。（《曾文正公全集·杂著》。）
以上十六条，皆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沽名、做“好官”的座右铭。当然上述劝诫在腐败的封建官制下，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然而对于改良吏治，缓和阶级矛盾不能不起到一些作用。
同治七年，曾国藩任直督仅月余，查询吏事的结果，深感直省官府“风气甚坏”，在讼案方面尤其突出。计新旧积案殆以万计。“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于是从清讼入手，整饬直省吏治，亲撰《直隶清讼十条》（《曾文正公全集·杂著》。），规定：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州县需躬亲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丁书；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牌示众；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奖借人才变易风俗等条款。严饬州县、臬司，收理公牍、案件时，必须亲为审谳，按月呈报，不得积压。并悬牌以示互相监督，若有滥传滥押，徇私舞弊者，必严加诘责，以小过、大过、撤委示惩。同治七年，曾国藩将在上海伙开合隆漕铺与民争利的署丹阳知县金鸿保奏请革职；将在冬漕中任丁书索费，控案叠见的江苏新阳县知县戴元鼎，予以革职。对于严明法纪，起过积极作用。
第二，他认为官吏要勤以学术，增长才识，这样有助于洗除吏治习弊。曾国藩认为，官吏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在直隶时，曾国藩曾手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对通省仕宦劝之以学。他所倡导的“学”，“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即为官为士所应恃识的伦理道德和文学、管理等各方面的才能。他认为倘大家都勤以学问，做到“各善其身，各尽其职”，自然就不至于奸邪情伪了。而且，只要有一些人带头好学，“倡者启其绪，和著衍其波”，如此交汇旁流，互相劝勉，不数年，将会“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吏治并将得以澄清。他的这些看法不无道理，同时也是曾国藩高于不少封建政治家之处。
第三，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办事拖延推诿，不问实际，不讲实效，是官府大小衙门的通弊，曾国藩指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上下相容，疲玩已甚。”（《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如直隶省，公牍、讼案积压数以万计，有延搁二、三年其至八、九年者。为力挽积习，澄清吏治，曾国藩特令臬司张树声撰限期功过章程。结果，仅保定首府自同治八年四月至十一月，共八个月时间，清理新旧文牍案件三万多起，使多年淹滞的尘案得到清结。
衙门官僚习气还表现在，司道各员或累月不克到署，彼此恒不相习。州县官为民命所托者，官气亦多，“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怠玩之习，相沿已久。为端正此种衙门吏胥不良之气，曾国藩根据所定章程，令司道州县必须日日亲临衙门，躬亲公事、互相砥砺。有好讲资格，玩忽职守者，酌情惩处。同治七年，因徐州知府郜云鹄，公事颟顸，情多偏狥，办理砀山县马公田私筑圩寨一案，乖方拖延，经曾国藩批令撤任，留省察看，以惩一儆百。
曾国藩还“力救冗字之弊”（《曾文正公全集·家书》。），撤裁机构，减少冗员，使官吏各有专责并尽其职分。他说：“凡治事以员少为妙，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竿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丛杂遗忘，多则反是”。（《曾文正公全集·批牍》。）故于军事工作结束后，立即撤去湖南东征局以及粤、赣等省厘金局，以苏商民之困。不久，即将江宁善后局裁撤，减少大批冗员差役。曾国藩有感“湘军将士骄盈娱乐”，同治年间全行遣散归农。至同治五年，湘省官兵撤减不下十万人。
第四，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他说：“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文正公全集·批牍》。）曾氏对自己的亲信故旧亦不例外，至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对由他亲荐的江苏巡抚薛焕假商人字号开书局、钱铺，肆意营私，表示愤懑。对故旧李眉生耳目闭塞，公事拖累，坚决不予奏留。而对廉正不私的官员则倍加赞誉。他称道力谏西太后停修颐和园、热心关注西方政教修明的李宗羲为人正直。赞扬进士罗澹村，为官二十五年家无一钱为当世第一清官。沈葆桢与他曾因争饷平生嫌隙，但曾氏总觉沈葆桢有胆有识，故不与之结怨。左宗棠曾骂曾国藩虚伪，但曾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遂以“其才堪大用”，三次破格荐用而显名天下。
曾国藩用人戒私、重才，招徕远近俊彦，“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4页。）如薛福成、容闳、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学者、能人，都因知遇曾国藩而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
由于曾国藩重视吏治，激浊扬清，加上修文兴教，劝农课桑，“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一第32页。）。凡经过他治理过的地区，吏治得到不同程度的澄清，多少减轻了一些民间疾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当然，曾国藩整饬吏治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他的重视吏治的思想和整饬吏治的方法，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文章来源：《求索》1985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