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同为晚清名臣，二人的关系，素为史家重视。曾、左均为湖南人，一出湘乡，一出湘阴，年龄相差一岁。论出身，二人皆出自小地主家庭。论思想，二人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地主阶级“经世派”皆有某种渊源关系。但性格上，两人则迥然不同，相去悬远。曾国藩性格内向而富于韧性，其格言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左宗棠性格外向而刚健，“喜自负，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刚厉介之操，自号曰‘忠介先生’”（《左文囊公事略》）。二人思想及性格的这种异同，构成了曾、左交恶的基础。
曾左矛盾最初只是缘于一些小事。曾国藩举办团练，经费不足，厉行捐输，“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湘军志》）。左宗棠与陶家乃姻亲，不满曾国藩此举，极力从中作梗。曾左因此结怨。
不过，这类小事，双方很快也就释怀。事后曾国藩对左宗棠仍“推诚委心”，左亦感其诚，身居骆秉章幕府，而以策应曾国藩湘军为己任。其与友人书云：“世局日艰，徒以吁公（骆）涤公（曾）拳拳之故，不能抽身。使岳常澧早无事，则兄径归矣”（《书牍》）。
1857年，曾国藩父亲病故。曾闻讣，未得旨准便回籍奔丧。朝议颇不以为然，加之“左恪靖（宗棠）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然和之”（《水窗春呓》）。曾左关系又趋紧张。
两年后，著名的樊燮京控案发生，湖广总督官文投井下石，趁机陷害左宗棠。朝廷降谕，“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郭嵩焘、潘祖荫出面奏保。朝廷“特旨询曾公国藩”，曾不念前嫌，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反对治罪左宗棠。一场政治风波于是化险为夷，曾左二人又言归于好。（《左宗棠年谱》）
事隔一年，左宗棠至宿松见曾国藩，曾当即“慰留之”，并允其募兵五千援皖，左因此独立成军。后左宗棠率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杭州，曾国藩又奏保他为浙江巡抚。左宗棠一生功业，由此发轫。曾国藩奏保左宗棠时称赞他“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奏稿》卷10）。为了使左不致推让，曾写信给左云：“弟之调度，远不如兄，无所庸其谦也”（《书札》卷14）。曾左之交，此时最洽。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后不久，认为曾国藩“才略太欠”、“恐终非勘乱之人”，难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决心独树一帜，“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家书》），再度与曾闹不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粮饷同曾国藩争执，左与之联成一气，结成左沈集团。朝廷则有意扶植左沈势力，提升左为闽浙总督，利用左曾矛盾以削弱曾。于是，曾左矛盾在一度平静之后骤然再起。
1864年太平天国京城陷落，曾国藩奏称幼天王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之中。而左宗棠侦知幼天王尚存，上奏声张其事。曾国藩疑左宗棠“张皇其辞而怒，特疏诋之”，而左亦“具疏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曾）。”未几，幼天王被俘，而曾左之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曾国藩愤愤不平地对人说：“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庸闻笔记》）。此后，曾对左多有攻击之辞，而左则以牙还牙，“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左文囊公晚年斗意气》）。曾左关系，至此恶化。
1866年以后，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率部镇压回民起义并准备西征。当时左颇有后顾之忧，对人说：“我既与曾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也”（《南亭笔记》）。然而，左宗棠西陲用兵期间，曾国藩不仅竭力协济粮饷，而且派兵遗将，支持西征，并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称之为“天下第一”（《庸闻笔记》）。左宗棠并非石人，岂能无动于衷？乃于上奏言西征之事时说：“臣与曾国藩议论时有不合，至于拔识刘松山于凡众中，信任最专，其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奏稿》）。西征问题上共同的立场，使曾左达成某种谅解，交恶数年，双方关系又开始缓和。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在如何处理教案问题上，曾左又产生了分歧。总理衙门征询左宗棠的意见，左认为教案事出有因，不应惩办无辜百姓及府县官吏，“致失人和”。曾国藩则视此类言论为“局外无识之浮议”，害怕外国人借口挑起兵端，坚持既定的委曲求全的办案方针，致使对外赔款数十万两白银，津民十六人枉死刀下。事后左宗棠谴责曾国藩道：“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欲？”（《书牍》卷11）左宗棠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使曾国藩意识到自己的处置“多不惬舆情”，深感“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作为亡羊补牢之举，曾提出：“吾辈任疆圻者，唯当练兵训士，储备人才，修造轮船，设立炮台，隐图自强之策，庶有补于万一耳”（《未刊信稿》）。曾国藩既有了自责之意，曾左也就没有因津案一事再度交恶。
1872年曾国藩病死。左宗棠闻讣“甚悲之”，除致币百金料理后事外，还亲写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写信给儿子孝威，指出挽联所言，“亦久见奏章，非始毁而今誉”；嘱孝威“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饶，自不可少；更能作诔衷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左宗棠在信中还专门谈到与曾国藩生前的矛盾：“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家书》下）左宗棠为曾国藩所作挽联及与其子孝威的这番话，堪称曾左之交的盖棺之论。
综上所述，曾左矛盾是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所谓“曾左交恶”，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倒不如说导源于二人思想性格上的差异。因此，到了晚年，二人的嫌怨才得以化然冰释。
（文章来源：《历史知识》1987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