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过去300年里，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一直呈现出不平衡：在18世纪、19世纪，中国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流向俄罗斯，而流入中国的俄罗斯文化却十分有限；到了20世纪，情形颠倒过来：俄罗斯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向中国，而流向俄罗斯的中国文化却变得如同一条小溪。对此，我们可以借用郭沫若的形象的比喻：“洪流与溪涧”。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现象？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本文做了详细的分析。
本文分7个部分：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18世纪的不平衡
三、 19世纪的不平衡
四、 20世纪的不平衡
五、 产生“不平衡”的原因
六、 参照系
七、 几点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中国文化人注意到了中苏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翻译介绍俄苏文学的规模远远大于苏联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规模。1940年，郭沫若综合大家的意见，写了《中苏文化之交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将中苏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形象地比喻为“洪流与溪涧” ：“就拿中苏两国间的文艺关系来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以说是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条溪涧。”
1942年5月30日，郭沫若在《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里重复了这一感慨：“有一点使我们感觉遗憾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感觉遗憾的，就是这交流只是片面的。苏联文化给予我们的影响，真是浩浩荡荡象洪水一样向我们中国奔流，而我们中国的文化输到苏联方面的怎样呢？这，说起来真叫我们惭愧，两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苏联文化的“洪流”的规模，郭沫若写道：
“讲到近代中、苏两国文化的交流，那是有更显著的痕迹可寻，特别是关于文学方面，我们大家都有深切的认识。近代苏联的文学，无论他们的思想、作品乃至作家的历史及其生活习惯，可以说象洪水一样泛滥到了中国，中国也最关心苏联的文学。以量来讲，恐怕比来自英、美的还要多。这不是我一个人信口开河，我们只要把中国近二十年来出版界的情形调查一下，就可知道。关于俄国有名的大作家，无论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差不多都介绍到中国来了。如果戈里、屠格涅甫、妥斯妥以夫斯基、托尔斯泰、柴霍夫、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其他许多作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很不少。不仅介绍到了中国，而且曾给予中国文艺以极大的影响，其中以小说方面的影响尤其深刻。中国近代小说的产生，在所受外国影响中，以苏联的影响为最大。其它诗歌、戏剧方面要稍为逊色一点。不过小说在近代文学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新文学受苏联的影响最大，并非过言。
“其次艺术方面苏联给予我们的影响也很大。今天在座有好些木刻家，恐怕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木刻界多靠苏联木刻界的触媒与刺激。因有苏联木刻界的触媒与刺激，我们的木刻才得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成长了起来。其它我国政治上、军事上的机构，好多都是采取苏联的制度，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如军队里的政治部，便是来自苏联，政治上的委员制与主席制，在现在世界各国中，只有中、苏两国采用，而创造者即是苏联。所以无论政治上、社会上、文学艺术上，近代中苏两国的交往非常频繁，苏联给予我们的影响非常巨大。”
郭沫若这一论述虽然针对的是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这20来年，但是也适用于从抗日战争到60年代这一个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中苏两国文化交流之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若以300年的时空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两国文化交流之不平衡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同20世纪一样，在18世纪、19世纪，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同样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也存在“洪流与溪涧”，所不同的只在于：在这两个世纪，中国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流向俄罗斯，而流入中国的俄罗斯文化却十分有限。换句话说，在18世纪、19世纪，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从中国流向俄罗斯，在20世纪，则表现为从俄罗斯流向中国。而到了20世纪末，流向中国的俄罗斯文化的“洪流”消失了，欧美文化的“洪流”蜂拥而来。
回顾过去几百年里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的轨迹。
二、18世纪的不平衡
由于受西欧国家的影响，18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中国热”。
李明滨先生是这样描述的：“十八世纪初开始，如同欧洲的情况一样，俄国人也收集瓷器、涂漆的饰物和一切中国艺术品，生活中充斥着中国的物产；在文学和哲学中也流行起‘想象中的中国’，把中国视为‘理想之邦’，书刊上充满中国的信息；宫廷和上层社会热衷于‘中国的情调’，按照中国风格来装饰、布置皇宫和官邸里的房间，仿造园林艺术和中国式的建筑，在皇家园林里设置中国景物。” “这种热潮持续到十九世纪，甚至更晚；在地域上也由首都扩及外省，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发展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在莫斯科、基辅、喀山等城市都有反映。当然，其主要表现还在于首都圣彼得堡。”
“中国热”反应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渴求。俄国政府顺应时代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促进对中国的了解。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项：多次向中国派出使节；向中国派出大批商队；开办了蒙语学校；取得了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的权利。后一项值得大书特书。据统计，从第1届到第14届（时间跨度为150年左右），俄罗斯向北京派出了155人次的僧俗人员，其中除了神职人员，还有60来个学生、医生、画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事实上，驻北京传教士团成了俄罗斯培养“中国学”人才的学校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工具。
“中国热”导致的社会氛围，俄国政府的富有成效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对中国的研究。在这个世纪，“中国学”初具规模，“中国问题专家”培育出来了，――这些专家大都是在中国工作过的传教士团成员或留学中国的俄国学生。
18世纪，俄国出了两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他们是俄罗斯的第一代中国学家。他俩为俄罗斯“中国学”的建立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的丰富著作满足了俄罗斯大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欲望。
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俄国的第一位中国学家，1729年，罗索欣来华学习满汉文。1739年，罗索欣开始翻译《八旗通志》；到去世时，他完成了16卷中的5卷（第1—3、6、7卷）。他所作的准确而详细的注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仍受人们重视。回国后，罗索欣继续他的翻译介绍工作，作品有《中国康熙皇帝征服大鞑靼的游牧民族喀尔喀人和厄鲁特人五卷史》、《资治通鉴纲目》、《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二十四孝》、《图理琛〈异域录〉》、《大清一统志》等。除了翻译介绍，罗索欣还从事著述，著作有《中国历史》、《满汉语的俄文转写》、《中国历代皇帝宗谱年号考》、《中国火药制造沿革史》、、《农家四时》、《中国的丝绸作坊》等。罗索欣的作品约30部，遗憾的是大都未能出版。他对中国的研究开了俄罗斯的先河，其领域之广、成果之丰、理解之精确，在俄罗斯都是从未有过的。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列昂季耶夫于1743年到北京，在华居留12年。1757年受命赴科学院协助罗索欣翻译16卷本《八旗通志》。罗索欣去世后，列昂季耶夫继续翻译，完成了剩下的 11卷，并编辑了第17卷――注释卷。1784年《八旗通志》正式出版，代表了18世纪俄国对华研究的最高水平。列昂季耶夫的翻译、编译、著述具有非常广泛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刑法、伦理、哲学、民族、行政制度、文化艺术、国家关系等，如《大清会典》、《大清律》、《中国思想》、《中国宗教》、《中国戏剧》、《中国象棋棋法》、《易经》、《论语》、《大学》、《中庸》、《圣谕广训》、《名臣奏议》、《中国宫殿》、《雍正帝传子遗诏》、《中国历史纪年表》、《易经》、《雍正朱批谕旨》、《俄中尼布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他完成的《大学》和《中庸》的俄译本在俄罗斯是最早的。《中国思想》的出版，引起了欧洲的轰动。
除了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18世纪的俄国还有几位出类拔萃的中国问题专家。安东·格利戈里耶维奇·弗拉迪金编写了俄国第一批满语教材，还编写了满、汉、俄三语种或双语种的词典手稿5部，被称为俄国第一位满语学家。费多尔·巴克舍耶夫，于1776年完成了俄国第一部满俄辞典的编纂工作。阿列克谢· 帕雷舍夫与其同学阿列克谢伊·阿加福诺夫合作完成了《1772—1782年大清国秘密行动、意图、事件及事变录》一书（其中记载了清政府平定大小金川前后的一些重要举动），并留下了《满俄辞典》等手稿12部。
据统计，18世纪俄国共出版了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120种。
在18世纪，俄罗斯对中国抱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对中国研究得如此细致、研究成果如此之多，可是中国却对俄罗斯漠然视之，对俄罗斯的的国情和文化一片模糊。
在这个世纪，两国的文化交流明显地不平衡：中国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俄罗斯，而从俄罗斯流向中国的文化却十分有限。
三、19世纪的不平衡
到了19世纪，俄罗斯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势头更加猛烈。在这个世纪，驻北京传教士团的规模比18世纪有所扩大，培养的“中国学”人才也多于上个世纪。在这批人才中，比邱林和瓦西里耶夫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俩精通多种中国的民族语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饱含感情。比邱林的活动主要在前半个世纪，瓦西里耶夫的活动主要在后半个世纪。
比邱林被尊为“俄罗斯汉学之父”。他在中国生活了14年（1808——1821）。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语言、历史、地理、民族、军事等方面。比邱林的出版了的著作、译著和发表了的论文有100多种，没发表的手稿有一万多页。值得指出的是：比邱林编纂了8种汉语词典，编写了俄罗斯第一部《汉语语法》。他的代表作有《中国，它的居民、风俗、习惯及教育》、《中华帝国政治概述》、《中国的民政和风俗概况》、《三字经》、《北京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蒙古志》等。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是俄国继比丘林之后又一个中国学泰斗，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中国学的领袖，他的活动和著作构成这半个世纪里俄国中国学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他在中国生活了10年。1850年回国时，他呈交了一系列著作、译稿和2727册中国图书。回国后，他执教于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在教学生涯中终其余生。他的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汉语，满语，中国内地和东北、蒙古、西藏三个地区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中国文献的翻译，佛教史，儒教史，等等。他培育了一百来名出色的中国学家和东方问题专家，其中有П。 С。 波波夫、С。 М。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А。 О。 伊万诺夫斯基等等。在教学的同时，他还从事科学研究，主要著作有《藏语语法基础》、《佛教术语辞典》、《佛教的教义、历史和文献》、《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中文方块字分析》、《汉俄辞典》、《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概论》。
比邱林、瓦西里耶夫等中国学家的科学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丰富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了解，激发了俄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在这个世纪，一些俄罗斯作家对中国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普希金渴望到中国来，可惜未被沙皇政府允准。他曾获得比邱林送与的译作，如《三字经》。普希金前往中国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他的作品后来却在中国读者中广泛地流传，他的铜像树立在上海的街头。列夫·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深怀兴趣。他欣赏老子的“无为”思想，他的有名的理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即由此而来。他通过英、德、法等国文字阅读了32种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写了《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审编过布朗热编写的两本书――《孔子的生平及其学说》、《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他说，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老子对他的影响则是“巨大”。他还曾与中国人张庆桐、辜鸿铭通过信。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契诃夫，化学家门捷列夫曾到过中国。
在19世纪，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俄罗斯。就出现的汉学家之多、成就之大、著作之丰富来看，19世纪无疑是中国文化洪流涌入俄罗斯的世纪。
遗憾的是，19世纪的中国社会依然象上个世纪一样对俄罗斯文化保持着冷漠。
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
四、20世纪的不平衡
19世纪末，中国兴起改良运动；20世纪初，中国又兴起新文化运动。为了开启民智、教育民众，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国内介绍外国文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俄罗斯文化开始受到国人的注意。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被一些激进的中国青年接受了，俄国的文学作品开始传入中国。到五四运动前，克雷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渐次译介过来，总数约8 0种以上，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将近3 0种。这是良好的开端。
俄罗斯文化的“洪流”涌入中国是在苏联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一直持续了40多年，到60年代才减弱。其间形成了4次“洪峰”。
1.第一次“洪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一直在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路的中国人把目光转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不仅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光辉的政治大道，而且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俄罗斯文化、苏维埃文化的热情。中国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学习俄罗斯：不仅学习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而且学习俄罗斯的文学艺术。
从瞿秋白的一段经典性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的热情。――在这段话里瞿秋白谈的是五四时期我国竞相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形：“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并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人员到苏联学习政治、军事……这些受到苏联文化熏陶的人很多后来成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
苏联根据“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的革命理论，也竭力输出“苏联文化”（西方国家称之为“输出革命” ）：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帮助中国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派来军政教官，如加伦（布留赫尔）、鲍罗迁；在中东铁路沿线进行“革命宣传”……
五四时期的中国，从政治上说，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文学上说，进入了现代文学时期。改革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改造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大历史使命。俄罗斯文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正好适合中国建立新社会，建设新文学的历史需要，因而得到广泛的翻译介绍。
2.第二次“洪峰”
1927——193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国革命轰轰烈烈，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日甚一日。刘伯承、左权等中国革命者在苏联学习，萧三、曹靖华等革命文化人士在苏联进行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就象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的领导一样，中国的左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文学界的“遥控”。
1927年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适应了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为了教育人民投身革命，建设与中国革命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从一开始就提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介绍苏联文艺的任务。成立于1 9 3 0年的“左联”宣称：“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必须开始有系统的介绍世界的革命文艺和普罗文艺的工作，尤其要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及各国普罗文学团体建立比现在更好的更密切的联系”。
经过中国革命文化人士的努力，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苏联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俄罗斯古典文学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
3.第3次“洪峰”
这次“洪峰”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苏两国保持着较好的国家关系。在这样适宜的气候下，两国文化交流活跃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与二三十年代相比，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本时期出现的新现象，一些文化机构、文化组织对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作品的翻译仍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俄苏文学，特别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苏联战时文学，因为切合中国建设抗战文艺、鼓舞中国军民抗战的需要而被大量地介绍进来。
4.第4次“洪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可以看作是中外文化交流、首先是中俄——中苏文化交流的成果。
50年代是中苏两国关系的“蜜月”。以友好的国家关系为背景，两国的文化交流掀起热潮，俄苏文化在中国得到空前的传播。新中国在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时，模仿了苏联的国家结构和各个部门；两国签订了有关的文化协定；两国的一些文化机关、文化团体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两国文化人士、艺术团体进行了频繁的互访。苏联书籍的翻译出版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当今的一些中国领导人当时在苏联学习过，如江泽民、李鹏、宋健等。通过这次文化交流，加速了新中国的经济振兴，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有力地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两国的文化交流进入萧条期。这种状况延续了20年左右。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走出了低谷，两国的文化交流得到恢复，并逐渐发展。
五、产生“不平衡”的原因
造成18世纪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不平衡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纪固然是俄罗斯迅速崛起、领土日益扩大的时代，但是这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文化设施，文化人才，文艺作品！）还不够发达，而中国的封建文化却处于高度成熟的状态。为了壮大自己，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一方面狂热地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吸吮文化养料。
两国对待对方文化的不同态度也是造成文化交流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在18世纪，俄罗斯对中国及其文化给予强烈的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开展起来，培养出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建立了中国学，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可是，中国却对俄罗斯漠然视之，别说象俄罗斯那样派出许多商队，就连使节也派出得极为有限：在这个世纪中国只派出了一次使节，即以托时为首的使团（前往伏尔加河畔的图里琛一行是为了见土尔扈特部的阿玉奇汗，当然不能算作派往俄罗斯的使节）。俄罗斯来华的使臣和商队不绝于途，他们中的一些人写有多种周详的见闻录和考察报告，中国方面的这类文献却少得可怜，仅有图里琛的《异域录》。
中俄两国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对方及其文化，是因为两国的国情大不相同。经过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以后的200年里，俄罗斯民族爆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能量，“从一个单纯的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从一个区域性的强国一跃而为世界性的强国。为了适应扩张领土、占领市场、争霸称雄的需要，俄罗斯以急近的心情了解和研究外面的世界，包括中国。18世纪俄国之出现“中国热”不完全是起因于俄罗斯上游社会的附庸风雅和俄罗斯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
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色的封建国家，它没有与国外建立和发展商业贸易关系的内在需求。建立在这一经济形式之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就在俄罗斯兴起“中国热”、千方百计地了解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却仍然停留在愚昧可笑的陈腐观念之中。当时的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将俄罗斯看作与琉球一样的须要对之加以“怀柔”的“外藩”，将俄罗斯人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来进贡的“边远化外之民”。对俄罗斯的使节，清政府总是端着高高的架子，以致产生礼仪之争。怀着这样的心态，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对俄罗斯的国情和文化产生兴趣，更不用说学习和研究。
造成19世纪两国文化交流不平衡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为了对中国扩张和侵略，为了与其他强国在中国竞争，大大加强了对华研究；中国却与上个世纪一样，漠视俄罗斯及其文化。
在19世纪，俄罗斯对外侵略扩张的势头更加迅猛，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成为其重要的目标。为了对中国侵略扩张，为了与其他强国在中国角逐，19世纪的俄罗斯以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来研究中国。在19世纪初，俄国政府大大增加了驻北京传教士团人员的薪金和活动经费，后来又给予这些人员（包括学生）高于过去的地位，并授以官职或荣誉称号。1818年，俄国政府对传教士团发出这样的指令：“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情报。”对与自己有重要关系的中国地区，如黑龙江流域，俄国悄悄地进行了实际调查。在19世纪，伴随着俄罗斯对华侵略的高涨，俄罗斯也出现了对华研究的高涨；在夺取了大片中国领土、攫取了巨大侵略权益的同时，俄罗斯在对华研究方面也取得惊人的成就。
“天朝大国”在19世纪面临悲惨的命运，它如同一匹在混浊的河流中死命挣扎、奄奄一息的角马，而资本主义列强则如同一群围着它尽情地撕咬的贪婪鳄鱼，――俄罗斯就是这群鳄鱼中的一条。在接连不断的外来侵略之下，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缺乏日本那样的应变能力，没有学习强者的先进文化的决心和措施。在19世纪，俄罗斯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在这个世纪，俄罗斯的文化获得飞速发展，――仅从这100年里出现的灿若繁星的作家群就足以明了这一点。中国虽然在惨遭俄罗斯宰割之后认识到俄罗斯已今非昔比，但是对这个北方邻居的日益繁荣的文化却缺乏兴趣，依然保持着18世纪的冷漠。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这时已经僵化：它既无自我更新能力，又顽固地拒不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化。
19世纪的俄罗斯在研究中国方面人才倍出，阵容庞大，成果累累；反观中国，却人丁不旺，成果廖廖。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还处于肤浅的水平。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she的《瀛环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王之春的《使俄草》是这个世纪中国的最有份量的研究和介绍俄罗斯的著作，将之与比邱林、瓦西里耶夫等俄罗斯中国学家研究中国的成果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的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同文馆俄文馆――也远远比不上俄罗斯的同类学校，培养出的学员在数量上和水平上也难以与俄罗斯的相比。两国之间的强烈对比不能不令今天的我们陷入深思。
到了20世纪，中国人开始狂热地学习和研究俄罗斯文化，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以致出现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亦即郭沫若所说的“洪流与溪涧”。
20世纪两国文化交流不平衡的原因在于：
1.在这个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发达程度大大超过了中国。在19世纪，俄罗斯已经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到了20世纪，两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俄罗斯（苏联）的国力一步步增强，国际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世界强国、甚至是超级大国，
相比之下，中国却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其落后不只在生产力方面，在社会思潮、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同样如此。
2.在20世纪，中国人具有了先进的思想、宽大的视野，这是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成果，――这几次社会思潮革新了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在这个世纪，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出现了先进的政党。中国人不再象过去那样消极被动地对待外国的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而是积极地学习它，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了汹涌的民族解放运动，鲜明地提出了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苏联的意识形态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成了中国革命者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苏联的意识形态、革命理论被中国革命者完全接纳。而且俄罗斯文学艺术也成为中国文艺家们师法的范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几乎成了中国向苏联的单方面学习。涌入中国的俄苏文化洪流就是这样形成的。
20世纪的中俄文化交流证明了这样的规律：文化交流的流向总是从高水平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流向低水平的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对中国文化落后于俄罗斯，郭沫若的分析是中肯的，――他是从文学艺术方面加以考察的：“发生这个事实（即“洪流与溪涧”――引者）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国新文艺的历史，为时仅仅二十年，在这样短促的期间不会有多量的杰作出现。” 也就是说，现代中国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令苏联大众欣赏的作品。
鉴于当时苏联重视中国古典文艺作品，而漠视中国现代文艺作品，郭沫若论述道：“由此看来，足见苏联对于中国文化也并不忽视。我们中国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苏联同样认为有价值。这在我们中国人当然是值得夸耀的。我们的祖宗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的邻邦所特别珍视，这是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先人，并且，也感谢我们的朋友的。不过，同时也令我们惭愧的就是苏联介绍的都是古代的东西，近代的非常少。在这清单的末尾只列了鲁迅、茅盾和我的名字，对于我恐怕还是一种客气。因此可知，我们从苏联介绍过来的特别多，从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特别少。所以《洪流与溪涧》并不是拟于不伦。
“文学方面的情形如此，艺术方面怎样呢？大前年中国有一批美术作品运到苏联展览，在莫斯科展览之后，再运到列宁格勒，参观的人非常多，在苏联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兴奋。运到苏联去的美术品新旧都有。关于这事，我曾参加筹备，对于内容约略知道一点。新旧作品比较起来，旧的份量远在新的作品之上。因为我们也知道，新的作品实在赶不上旧的作品。苏联方面的一般观感也是旧的比较受欢迎。换句话说，近代的作品不值得人家用全力来鉴赏，介绍，这是我们应该引为惭愧的。”
到20世纪最后20年，“洪流与溪涧”这一现象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期，在中苏、中俄的文化交流中虽然仍然是俄苏文化“入超”，但是“入超”的规模大大小于50年代，已经不再是“洪流”了。这也说明：中国比过去发达了，而俄罗斯则相对进步不大。两国的实际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邓小平倡导下实行“改革开放”，从而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力日益强大，GDP进入世界前6名。而苏联因为其内部固有的矛盾气数已尽，直至轰然解体。在以后的“转型期”里，俄罗斯经济停滞，国力下降。作为当年的榜样，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这时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魅力。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不可能再把体制僵化、生产力落后的苏联及其继承者――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困境中挣扎的俄罗斯――当作榜样。
十月革命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中国人的心中一直具有光辉的形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光辉形象不复存在了，俄苏文化也随之失去了诱人的光环。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的目光投向了其他目标，他们崇尚的是美国的文化和西欧的文化。这个时期象洪水一样涌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不再是俄苏文化，而是欧美文化。
六、参照系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同样存在“洪流与溪涧”的现象。
日本文化是在模仿和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渐渐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使节和留学生，以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一直哺育着日本文化。在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洪流与溪涧”这一现象表现为中国文化流入日本象“洪流”，日本文化流入中国象“溪涧”。但是到了近代，情形倒转过来。中国面对迅速变化中的世界缺乏应变能力，僵化保守，以至国势日衰，成为任人宰割的“老大帝国”；而日本通过积极学习欧美，进步神速，国势日强，成为世界强国。于是，中国由过去的老师变成了学生，日本由过去的学生变成了老师。在20世纪初的30年里，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络绎不绝，1905年达到8000人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表现为：日本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向中国，而流向日本的中国文化变成了“溪涧”。
就日本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来说，在古代，它接纳的是来自中国的文化洪流；到了近代，它接纳的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洪流。日本的发展和强大有赖于这两股文化洪流的浇灌。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在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每每创新。
在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表现为受益者，印度表现为施与者。由于法显、玄奘去西天取经，大量佛教经卷传入中国，导致以佛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的“洪流”流入中国。到今天为止，似乎没有过流向印度的中国文化“洪流”。
而就印度来说，随着英国的几百年殖民统治，英国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印度。
再来看看俄罗斯！在俄罗斯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西欧文化是强大的推进剂。为了富国强兵，几乎历代沙皇都把学习先进的西欧文化作为国策。彼得大帝实行的改革，其核心是“西方化”。为了了解西欧的先进文化，彼得大帝亲自到西欧各国实地考察。他甚至乔装打扮，到英国、荷兰等国学习造船、造炮。回国后，他依照西欧模式建立俄罗斯的舰队，强迫贵族使用西欧的服饰、学习西欧的礼仪，聘用大批外国学者、专家……这完全是“全盘西化” ！由一个社会现象可以明了俄罗斯崇尚西欧文化的程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俄罗斯的上游社会以讲法语为时髦。积极地大规模地吸收西欧的先进文化，致使西欧文化象“洪流”一般涌入落后的俄罗斯；在西欧文化的哺育下，俄罗斯一步步强大起来，终于成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由于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在文化的发达程度上一直未能达到西欧（后来应加上美国）的水平，所以在俄罗斯与西欧的文化交流史上，同样存在“洪流与溪涧”的现象：西欧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俄罗斯，而俄罗斯反馈过去的却只是“溪涧”。
七、几点启示
1.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对外开放，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拒绝交流、闭关锁国只会使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变成一潭死水。封闭等同于自杀，交流才有生机、才有活力、才能进步。我国在邓小平主持下实行的“改革开放”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文化交流规律的伟大变革；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是又一项英明的战略举措。我们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个曾经惯于闭关锁国、顽固拒绝外来文化的国家已经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深地溶入世界的文化大河。
2.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文化交流方面出现不平衡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正是由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内容上的差异，才使文化交流显得必要和成为可能。面对比我们先进的外来文化，不可自卑，而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它；对于外来文化中的一些我们完全陌生的东西，不要大惊小怪，而要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它。我们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打开国门、积极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
3.由于文化交流的流向总是从高水平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流向低水平的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家或民族一定要大力发展自已的文化。现在，当我们环顾四周，有几样东西是我们中国人的原创物？电脑、电视、电灯、电话，卫星、火箭、高楼大厦，时装、浴缸、暖气、沙发……更不用说那些数不清的概念、术语、思想、“主义”。“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的这句话何时不再只是一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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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