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北爱尔兰人，1854年被英国外交部派遣来华，1863年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此后直到其去世一直担任此职。赫德除了致力于中国海关的发展之外，还极力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学术界已作过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赫德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赫德与1868-1869年中英修约的关系，英国学者米琪（Alexander Michie）在其1900年出版的《英国人在中国》（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中就已开始研究，他认为赫德指导了当时为修约所成立的中英委员会的所有会谈。 [1] 1938年英国学者莱特（又称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所著《中国关税沿革史》（China’s Struggle for Treaty Autonomy 1843-1938）出版，关于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他的观点与米琪的观点相似，认为赫德在中英委员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2] 1950年莱特所著《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出版，关于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该书沿用了其前书中所持的观点。 [3] 1986年卢汉超所著《赫德传》出版，关于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北京举行的这场中英修约谈判，事实上是先在赫德、傅磊斯、雅妥玛这三个英国人中间进行磋商的，而主要人物则是赫德。在一八六八年一月至九月的谈判过程中，赫德一直樽俎其间。” [4] 从1900年米琪的《英国人在中国》，到1986年卢汉超的《赫德传》，学术界对于赫德与1868-1869年中英修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中英委员会的关系上，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仅就赫德与中英委员会的关系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取得进展，相关学者的观点基本相似。但从现已出版的英国外交文件与英国蓝皮书来看，对于赫德与中英修约（包括与中英委员会）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利用现已出版的资料对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一番考察。 1868年为中英《天津条约》修约之期，中英两国对此次修约都特别重视，修约前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自1868年到1869年，中英双方就修约问题进行了交涉，在此期间，赫德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为解决修约问题而设立的中英委员会，但是在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看来，赫德并不是中方的代表，而是中英之外的第三方。中英双方都希望赫德能够在修约问题上对自己有所帮助，赫德作为中方的代表，总理衙门当然会就有关修约的问题与其熟商，听取其意见，并希望他能够向英方解释中方的困难，使其降低所提要求。而英国方面，有鉴于清政府对赫德的信赖，阿礼国直接就修约的某些问题同赫德函商，请赫德开导总理衙门，使其对这些问题做出让步。从而赫德在中方代表之外，又具有了一种调停者的身份，但是他的调停却更倾向于英方的利益。
第一节 赫德的“调停”
1868年1月2日阿礼国派翻译柏卓安（J. Meleavy Brown）送给总理衙门一件修约节略，提议由总税务司赫德、一名熟悉省级财政与行政管理的中国官员和一名英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共同会商， [5] 并开列5款所要商办的内容。 [6] 总理衙门接受了阿礼国的这一建议，1月19日总理衙门告知阿礼国，他们现在指定总税务司赫德与两个总理衙门章京夏和蔡与公使指定的英国参赞会商。 [7] 英方则指派二等参赞傅磊斯（H. Fraser）参加。 [8] 自3月3日到5月4日中英委员会共进行了7次会议，会议前阿礼国给与英方委员指示， [9] 由英方委员在会上提出要求，再由中方委员带给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考虑，而委员会并不解决问题。4月30日傅磊斯对在前六次会议上所提要求作了一个总结，共五项：厘金和内地运输、关税、运输设施、长江码头和关栈，二十九款，并有一个补充。 [10] 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总理衙门的“外交顾问”，和中英委员会的成员，赫德对修约中的各种问题都是有发言权的，他的意见对中英双方都有重要影响。在中英委员会上，他可以对某些问题直接表示支持或反对，例如在1868年4月28日的第5次会议上，他就直接表示赞成进口的外国粮食复出口时免税，极力倡导对用于外国战争和商人轮船的进口煤免税，并强烈反对国产煤减税。 [11] 同时许多问题还需要赫德在中英委员会上作出解释。 4月28日阿礼国给英方委员的指示中就说：“如果汉口请愿者关于缴税——存票、沿海贸易税单和总体的沿海贸易税——不能被接受，非常希望赫德先生代表委员会讲明原因，或提供一个能够对此进行解释的简明备忘录。” [12] 而在中英委员会之外，赫德则以调停者的身份与阿礼国信函往来，商论有关修约各问题。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赫德必须从清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中英修约之前，赫德曾在其所作《局外旁观论》中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现在看来这些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真正有助于中国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还处于中古时代，清政府根本无法接受这些建议。也就是说，清政府当时的封建思想，使其自身的政策都无法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那么当赫德从清政府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时，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维护中国的真正利益，而只能是维护清政府的虚荣心及其临时统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成长起来的赫德与阿礼国一样，对中国的现状极度不满，但是他在中国的多年政治与外交生涯使其认识到对于中国政府只能慢慢来，他们无法接受激烈的变革，他认为这种激烈变革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有害而无益。因此他认为英方在提出修约要求时应当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上要有耐心。他在5月29日给阿礼国的信中说：“英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同，因为英国利益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利益的繁荣。” [13] 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赫德又必须从英国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所以他在给阿礼国的信函中，从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出发，阐述了他对有关商约问题的意见。在5月29日给阿礼国的信中，赫德阐述了他对过境制度的看法，他认为允许随意支付过境税是一个错误，这种随意性暗示清政府的官员，他们可以随意向凡是没有缴纳此税的货物征收高税。如果规定所有进口货物应该缴纳7.5%而不是5%的税，然后它们应该被免除所有其他税厘，他相信结果会比现在好。 [14] 从赫德所阐述的意见来看，他维护的是英国的真正利益。 总理衙门接到英方委员关于修约的二十九款之后，经过与赫德相商，在6月5日的中英委员会上将对各问题的有关决定口头通知了英方委员， [15] 并在6月27日的会议上交给英方一份书面答复，并向英方提出中方的要求。 [16] 总理衙门直接拒绝了英方所提第3、15、21、22款，17、24款可再商，第27款作了变通，第7、13款未议，第23款已删除，其他各款都同意按照英方所提办理。 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与英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赫德希望英方能够对总理衙门的答复满意。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接向赫德表示，外国人有外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难处，如果阿礼国爵士强迫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话，只会把中国推到泥潭中。因此，赫德于6月13日致函阿礼国，劝其将那些中方没有答允的要求，让其他修约者提出。 [17] 为了促使英方满足于所获结果，赫德又于6月29日致函阿礼国，有序地对中方的答复进行了复述，摆出了同意的和否定的事情。提出了许多为什么接受这些结果，目前不进一步逼迫中国会有益和得策的理由。7月1日赫德再次致函阿礼国，总结英方实际的收获。赫德对阿礼国的劝说取得了成效，阿礼国于7月1日答复了赫德的前两封信，对赫德所说总体上表示同意，认为达到了基本的目标。 [18] 但是因为中方并没有完全满足英方的要求，双方在厘金问题、过境制度、内地航行与居住等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而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中英两个民族的矛盾，也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所以英方不会仅仅因为赫德的调停而善罢甘休。 阿礼国在厘金问题上非常坚决，他认为纠正任意的和不负责任的征税，这是所有进步的轴心。 [19] 所以他坚持认为清政府应该纠正对外国商品任意征收厘金的行为，英方在其他各点都可作出让步，但是在这一点上是无法退让的。因此，他于7月12日致函赫德，请其去见文祥，向其解释英方在取消对外国商品和中国出口商品免征厘金问题上的立场。 [20] 根据阿礼国的要求赫德于7月13日拿着条约到总理衙门与文祥进行会谈，向其阐释并发挥了英方在厘金问题上的看法。 [21] 赫德与文祥谈话的的成果可以从7月14日傅磊斯致阿礼国的信中看出：“昨天赫德拿着条约到总理衙门去了，结果今天中国委员就完全承认了你对厘金问题的看法，并承认根据南京条约证明它是非法的……解决在内地确定哪些是外国商品这一困难的办法好像就是已提议的划定三十里的范围；赫德认为，如果你愿意答应建议女王陛下的政府同意下一次修约前的十年内对厘金困难的安排，现在这一点就会被同意。” [22] 当日，阿礼国回信傅磊斯表示很高兴知道总理衙门最后承认了原则性的一点，即如果运往内地，在交纳进口与过境税后，任何对于英国商品的多征都是非法的。他愿意接受清政府通过谕旨或其他方式所提建议，来纠正内地的不法勒索。并愿意接受三十里范围作为对清政府来说最可行并且最不为难的方法，来取消这种对对外贸易征税的制度，清政府所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是明确禁止这种征税的。他要求傅磊斯将此信给赫德阅看，或是送给他，“使他确切地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指示下行动，不必向他作任何保留。他会更好地知道如何制定自己的方针，知道如果有机会，向总理衙门提出什么样的劝告或建议”。 [23] 7月15日赫德又与文祥进行了会谈，赫德有针对性地解释了阿礼国12日来信中更为显著的部分，并鼓吹了他的观点。 [24] 此次会谈的成效体现在中英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7月16日中英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英方委员告知中方委员，阿礼国坚持认为三十里半径范围是处理厘金困难的最可行方式。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他们愿意承认运输持有内地税单的外国商品，无论在中国人手中，还是在外国人手中，都应一样对待。一旦国家情形允许，就同意三十里范围的要求，而增加鸦片税则被认为是部分补偿。 [25] 为了使阿礼国接受总理们已作让步，赫德于7月17日致函阿礼国，站在总理衙门的立场上全面阐述了对于厘金问题的看法。 [26] 虽然赫德的此种观点遭到了阿礼国的反驳， [27] 但阿礼国却决定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7月23日阿礼国致函赫德称：“我愿意不用进一步会谈，接受总理衙门所争取的原则：有权对所有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手中的产品或商品征收地方税，如果这些产品或商品没有内地税单，或到达目的地，进入消费之后。” [28] 在劝说阿礼国的同时，赫德进一步劝说总理衙门在厘金问题上作出更多的让步。7月24日赫德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谭廷襄和董恂进行了长谈，他解释了阿礼国21日来信的内容，让他们特别注意以下几点：（a）不允许对外国商品征收额外税，除非本国产品也同样征收额外税。（b）额外税一定不能是由地方征收，而必须具有帝国性质。（c）对于外国商品征收的特税必须与外国代表在北京协商，必须公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要求被认为是合理的，根据赫德的意见，文祥渴望设计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思考中的方案如下：所有外国进口商品，一到达即立刻一起支付进口和过境税，此后他们就免除所有进一步的征税，无论在谁手中。 [29] 7月25日，赫德将与总理衙门大臣的谈话及其他们思考的方案函告阿礼国，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案可以在条约口岸和外国人所去的大市场得到充分实施；从港口到内陆各地，内地税单将继续发放，使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免于被征税；在被运往的市场，也可以保证免税，但是一旦从那一市场被零售，当经过这儿和那儿的关卡时，商品可能必须缴纳普通的地方税。然而，这样的地方税，不能证明是一种沉重的或抑制性的税，因为在零售给小商贩或消费者后，商品或货物很少遇到收税关卡。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十分可行的。”总理衙门的计划同7月23日阿礼国致赫德函中的计划非常相似，赫德在信中对此表示惊奇。这也说明中英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30] 8月1日总理衙门将有关厘金和过境税的正式方案通知了阿礼国。 [31] 至此，在赫德的调停下，中英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妥协。 对于内地居住与内陆航行，赫德曾于6月13日劝阿礼国彻底放弃这两点，代之以在内地租赁关栈，可以自由去某些条约中没有规定的地方。 [32] 阿礼国也表示可以在此点上让步， [33] 但是9月8日阿礼国又提出了内地居住、内陆航行与开挖矿藏的问题。 [34] 随后在11月9日与总理衙门大臣的会晤中， [35] 以及其后给总理衙门的信函及照会中， [36] 又对此三条提出要求。赫德只得在此问题上再次调停，12月4日他致函阿礼国，论述了内地居住等问题的不可行性。赫德认为清政府同时要与多个具有“最惠国”条款的外国政府打交道，每一个都宣称有治外法权，每一个都要实现自己的意图，这就难怪文祥和他的同事们向任何方向移动一步之前都要好好想一想，拒绝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拥有和开发矿藏，内河驶轮船，和内地居住的建议。但是总理衙门愿意在内陆航行与开挖煤矿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意由九江海关提供一只汽拖船，由外国商人在鄱阳湖雇用拖拉自己的帆船，并且因为轮船需要煤，淡水等附近的煤矿会在海关的监督下以外国模式开挖。 [37] 12月7日总理衙门致函阿礼国，表示对内河航行与开挖矿藏两项作出如赫德所说的让步。 [38] 因为总理衙门在此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同时阿礼国也是迫于其他驻华公使对于修约的意见才再次提出这一要求， [39] 所以阿礼国接受了总理衙门对此三问题所作决定。 [40] 至此，内陆居住与航行问题也在赫德的调停下顺利解决了。 此外，阿礼国还曾提出简化关税的问题，赫德为其提供了有关数据， [41] 并就此与总理衙门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这一计划缺乏可行性，这一问题为总理衙门所拒绝。 [42] 经过赫德的调停，中英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这有利于中英双方最终就修约问题达成协议。赫德在中英修约过程中的“调停”，尽管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但还可以说他这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与清政府的统治而进行的，而在其调停之外，他的有些活动就只能说是完全为了维护英国及他自己的利益了。
第二节 “调停”之外
在中英修约过程中，赫德既是中方的代表，同时又被英方视为第三方 [43] ，所以他所从事的调停，可以说是出自中英双方的需求。调停本是使矛盾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从而有利于双方矛盾的解决，赫德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在某些问题上，赫德却或者要求英方坚持，或者怂恿英方多作要求，甚至向英方指示对付清政府的机宜，这些活动就远远超出了“调停”的范围。 对于英方所提内陆航行要求，中方希望通过海关提供轮船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赫德却在给阿礼国的信函中反对这一方法，其反对的理由有两个：1.它不合算，2.如果合算的话，应该由人民来经营，而不应该由政府控制。赫德认为这样的内陆航行不会使任何有关的外国人受益，并以1864或1865年上海的例子对此作了说明。 [44] 但是由于总理衙门在此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英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法。 而在多开口岸问题上，因为此举不仅有利于英国，亦会扩大海关的权利，使赫德自己直接受益，所以他就不象在内陆航行问题上那样容易妥协了。 [45] 由于英商对于多开口岸问题意见不一，此次修约英方只要求开放温州一个沿海口岸，对此赫德大为不满。他在7月3日给阿礼国的信中明确表示台州与泉州没有和温州一起提出，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认为沿海越多地方开放越好，海口与北海也应该开放。 [46] 对此，阿礼国表示同意其所提增加开放台州和泉州的要求，但是需要咨询英国政府的意见。 [47] 为了促使英方要求增开口岸，赫德又于7月5日致函阿礼国，进一步阐述了多开口岸对英国的好处：新海港的开放将会给与外国运输业大量的就业机会，将会开发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还会有助于消除海盗。 [48] 在赫德的一再鼓动下，英方向中方提出了开放台州、泉州和北海的要求， [49] 并且赫德也利用向总理衙门解释阿礼国的意见之机，压迫总理衙门接受英方增开口岸的要求。 [50] 在英方与赫德的压迫下，总理衙门答应温州和北海可与南京和琼州交换。 [51] 为了促使英方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赫德在12月5日给阿礼国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增进外国利益而不伤害中国的最安全的方法，这些口岸将成为另一些向外扩展商务的中心。 [52] 而对于英国商人所提出的开放次口岸的要求，赫德则给与了否定，他在12月6日给阿礼国的信中给出了自己反对开放次口岸的理由 [53] ，并且他仍然坚持增开口岸，并推荐开放沿海的大孤山、台州、温州等六处，沿长江的岳州、南京等，认为这些地方开放了，实际上整个沿海就开放了，所列中心就可以利用商人们自己拥有的帆船来往于这些有实无名的次口岸进行贸易了。实际上所谓的次口岸根本不用提出，这些口岸开放了，就为其附近的所有次口岸提供了充分的发展。 [54] 赫德的意见对于阿礼国要求增开口岸，并没有在次口岸问题上坚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7日阿礼国在致外交部大臣史太雷（Stanley）勋爵的信中说： 开放新口岸是此信中我需要阁下特别注意的另一问题，因为报告者意见不一，绝大多数好像更反对增开口岸，需要不断为其花费，而不能增加相应的利润。而其他报告者则建议沿海开放一个或更多他们所谓的“次口岸”。……但是，就此问题咨询了赫德先生，我认为他的意见具有决定性，没有必要使条约条款接受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大部分已为所取得的让步所涵盖，这一让步可以使他们乘坐自己的船到处不受约束地贸易，这样的条款下可能发现有必要保持秩序，保护税收。另一方面，他建议，实际上是强烈地推荐，开放五个口岸，虽然恭亲王在他的最后照会中，表示除开放温州外，名义上是与实际上并未开放的海南交换，不愿再多开口岸。 [55]
赫德除了在增开口岸这样既有利于英国利益又有利于自己权力扩张的问题上反复向英方阐述其必要性外，还向英方在如何应付中方的问题上指示机宜。在中英委员会将要接近尾声时，赫德于7月5日致函阿礼国，就英方如何行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到现在为止我能看到的行动的最好方式是这样：应该举行另一次委员会会议，会上傅磊斯先生应该说，他已经将总理衙门对所讨论各点的答复告知阁下，对于书面回答他们总体上感到满意，关于倒数第二次会议上对于特别提出的几点建议的口头回答，阁下很遗憾总理衙门并没有看到实施所提建议的可能性，但是你并不希望就此事逼迫他们，因为此事在目前好像有太多困难。
说完这些，然后傅磊斯先生拿起12月10日的备忘录，指着紧邻这五点之前的这一段，以“要求修约的权利，等等，”开始，说：“公使阁下认为本国将会很顺利地接到有关总理衙门准备同意各款的信息，他现在将把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一切告知外交部，并确定是否要发表要求正式修约的声明。”他应该在这点上停顿一下，然后可以继续说：“但是在将所做一切告知外交部之前，公使阁下希望知道总理衙门是否会同意开放浙江的台州，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北海。”
我认为最好不要写下来，只是在委员会的普通会议上用尽量少的话传达给对方就可以了。以那种方式完成后，尽量不要进行讨论，不要引起恐慌，或伤害现存的良好感情。 [56]
赫德为英方所作如此细致的安排，对于作为英方的决策者阿礼国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在其回复中说：“我不能完全采用你的计划；因为虽然它十分吸引人，精心策划使事情顺利进展，但事实上什么问题都不会解决。” [57] 赫德非常善于观察总结，深悉中国官员在中外交涉中的习惯，对于英方忽略中方官员的这些习惯而提出的某些外交策略，他表示强烈的反对。 [58] 阿礼国曾向赫德表示通过增加进出口税率来换取中方在内陆航行等问题上的让步，但是赫德坚决反对阿礼国的这种讨价还价式的做法，他向阿礼国指出： 对于任何你可能必须提出的建议，最好记住，如果你对总理衙门说：“我会同意对你们有好处的A和B，只要你们同意我们感兴趣的C和D。”你只会非常可能发现得到的答复会使谈判立刻停止，“我们没有A和B照样过”。我认为即使目前税收增加三倍，或者甚至表明它可能增长十倍，都不会改变总理衙门现在关于内地航行、内地居住的立场；实际上，你对这些事情出价越高，中国官员越相信，你渴望得到它们，其中就包含了中国不能给与它们的最有力的理由。你不能换取这些事情；你必须或者武力夺取，或者顺其自然……如果你希望简化关税，你不能以在内地增加特权来这样做，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再提那几点——我的意思是不要通过讨价还价。 [59]
从上述赫德“调停”之外的活动可以看出，虽然他作为中国的雇员，作为清政府的“外交顾问”，也作为一个调停者，他必须从维护清朝的统治出发来考虑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方面要求英方做出让步，但是对于所有中方不能答应的这些要求，他是非常希望英方能够获得的，并为了使英方能够成功而为其出谋划策，所以无论其所谓的“调停”，还是“调停”之外的活动，都是以维护英国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第三节 中英《新定条约》的签订
在中英双方在有关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情况下，阿礼国分别于12月6日、7日将谈判的有关情况向英国外交部作了报告，等候英国政府的决定。 [60] 1869年8月31日，阿礼国送交总理衙门一节略，称已接到本国覆文，欲将上年所拟作为暂行章程，不算修约，俟将来法德两国修约时，再行一同办理，如中国必欲作为修约，应将觐见及招工章程，并应办各件，同时妥议，方可会定。总理衙门则坚持修约，经过往复论辩，阿礼国始允派傅磊斯及翻译官雅妥玛（Thomas Adkins），来与总理衙门前派章京及南北洋委员并总税务司赫德等公同会商。赫德等对于前期所议各条又重新一一面定。1869年10月23日中英双方在前期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了《新定条约》。 [61] 阿礼国对此次修约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为了使英国外交部接受这一条约，他要求赫德对送交英国外交部的条约文本作了详细注释。 [62] 通过《新定条约》英国又从中国夺取了更多的权益，英国政府认为这一条约各款比《天津条约》更能促进英国的利益，但是英国商人却对此条约极度不满，因为它没有包含他们曾强烈要求的铁路、电线、内地居住与航行等问题。 [63] 最终，英国政府在英国商人舆论的压力下没有批准该条约。
小结
在中英修约谈判的过程中，赫德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中方的正式代表、中方的外交顾问、英方的外交顾问（即英国侵华的帮凶）、调停者。赫德在谈判中的这些角色决定了他对中英修约中各种问题的解决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64] 赫德为什么会在中英修约中产生这种作用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英双方对他的信任。组成商讨有关修约问题的中英委员会时，阿礼国推荐赫德参加，中方接受了阿礼国的意见，指派其为中方代表，而阿礼国并没有将其看作是中方的代表，而是将其看作是中英之外的第三方。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依重是不言而喻的，而英方也把许多重要文件让赫德阅看，让其掌握英方的思想动态，以适时地向总理衙门建言，促成总理衙门对于英方所提要求的认识与接受。 [65] 正是因为中英双方对赫德的信任，赫德才能够既与总理衙门大臣商讨有关修约各问题，又与威妥玛文函往来，交换各自对于修约各问题的意见。对此，最好的说明莫过于此次修约谈判中英方的主要决策者阿礼国的切身感受了，他在1868年12月7日给英国外交大臣史太雷勋爵的信中写到： 赫德先生并不受在混合委员会中的职位——代表中国政府和它的利益的委员的约束，作为海关总税务司，他在此初步工作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必要就一切与关税规章与管理的变动相关的问题向其咨询。这些就占进行讨论的问题的一大部分，就这些问题直接与其进行交流，结果经常更满意，并且节约时间。 [66]
最后，我情不自禁地要使阁下注意，赫德先生的信函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忠诚与正直的精神，并且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在各种问题的谈判中，既有原则性问题又有管理细节问题，如果没有他的真诚支持与积极帮助，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将会很难对争取的目标，以及所寻求的几种让步之间的关系有如此充分的理解，而这对于总理衙门来说，在他们承担行为的责任之前是至关重要的。当讨论外国条约时，恭亲王和主要大臣对他的意见有信心，并且把他当作他们自己值得信任的官员，经常无疑当作他们的顾问，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他们没有信错人。他从没有真地使他们失望，损害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理解，他好像对我同样避免犯相反性质的错误，避免成为中国人同列强交往中中国式偏见与错误的鼓吹者。 [67]
赫德能够在中英修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原因就是他有自己的策略。中英双方对他的信任使其有机会在修约谈判中发挥作用，但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依靠自己的才能了。首先，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作出了公允的姿态。赫德既是中国的雇员又是英国人的特殊身份使其在中英交涉中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一有不慎，就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这就要求他在维护英国的真正利益与清政府的临时统治的同时，必须要表现出对双方都非常公允的姿态，要让中英双方感到他既不偏向中方，也不偏向英方。在中英修约的谈判中，赫德正是这样做的，他既帮助清政府劝说英方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又帮助英方劝说中方接受英方的要求，赫德的这种表现赢得了中英双方对他进一步的信任。上文所引阿礼国对他在中英修约中的表现所作评价是对他这种公允姿态所取得的成功的有力说明。其次，赫德在“调停”过程中对中英双方威逼利诱。赫德在中英交涉中的微妙地位，以及他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这就要求他不能完全依违中方或英方的外交政策，需要他在中英交涉中具有独立性。要想取得中英双方进一步的信任，他的“调停”不能仅仅是一种表示，必须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对中方如此，对英方也是如此。为了使其调停取得成效，他采取了威逼利诱的策略。为了使中方让步，赫德会强调英方的强硬态度，而为了使英方在某些问题上让步，赫德则会强调中方的强硬态度，并一再强调中方已作让步给英方带来的好处。正是因为这种策略的运用，才使赫德在中英修约中的调停卓有成效。 赫德的调停可以缓和中英矛盾，有利于中英双方取得暂时妥协，但是赫德的这种表现出公允姿态的“调停”毕竟是有局限性的，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它并不是一种真正公正的“调停”，而是帮助清政府以牺牲中国的部分权益来换得暂时安宁的“调停”，而在其劝说下英方所作的让步也只不过是暂时放弃对某些特权的要求而已。但是对于清政府来说，赫德的这种“调停”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因为清政府当时所希求的正是这种“苟安”。不仅赫德的“调停”具有局限性，而且赫德并不受这种“调停”的局限。在中英修约过程中，为了维护英国以及自己的利益，赫德在“调停”的背后，又扮演了英国侵华帮凶的角色，直接鼓动英方提出开放更多的口岸，并向其传授对付中方的机宜。
（该文在选入论文集时因字数限制，部分注释作了删节，此次网上发表又将删节部分补全，特此说明。）
[1]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Vol.2，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00.p212. [2] [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9页。 [3] [英]魏尔特著，陆琢成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498页。 [4] 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5] “Note writte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Prince of Kung and the Tsungli Yamen”，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 p109；《英国公使论拟修约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19页。中英文稍有不同，中文本中没有提中国官员。 [6] 这5款所要商办的内容为：“一、凡有商人欲将洋货运入内地售卖，于未动身之先，令其在所进之口完纳半税，其经过关卡，无论何项税饷，一概免征。洋商欲运内地货出口，内地一切税饷，不能令其完纳，俟到所出之口完纳半税。此二款半税经海关征收，俟至所定之结，随时分解省库备用。一、条约所定之税则内，有货物十余种，定税较重，既于贸易有亏亦于国帑无益，拟行重新删改。一、凡有洋商将其自有或洋货，或内地货，出入内地者，无论蓬浆篙橹等船以及火轮小河船，准其随意驾用，在内地往来。用船之先，在海关报明领票，并出具甘结，以防弊端。一、长江之内，自镇江起，至汉口止，由海关拣选码头数处，以便洋船在彼停泊，并上下货物。一、如在海口，洋商欲行呈请设立官栈，于货物纳税之前，先将货物送入官栈，俟完税以后将货物交本商领回，亦可准其设立。”（《英国公使论拟修约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20-21页；“Note writte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Prince of Kung and the Tsungli Yamen”，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110。） [7] “The Tsung-li Yamen to Sir R. Alcock， January 19， 1867”，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113. [8]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January 22”，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111. [9] “Memorandum by Sir Rutherford Alcock， March 2， 1868”，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respecting Transit Dues， March 6， 1868”， “Memorandum of Claims to Exemption from Duty on ‘Ship’s Stores’ and ‘House Stores’， and Petition of the Amoy Dock Company， for reference to Commission， March 6， 1868”， “Memorandum for the British Commissioner， respecting Changes in Tariff and Transit Dues， April 21， 1868”， “Instructions by Sir R. Alcock for British Commissioners， April 26， 1868”， “Instructions by Sir R. Alcock to British Commissioner， on Modification of Tariff， April 27， 1868”，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April 28， 1868”， “Instructions by Sir R. Alcock to British Commissioner respecting Mixed Courts， May 1， 1868” ，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13-214，215-216，216，217-218，219-220，220，222，224. [10] “Draft of Proposals made to the Tsungli Yamen， with reference to 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April 30，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25-226. 为了便于以后的讨论，现把此二十九款详细列出： 1.以前各处地方官，所有征收洋商之厘税，拟应按数退还本商。2.距各海口三十里地界之内，所有出口土货、进口洋货，概不完纳厘捐各税，所定三十里之数，东西南北四面，均由各海关起计算里数。3.按约应征之税，可否尽归省库动用，如货船所经之处，或系数省，其税必须分解各省归库，以便该省情愿保护贸易，使其通畅内地之税。4.善后条约第二款，内载船用杂物、家用杂物一概免税，其进口船载之物，或有非船用、家用，而系外国人所用，并不卖与华人，可以一例免税。5.船坞用杂物，只准船坞行本行装载进口，开船坞行时，必须先领执照，并具保结，内写明并不装运售卖华民货物，亦不借字号与别行冒用。6.船用杂物修理洋船各样材料，并船坞中需用一切材料器具、家用杂物，在开行时，亦须先领执照，并具保结。7. 华船装载洋货进口，须同洋船一例完税，归各口税务司征收。8. 进口鸟粪及各样粪进口时，概不纳税。9.洋煤炭进口纳税，为数甚属无多，而载洋煤炭之船，因纳税诸多不便，可以免税。10.各样洋布及各样绒货拟减进口税，每价值百两，按二两五钱完纳。11.时辰表进口税，每价值百两，按五两纳税，与钟税归为一律。12.白胡椒进口税，每一石按四钱完纳，黑胡椒进口，每一石按二钱完纳。13.马口铁进口税，每一石按二钱完纳。14.进口木料，每价值百两按五两纳税，其价值若干，须上海领事及上海税务司并洋行总局，一同估定。15.洋盐进口，拟应解禁，并须拟定妥善章程，以免有碍中国盐课之虞，其章程即可照苏浙两省前定盐务变通章程办理。16.外国所产粮食进口后，已经起卸，如欲复行运往他处，应准复行起运，一例免税。17.茶叶出口税，每价值百两，按五两完纳。18.土煤正税拟减，复出口半税拟免。19.各海口税银加色，各处银色高下不等，其所加之数，须按各处银色，拟一定数，须同道光二十三年在广东所定各样成色，归为一例，并须妥派委员，至各海口详细考较，定其成色。20.存票向系持作已纳税饷之据，如洋商将存票持至海关，欲行换银，亦可换给银两，并货物复出口，不论自进口至复出口日期多寡，均需发给存票。21.准洋商运洋货至内地码头，或由内地运土货至海口，不论篷桨篙橹等船以及火轮小河船，准其随意驾用。用船之先，在海关报明领票，已拟定三处，一系鄱阳湖，一系汉口以上之长江，一系广州府东南北三面之河。除已拟定三处外，其他处河路，再为随时商定。至应定章程，钦差大臣与总理衙门以后可以会商。22.内地各码头及洋商可以购买土货之处，洋商如欲盖造房屋，准其随处盖造。惟盖造之先，须于附近领事官处，领取执照，领事官必须确切查核，该商果系安分妥当之人，方可发给执照。如领照后该商或有滋生事端之处，领事官即将执照撤回，所有居住房屋管理行中事务之洋人，均可任其自便，地方官民不得无故阻滞搅扰。23.各国在内地洋人，向系各归本国领事官管束，现拟设立有管理各国洋人之权之外国官，所有各国在内地之洋人，倘有滋事犯法之人，均可归其管理。其设立章程，总理衙门可以会同各国钦差大臣商定。24.长江之内，自吴淞起，至汉口止，由海关捡选码头数处，以便洋船在彼停泊，并上下货物，所捡选设立码头之处，系黄州、东流、安庆、大同、芜湖、金陵、仪征、江阴、吴淞、武穴，英国洋船欲至码头贸易，须先至海关领执照，其各码头应如何定立章程，以后商办。25.海面之上，设立码头一处，系温州。26. 如各海口洋行，大半皆欲设立官栈，或由海关设立，或系各该商设立栈房，亦可作为官栈，均归监督办理。27. 因各海口轮船甚多，需用煤炭亦甚多，缘由外国运煤炭至中国，为价甚巨，故必须用中国煤炭。现拟准洋人在中国地方开设煤窑，并用外国器具。其窑拟在宛平县界之寨塘，江宁府句容县界之煤廣开设，嗣后再有相便之处，续行商定。28. 条约载有明文，禁止中国人联情结行包揽贸易，兹有台湾包揽樟脑，以及米石，厦门包揽杂铁等项情事，以至洋商屡受亏损，应将各洋行亏损资本，按照有据亏损之数，地方官须如数赔补。希总理衙门即行知各省督抚，严行禁止各地方联情结行包揽贸易等情，以免将来复有违背条约之举。倘总理衙门无此权柄，并希奏请上谕，指明以上违例各等处，示各省督抚，以后严行禁止。29.中外商民生理，遇有词讼之事，向无一定通商律例，现在必须会商，定一通商律例。（《覆英国公使修约二十九款》，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24-32页。） [11] “Minute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April 28，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22. [12]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April 28，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22. [13]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5. [1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75-276. [15]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at the Yamen， June 5， 1868， to hear the Repl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ir R. Alcock’s Poposals on Revision of the Treaty”，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27-228. [16]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the British Legation， June 2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32-233. 中方对英方二十九条的答复为：1.查此条业由本衙门拟发告示，晓谕内地各关卡，按约遵办，以杜日后误收洋商厘税之弊。至以前关卡有无误收，是否洋商单货相离，应随时查明，分别办理。2.查外国用兵，每有向商人筹借饷需之事，中国无此办法，故不得已而有抽厘之举。然仅抽收华商，并不抽收洋商。今欲于各口三十里内概不抽厘，货物散漫偷漏，其弊不可胜言，实与军务有碍，此系中国自主之事，一俟军务肃清，善后事宜完竣，自应将收税章程变通，即将厘捐裁撤，以期惠普商民也。3.查按约所征之税，或奉军饷，或解交部库，均系国家正款，岂能分解数省，随意动用。若因保护贸易起见，查洋商通商内地，但执有单照为凭，即经过数省地方，均系一体保护，其因有税无税，而擅敢两歧。现本衙门已严定告示办法，此层可无须过虑。4.查家用、船用杂物，善后条约，本已载明，自用之物，皆准免税。若转售图利，自应仍纳税饷。今拟将自用杂物，分项开明附后，以免牵混。5、6.查以上两条，开设船坞行，系为谋利起见，除船用杂物及修理船只各器具，酌准免税外，如系制造新船，仍应将该船照值百抽五例征税，至于领照具结应如何办法，俟妥议章程，试办三年再定。7.置之未议。8.此条照准免税，但须领照起货，不准私自起卸。9.此条照准免税，但须领单起货，不准私自起卸。10.查洋布、羊绒色目极多，应俟访察市价，酌量减轻税则。11.此条照减。12.此条照减。13.（未议）14.此条应酌量减轻税则，毋庸估价。15.查盐斤一项，系中国国家官事，朝廷设官管理，非他项货物可比，虽至贵官员，不能随意贩运，商人何能侵此大权，此条应毋庸议。16.此条照准免税，但须领单起货不准私自起卸。17.查茶叶税则，本衙门现拟酌量加增，此外尚有数种货物，酌量加税者，另单商办。18.此条酌量稍减。19.此条照办。20.查存票换给现银，既与税项截数难清，且亦银价随时低昂不一，颇觉为难，若必欲如此办理，所有请领存票限期，只准三个月为满，不准再宽。21.查此条所指三处，均属内地，洋商照例由关请领单照，原准前往，惟火轮船碍难准行，缘沿江沿海华船生计，业为洋人所占，若再准轮船入内河内湖等处贸易，则中国到处生计一概被占，未免待洋商太厚，而待华商太薄，殊为不得其平。况内河内湖向无轮船行驶，洋商既得内地贸易之益，应照内地规模办理，是以未能照准。22.查盖造栈房，应在通商口岸，若在内地盖造，非特与华商生计有碍，且地广人众，一切稽查防范，彼此均有不便之处甚多，是以未能照办。23.此条为英方委员面删。24.查添设码头，上下货物，即属增添通商口岸。长江通商，于镇江、九江、汉口以外，又有江宁，共有四口，本未便再议增添。惟查同治元年，贵国卜大臣，曾请于安庆、芜湖、大通三处，暂时通商，嗣因卜大臣未允湖北子口税之议而止。兹欲增添口岸，只可于此三处内酌量设关收税。惟经费不赀，征收税项未必敷用，应熟筹彼此两益之事，以便商办。25. 查广东琼州一口，至今并未开关，今欲于温州设关通商，应将条约内琼州一口删去，便可照办。26.查设立官栈，如果商情愿立者多，应饬海关监督会同税务司妥议章程，由关设立办理。27.查产煤处所，系中国自有之产业，应由南洋通商大臣于南省察看情形，自行开办，其或雇用洋人，租买机器与否，悉由南洋通商大臣主政试办，以期无碍中国之权，而资商民之用。28.查樟脑一物，本军工厂所用，向系官办，与联情结行把持包揽有间。惟洋商欲行购买，应听其便，不必官为限制。但不得自赴生番地方采办，至生意外事端。至米石之或运或停，亦视年岁丰欠，与华商一律办理。若遇歉岁，华洋并禁，不准专禁洋商，以昭公允。29.查此条酌定通商律例，甚为有益，应由通商大臣派委明习律历之员，赴上海与贵国按察使会议办理。（《覆英国公使修约二十九款》，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24-32页。）中方所提5条为： 1.嗣后凡洋商雇用中国船艇者，由领事官发给执照，由监督加盖印信，方准雇用。如查无印照，即系私用，应将该船货一并入官。 2.凡洋船装有华商货物者，由华商自行报关完税，洋商不得包庇，如违查出，除将影射之华商罚令加倍完税外，仍将包庇之洋商，交领事官，照该货一次正税银数罚办。3.洋药每百斤，原征三十两，拟改为六十两。4.湖丝、土丝各等丝经每百斤，原征十两，拟改为二十两。5.茶叶每百斤，原征二两五钱，拟改为五两。（《给英国公使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33-34页。） [17]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ne 13，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76-277. [18] “Index t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R. Alcock and Mr. Hart，&；c.， on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ision of Tariff &；c.， under discussion with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Peking，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5. [19] “Index t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R. Alcock and Mr. Hart，&；c.， on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ision of Tariff &；c.， under discussion with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Peking，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5. [20]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12，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2. [21] “Memorandum （1） for Conversation with Wen-Hsiang， July 13，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9. [22] “Mr. Fraser to Sir. R. Alcock， July 14，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3. [23] “Sir R. Alcock to Mr. Fraser， July 14，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83-284. [2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17，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9. [25]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the Tsungli Yamen， July 16，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36. [26]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1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85-289. [27]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21，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90-293. [28]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23，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4. [29]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25，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94-295. [30]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25，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5. [31] 《覆英国公使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34-36页； “Reply of the Tsungli Yamen， on the subject of Leking and Transit Dues， and Propsals for a New System of Collection for Foreign Trade”，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42-244. [32]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76-277. [33] “Index t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R. Alcock and Mr. Hart，&；c.， on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ision of Tariff &；c.， under discussion with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Peking，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5. [34] “Note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Tsungli Yamen， on the several Memoranda addressed by the Ministers during the past months to the British Representative， on the Revision of the Tariff and Commercial Articles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September 8，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52-253；《英国公使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49页。 [35]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November 10，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197-199. [36] “Sir R. Alcock to the Prince of Kung， November 9， 1868”， “Heads of a Communication made to the Yamen， on November 9，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199-201，pp202-204；《英国公使照会并粘单》，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54-67页。 [37]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4”，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301-303. [38] 《给英国公使信函并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80页；“Supplenmentary Memorandum sent in on the 7th December”， “Red Note accompanying Memorandum of the 7th December”，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59 ， 260. [39]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December 6，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210. [40] “Sir R. Alcock to the Prince of Kung ，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262； 《英国公使照覆》，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81页。 [41]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August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6. [42]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August 14”，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1. [43]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31， 1867”，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120. [4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6. [45] 对于赫德坚持多开口岸的要求如何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首先，赫德的这一要求是有利于英国的。因为英国的在华利益主要是指商务利益，多开口岸有利于英国在华商务的发展。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加上清政府的厘卡林立，并不是所有的通商口岸都起到了促进英国在华商务的作用，所以当时英商以及英国政府在多开口岸问题上并不积极。但是从长远来看，多开口岸肯定是对英国商务的发展有好处的，对此赫德十分清楚，所以他坚决要求多开口岸。其次，赫德的这一要求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多开口岸意味着海关管理范围的扩大，作为总税务司的赫德直接从中受益，所以他在中英交涉中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一要求。再次，赫德的这一要求使列强的特权扩大到开放口岸，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权益。这并不像赫德所说，多开口岸是增进外国利益而不伤害中国的最好方法。清政府看到了此点才坚决反对多开口岸。最后，多开口岸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赫德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在华商务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同样需要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赫德所说“英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同，因为英国利益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利益的繁荣”实际上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对于此点，清政府最后也看到了，所以才有了清末自开口岸的出现。 [46]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3，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7. [47]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7. [48]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5，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9. [49]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35. [50] “Memorandum （2） July 15，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0. [51]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the Tsungli Yamen， July 16th，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36. [52]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3. [53] 其理由是：“（1）我不知道沿海什么地方被提到是‘次口岸’，我想请愿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2）不知道什么地方会用作这样的次口岸，但我敢说没有船只会发现去次口岸很方便，它们会直接转回到它们的文件所在的条约口岸；（3）这样的次口岸，顾名思义，不能接收也不能给与完整的货物；（4）这样的提议太模糊不清，不能证明可为中国官员的思想所接受；（5）在允许外国人雇用他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商品这一让步中，没有任何划定海关区域的限制，你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你所要求的特权，只是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这一特权使所有在任何港口居住的商人都能够直接与（即到或从）沿海或沿河的所有地方进行贸易，在港口附近，在他们自己的船里，他们可以根据地方贸易的需求建造大船或小船。（6）最后，这样的提议不会有助于发展或开放距离条约口岸或近或远的任何地区。”（“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6，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4.） [5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6，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4. [55]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74-275. [56]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5，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9. [57] “Sir R. Alcock to Mr. Har， July 12， 1868t”，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0. [58] 对于对付清政府与其官员，赫德有自己的原则与理论，他认为：“对该政府的指望应当是它将致力于忠实地履行它所缔结的条约；而且除按这些条约的条款和平行事外，如果他能倾听外国公使的申述，我认为这样就与愿已足，即使在25年中并无其他明显的成效，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立即变革；事实上，任何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速有益的变革。经验终将使该政府相信，除了终于诺言并以开明的态度付诸实现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与列强相处得更好。但是取得经验需要时间；如果在给该政府考虑时间的同时，我们准备进行导致他从经验中得益的积极尝试，那么，我们必须依靠合理的经营管理，而不是依靠命令。”（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第327-328页。 ）同时他认为：“英国人的直截了当的方式不是用来对付中国人的方式。你得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去对付他们。”（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第357-358页。） [59]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August 1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0. [60]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6， 1868”，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09-212， 273-275. [61] 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八，第12-15页 [62] “Sir R. Alcock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 October 28， 1869”，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1，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94.p125. [63]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on ‘Further Memorials respecting the China Treaty Convention’ ， May 3， 1870”，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1，p196. [64] 对于赫德在中英修约中的作用，史学界存在将其夸大的观点。卢汉超即认为：“凭着对谈判双方立场、意图的充分了解，加上在海关工作中的经验，赫德很快并且很自然地就占据了修约谈判的主角地位。”而“阿礼国草约”的“实际制造者却是赫德”。（卢汉超：《赫德传》，第115、116页。）这一观点是作者根据魏尔特所著《赫德与中国海关》中的相关研究得出的，但是魏尔特所作研究只是说明了赫德对于中英修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却没有表示赫德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参见[英]魏尔特著，陆琢成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497-506页。）而作者对于魏尔特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这就与史实不符了。赫德在此次修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却不是主角，英国的老牌外交家阿礼国才是此次修约的主角。“阿礼国草约”是在阿礼国所提要求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英方要求什么，对于中方的答复能否满意，都是由阿礼国来决定的，赫德只能是建议与“调停”，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65] 英方将重要文件给赫德阅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1.赫德在给阿礼国的信中引用各地领事有关修约的报告；（参见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6.）2.阿礼国指示傅磊斯将他们两人之间的通信给赫德阅看；（参见”Sir R. Alcock to Mr. Fraser， July 1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4.）3.阿礼国将各国驻华公使有关修约的意见的文件寄给赫德阅看。（参见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August 10，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8.） [66]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4. [67]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5.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赫德与1868—1869年的中英修约
作者：张志勇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北爱尔兰人，1854年被英国外交部派遣来华，1863年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此后直到其去世一直担任此职。赫德除了致力于中国海关的发展之外，还极力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学术界已作过深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赫德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赫德与1868-1869年中英修约的关系，英国学者米琪（Alexander Michie）在其1900年出版的《英国人在中国》（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中就已开始研究，他认为赫德指导了当时为修约所成立的中英委员会的所有会谈。 [1] 1938年英国学者莱特（又称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所著《中国关税沿革史》（China’s Struggle for Treaty Autonomy 1843-1938）出版，关于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他的观点与米琪的观点相似，认为赫德在中英委员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2] 1950年莱特所著《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出版，关于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该书沿用了其前书中所持的观点。 [3] 1986年卢汉超所著《赫德传》出版，关于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北京举行的这场中英修约谈判，事实上是先在赫德、傅磊斯、雅妥玛这三个英国人中间进行磋商的，而主要人物则是赫德。在一八六八年一月至九月的谈判过程中，赫德一直樽俎其间。” [4] 从1900年米琪的《英国人在中国》，到1986年卢汉超的《赫德传》，学术界对于赫德与1868-1869年中英修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中英委员会的关系上，而且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仅就赫德与中英委员会的关系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取得进展，相关学者的观点基本相似。但从现已出版的英国外交文件与英国蓝皮书来看，对于赫德与中英修约（包括与中英委员会）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利用现已出版的资料对赫德与中英修约的关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一番考察。 1868年为中英《天津条约》修约之期，中英两国对此次修约都特别重视，修约前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自1868年到1869年，中英双方就修约问题进行了交涉，在此期间，赫德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参加了为解决修约问题而设立的中英委员会，但是在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看来，赫德并不是中方的代表，而是中英之外的第三方。中英双方都希望赫德能够在修约问题上对自己有所帮助，赫德作为中方的代表，总理衙门当然会就有关修约的问题与其熟商，听取其意见，并希望他能够向英方解释中方的困难，使其降低所提要求。而英国方面，有鉴于清政府对赫德的信赖，阿礼国直接就修约的某些问题同赫德函商，请赫德开导总理衙门，使其对这些问题做出让步。从而赫德在中方代表之外，又具有了一种调停者的身份，但是他的调停却更倾向于英方的利益。
第一节 赫德的“调停”
1868年1月2日阿礼国派翻译柏卓安（J. Meleavy Brown）送给总理衙门一件修约节略，提议由总税务司赫德、一名熟悉省级财政与行政管理的中国官员和一名英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共同会商， [5] 并开列5款所要商办的内容。 [6] 总理衙门接受了阿礼国的这一建议，1月19日总理衙门告知阿礼国，他们现在指定总税务司赫德与两个总理衙门章京夏和蔡与公使指定的英国参赞会商。 [7] 英方则指派二等参赞傅磊斯（H. Fraser）参加。 [8] 自3月3日到5月4日中英委员会共进行了7次会议，会议前阿礼国给与英方委员指示， [9] 由英方委员在会上提出要求，再由中方委员带给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考虑，而委员会并不解决问题。4月30日傅磊斯对在前六次会议上所提要求作了一个总结，共五项：厘金和内地运输、关税、运输设施、长江码头和关栈，二十九款，并有一个补充。 [10] 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总理衙门的“外交顾问”，和中英委员会的成员，赫德对修约中的各种问题都是有发言权的，他的意见对中英双方都有重要影响。在中英委员会上，他可以对某些问题直接表示支持或反对，例如在1868年4月28日的第5次会议上，他就直接表示赞成进口的外国粮食复出口时免税，极力倡导对用于外国战争和商人轮船的进口煤免税，并强烈反对国产煤减税。 [11] 同时许多问题还需要赫德在中英委员会上作出解释。 4月28日阿礼国给英方委员的指示中就说：“如果汉口请愿者关于缴税——存票、沿海贸易税单和总体的沿海贸易税——不能被接受，非常希望赫德先生代表委员会讲明原因，或提供一个能够对此进行解释的简明备忘录。” [12] 而在中英委员会之外，赫德则以调停者的身份与阿礼国信函往来，商论有关修约各问题。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赫德必须从清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中英修约之前，赫德曾在其所作《局外旁观论》中向清政府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现在看来这些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真正有助于中国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还处于中古时代，清政府根本无法接受这些建议。也就是说，清政府当时的封建思想，使其自身的政策都无法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那么当赫德从清政府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时，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维护中国的真正利益，而只能是维护清政府的虚荣心及其临时统治。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成长起来的赫德与阿礼国一样，对中国的现状极度不满，但是他在中国的多年政治与外交生涯使其认识到对于中国政府只能慢慢来，他们无法接受激烈的变革，他认为这种激烈变革的要求对于中国来说有害而无益。因此他认为英方在提出修约要求时应当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上要有耐心。他在5月29日给阿礼国的信中说：“英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同，因为英国利益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利益的繁荣。” [13] 而作为一个英国人，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赫德又必须从英国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所以他在给阿礼国的信函中，从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出发，阐述了他对有关商约问题的意见。在5月29日给阿礼国的信中，赫德阐述了他对过境制度的看法，他认为允许随意支付过境税是一个错误，这种随意性暗示清政府的官员，他们可以随意向凡是没有缴纳此税的货物征收高税。如果规定所有进口货物应该缴纳7.5%而不是5%的税，然后它们应该被免除所有其他税厘，他相信结果会比现在好。 [14] 从赫德所阐述的意见来看，他维护的是英国的真正利益。 总理衙门接到英方委员关于修约的二十九款之后，经过与赫德相商，在6月5日的中英委员会上将对各问题的有关决定口头通知了英方委员， [15] 并在6月27日的会议上交给英方一份书面答复，并向英方提出中方的要求。 [16] 总理衙门直接拒绝了英方所提第3、15、21、22款，17、24款可再商，第27款作了变通，第7、13款未议，第23款已删除，其他各款都同意按照英方所提办理。 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与英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赫德希望英方能够对总理衙门的答复满意。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接向赫德表示，外国人有外国人的要求，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难处，如果阿礼国爵士强迫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话，只会把中国推到泥潭中。因此，赫德于6月13日致函阿礼国，劝其将那些中方没有答允的要求，让其他修约者提出。 [17] 为了促使英方满足于所获结果，赫德又于6月29日致函阿礼国，有序地对中方的答复进行了复述，摆出了同意的和否定的事情。提出了许多为什么接受这些结果，目前不进一步逼迫中国会有益和得策的理由。7月1日赫德再次致函阿礼国，总结英方实际的收获。赫德对阿礼国的劝说取得了成效，阿礼国于7月1日答复了赫德的前两封信，对赫德所说总体上表示同意，认为达到了基本的目标。 [18] 但是因为中方并没有完全满足英方的要求，双方在厘金问题、过境制度、内地航行与居住等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而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中英两个民族的矛盾，也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所以英方不会仅仅因为赫德的调停而善罢甘休。 阿礼国在厘金问题上非常坚决，他认为纠正任意的和不负责任的征税，这是所有进步的轴心。 [19] 所以他坚持认为清政府应该纠正对外国商品任意征收厘金的行为，英方在其他各点都可作出让步，但是在这一点上是无法退让的。因此，他于7月12日致函赫德，请其去见文祥，向其解释英方在取消对外国商品和中国出口商品免征厘金问题上的立场。 [20] 根据阿礼国的要求赫德于7月13日拿着条约到总理衙门与文祥进行会谈，向其阐释并发挥了英方在厘金问题上的看法。 [21] 赫德与文祥谈话的的成果可以从7月14日傅磊斯致阿礼国的信中看出：“昨天赫德拿着条约到总理衙门去了，结果今天中国委员就完全承认了你对厘金问题的看法，并承认根据南京条约证明它是非法的……解决在内地确定哪些是外国商品这一困难的办法好像就是已提议的划定三十里的范围；赫德认为，如果你愿意答应建议女王陛下的政府同意下一次修约前的十年内对厘金困难的安排，现在这一点就会被同意。” [22] 当日，阿礼国回信傅磊斯表示很高兴知道总理衙门最后承认了原则性的一点，即如果运往内地，在交纳进口与过境税后，任何对于英国商品的多征都是非法的。他愿意接受清政府通过谕旨或其他方式所提建议，来纠正内地的不法勒索。并愿意接受三十里范围作为对清政府来说最可行并且最不为难的方法，来取消这种对对外贸易征税的制度，清政府所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是明确禁止这种征税的。他要求傅磊斯将此信给赫德阅看，或是送给他，“使他确切地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指示下行动，不必向他作任何保留。他会更好地知道如何制定自己的方针，知道如果有机会，向总理衙门提出什么样的劝告或建议”。 [23] 7月15日赫德又与文祥进行了会谈，赫德有针对性地解释了阿礼国12日来信中更为显著的部分，并鼓吹了他的观点。 [24] 此次会谈的成效体现在中英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7月16日中英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英方委员告知中方委员，阿礼国坚持认为三十里半径范围是处理厘金困难的最可行方式。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他们愿意承认运输持有内地税单的外国商品，无论在中国人手中，还是在外国人手中，都应一样对待。一旦国家情形允许，就同意三十里范围的要求，而增加鸦片税则被认为是部分补偿。 [25] 为了使阿礼国接受总理们已作让步，赫德于7月17日致函阿礼国，站在总理衙门的立场上全面阐述了对于厘金问题的看法。 [26] 虽然赫德的此种观点遭到了阿礼国的反驳， [27] 但阿礼国却决定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7月23日阿礼国致函赫德称：“我愿意不用进一步会谈，接受总理衙门所争取的原则：有权对所有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手中的产品或商品征收地方税，如果这些产品或商品没有内地税单，或到达目的地，进入消费之后。” [28] 在劝说阿礼国的同时，赫德进一步劝说总理衙门在厘金问题上作出更多的让步。7月24日赫德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谭廷襄和董恂进行了长谈，他解释了阿礼国21日来信的内容，让他们特别注意以下几点：（a）不允许对外国商品征收额外税，除非本国产品也同样征收额外税。（b）额外税一定不能是由地方征收，而必须具有帝国性质。（c）对于外国商品征收的特税必须与外国代表在北京协商，必须公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要求被认为是合理的，根据赫德的意见，文祥渴望设计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思考中的方案如下：所有外国进口商品，一到达即立刻一起支付进口和过境税，此后他们就免除所有进一步的征税，无论在谁手中。 [29] 7月25日，赫德将与总理衙门大臣的谈话及其他们思考的方案函告阿礼国，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案可以在条约口岸和外国人所去的大市场得到充分实施；从港口到内陆各地，内地税单将继续发放，使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免于被征税；在被运往的市场，也可以保证免税，但是一旦从那一市场被零售，当经过这儿和那儿的关卡时，商品可能必须缴纳普通的地方税。然而，这样的地方税，不能证明是一种沉重的或抑制性的税，因为在零售给小商贩或消费者后，商品或货物很少遇到收税关卡。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十分可行的。”总理衙门的计划同7月23日阿礼国致赫德函中的计划非常相似，赫德在信中对此表示惊奇。这也说明中英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30] 8月1日总理衙门将有关厘金和过境税的正式方案通知了阿礼国。 [31] 至此，在赫德的调停下，中英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妥协。 对于内地居住与内陆航行，赫德曾于6月13日劝阿礼国彻底放弃这两点，代之以在内地租赁关栈，可以自由去某些条约中没有规定的地方。 [32] 阿礼国也表示可以在此点上让步， [33] 但是9月8日阿礼国又提出了内地居住、内陆航行与开挖矿藏的问题。 [34] 随后在11月9日与总理衙门大臣的会晤中， [35] 以及其后给总理衙门的信函及照会中， [36] 又对此三条提出要求。赫德只得在此问题上再次调停，12月4日他致函阿礼国，论述了内地居住等问题的不可行性。赫德认为清政府同时要与多个具有“最惠国”条款的外国政府打交道，每一个都宣称有治外法权，每一个都要实现自己的意图，这就难怪文祥和他的同事们向任何方向移动一步之前都要好好想一想，拒绝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拥有和开发矿藏，内河驶轮船，和内地居住的建议。但是总理衙门愿意在内陆航行与开挖煤矿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意由九江海关提供一只汽拖船，由外国商人在鄱阳湖雇用拖拉自己的帆船，并且因为轮船需要煤，淡水等附近的煤矿会在海关的监督下以外国模式开挖。 [37] 12月7日总理衙门致函阿礼国，表示对内河航行与开挖矿藏两项作出如赫德所说的让步。 [38] 因为总理衙门在此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同时阿礼国也是迫于其他驻华公使对于修约的意见才再次提出这一要求， [39] 所以阿礼国接受了总理衙门对此三问题所作决定。 [40] 至此，内陆居住与航行问题也在赫德的调停下顺利解决了。 此外，阿礼国还曾提出简化关税的问题，赫德为其提供了有关数据， [41] 并就此与总理衙门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这一计划缺乏可行性，这一问题为总理衙门所拒绝。 [42] 经过赫德的调停，中英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这有利于中英双方最终就修约问题达成协议。赫德在中英修约过程中的“调停”，尽管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但还可以说他这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与清政府的统治而进行的，而在其调停之外，他的有些活动就只能说是完全为了维护英国及他自己的利益了。
第二节 “调停”之外
在中英修约过程中，赫德既是中方的代表，同时又被英方视为第三方 [43] ，所以他所从事的调停，可以说是出自中英双方的需求。调停本是使矛盾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从而有利于双方矛盾的解决，赫德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在某些问题上，赫德却或者要求英方坚持，或者怂恿英方多作要求，甚至向英方指示对付清政府的机宜，这些活动就远远超出了“调停”的范围。 对于英方所提内陆航行要求，中方希望通过海关提供轮船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赫德却在给阿礼国的信函中反对这一方法，其反对的理由有两个：1.它不合算，2.如果合算的话，应该由人民来经营，而不应该由政府控制。赫德认为这样的内陆航行不会使任何有关的外国人受益，并以1864或1865年上海的例子对此作了说明。 [44] 但是由于总理衙门在此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英方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解决方法。 而在多开口岸问题上，因为此举不仅有利于英国，亦会扩大海关的权利，使赫德自己直接受益，所以他就不象在内陆航行问题上那样容易妥协了。 [45] 由于英商对于多开口岸问题意见不一，此次修约英方只要求开放温州一个沿海口岸，对此赫德大为不满。他在7月3日给阿礼国的信中明确表示台州与泉州没有和温州一起提出，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认为沿海越多地方开放越好，海口与北海也应该开放。 [46] 对此，阿礼国表示同意其所提增加开放台州和泉州的要求，但是需要咨询英国政府的意见。 [47] 为了促使英方要求增开口岸，赫德又于7月5日致函阿礼国，进一步阐述了多开口岸对英国的好处：新海港的开放将会给与外国运输业大量的就业机会，将会开发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还会有助于消除海盗。 [48] 在赫德的一再鼓动下，英方向中方提出了开放台州、泉州和北海的要求， [49] 并且赫德也利用向总理衙门解释阿礼国的意见之机，压迫总理衙门接受英方增开口岸的要求。 [50] 在英方与赫德的压迫下，总理衙门答应温州和北海可与南京和琼州交换。 [51] 为了促使英方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赫德在12月5日给阿礼国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增进外国利益而不伤害中国的最安全的方法，这些口岸将成为另一些向外扩展商务的中心。 [52] 而对于英国商人所提出的开放次口岸的要求，赫德则给与了否定，他在12月6日给阿礼国的信中给出了自己反对开放次口岸的理由 [53] ，并且他仍然坚持增开口岸，并推荐开放沿海的大孤山、台州、温州等六处，沿长江的岳州、南京等，认为这些地方开放了，实际上整个沿海就开放了，所列中心就可以利用商人们自己拥有的帆船来往于这些有实无名的次口岸进行贸易了。实际上所谓的次口岸根本不用提出，这些口岸开放了，就为其附近的所有次口岸提供了充分的发展。 [54] 赫德的意见对于阿礼国要求增开口岸，并没有在次口岸问题上坚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2月7日阿礼国在致外交部大臣史太雷（Stanley）勋爵的信中说： 开放新口岸是此信中我需要阁下特别注意的另一问题，因为报告者意见不一，绝大多数好像更反对增开口岸，需要不断为其花费，而不能增加相应的利润。而其他报告者则建议沿海开放一个或更多他们所谓的“次口岸”。……但是，就此问题咨询了赫德先生，我认为他的意见具有决定性，没有必要使条约条款接受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大部分已为所取得的让步所涵盖，这一让步可以使他们乘坐自己的船到处不受约束地贸易，这样的条款下可能发现有必要保持秩序，保护税收。另一方面，他建议，实际上是强烈地推荐，开放五个口岸，虽然恭亲王在他的最后照会中，表示除开放温州外，名义上是与实际上并未开放的海南交换，不愿再多开口岸。 [55]
赫德除了在增开口岸这样既有利于英国利益又有利于自己权力扩张的问题上反复向英方阐述其必要性外，还向英方在如何应付中方的问题上指示机宜。在中英委员会将要接近尾声时，赫德于7月5日致函阿礼国，就英方如何行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到现在为止我能看到的行动的最好方式是这样：应该举行另一次委员会会议，会上傅磊斯先生应该说，他已经将总理衙门对所讨论各点的答复告知阁下，对于书面回答他们总体上感到满意，关于倒数第二次会议上对于特别提出的几点建议的口头回答，阁下很遗憾总理衙门并没有看到实施所提建议的可能性，但是你并不希望就此事逼迫他们，因为此事在目前好像有太多困难。
说完这些，然后傅磊斯先生拿起12月10日的备忘录，指着紧邻这五点之前的这一段，以“要求修约的权利，等等，”开始，说：“公使阁下认为本国将会很顺利地接到有关总理衙门准备同意各款的信息，他现在将把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一切告知外交部，并确定是否要发表要求正式修约的声明。”他应该在这点上停顿一下，然后可以继续说：“但是在将所做一切告知外交部之前，公使阁下希望知道总理衙门是否会同意开放浙江的台州，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北海。”
我认为最好不要写下来，只是在委员会的普通会议上用尽量少的话传达给对方就可以了。以那种方式完成后，尽量不要进行讨论，不要引起恐慌，或伤害现存的良好感情。 [56]
赫德为英方所作如此细致的安排，对于作为英方的决策者阿礼国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在其回复中说：“我不能完全采用你的计划；因为虽然它十分吸引人，精心策划使事情顺利进展，但事实上什么问题都不会解决。” [57] 赫德非常善于观察总结，深悉中国官员在中外交涉中的习惯，对于英方忽略中方官员的这些习惯而提出的某些外交策略，他表示强烈的反对。 [58] 阿礼国曾向赫德表示通过增加进出口税率来换取中方在内陆航行等问题上的让步，但是赫德坚决反对阿礼国的这种讨价还价式的做法，他向阿礼国指出： 对于任何你可能必须提出的建议，最好记住，如果你对总理衙门说：“我会同意对你们有好处的A和B，只要你们同意我们感兴趣的C和D。”你只会非常可能发现得到的答复会使谈判立刻停止，“我们没有A和B照样过”。我认为即使目前税收增加三倍，或者甚至表明它可能增长十倍，都不会改变总理衙门现在关于内地航行、内地居住的立场；实际上，你对这些事情出价越高，中国官员越相信，你渴望得到它们，其中就包含了中国不能给与它们的最有力的理由。你不能换取这些事情；你必须或者武力夺取，或者顺其自然……如果你希望简化关税，你不能以在内地增加特权来这样做，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再提那几点——我的意思是不要通过讨价还价。 [59]
从上述赫德“调停”之外的活动可以看出，虽然他作为中国的雇员，作为清政府的“外交顾问”，也作为一个调停者，他必须从维护清朝的统治出发来考虑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方面要求英方做出让步，但是对于所有中方不能答应的这些要求，他是非常希望英方能够获得的，并为了使英方能够成功而为其出谋划策，所以无论其所谓的“调停”，还是“调停”之外的活动，都是以维护英国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
第三节 中英《新定条约》的签订
在中英双方在有关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情况下，阿礼国分别于12月6日、7日将谈判的有关情况向英国外交部作了报告，等候英国政府的决定。 [60] 1869年8月31日，阿礼国送交总理衙门一节略，称已接到本国覆文，欲将上年所拟作为暂行章程，不算修约，俟将来法德两国修约时，再行一同办理，如中国必欲作为修约，应将觐见及招工章程，并应办各件，同时妥议，方可会定。总理衙门则坚持修约，经过往复论辩，阿礼国始允派傅磊斯及翻译官雅妥玛（Thomas Adkins），来与总理衙门前派章京及南北洋委员并总税务司赫德等公同会商。赫德等对于前期所议各条又重新一一面定。1869年10月23日中英双方在前期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了《新定条约》。 [61] 阿礼国对此次修约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为了使英国外交部接受这一条约，他要求赫德对送交英国外交部的条约文本作了详细注释。 [62] 通过《新定条约》英国又从中国夺取了更多的权益，英国政府认为这一条约各款比《天津条约》更能促进英国的利益，但是英国商人却对此条约极度不满，因为它没有包含他们曾强烈要求的铁路、电线、内地居住与航行等问题。 [63] 最终，英国政府在英国商人舆论的压力下没有批准该条约。
小结
在中英修约谈判的过程中，赫德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中方的正式代表、中方的外交顾问、英方的外交顾问（即英国侵华的帮凶）、调停者。赫德在谈判中的这些角色决定了他对中英修约中各种问题的解决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64] 赫德为什么会在中英修约中产生这种作用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英双方对他的信任。组成商讨有关修约问题的中英委员会时，阿礼国推荐赫德参加，中方接受了阿礼国的意见，指派其为中方代表，而阿礼国并没有将其看作是中方的代表，而是将其看作是中英之外的第三方。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依重是不言而喻的，而英方也把许多重要文件让赫德阅看，让其掌握英方的思想动态，以适时地向总理衙门建言，促成总理衙门对于英方所提要求的认识与接受。 [65] 正是因为中英双方对赫德的信任，赫德才能够既与总理衙门大臣商讨有关修约各问题，又与威妥玛文函往来，交换各自对于修约各问题的意见。对此，最好的说明莫过于此次修约谈判中英方的主要决策者阿礼国的切身感受了，他在1868年12月7日给英国外交大臣史太雷勋爵的信中写到： 赫德先生并不受在混合委员会中的职位——代表中国政府和它的利益的委员的约束，作为海关总税务司，他在此初步工作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必要就一切与关税规章与管理的变动相关的问题向其咨询。这些就占进行讨论的问题的一大部分，就这些问题直接与其进行交流，结果经常更满意，并且节约时间。 [66]
最后，我情不自禁地要使阁下注意，赫德先生的信函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忠诚与正直的精神，并且我要毫不犹豫地说，在各种问题的谈判中，既有原则性问题又有管理细节问题，如果没有他的真诚支持与积极帮助，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将会很难对争取的目标，以及所寻求的几种让步之间的关系有如此充分的理解，而这对于总理衙门来说，在他们承担行为的责任之前是至关重要的。当讨论外国条约时，恭亲王和主要大臣对他的意见有信心，并且把他当作他们自己值得信任的官员，经常无疑当作他们的顾问，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他们没有信错人。他从没有真地使他们失望，损害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理解，他好像对我同样避免犯相反性质的错误，避免成为中国人同列强交往中中国式偏见与错误的鼓吹者。 [67]
赫德能够在中英修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原因就是他有自己的策略。中英双方对他的信任使其有机会在修约谈判中发挥作用，但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依靠自己的才能了。首先，赫德在中英修约谈判中作出了公允的姿态。赫德既是中国的雇员又是英国人的特殊身份使其在中英交涉中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一有不慎，就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这就要求他在维护英国的真正利益与清政府的临时统治的同时，必须要表现出对双方都非常公允的姿态，要让中英双方感到他既不偏向中方，也不偏向英方。在中英修约的谈判中，赫德正是这样做的，他既帮助清政府劝说英方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又帮助英方劝说中方接受英方的要求，赫德的这种表现赢得了中英双方对他进一步的信任。上文所引阿礼国对他在中英修约中的表现所作评价是对他这种公允姿态所取得的成功的有力说明。其次，赫德在“调停”过程中对中英双方威逼利诱。赫德在中英交涉中的微妙地位，以及他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这就要求他不能完全依违中方或英方的外交政策，需要他在中英交涉中具有独立性。要想取得中英双方进一步的信任，他的“调停”不能仅仅是一种表示，必须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对中方如此，对英方也是如此。为了使其调停取得成效，他采取了威逼利诱的策略。为了使中方让步，赫德会强调英方的强硬态度，而为了使英方在某些问题上让步，赫德则会强调中方的强硬态度，并一再强调中方已作让步给英方带来的好处。正是因为这种策略的运用，才使赫德在中英修约中的调停卓有成效。 赫德的调停可以缓和中英矛盾，有利于中英双方取得暂时妥协，但是赫德的这种表现出公允姿态的“调停”毕竟是有局限性的，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它并不是一种真正公正的“调停”，而是帮助清政府以牺牲中国的部分权益来换得暂时安宁的“调停”，而在其劝说下英方所作的让步也只不过是暂时放弃对某些特权的要求而已。但是对于清政府来说，赫德的这种“调停”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因为清政府当时所希求的正是这种“苟安”。不仅赫德的“调停”具有局限性，而且赫德并不受这种“调停”的局限。在中英修约过程中，为了维护英国以及自己的利益，赫德在“调停”的背后，又扮演了英国侵华帮凶的角色，直接鼓动英方提出开放更多的口岸，并向其传授对付中方的机宜。
（该文在选入论文集时因字数限制，部分注释作了删节，此次网上发表又将删节部分补全，特此说明。）
[1]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Vol.2，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00.p212. [2] [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9页。 [3] [英]魏尔特著，陆琢成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498页。 [4] 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5] “Note writte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Prince of Kung and the Tsungli Yamen”，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 p109；《英国公使论拟修约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19页。中英文稍有不同，中文本中没有提中国官员。 [6] 这5款所要商办的内容为：“一、凡有商人欲将洋货运入内地售卖，于未动身之先，令其在所进之口完纳半税，其经过关卡，无论何项税饷，一概免征。洋商欲运内地货出口，内地一切税饷，不能令其完纳，俟到所出之口完纳半税。此二款半税经海关征收，俟至所定之结，随时分解省库备用。一、条约所定之税则内，有货物十余种，定税较重，既于贸易有亏亦于国帑无益，拟行重新删改。一、凡有洋商将其自有或洋货，或内地货，出入内地者，无论蓬浆篙橹等船以及火轮小河船，准其随意驾用，在内地往来。用船之先，在海关报明领票，并出具甘结，以防弊端。一、长江之内，自镇江起，至汉口止，由海关拣选码头数处，以便洋船在彼停泊，并上下货物。一、如在海口，洋商欲行呈请设立官栈，于货物纳税之前，先将货物送入官栈，俟完税以后将货物交本商领回，亦可准其设立。”（《英国公使论拟修约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20-21页；“Note writte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Prince of Kung and the Tsungli Yamen”，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110。） [7] “The Tsung-li Yamen to Sir R. Alcock， January 19， 1867”，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113. [8]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January 22”，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111. [9] “Memorandum by Sir Rutherford Alcock， March 2， 1868”，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respecting Transit Dues， March 6， 1868”， “Memorandum of Claims to Exemption from Duty on ‘Ship’s Stores’ and ‘House Stores’， and Petition of the Amoy Dock Company， for reference to Commission， March 6， 1868”， “Memorandum for the British Commissioner， respecting Changes in Tariff and Transit Dues， April 21， 1868”， “Instructions by Sir R. Alcock for British Commissioners， April 26， 1868”， “Instructions by Sir R. Alcock to British Commissioner， on Modification of Tariff， April 27， 1868”，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April 28， 1868”， “Instructions by Sir R. Alcock to British Commissioner respecting Mixed Courts， May 1， 1868” ，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13-214，215-216，216，217-218，219-220，220，222，224. [10] “Draft of Proposals made to the Tsungli Yamen， with reference to 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April 30，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25-226. 为了便于以后的讨论，现把此二十九款详细列出： 1.以前各处地方官，所有征收洋商之厘税，拟应按数退还本商。2.距各海口三十里地界之内，所有出口土货、进口洋货，概不完纳厘捐各税，所定三十里之数，东西南北四面，均由各海关起计算里数。3.按约应征之税，可否尽归省库动用，如货船所经之处，或系数省，其税必须分解各省归库，以便该省情愿保护贸易，使其通畅内地之税。4.善后条约第二款，内载船用杂物、家用杂物一概免税，其进口船载之物，或有非船用、家用，而系外国人所用，并不卖与华人，可以一例免税。5.船坞用杂物，只准船坞行本行装载进口，开船坞行时，必须先领执照，并具保结，内写明并不装运售卖华民货物，亦不借字号与别行冒用。6.船用杂物修理洋船各样材料，并船坞中需用一切材料器具、家用杂物，在开行时，亦须先领执照，并具保结。7. 华船装载洋货进口，须同洋船一例完税，归各口税务司征收。8. 进口鸟粪及各样粪进口时，概不纳税。9.洋煤炭进口纳税，为数甚属无多，而载洋煤炭之船，因纳税诸多不便，可以免税。10.各样洋布及各样绒货拟减进口税，每价值百两，按二两五钱完纳。11.时辰表进口税，每价值百两，按五两纳税，与钟税归为一律。12.白胡椒进口税，每一石按四钱完纳，黑胡椒进口，每一石按二钱完纳。13.马口铁进口税，每一石按二钱完纳。14.进口木料，每价值百两按五两纳税，其价值若干，须上海领事及上海税务司并洋行总局，一同估定。15.洋盐进口，拟应解禁，并须拟定妥善章程，以免有碍中国盐课之虞，其章程即可照苏浙两省前定盐务变通章程办理。16.外国所产粮食进口后，已经起卸，如欲复行运往他处，应准复行起运，一例免税。17.茶叶出口税，每价值百两，按五两完纳。18.土煤正税拟减，复出口半税拟免。19.各海口税银加色，各处银色高下不等，其所加之数，须按各处银色，拟一定数，须同道光二十三年在广东所定各样成色，归为一例，并须妥派委员，至各海口详细考较，定其成色。20.存票向系持作已纳税饷之据，如洋商将存票持至海关，欲行换银，亦可换给银两，并货物复出口，不论自进口至复出口日期多寡，均需发给存票。21.准洋商运洋货至内地码头，或由内地运土货至海口，不论篷桨篙橹等船以及火轮小河船，准其随意驾用。用船之先，在海关报明领票，已拟定三处，一系鄱阳湖，一系汉口以上之长江，一系广州府东南北三面之河。除已拟定三处外，其他处河路，再为随时商定。至应定章程，钦差大臣与总理衙门以后可以会商。22.内地各码头及洋商可以购买土货之处，洋商如欲盖造房屋，准其随处盖造。惟盖造之先，须于附近领事官处，领取执照，领事官必须确切查核，该商果系安分妥当之人，方可发给执照。如领照后该商或有滋生事端之处，领事官即将执照撤回，所有居住房屋管理行中事务之洋人，均可任其自便，地方官民不得无故阻滞搅扰。23.各国在内地洋人，向系各归本国领事官管束，现拟设立有管理各国洋人之权之外国官，所有各国在内地之洋人，倘有滋事犯法之人，均可归其管理。其设立章程，总理衙门可以会同各国钦差大臣商定。24.长江之内，自吴淞起，至汉口止，由海关捡选码头数处，以便洋船在彼停泊，并上下货物，所捡选设立码头之处，系黄州、东流、安庆、大同、芜湖、金陵、仪征、江阴、吴淞、武穴，英国洋船欲至码头贸易，须先至海关领执照，其各码头应如何定立章程，以后商办。25.海面之上，设立码头一处，系温州。26. 如各海口洋行，大半皆欲设立官栈，或由海关设立，或系各该商设立栈房，亦可作为官栈，均归监督办理。27. 因各海口轮船甚多，需用煤炭亦甚多，缘由外国运煤炭至中国，为价甚巨，故必须用中国煤炭。现拟准洋人在中国地方开设煤窑，并用外国器具。其窑拟在宛平县界之寨塘，江宁府句容县界之煤廣开设，嗣后再有相便之处，续行商定。28. 条约载有明文，禁止中国人联情结行包揽贸易，兹有台湾包揽樟脑，以及米石，厦门包揽杂铁等项情事，以至洋商屡受亏损，应将各洋行亏损资本，按照有据亏损之数，地方官须如数赔补。希总理衙门即行知各省督抚，严行禁止各地方联情结行包揽贸易等情，以免将来复有违背条约之举。倘总理衙门无此权柄，并希奏请上谕，指明以上违例各等处，示各省督抚，以后严行禁止。29.中外商民生理，遇有词讼之事，向无一定通商律例，现在必须会商，定一通商律例。（《覆英国公使修约二十九款》，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24-32页。） [11] “Minute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April 28，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22. [12]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April 28，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22. [13]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5. [1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75-276. [15]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at the Yamen， June 5， 1868， to hear the Repl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ir R. Alcock’s Poposals on Revision of the Treaty”，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27-228. [16]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the British Legation， June 2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32-233. 中方对英方二十九条的答复为：1.查此条业由本衙门拟发告示，晓谕内地各关卡，按约遵办，以杜日后误收洋商厘税之弊。至以前关卡有无误收，是否洋商单货相离，应随时查明，分别办理。2.查外国用兵，每有向商人筹借饷需之事，中国无此办法，故不得已而有抽厘之举。然仅抽收华商，并不抽收洋商。今欲于各口三十里内概不抽厘，货物散漫偷漏，其弊不可胜言，实与军务有碍，此系中国自主之事，一俟军务肃清，善后事宜完竣，自应将收税章程变通，即将厘捐裁撤，以期惠普商民也。3.查按约所征之税，或奉军饷，或解交部库，均系国家正款，岂能分解数省，随意动用。若因保护贸易起见，查洋商通商内地，但执有单照为凭，即经过数省地方，均系一体保护，其因有税无税，而擅敢两歧。现本衙门已严定告示办法，此层可无须过虑。4.查家用、船用杂物，善后条约，本已载明，自用之物，皆准免税。若转售图利，自应仍纳税饷。今拟将自用杂物，分项开明附后，以免牵混。5、6.查以上两条，开设船坞行，系为谋利起见，除船用杂物及修理船只各器具，酌准免税外，如系制造新船，仍应将该船照值百抽五例征税，至于领照具结应如何办法，俟妥议章程，试办三年再定。7.置之未议。8.此条照准免税，但须领照起货，不准私自起卸。9.此条照准免税，但须领单起货，不准私自起卸。10.查洋布、羊绒色目极多，应俟访察市价，酌量减轻税则。11.此条照减。12.此条照减。13.（未议）14.此条应酌量减轻税则，毋庸估价。15.查盐斤一项，系中国国家官事，朝廷设官管理，非他项货物可比，虽至贵官员，不能随意贩运，商人何能侵此大权，此条应毋庸议。16.此条照准免税，但须领单起货不准私自起卸。17.查茶叶税则，本衙门现拟酌量加增，此外尚有数种货物，酌量加税者，另单商办。18.此条酌量稍减。19.此条照办。20.查存票换给现银，既与税项截数难清，且亦银价随时低昂不一，颇觉为难，若必欲如此办理，所有请领存票限期，只准三个月为满，不准再宽。21.查此条所指三处，均属内地，洋商照例由关请领单照，原准前往，惟火轮船碍难准行，缘沿江沿海华船生计，业为洋人所占，若再准轮船入内河内湖等处贸易，则中国到处生计一概被占，未免待洋商太厚，而待华商太薄，殊为不得其平。况内河内湖向无轮船行驶，洋商既得内地贸易之益，应照内地规模办理，是以未能照准。22.查盖造栈房，应在通商口岸，若在内地盖造，非特与华商生计有碍，且地广人众，一切稽查防范，彼此均有不便之处甚多，是以未能照办。23.此条为英方委员面删。24.查添设码头，上下货物，即属增添通商口岸。长江通商，于镇江、九江、汉口以外，又有江宁，共有四口，本未便再议增添。惟查同治元年，贵国卜大臣，曾请于安庆、芜湖、大通三处，暂时通商，嗣因卜大臣未允湖北子口税之议而止。兹欲增添口岸，只可于此三处内酌量设关收税。惟经费不赀，征收税项未必敷用，应熟筹彼此两益之事，以便商办。25. 查广东琼州一口，至今并未开关，今欲于温州设关通商，应将条约内琼州一口删去，便可照办。26.查设立官栈，如果商情愿立者多，应饬海关监督会同税务司妥议章程，由关设立办理。27.查产煤处所，系中国自有之产业，应由南洋通商大臣于南省察看情形，自行开办，其或雇用洋人，租买机器与否，悉由南洋通商大臣主政试办，以期无碍中国之权，而资商民之用。28.查樟脑一物，本军工厂所用，向系官办，与联情结行把持包揽有间。惟洋商欲行购买，应听其便，不必官为限制。但不得自赴生番地方采办，至生意外事端。至米石之或运或停，亦视年岁丰欠，与华商一律办理。若遇歉岁，华洋并禁，不准专禁洋商，以昭公允。29.查此条酌定通商律例，甚为有益，应由通商大臣派委明习律历之员，赴上海与贵国按察使会议办理。（《覆英国公使修约二十九款》，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24-32页。）中方所提5条为： 1.嗣后凡洋商雇用中国船艇者，由领事官发给执照，由监督加盖印信，方准雇用。如查无印照，即系私用，应将该船货一并入官。 2.凡洋船装有华商货物者，由华商自行报关完税，洋商不得包庇，如违查出，除将影射之华商罚令加倍完税外，仍将包庇之洋商，交领事官，照该货一次正税银数罚办。3.洋药每百斤，原征三十两，拟改为六十两。4.湖丝、土丝各等丝经每百斤，原征十两，拟改为二十两。5.茶叶每百斤，原征二两五钱，拟改为五两。（《给英国公使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33-34页。） [17]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ne 13，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76-277. [18] “Index t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R. Alcock and Mr. Hart，&；c.， on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ision of Tariff &；c.， under discussion with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Peking，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5. [19] “Index t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R. Alcock and Mr. Hart，&；c.， on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ision of Tariff &；c.， under discussion with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Peking，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5. [20]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12，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2. [21] “Memorandum （1） for Conversation with Wen-Hsiang， July 13，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9. [22] “Mr. Fraser to Sir. R. Alcock， July 14，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3. [23] “Sir R. Alcock to Mr. Fraser， July 14，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83-284. [2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17，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9. [25]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the Tsungli Yamen， July 16，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36. [26]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1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85-289. [27]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21，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90-293. [28]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23，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4. [29]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25，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94-295. [30]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25，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5. [31] 《覆英国公使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34-36页； “Reply of the Tsungli Yamen， on the subject of Leking and Transit Dues， and Propsals for a New System of Collection for Foreign Trade”，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42-244. [32]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76-277. [33] “Index to Priva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r R. Alcock and Mr. Hart，&；c.， on Ques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Revision of Tariff &；c.， under discussion with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Peking，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5. [34] “Note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Tsungli Yamen， on the several Memoranda addressed by the Ministers during the past months to the British Representative， on the Revision of the Tariff and Commercial Articles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September 8，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52-253；《英国公使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49页。 [35]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November 10，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197-199. [36] “Sir R. Alcock to the Prince of Kung， November 9， 1868”， “Heads of a Communication made to the Yamen， on November 9， 1868”，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199-201，pp202-204；《英国公使照会并粘单》，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54-67页。 [37]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4”，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301-303. [38] 《给英国公使信函并节略》，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80页；“Supplenmentary Memorandum sent in on the 7th December”， “Red Note accompanying Memorandum of the 7th December”，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59 ， 260. [39]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December 6，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210. [40] “Sir R. Alcock to the Prince of Kung ，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262； 《英国公使照覆》，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三，第81页。 [41]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August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6. [42]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August 14”，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1. [43]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31， 1867”，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120. [4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6. [45] 对于赫德坚持多开口岸的要求如何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首先，赫德的这一要求是有利于英国的。因为英国的在华利益主要是指商务利益，多开口岸有利于英国在华商务的发展。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加上清政府的厘卡林立，并不是所有的通商口岸都起到了促进英国在华商务的作用，所以当时英商以及英国政府在多开口岸问题上并不积极。但是从长远来看，多开口岸肯定是对英国商务的发展有好处的，对此赫德十分清楚，所以他坚决要求多开口岸。其次，赫德的这一要求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多开口岸意味着海关管理范围的扩大，作为总税务司的赫德直接从中受益，所以他在中英交涉中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一要求。再次，赫德的这一要求使列强的特权扩大到开放口岸，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权益。这并不像赫德所说，多开口岸是增进外国利益而不伤害中国的最好方法。清政府看到了此点才坚决反对多开口岸。最后，多开口岸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赫德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在华商务的发展，资本的扩张，同样需要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赫德所说“英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同，因为英国利益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利益的繁荣”实际上也包含了这层意思。对于此点，清政府最后也看到了，所以才有了清末自开口岸的出现。 [46]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3，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7. [47]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July 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7. [48]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5，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9. [49]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35. [50] “Memorandum （2） July 15，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0. [51] “Minute of a Meeting of the Mixed Commission， at the Tsungli Yamen， July 16th，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36. [52]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3. [53] 其理由是：“（1）我不知道沿海什么地方被提到是‘次口岸’，我想请愿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2）不知道什么地方会用作这样的次口岸，但我敢说没有船只会发现去次口岸很方便，它们会直接转回到它们的文件所在的条约口岸；（3）这样的次口岸，顾名思义，不能接收也不能给与完整的货物；（4）这样的提议太模糊不清，不能证明可为中国官员的思想所接受；（5）在允许外国人雇用他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商品这一让步中，没有任何划定海关区域的限制，你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你所要求的特权，只是用的是另一个名字——这一特权使所有在任何港口居住的商人都能够直接与（即到或从）沿海或沿河的所有地方进行贸易，在港口附近，在他们自己的船里，他们可以根据地方贸易的需求建造大船或小船。（6）最后，这样的提议不会有助于发展或开放距离条约口岸或近或远的任何地区。”（“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6，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4.） [54]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December 6，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4. [55]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 pp274-275. [56]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July 5，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9. [57] “Sir R. Alcock to Mr. Har， July 12， 1868t”，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0. [58] 对于对付清政府与其官员，赫德有自己的原则与理论，他认为：“对该政府的指望应当是它将致力于忠实地履行它所缔结的条约；而且除按这些条约的条款和平行事外，如果他能倾听外国公使的申述，我认为这样就与愿已足，即使在25年中并无其他明显的成效，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立即变革；事实上，任何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速有益的变革。经验终将使该政府相信，除了终于诺言并以开明的态度付诸实现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与列强相处得更好。但是取得经验需要时间；如果在给该政府考虑时间的同时，我们准备进行导致他从经验中得益的积极尝试，那么，我们必须依靠合理的经营管理，而不是依靠命令。”（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第327-328页。 ）同时他认为：“英国人的直截了当的方式不是用来对付中国人的方式。你得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去对付他们。”（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第357-358页。） [59]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August 1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300. [60]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6， 1868”，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p209-212， 273-275. [61] 宝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十八，第12-15页 [62] “Sir R. Alcock to the Earl of Clarendon， October 28， 1869”，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1，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1994.p125. [63] “Memorandum by Sir R. Alcock on ‘Further Memorials respecting the China Treaty Convention’ ， May 3， 1870”，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1，p196. [64] 对于赫德在中英修约中的作用，史学界存在将其夸大的观点。卢汉超即认为：“凭着对谈判双方立场、意图的充分了解，加上在海关工作中的经验，赫德很快并且很自然地就占据了修约谈判的主角地位。”而“阿礼国草约”的“实际制造者却是赫德”。（卢汉超：《赫德传》，第115、116页。）这一观点是作者根据魏尔特所著《赫德与中国海关》中的相关研究得出的，但是魏尔特所作研究只是说明了赫德对于中英修约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却没有表示赫德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参见[英]魏尔特著，陆琢成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497-506页。）而作者对于魏尔特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这就与史实不符了。赫德在此次修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却不是主角，英国的老牌外交家阿礼国才是此次修约的主角。“阿礼国草约”是在阿礼国所提要求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英方要求什么，对于中方的答复能否满意，都是由阿礼国来决定的，赫德只能是建议与“调停”，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65] 英方将重要文件给赫德阅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1.赫德在给阿礼国的信中引用各地领事有关修约的报告；（参见 “Mr. Hart to Sir R. Alcock， May 29，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6.）2.阿礼国指示傅磊斯将他们两人之间的通信给赫德阅看；（参见”Sir R. Alcock to Mr. Fraser， July 14，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84.）3.阿礼国将各国驻华公使有关修约的意见的文件寄给赫德阅看。（参见 “Sir R. Alcock to Mr. Hart， August 10，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98.） [66]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4. [67] “Sir R. Alcock to Lord Stanley， December 7， 1868”， Kenneth Bourne etc.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Series E， Vol.20，p275.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