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一），《复沈幼丹中丞》。），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舫侍郎》。）必须正视现实，善以自处。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大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质问：“尚得谓之弱乎？”（方□颐：《二品轩文存》（十二），《议复赫威两使臣论说》）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为了喊醒昏睡中的、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中土士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狃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舫侍郎》。）
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鲍华潭中丞》。）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集》，奏稿（三十九），《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8页。）。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正是基于“处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子说：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集》，朋僚函稿（十六），《复刘仲良中丞》。）“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揭示两条原则——“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金眉生都转》。）。“和”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李集》，朋僚函稿（十），《复曾相》。），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李集》，译署函稿（十二），《复醇邸论枪弹》。），“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集》，朋僚函稿（一），《复曾相》。），“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总之，“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李鸿章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从而对林则徐、僧格林沁的抗英斗争曾妄加非议，斥为“逞一时之愤”（《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苏赓堂河帅》。）。把“外须和戎”作为一条最高原则，反映了半殖民地统治者的软骨症，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妥协投降。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刻刻自强”（《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苏赓堂河帅》。）。因此，对于当时□漫全国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疾首蹙□，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李集》，朋僚函稿（十九），《复王壬秋山长》）
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集》，奏稿（三十九），《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
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舫侍郎》。）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拘何症概投其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深思焦虑，情见乎词，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那末，变什么？怎么变呢？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鸿章开始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集》，朋僚函稿（三），《上曾相》。）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他动手最早，成效最大，排除“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洋务运动》资料丛刊（二），第33页。）的反对派的干扰，先后建立了上海、苏州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弓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为了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这些军事工业起了镇压人民起义、延长清朝寿命的反动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华洋会剿”、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期间，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李鸿章在力图“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有感于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便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他曾一再指出：
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李集》，朋僚函稿（三），《上曾相》。）
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髀太息而已。（《李集》，朋僚函稿（四），《复徐寿蘅侍郎》。）
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集》，朋僚函稿（五），《复陈筱舫侍郎》。）对于“借洋助剿”的长远后果，他忧心仲忡：
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集》，朋僚函稿（三），《复罗椒生尚书》。）先“平贼”再图“自强”，“目前小有裨益”便勾结英、法在各口防剿，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剿贼第一”的反动立场。但“讲求洋器”不仅是为了“平贼”，尽管“靖内患或有余”还得“及早自强”，对中国积弱的深沉叹息，对外来隐患的由衷焦思，明确无误地表明，国家安危的考虑确实是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还有保护社会共同利益、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不能把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看成绝对的坏事。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渐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是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败局已定之后兴建的。天津机器局的大力扩建也在捻军覆没之后。当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各造船厂、兵工厂在原料、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能不仰赖外国和洋人。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李集》奏稿（二十六），《成船用款片》。）。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自造的方针。因为购买不足以自立，“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李集》，奏稿（二十六），《上海机器局报销折》。）；自造则“官弁匠役互相传习，久而愈精”（《李集》奏稿（二十六），《成船用款片》。），只要遵守“和约”，有可能真正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的目的。他解释说：“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李集》奏稿（十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他还希望“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赡军”（《李集》奏稿（十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要害在于自主权。“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洋商评订”。他批评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专任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崇厚办天津机器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担心“将成尾大不掉之势”（《李集》奏稿（十七），《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他接办天津机器局之后，便“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李集》，奏稿（四十二），《机器局请奖折》。）。在自造、自主问题上，应该说，李鸿章的认识还是胜人一筹的。
创办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怎样呢？论者往往用李鸿章自己的话——“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李集》，朋僚函稿（十二），《复李雨亭制军》。），“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求和，证明对外毫无价值，“自强”无非标榜而已。这是片面的论断。首先，李鸿章说的是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真实状况。“以中土初学”去抗衡“洋人创制已百余年”，确实是“力所未逮”的（《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曾相》。）。李鸿章也曾吹嘘：“海上如练成大支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鄙人窃有志焉。”（《李集》，朋僚函稿（二十），《复黎召民京卿》。）显然是信口开河的大话。如果说实话便是无御侮之心，那末说大话倒是有远略之志吗？其次，指出“不足御侮”，无非表示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是为了折虚骄之风，鼓奋发之气，讲求足以御侮的办法，也就是承认“练兵制器相去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工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李集》，朋僚函稿（十），《复曾相》）的意思。再次，虽“不足御侮”也有胜于无，遇事有了点凭借。事实上，如果不办军事工业，能够想象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大海战等历史场面吗？最后，目前虽“不足御侮”，但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复曾相》。），仍有重要意义，不容抹煞。这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端。正如李鸿章谈到造船时所说：
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后中国御侮必兼赖之（《李集》，朋僚函稿（十二），《复何筱宋制军》。）
今欲我数年创始之船遽敌彼百数十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精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
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没彼于中国已如是之逮。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至于军事、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不责其所以不强之故，但责承流塞漏之非”（《李集》，朋僚函稿（十六），《复刘仲良中丞》。），显然不是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的。
“必先富而后能强”
李鸿章对机器生产十分赞赏。早在筹办军事工业之初，他就曾经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并预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李集》奏稿，（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这种认识，如果和顽固派的言论如“民劳则善心生，耕织之务不宜导以奇巧”、“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洋务运动》（一），第124页。），“机主于功，生于变，戾于正，乖于常。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宦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二品轩文存》（一），《机器论》。）之类相比较，显见得卓越超群。随着军事工业的开办和经营，原料、经费等困难日益严重，李鸿章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加强了推广机器生产的要求，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
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商务。（《李集》，奏稿（三十九），《议复陈启照条陈折》。）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集》，奏稿（四十三），《试办织布局折》。）
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集》，朋僚函稿（十六），《复丁稚璜宫保》。）
从“自强”到“求富”，从仿造枪炮轮船到仿行铁路、电报、开矿、纺织，这就在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求富”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中国沿江沿海的航运几乎全被外轮所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正以日益增长的势头涌入内地，外国资本家还贪婪地觊觎着在中国开采煤铁矿产、经营铁路电报、兴办纺织等工业的利权。主权不保，利源外泄，是中国日益穷蹙的根本原因。李鸿章对此确有所见。他创办轮船招商局，指出“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李集》，奏稿（三十六），《复陈招商局务折》。），“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集》，奏稿（二十），《试办招商轮船折》。），“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李集》，朋僚函稿（二十），《复张振轩制军》。）。经过和外国轮船公司长期“跌价相争”，终于站稳了脚跟，打破了外轮独占中国航运的局面。轮船招商局曾开辟外洋航线，李鸿章还曾支持创设赴英贸易的轮船公司，因外国竞争和刁难而未获成效，但“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李集》，奏稿（四十一），《创设公司赴英贸易折》。），“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李集》，奏稿（三十九），《议复陈启照条陈折》。）的“商战”思想，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积极倡导“用洋法开采煤铁”。开平矿务局的兴办使他感到欣慰，认为“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矢”（《李集》，奏稿（四十），《直境开办矿务折》。）。为了“开发利源”和“免致外人觊觎”（《李集》，朋僚函稿（十七），《复陈俊臣廉访》。），他还曾力劝山西、台湾等省地方当局开采煤铁各矿，强调“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也不准洋商入股（《李集》，奏稿（二十九），《筹议台湾事宜折》。）。他很早就有“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的打算（《李集》，朋僚函稿（十三），《复丁雨生中丞》。），认为“铁路、电线二者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东西洋各国富强之基，胥赖此以充拓”（《李集》，朋僚函稿（十四），《复王补□中丞》。）。天津电报局的成立，限制了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在中国沿海各口间架设海线的既得利权，制止了英、法、美、德各国公使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的策划，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李集》，译署函稿（十九），《议驳德使请设电线》。）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确实起了“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李集》，奏稿（四十五），《商局接办电线折》。）的作用。他提出了建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的计划，指出“铁路为富强要图”，“况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尽，庶足关其口而夺其气，使之废然而返”（《李集》，奏稿（三十九），《妥议铁路事宜折》。），并成立天津铁路公司，着手建筑了从唐山到天津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也很重视。他说：
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李集》，奏稿（四十三），《试办织布局折》。）为此，他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织布局毁于火灾后又立即重建，“并厘定章程，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李集》，奏稿（七十七），《重整上海织布局折》。）。“且恐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则中国自有之利权必至一网打尽”，他坚决主张：“必须华商资本方准领照购机，择地开办”，“如果洋商贩运轧花、纺纱、织布及棉子榨油机器进口自行制造”，必须“查明禁止”，“自保利权，断不容外人稍生觊觎”。（《李集》，奏稿（七十八），《推广织布局折》。）一方面，“购器设局，自行制造，以敌洋产”（《李集》，译署函稿（二十），《议制造火柴》。），“渐期收回利源”（《李集》，朋僚函稿（十六），《复沈幼丹制军》。）；另一方面，“杜渐防微，勿任（洋商）以机器推广制造各种土货”（《李集》，朋僚函稿（二十），《致左相》。），“保我自立权利”（《李集》，电稿（十四），《寄译署》。）。很明显，这是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的积极方针。外国侵略者曾一再企图染指中国的煤铁、纺织等工业，因为受到抵制，在甲午战争前始终未能得逞。
为“求富”而“争利”、“保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这显然不是加速了而是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这也就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作用。
“官督商办”是李鸿章创办民用企业的基本形式，并往往给予一定年限的专利权。这是不是实行封建垄断，从而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呢？应当看到：第一“官督商办”是历史的产物，客观的需要。“凡事莫难于创始”，大型企业，“本钜用繁”，“若赖商资开办，未必有成”。形势迫切地要求迅速兴办民族工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李鸿章明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但事关“国计民生”，需要“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李集》，奏稿（三十九），《复陈招商局务片》。），“官督商办”于是应运而生。第二，“官为扶持”不是一句空话。从号召、劝导、集资、垫款到购机、建厂、经营、运销、在企业筹建期间和开办初期，“官为扶持”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正是通过“官督商办”企业逐渐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商资”要求摆脱“官督”的桎梏，是民族资产阶级羽毛渐丰以后的事。第三，给予一定年限的专利权，出于对创办新式企业的保护，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外资的竞争。例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权就是根据郑观应“准给年限以防外人争利”（《洋务运动》（七），第484页。）的请求。况且，专利权的给予并不限于“官督”企业，天津自来火公司便曾得到在直隶省境内制造火柴的专利权十五年。第四，李鸿章并不排斥“商办”。各省矿产的开采，他主张“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李集》，朋僚函稿（十四），《复王补□中丞》。）。台湾的矿务、垦务，他主张都应“招商开拓，或借官本，或集公司”，“量力经营，不设限制”（《李集》，奏稿（二十九），《筹议台湾事宜折》。）。当时，百业待举，主要问题不在于“官”的垄断，而在于“商力不足”。用后来“官”的把持、糜费、□勒使企业不能健康发展来说明“官督商办”从开头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的祸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历史的态度。
“洋学实有□于华学者”
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李鸿章既重视机器生产，自然也重视科学技术，并重视培养科技人才。当有人用“圣道”贬“技艺”时，他曾尖锐地驳斥道：“天地万物万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李集》，朋僚函稿（十五），《复刘仲良中丞》。）敢于非议“圣人”，算得上有胆有识。他创办上海方言馆，目标是由“精熟西文”而探讨“西人所擅长”的“测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通晓“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李集》，奏稿（三），《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并非限于外国语言文字。他会同曾国藩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认为“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目前当务之急”（《李集》，奏稿（五十三），《肄习西学请奖折》。）。在天津、上海、旅顺等地，他开办了电报、水师、武备、医、水雷等学堂，还派遣过留欧学生。
李鸿章对西方的教育制度表示敬佩，指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李集》，朋僚函稿（十七），《复郭筠仙星使》。）；对中国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斥为无用且有害。他反复陈说：
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李集》，朋僚函稿（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李集》，朋僚函稿（十八），《复郭筠仙星使》。）
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李集》，朋僚函稿（十三），《复孙竹堂观察》。）当有人提出“制科代有伟人”，并举曾国藩、李鸿章等“皆科目得之”为证时，李鸿章严正回答：即使有几十个曾国藩、李鸿章，“洋务亦断办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李集》，朋僚函稿（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正式向朝廷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变通“考试功令”，理由是“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所以应“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二是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这两项建议，招来了一片斥骂声。有的说““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远轶前代。……本业岂可全忘？”“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洋务运动》（一），第129页。）有的说：“师事洋人，可耻孰甚！”“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洋务运动》（一），第121页。）李鸿章毫不示弱，反唇相讥，
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尚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断断于夷夏之防，则必真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试问公有何术乎？（《李集》，朋僚函稿（十五），《复刘仲良中丞》。）这段驳论，堪称淋漓痛快，泼辣透辟。“洋学实有□于华学者”，旗帜鲜明，直截了当。李鸿章断言，改功令，立洋学，“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李集》，朋僚函稿（十五），《复刘仲良中丞》。）表现出对自己主张正确性的坚强信心和对反对派的无比蔑视。当然，他不可能知道，他所预言的“必来取法”的“王者”，会是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阶级的反对力量——资产阶级。
“尝苦有倡无和”
在“灭亡”的威胁下，李鸿章积极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道路上行进，这是适应世界潮流、符合中国需要的。不过，他最终也没有使自己“变成资产者”。“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表明他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雄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二十五），第9页。），表明他没有否定中国封建主义的意图。他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从事某些枝节的改革，希望延长清朝统治的寿命，避免完全殖民地化。他明知领事裁判权“于公法最为不合”，但中外刑律不同，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就“须将数千年相传之刑法大变”，“试问中国刑部及内外各衙门能将祖宗圣贤刑制尽改乎？”（《李集》，朋僚函稿（十九），《复曾□刚星使》。）困难太大，只好搁置不议。他也知道关税轻而厘金重，致使“商民交困”，但考虑到“税则载在和约，无可议加”（《李集》，奏稿（二十四），《筹议海防折》。），“田亩尽荒，钱漕难征，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全济饷”，也就不图变革，还说“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李集》，朋僚函稿（六），《复朱久香学使》。）。局限于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枝节改革，不敢触碰政法体制，因而，洋务运动既不能给中国带来独立，也不能给中国资本主义找到一条顺利发展的途径。
然而，即使是枝节的改革，在当时也是阻力重重的。“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李集》，奏稿（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洋务事业的每项设施，几乎都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李鸿章“尝苦有倡无和”（《李集》，朋僚函稿（十三），《复沈幼丹船政》。），慨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李集》，朋僚函稿（十九），《复王壬秋山长》）。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1872年，李鸿章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不咋舌”（《李集》，朋僚函稿（十三），《复丁雨生中丞》。）。1874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李集》，朋僚函稿（十七），《复郭筠仙星使》。）1880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奈何以中国礼义之邦而下同外夷之罔利乎？”“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等等莫明其妙的攻击。（《李集》，海军函稿（三），《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1888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象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有说“铁路乃公司之利，非民人之利”的，有说“铁路占碍田亩，引诱敌骑”的，有说“铁路一开，穷乡僻壤皆染外国邪教，有害风俗”的，有说“设铁路火车是为敌人施缩地之方”的，有说“夺华民之生计，与敌人以利权”、“尽撤藩篱，洞开门户”的。（《洋务运动》（六），第154、156、169页。）清廷交各省督抚将军议复，结果除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表示赞成外，其余不是反对，便是附有“勿使民有怨咨”等条件，或主张改移线路，或宣称“不敢凭空揣摩”。（《洋务运动》（六），第234——256页。）津通路终于搁浅。为此，李鸿章曾满腹牢骚地向朝廷发出颇为悲凉的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集》，海军函稿（三），《议铁路驳恩相徐尚书原函》。）
李鸿章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和膨胀，势必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体制的破裂，客观上将破坏清朝统治的支柱——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伦理教条，也就是挖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墙脚。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从反对派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以反对，一半出于无知，一半出于恐惧。“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这句话典型地表露出封建顽固势力的阴暗心理。为了保持自己的禄位，他们宁愿国家贫弱而不图富强。相形之下，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较为“开明”或“进步”的。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