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李鸿章的政治思想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本文仅以一己之见，抛砖引玉。
一、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地主阶级中比较敏锐的一部分人，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他深感“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决不可等闲视之。英法联军撤兵，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中国已被强行拖入“华夷混一”的局面，想要退回闭关自守的一统天下是没有可能的。李鸿章不止一次地谈到“变局”、“奇局”，他把中外形势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特点是：
（一）中国门户洞开，已经无所谓“中外界线”。“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京师及各省腹地，“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处于强敌环伺之中，形势非常险恶。
（二）新的侵略者拥有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他们“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非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中国旧式的防御体系对此强敌，形同虚设，“水陆关隘，不足限制。”（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三）“洋人论势不论理”，实力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决定因素，以口舌相争是无济于事的。侵略者恃其船炮横行海上，中国唯有“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才能与之抗衡。
二、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基本内容
“外须和戎”的基本观点是：
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洋务运动》（一），第43页。）李鸿章比较客观地估价了中外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承认中国的防卫体系落后，这是对的。但他过分夸大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外国接仗，即使暂时胜利了，最终也难免失败。这种绝对的观点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敢做任何积极的抗争。承认敌强我弱，战略上以守为主，这本不错。但战略上的守势不等于每次具体战役都以守为主，相反，没有一个个局部斗争的胜利，战略上的守势也无法维持。消极的退让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助长敌人气焰，酿成实战中的溃败投降。“即暂胜必终败”是李鸿章对外妥协的思想根源。
他认为半殖民地的现实已无法改变。他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译署函稿》，卷三。）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殖民镣铐，从当时清政府实力看，想要取消这些条约，确实没有可能。但李鸿章把这些条约看成是合理合法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承认列强在华的非分权益，不敢有任何非议，这正迎合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要求。
他认为清政府“自强”的最高标准，就是维持现有局面，不再继续败坏。他说：“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我之造船……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面口”（《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
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李鸿章：《复曾相》，《朋僚函稿》，卷十。）这就使“和戎”有了可能。封建地主阶级把“人民”、“土地”视为统治基础，只要不夺取他们的土地，不掠走他们的人民，就不使他们感到致命的威胁。李鸿章站在这个角度上，对“和戎”很有“信心”。凡有清政府被洋人敲诈勒索之事，李鸿章就扮演以“势”“利”去喂饱洋人，换取“和局”的角色。
“外须和戎”承认中外的客观差距，希望求得和平环境徐图“自强”，有其合理的因素。一般说来，洋务派都是主张“外须和戎”的。但当外国侵略者气势汹汹打上国门时，有的人能够予以必要的反击。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新疆，曾纪泽力主争取对法战争的胜利，以成为中国由弱变强的转折。他们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
李鸿章的“和戎”却完全是消极的妥协投降。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国内局势动荡，本无力在东方进行大规模战争，李鸿章却一味强调中国“兵单饷匮”，“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中法战争》（五），第158页，257页。）致使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有利形势下停止追击，并与法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不败而败，使法国人都感到意外。中日战争期间，双方海陆军实力相差并不悬殊，日军劳师远征，战前根本没有把握取胜，甚致做了海战失败、陆军退兵、防守本土的最坏准备。（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国如果指挥得当，本应战胜日本，至少保住本土。李鸿章却把希望寄托在俄英等国的调停上，不积极备战，命令北洋舰队“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结果战争惨遭失败，北洋海军亦全军覆没。
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如此退让，原因有三：（一）为外国的淫威所慑服。（二）李鸿章视军队为私产。把淮军看成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立足的支柱，怕蚀老本，个人吃亏。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曾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议和，订立简明条约，内有中国退兵的条款。李鸿章惧怕舆论的抨击，向清廷具奏时含糊其词，而密秘通知淮系将领张树声、潘鼎新部自动撤兵，保存实力，而置大局于不顾。（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30页。）后来法军封锁台湾，李鸿章竞以“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为借口，拒绝发兵援台。中日战争期间，李鸿章所以避战求和，一个重要原因是怕他一手经营的北洋舰队遭受损失。（三）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原以“内须变法”为依托。保守“和局”也需要实力，如果“变法”成功，中国日强，则对外可以相应强硬一些。但是“变法”被多方掣肘，进展十分困难，李鸿章感慨种种计划“终不得放手为之”，“其功效茫如捕风”。没有强大的国力为后盾，使他的妥协思想越发恶性膨胀。
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失败的总根源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把责任完全归于李鸿章—个人是不客观的。但李鸿章做为最重要的统兵大员，他的“和戎”思想确实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舆论抨击他“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反映的是基本事实。
与“外须和戎”比，“内须变法”却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思想。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强敌”与“变局”，中国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就会有“不可知”的大祸临头。他面向世界，看到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国“以守法为兢兢”，更感觉到“变法”的紧迫性。他经常呼吁，非变法不能应付时局。他说古今局势迥然不同，不能拘狃于祖宗之成法，若事事必拘成法，那必然“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认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不研究切实可行的对策，却处处用“成法”来捆住自己的手脚，好比医生治病，“不拘何症概投以古方”，决不会得到好结果。但是，李鸿章的“变法”与后来维新派提倡的“变法”不是同一概念。维新派要改变中国传统的封建体制，李鸿章却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他对封建主义的文武制度推崇备至，是一个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对于“中体”，他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李鸿章再三强调，留学生在国外不能专攻西学，仍然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清朝律例等书，经常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囿于异学”。（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他很怕留学生为“夷”所变，思想异化。李鸿章的“变法”具体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但始终严格局限于“尊君亲上”的范畴之内。
李鸿章的“变法”从“自强”开始。他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二十五卷。）即寻觅生产武器的工作母机，自行仿造洋枪洋炮。在此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先后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军火工厂，从而引进了机器生产。机器生产不是祖宗所遗留，中国社会对些一无所知，各兵工厂在原料、技术乃至管理上，无一不仰赖外国人。由于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冗员充斥，这些工厂生产出的枪炮，成本高，质量低，远不如直接向外国购买简便合算。但李鸿章坚持自造与购买相结合的方针，因为向外国购买新式武器也有弊病，只能“得其用而昧其体”，终难免为外人挟持。自己制造，其初不得不雇用洋人指授，待到内地工匠掌握了生产武器的技术，“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李鸿章：《筹议天津机器局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李鸿章制造洋枪洋炮，用以改变清军的落后装备，既是为了镇压人民，也有抵抗侵略的意图。实际上，李鸿章控制的沪、宁二局既为淮军“剿捻”提供了大批军火，在中法、中日战争期间也“加工赶造，昼夜不停”，支援了前方的战事。
随着对西方认识的深化，李鸿章逐渐感到，国家只有“富”，才能“强”。他的思想在与时俱变。60年代中期，列强为了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广泛推销商品，全面控制中国，一再诱劝清政府兴修铁路。那时，总理衙门由于吃够了洋枪洋炮的苦头，正主持筹办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对洋人的其它“长技”则疑虑重重。站在被动挨打的消极立场上，总理衙门的官员根本没有信心接受铁路“这样美好的礼物”。各国不断前来纠缠，总理衙门十分头疼，通报各省督抚“共商”。督抚们一致坚决反对，李鸿章也是其中之一。到70年代中期，李鸿章已从自强的角度认识到铁路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成了最早倡导兴修铁路的人。他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他说西洋千数百里面积的小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动以数万万计，这许多钱财哪里得来呢？无非取自于煤铁矿局及铁路、邮电的税收。中国“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抵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朋僚函稿》，卷十六。）
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围绕“筹饷”的难题。集中阐述了他的“求富”思想。他说通商口岸多，洋货源源不断涌进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仅英国呢布一宗，每年就以中国市场吸收白银3000万两，铅、铁、铝、锡又售银数百万，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和旧式采矿业倍受排挤，“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使中国的机器产品质量达到西方产品水平，就可以抵制洋货东来。他又说，中国矿藏丰富，从未经大规模开采。当此国家财政拮据之时，再不兴开矿藏，岂不是“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洋务运动》（一），第50页。）李鸿章还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了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一经引入中国，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它的发展。所以他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李鸿章着眼从新型近代企业中去谋求国家富强之道，这种开放思想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积极向前的。至于他在实践中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从多方面探讨教训。
要“求富”，必然与洋人争利，这一点李鸿章认识得很清楚。愤于洋人轮船横行，“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洋务运动》（一），第50页。）1872年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77年筹办开平矿务局，也是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洋务运动》（六），第8页。）同期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等企业，也都程度不等地起到了与洋人争利的作用。
李鸿章的“变法”还涉及到教育领域。还是在《筹议海防折》中，他提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由“章句弓马”出身的旧式人才，出来对付棘手的“洋务”bn，实在“隔膜太甚”。新式人才由何而出？李鸿章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在沿海各省设立“洋学局”，开设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新学科，招收学员，聘请西人教授。学而优则仕，“与正途出身无异”。事关国家用人大计，李鸿章发言格外小心，特别说明旧式的“时文”、“小楷”及考试制度不能“骤变”，不过以洋学取人略为补充。李鸿章培养新式人才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却被顽固派痛斥为“用夷变夏”，清廷亦不予理睬，但李鸿章坚信“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朋僚函稿》，卷十五。）
三、李鸿章“变法”思想的历史地位
同时代的顽固派从右的方面“痛诋”他“事事师法西人”；“必欲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甚至影射攻击他有“乱臣贼子”之嫌。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则批判他的变法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是似变而非变，虽变而犹未变”。（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议论·胡礼垣序》。）康有为说李鸿章等人关于修铁路、矿务、学堂、商务的“变法”，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于救国之大体无成”。梁启超说：“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见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106页。）就是批评他的所谓“变法”，只是在封建主义中搞点枝节的改良，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亡。
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恰好说明了李鸿章“变法”思想的历史地位。它代表了封建中国部分官僚士绅在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所采取的比较积极的防御态度，这要比顽固派消极的不承认主义和阿Q精神高明得多，它反映了这部分人多少接受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影响，并不情愿地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而未能完成转化的思想趋向。从承认中国落后到学习西方船坚炮利，进而学习西方“寓强于富”，要求局部变通科举，乃是接受资产阶级先进的军事、科技、经济、教育思想的过程。这种思想如果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得出接受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要求改变封建体制的符合逻辑的结论。李鸿章为他的阶级立场与政治地位所限，仅止于要求局部变通科举，他不可能突破地主阶级改良思想的框架，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他的“变法”思想的局限性。
李鸿章是清政府倚为心腹的“中兴名臣”，他毕生以维护封建王朝为己任。他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完全服从这个政治目的，这无疑是反动的。但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包含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内容，又有其进步的一面。对封建主义的枝节改良不可能改造旧世界，但这种改良已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因而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起步。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以捍卫封建制度为出发点，却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一些被他视为“洋务新秀”的人陆续转变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站到了洋务思想的对立面，李鸿章自己，却以清王朝的忠实奴仆结束了他的一生。
（文章来源：《松辽学刊：社科版》1993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