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在列强坚船利炮下打开国门的。此后百年间，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丧权失土到恢复国权的过程，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巨大的沦落与上升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是在世界秩序的大变化中发生的，中国在世界秩序的变动中曾是受害者，也曾是得益者。
在长达60年之久的两个世界秩序博弈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完败，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诸多领域的变革，试图适应新秩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曾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人们认为中国及周边即是天下，中国秩序即是天下秩序。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性国际秩序，有学者称之为“中华秩序”。中国在这个秩序中占有主导地位。
而在西欧，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诸强进入到一个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至19世纪中叶，列强开始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发起冲击。
这个冲击是整体性的打击。不仅是周边国家一一脱离朝贡体系，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作为这个体系中心的中国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列强军队在1860年与1900年曾两度攻入京师，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抗争，东亚的宗藩体系最终为殖民体系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亚洲秩序的打破与重建，不只是西方列强所为。在中国呈现颓势之后，中国的东邻便敏锐地觉察到扩张机会的到来，趁势向这一秩序发起攻击。19世纪90年代，日本以建立现代国家关系为名，向在宗藩体系中尚未沦陷的最后一个国家——朝鲜挑起战争，给予虚弱的帝国最后一击，彻底终结了存在数百年的朝贡体系。
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其直接起因为下层民众的反洋教反洋人反洋物，但官府的默许与最终卷入，则无疑表现出其内心对数十年来列强改变与控制中国的不满。义和团与清政府所为触犯了列强的底线，英、美、法、德、俄、日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组成联军，远征中国。在近代历史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远征一个弱国，这是极为罕见的。
在60年之久的两个秩序的博弈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完败。中国从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秩序的中心，沦落为一个覆盖全球的新世界秩序的下层成员，必须遵循由别人确定的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
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可以视为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初步尝试，然而，诸多禁忌与局限，使这一运动未能竟其功。经历了世纪之初的沉重打击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以超过以往的力度开始了诸多领域的变革，试图适应这个秩序。
巴黎和会后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中国成为一员，尽管地位无足轻重
19世纪末基本完成的国际秩序的建构，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因此，这个秩序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随着大国实力的变化，要求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德国试图挑战既有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当欧洲展开大战之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仍处在困境之中。以中国的实力而言，对这场发生在遥远的欧洲战争采取中立的态度似为明智，何况在心理上，近代以来中国有关战争的经历，也使中国人对战争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因此，中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中国宣布严守中立。
随着战事的进行，战局胜负逐渐明朗化，中国对于是否参战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希望能在战后的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一些失去的国权。因此，对于中国是否应该主动地参加世界大战，一时引起朝野各方的争论，从府院之争到张勋复辟，政争激烈。最终，中国决定对德宣战。战争结束时，中国成为协约国的一员，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战后的巴黎和会。宣战之举，还使中国得以废除了与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怀着改变列强构建的在华秩序的期望来到巴黎，除了要求收回德国侵占的中国权益外，还要求废除中日间签订的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民四条约，甚至提出了废除一系列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尽管中国的要求未能被和会接受，但这却是中国希望改变现状的第一次主动出击。中国以拒签凡尔赛和约的举动而公开强化了自己的诉求。
巴黎和会及后来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的召开与国际联盟的建立，重建了新的世界秩序，这就是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中国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也参加了国联，成为这一秩序的一员，尽管中国在这个秩序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然而，与晚清时期被迫进入国际秩序不同，这一次中国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并有着自己的明确诉求。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构造是联合国，中国进入安理会，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世界秩序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指证
然而，一战后所构建的以国联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不稳定的。不仅被剥夺了诸多权益的德国不满战后的屈辱性的处置，试图东山再起，颠覆既有秩序；在亚洲，已经军国主义化的日本也不安分，试图改变东方秩序。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甚至早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的挑战，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崩坏最初以中国为突破口而展开。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更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发动欧洲战争，终于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抗日战争前期，独力支撑抗战的中国为取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竭力将中日问题国际化。在中国的要求下，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中日冲突。中国申诉的依据便是国联宪章和前述九国公约中有关中国问题的约定。
在这同时，中国努力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指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日本的野心决不止于中国，它将在更广阔的区域挑战国际秩序。
美英等国明智的政治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战争都不是局部的孤立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防疫隔离”演说，便反映了那一时期世界卓越领导人的大局意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人则以自己的行动印证了中国的预言。
1938年年底，在占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后，日本公开对既有秩序发出挑战，提出“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明确指出九国公约所代表的旧秩序已经过时，应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珍珠港事变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形成。中国在二战中成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四大主力军之一，成为盟国不可或缺的力量。与中国的战时角色相匹配，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升。
侵略战争打破了旧秩序，反侵略战争并不是要消极地维护旧秩序，而是要在一个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在这一轮世界秩序的大变动中，中国抓住了机遇，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并在这一秩序中获得了重要地位。
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构造是创建联合国。联合国设立了一个权力巨大的安全理事会，并赋予5个常任理事国以特殊权力。中国取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安理会中，以区域而言，欧美诸强4席，中国是唯一的非欧美国家；以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的欠发达国家。中国进入安理会，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世界秩序发生新变化的一个指证。
从“另起炉灶” 到现存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
与民国政府取代晚清政府时不同，新中国政府不像民初政府那样积极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相反，采取了被形象地称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新中国不承认既有外交关系的存在，并不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冷战前期，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被视为仅次于苏联的重要国家。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脱离了苏联阵营的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了与世界两强对立的外交方针，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为中国的敌人。与世界两强国家的对抗，一度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还在极“左”思潮尚未退潮的年代，对国家安全的急迫考虑迫使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改变了与两强敌对的外交路线，与一直以来的主要敌人美国走上了和解之路，以集中力量对付近在眼前更为危险的敌国苏联。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与外部世界的正常接触，逐渐走上了一条承认并接受现存国际秩序，同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变这一秩序的道路。在冷战后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中，中国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参与，并成为这一过程的受益者。如今，当一些曾经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保守化浪潮时，中国倒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我们可以总结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自立于世界秩序之外。正确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备前提。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09月18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