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我的本行是做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口述历史算是“客串”。因为在中国口述历史兴起之初有所介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时被大家推举为秘书长，因而为推动全国口述历史发展尽了一些绵薄之力，并在做口述访谈过程中对口述历史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今天主要与大家分享我这些年在口述历史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
这次讲座的题目是：“口述历史：当代史学的新趋向与新变革”，主要讲八个理论问题：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区别；二、精英、民众与访谈内容的差异；三、访谈者主观参与的限度与底线；四、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五、制约历史叙述的多重因素；六、访谈者、口述者与口述历史双重主体；七、口述历史：历史研究形态的新变革；八、口述历史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区别
什么是口述历史？这是研究口述史时首先遇到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欧美口述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中国学界引入西方口述历史概念之后，也同样延续了这种争论。目前口述历史方面出版了很多理论性著作，有翻译西方学者的，也有中国学者撰写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李向平、魏扬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唐纳德·里奇主编、宋平明等译《牛津口述历史手册》。在这些著作中，人们对口述历史的概念定位分歧较大。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保罗·汤普森则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这两个定义有很大的差异在于：汤普森认为口述历史就是一种口述记录，而里奇认为口述历史必须是在这种记录基础上加上访谈人的个人观点。
中国学者基本上也有这两种观点：一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二是视口述历史为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而提升到研究层面的东西。“口述历史”概念分歧的背后，隐藏着“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差异。在口述历史传入中国之初，这两种观点争议非常激烈，现在大家基本达成共识，认识到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之间的差别。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均可称为口述史料；它可以呈现为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访谈录等形式，但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概念的内涵是：收集和运用口述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的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
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口述史料是低层面的东西，包括当事人自己以口述的语言风格写下的文字性东西，以及别人为当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若是经由执笔者加进了从语言形式到内容的过多加工和研究性创造成分，就成了包含“口述史料”而又有别于单纯口述史料的口述历史“著述”。这样的“著述”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成果。因此，口述历史的特性就是一定要加上文献查询与史料加工，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它本身已经包含了对文献的查询。口述史料是不需要加工的；但口述历史是必须经过整理者加工润色的。而这种加工润色，最重要的就是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口述内容进行筛选。
界定“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两个概念之后，便会看到，现在人们通常谈论的所谓“口述历史”，多局限于“口述史料”层面，并未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因此，我们要严格区分回忆录、访谈录和“口述史”。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出版了大量回忆录、访谈录，其中重要的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汪东兴回忆录》、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刘英自述》及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等，基本上属于“口述史料”，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回忆录和访谈录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
二、精英、民众与访谈内容的差异
接下来的问题是：做谁的口述历史？当然是活着的历史当事人，这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提条件。对此，大家没有太多争议，但在做哪部分历史当事人的口述访谈问题上，西方口述史学界曾经有过很大争议。为什么会引起这种争议呢？因为西方口述史学界首先将访谈对象界定在精英人物上，相对忽视一般民众。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开始转向关注社会边缘和下层人物，口述访谈的重心开始关注于黑人、劳工等，开始为他们做口述历史，将口述历史作为这些边缘人物诉说历史的一种方式。因此，西方口述历史的关注点有一个从精英走向民众的转变。中国的口述历史在一开始就没有这种争议，因为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之下，我们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口述历史传入中国后，立即出现口述访谈对象“多样化”趋向。既可以将口述史的重点放在精英人物身上，采访各界重要精英人物，请他们讲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和实施经过，以及其间重要人物的功过、人民群众的作用等；也可以将关注点集中于普通民众身上，请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普通故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口述计划是“请决策者系统地讲大事”，采集像《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这种的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口述访谈，即讲述军政国家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口述计划则趋向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撰写像《中国知青口述史》、《回望一甲子》这种贴近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即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因此，中国口述历史没有局限于西方口述历史起始阶段的仅仅关注政界、商界和社会名流，而是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民众日常社会生活方面，着力撰写“来自社会底层”的历史，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口述访谈对象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格局，为中国口述历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面对同一事件，精英与民众在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感受不同，讲述的故事自然也不同。精英者多处于决策地位和领导地位，发挥着领导、决策、指导行动、处理事件中遇到问题的重大责任，在事件中负有较大责任，因而他们对事件的记忆更为清楚，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更了解，因而他们的回忆更有价值。这也是将口述访谈的对象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的重要原因。多数普通民众只是事件的参与者，对事件为什么要搞、如何搞并不清楚，他们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和具体的实施者，他们所能回忆的只是自己眼中看到的事件，是自己亲身经历的那部分，看到的仅仅是事件的局部和事件的部分面相，而对全局性的事情显然知道有限，故他们的回忆难免会不周全，因而其价值有限。如现在做抗战老兵的口述，现在幸存的抗战老兵多数是普通士兵，讲述的多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役或者部队生活方面的事情，至于这个战役如何决策、如何部署，他们就很难讲出来，即便讲出来也未必可信，因为他们没有并参与过这种战役的决策。因此，精英与民众的口述都有价值，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普通民众看到的或许没有精英决策者周全，但却能看到精英看不到的事情的另一面；精英、民众共同回忆这件事情，才能真正从不同侧面反映该事件的面相。因此，当我们围绕一件事情做口述时，既要找决策者、实施者，也要找参与者、旁观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回忆，才能让事件更加丰满，更加全面和真实。
面对同一事件，精英与民众两者之间在回忆及评价时，会出现明显的矛盾。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对同一段历史或事件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认识。面对当事人口述内容的差异和矛盾，研究者应该注意：一要认真分析两者口述内容矛盾之点，二要弄清两者当时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三是查找相关文献对双方记忆进行验证和核对。研究者就像判案的法官一样，不能仅听一面之词，要兼听多方口述证据，尤其倾听不同当事人的不同意见，加以比较分析。同时，不仅注重口述证据，还要重视物证——文献证据，兼采口供和实物证据。精英人物的口述记忆固然重要，但普通民众的声音同样要倾听，不能忽视。人们因现实的利害关系和对事件的感受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心理体验不同，后来的回忆内容及看问题的角度肯定会有差异，对事件的评价也不同，各自建构起来的事件及人物形象也是不同的。研究者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倾听各方当事人的声音，对照文献资料，进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自己无法判断，就将各方意见呈现并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口述史料保留下来，让后来更明智的史学家来评判。矛盾记忆的价值，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不同的说法和继续研究的线索，并不在于现时就能够解决问题。
三、访谈者主观参与的限度与底线
口述的本质是以回忆的方式将当事人的记忆发掘出来，以回忆的方式讲述历史，而人的记忆又具有主观性强、不够稳定的特点，再加上我们访谈者要对口述者所讲的东西进行验证、修正与整理，难免加入主观性的东西，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对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由此追问口述历史究竟能否给我们以历史的真实。
口述访谈的录音、录像一定要经过整理者的加工，但在加工的过程中，整理者的主观意志的加入是否会破坏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呢？这些问题在西方与中国口述史学界都引起了争议，并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应严守中立立场，默默地倾听受访者诉说，并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做到“有言必录”，不增加访谈者个人的倾向性，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访谈的“原汁原味”。这种意见多为人类学家所坚持。但历史学界多数人认为，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访谈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因此保持纯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访谈者必须要参与进去。这两种观点的核心问题，就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我始终认为，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但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后者显然远比后者更重要。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即不完全取决于“历史形式”的真实与否。因此，口述历史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要求口述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去的主观因素等，受访人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可能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我随后会专门讲这个问题。
鉴于这样的情况，访谈者和整理者在这个过程中要大胆介入。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材料来补充和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补充和印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过程。但是访谈者的介入及用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著作时，可以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一定要尊重访谈的录音录像。
有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著作有“可读性”，在撰写笔法上方采取了“灵活”一些的做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有损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目前口述史学界出现的很多口述作品，大家之所以质疑其真实性，就是因为其没有忠实于访谈记录，很大程度上是访谈者主观想象的结果。忠实于口述者及其形成的录音录像，是访谈者介入的最后底线。口述历史需要的是史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表述技巧虽然也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史家的秉笔直书。
四、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中外口述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问题。我在口述访谈实践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形成了一些看法。我愿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没有真实不成为历史。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探寻求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口述历史是以挖掘当事人历史记忆的方式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其特点是以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为凭据再现历史真实。因此，口述历史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口述者的历史记忆问题。历史记忆是呈现口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主要方式，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取决于历史记忆的真实，而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则影响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口述历史视野下的“真实”，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实）、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实）。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之间，即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中间，经历了三重帷幕（三道程序、三个环节、三次筛选、三层间隔）的过滤和阻隔：一是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二是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三是从叙述之真再到口述文本之真。
第一重帷幕是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者将历史事实存储为历史记忆的过程。历史真实经过口述者的记忆存储、保持与回忆诸环节的过滤与筛选，形成了历史记忆；这中间因记忆特殊机能而使历史事实有所变形。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都存储为历史记忆，大脑中存储的历史记忆之真，与历史之真有较大的间隔和差距，历史记忆的真实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打了较大折扣。这种历史记忆不再是全部的历史真实，是选择后的部分历史真实；口述者呈现的所谓历史真实，实际上是经过记忆本身筛选和阻隔后的部分历史真实。
第二重帷幕是将存储的历史记忆，通过回忆的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为历史叙述的过程。历史记忆的呈现是以语言文字为中介的，以语言表述出来的就是口述，以文字表述出来的就是文献。语言和文字整理着历史记忆，将存储于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受语言的制限和阻隔后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既非记忆的全部，也非记忆的准确呈现。记忆在呈现中既有数量的减少，更有内容的失真和变形。在历史记忆转变为历史叙述过程中，心理生理及社会因素的多重因素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呈现结果。
第三重帷幕是从叙述文本到形成口述历史文本的过程，是访谈者将音像文本转换为口述文本的过程。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特性，决定了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参与了口述历史工作。访谈者在整理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实际上是对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的检验、修订、补充和取舍。经过访谈者这道工序的筛选与阻隔，口述者叙述的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再次打了折扣。经过整理的口述文本与音像文本之间有距离；音像文本与历史记忆之间有距离；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也有距离。历史之真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口述文本整理三重帷幕的过滤和阻隔，在口述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是非常有限的。口述历史所得到的所谓历史真实，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是部分历史记忆的真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过高地估计口述历史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
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经过了记忆、叙述、整理三重帷幕的筛选和阻隔之后，还剩下多少历史的真实？历史记忆穿过主观叙述和主观整理的多重帷幕之后，还剩下多少接近历史真相的“真实”？
从最早的历史事实，到记忆的事实，到叙述出来的事实，再到最后形成的文本事实，其真实性是依次递减的。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律。历史之真经过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口述文本整理三重帷幕的过滤和阻隔，在口述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是非常有限的。口述历史所得到的所谓历史真实，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是部分历史记忆的真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过高地估计口述历史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坦然承认口述历史存在着某种失真及“不可靠性”。
正因口述文本之真与历史之真之间有着较远的距离，中间有着多重阻隔，故口述历史应当关注历史之真如何冲破多重帷幕的阻隔而得到部分呈现。口述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挖掘、采集、保存、整理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在探寻记忆之真的过程中无限逼近历史之真。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之真和记忆之真，而不应过分纠缠于口述文本之真伪。口述历史不能呈现全部的历史真实，只能反映部分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应该着力发掘记忆之真而减少记忆呈现的阻隔，无限逼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相或许是惟一的，但对它的记忆及其呈现出来的面相则是多样的。不同的口述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同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以不同的视角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也是有差异的。口述者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很像是瞎子摸象，自以为摸到了历史真相，但他所触摸到的仅仅是部分的真相，是其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离客观存在的历史之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口述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无限逼近历史真实而又无法完全得到历史真相的追逐历程。
正因如此，我反复强调：口述历史的主要环节，应该放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研究影响历史记忆呈现的多重因素，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将历史记忆真实、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为此，必须排除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阻隔，使历史记忆能够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所要做的主要工作。
五、制约历史叙述的多重因素
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来自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口述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决定于口述者叙述内容是否真实，决定于他能否将记忆之真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但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研究并克服这方面的影响，这样才能让叙述者将“记忆之真”完整呈现出来。
影响口述者记忆呈现的因素，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智能素养及社会环境等。生理因素层面，包括个人年龄、体质、记忆力等因生理差异而导致的记忆呈现差异。记忆是人脑的机能，会因时间久远发生误忆甚至失忆。年龄的大小、身体的强弱、记忆力的好坏，都对历史记忆的储存及其呈现产生影响。口述者追溯的时间越远，流传的时间越久，失忆及记忆误差就越大。口述访谈一般是在事件发生若干年后才进行的，口述者年纪较大，身体虚弱而导致记忆力下降，历史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容易出现记忆误差，如记错了时间地点，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及记忆失真现象等。经常出现的记忆失真情况有两种：一是记忆前后矛盾；二是对所述情节前后叠加，诸多事体相互交织混淆不清。这种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记忆呈现的失误，属年深日久而导致的无意识的记忆偏差。它是人类生理自然局限的真实体现，也是人类无法根本改变的自然属性所致。
心理因素层面，包括个人情绪、感情、动机、心境、认知能力等心理差异而导致的记忆呈现差异。因口述者在人生经历上的差别，其对相同事件的感受和述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怀旧主义与感情机制的作用，历史记忆呈现不可避免地带有感情色彩，口述者会在无意识中扭曲历史事实，使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变形。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感受还难以脱离其民族国家制限，在回忆时会带有自己的民族情感，极力维护自己国家、民族、亲友的声誉，揭露敌对者的罪恶。
口述动机是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时的心理状态。口述动机决定着口述者为什么要说、说什么及怎样说，关系到历史记忆呈现的真实程度。口述者存在着多种口述动机，如辩诬白谤型、获取报酬型、维护正义型、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公益事业型、历史责任型等。动机的不同影响口述者对历史记忆及其呈现内容的选择，每种动机对历史记忆的呈现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口述者对口述后果的预期，导致其有意识隐瞒或遮蔽部分真相，影响其叙述的真实性。
历史记忆的呈现与“现在”息息相关，受当下情景的影响。受口述者后来经验的影响，历史记忆通常会将“过去”的历史变成“现在”的历史，将“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口述者以现在的语言、情景和风格叙述过去的故事，呈现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邓小平时代的人们叙述毛泽东时代的故事，故事是毛时代的，但叙述方式则是邓时代的。其对历史记忆的呈现，已经渗入邓小平时代的语言风格、语言词汇和价值判断因素，并且其叙述的历史记忆内容，是根据邓小平时代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取舍选择后的部分历史记忆，并非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历史记忆，带有明显的“后见之明”色彩。
如果说依据后来的感受回溯先前的活动是历史记忆受到后来经验影响所致的话，那么，有意回避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编造或者隐瞒历史事实，则是受社会现实利害影响而出现的现象。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口述者有意删改某些记忆中的真实，遮蔽某些历史事实，仅仅叙述那些对自己有益的历史记忆，所依据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势力主导的现实利害关系。口述者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难以完全真实地呈现历史记忆，或仅仅讲述历史记忆中的部分真相，同时掩盖另一种真相。他叙述的仅仅是对自己有利无害的部分真相，是政治势力许可范围内的部分真相。
口述历史记忆呈现的过程，是口述者通过回忆自己的经历逐渐趋同所在群体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用群体价值观校正自己的价值判断，体现为社会认同意识和从众心态。群体记忆既可以促使个人记忆接近历史真实，但也可能为了屈从群体认知、群体价值而怀疑甚至修正自己的记忆，导致偏离历史真实。
此外，口述者的人格、信仰、品德、认知能力都会影响到历史记忆呈现时的真实性。访谈者必须对口述者叙述的真实性保持警惕。
总之，影响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因素，除了生理层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心理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的因素。个人经历、情感及动机等心理因素对历史记忆呈现的影响，是无意识的；现实利害、主流社会价值取向、主流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等社会环境因素，则是有意识的。社会环境因素对口述者选择记忆、叙事角度、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有着难以抗拒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建构和呈现深受社会现实利益、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受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多种因素过滤和阻隔后而形成的叙述文本（音像文本），显然与口述者的历史记忆有着较远的距离，与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则会更远。口述历史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这些影响口述者的因素，尽量消减这些因素对口述者呈现其历史记忆的影响，让口述者能够把记忆中的真实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出来。
六、访谈者、当事人与口述历史双重主体
这个问题牵涉到口述历史的特性问题，也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心得。口述历史最核心的部分是口述访谈，而口述访谈必定有做口述史的当事人和访谈者，口述历史就是访谈者和口述者（历史的当事人）进行对话而形成的，而这就显露出口述历史的本质。
口述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呢？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不是单主体，而是双主体，访谈者与当事人构成了口述历史的双主体。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历史学家是研究主体，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则是研究对象，属于研究客体，主客体是非常分明的。但口述历史有所不同，它是双主体。访谈者作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其主体性是毫无疑问的，而历史当事人作为历史口述者，同样是口述历史的主体，这样访谈者与口述者共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双主体。口述者既是历史的经历者、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者，以口述的方式来书写历史，在口述中把其对事件和历史的思考讲述出来，因此也成为历史的研究者。口述历史必定是口述者与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
研究主体的双重性，是口述历史的显著特点。作为口述历史的双重主体，访谈者与当事人是缺一不可、无法互相替代的合作关系，但两者在口述历史各个环节中所起的作用有较大差异。口述历史研究过程，就是历史研究者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并在沟通中整理口述史料的过程。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通过口述方式讲述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将当事人讲述的历史加以记录并对其进行整理加工，最后形成口述历史文本。访谈者（历史研究者）与口述者（历史当事人）双方访谈、沟通、补充和整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口述历史研究过程。
那么，两者在口述历史言取决中的作较色和职责究竟如何呢？我做一个比喻：两者关系很像电影、电视剧或记录片的导演与主演，访谈者（历史学家、历史爱好者等）是导演；受访者（亲历者、口述者）是主演。口述历史是导演与主演共同完成的一部反映人民自己生活场景的纪录片。访谈者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而受访者是演员、是主要演员，两者共同完成了口述历史这部纪录片。
先看导演的角色和职责。访谈者是口述访谈的策划者和主导者，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具体问题设计、访谈问题的提问，辅助资料的查找，录音录像文本后的整理，及口述内容的取舍、诠释、口述文本的定稿等工作，在口述历史访谈中占有较大的主动性。访谈者是呈现历史剧情的导演，是音像文本的催生者和整理者。因此访谈者的地位十分重要。
口述访谈中“导演”的职责，不仅在口述访谈前期准备及访谈过程中积极参与并适度引导，对当事人口述形成音像文本起着推助作用，而且主导着从当事人的口述音像文本向口述的文字记录文本的转换。如果说口述者在其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访谈者在从口述音像文本向文字记录文本转化过程中则发挥着主要作用。从口述的音像文本转为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文字记录文本，是对当事人所进行口述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这是一项复杂繁琐的整理工作，包括音像录音录像整理成文稿、纠正音像中的错讹之处、补充音像文本中的史实、核对引文、时间地点人物的考证、添加大小标题、撰写标题下的内容提要、编制各种索引、介绍口述背景等程序等等，而这些工作主要由历史访谈者负责完成。“导演”作用在于引导“主演”（口述者）讲出其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在历史访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离开了访谈者的主导和参与，口述历史文本是难以产生的，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起着名副其实的“导演”作用，地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尽管访谈者的作用很大，但必须强调：历史访谈者不是口述历史记忆及历史叙述的主体，不是口述历史舞台上的中心演员。访谈者仅仅是口述者历史记忆呈现的助产者和催生者，是口述历史记忆的记录者和叙述的倾听者，而不是口述音像文本的生产者。因此这个“导演”是有权限的，他不能以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影响口述访谈的“主演”（口述者），更不能将自己的历史认识强加给当事的口述者，使口述者叙述的所谓历史真实接近于访谈者自己心中的历史真实，进而使口述历史变成当事人根据访谈者意志呈现的“口读”历史。
我反复强调：访谈者仅仅是当事人进行历史叙述的助产者和口述历史记忆的采集者，当事人才是口述历史访谈的主角和“主演”。因此，“导演”要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和道德规范。我们强调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操作，主要就是针对“导演”的规范。从口述历史访谈对象的确定，到访谈问题的设计，再到访谈过程及访谈记录的整理和发表，都有严格的学术规程。口述历史访谈对访谈者要求很高，需要结合历史研究确定访谈主题，需要根据访谈主题设计具体要询问的具体问题，需要根据主题和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当事人作为访谈对象，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案头工作，需要了解当事人的经历、访谈主题相关知识、掌握访谈的基本技巧、制定详细的访谈计划等，访谈结束后要进行规范化的录音录像整理等。因此口述历史对导演的要求是很高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尽管唐纳德·里奇说“大家来做口述史”，但是真的要做好依然不容易，它有一条行业规范和道德规范。
因此，我们反复提出，中国的口述历史已经发展到规范化操作的阶段，故作为口述历史“导演”的访谈者，必须遵守基本的口述历史学术规范。如何做好口述历史呢？对访谈者最大的要求就是要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访谈者能否获得当事人的充分信任，是能否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内容的前提。访谈者必须严守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严守口述访谈纪律，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必须做到守口如瓶，未经当事人允许不能将口述访谈内容对外透露。这样才能消除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时的诸多顾虑，逐步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进而让当事人敞开心扉，将历史记忆更准确更开放地呈现出来。
口述者是口述历史访谈另外一个不可或缺主体，这个主体承担着主演的角色。口述历史本质上是口述者讲述的历史，是口述者呈现出来的历史记忆，是口述者记忆中的历史事实，而不完全是访谈者认知和撰写的历史。因此，口述者是主演，离开了受访的口述者，将无法成为口述历史。因此，口述历史中的主演就是历史当事人。
然而，口述历史中的“主演”与真正的电影、记录片的主演是不一样的。电影中的主演是按照导演预设的台词进行表演，是根据台词进行“表演”，带有艺术“表演”成分；而作为口述历史的“主演”，历史当事人尽管也是根据访谈者设定的主题和设计的问题而展开对话，但其“台词”并不是“导演”预先设定的，而是自己大脑中储存的历史记忆。他不是按照导演要求“背台词”，而是在导演适度引导下发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将其叙述出来。历史当事人“演技”的高低，就在于是否能够将历史记忆准确而完整地呈现出来。能够将大脑中的历史记忆准确地呈现出来的当事人，就是口述访谈的合格“主演”；能够引导当事人将其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访谈者，当然就是合格的“导演”。因此，口述历史的双主体缺一不可。
当事人和口述者如何才能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呈现出来呢？就是一定要克服影响当事人历史叙述的多重因素，克服当事人生理的、心理的、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当事人的历史叙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历史记忆的变形与变声，是人的自身机能作用的结果；而历史记忆的扭曲与伪造，则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刚才第五部分已经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讲了。
七、口述历史：历史研究形态的新变革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为什么说口述历史会导致我们历史研究形态的新变革。口述历史的作用，人们多能体会到：在史料方面，口述历史的兴起，拓展了史料收集的范围，将活生生的口述史料整理并保存下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线索及必备的资料；在史学影响力方面，扩大了历史文本的写作队伍，对口述史有兴趣的非历史专业的新闻记者、社会调查者都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可以收集、整理并刊印口述历史文本。因此，它的兴起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关注社会下层、“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意味着历史学研究观念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为历史解释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口述历史兴起的最大意义，就是口述历史可能改变历史研究的新形态。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唯物史观诞生以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得到了空前彰显，书写人民群众的历史成为近代以来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历史的书写要依靠史料，由于缺乏记载人民大众活动的历史资料，以何种方式研究和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成为长期以来困扰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口述历史的兴起改变了这种状况。人民大众既是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也是口述历史的叙述者和书写者，同时还是历史的研究者。口述历史是大众讲述和书写自己历史的手段、方法和主要途径，他们可以通过“口述”方式，讲述、记录并研究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和切身感受的历史，发出并留住更多的历史声音。这是口述历史一个很大的贡献，它为书写人民群众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手段。
刚刚讲到，口述历史的主体具有双重性。这种特性，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中完全将历史当事人作为研究客体而并将其排除在研究主体之外的做法，决定了历史研究及历史书写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历史当事人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因而与历史研究者一起构成口述历史研究的主体。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形态，不再是过去所说的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历史当事人也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口述历史研究，是通过口述访谈方式进行的。口述历史访谈，既是采集口述史料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作为访谈者的历史研究者与作为口述者的当事人合作进行历史研究的主要渠道。口述历史访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
口述访谈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有一个特性，与新闻访谈和社会学家的田野访谈有很大的区别，即口述访谈不是一轮完成的，必须进行多轮访谈。多轮访谈的过程，就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过程。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在访谈与沟通中合作研究和书写历史，这正是口述历史的方法论属性所在。历史研究者与历史当事人以口述访谈的方式实现口述历史研究，与以往的历史研究模式有很大差异，因而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既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是当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向，有可能导致历史研究形态的变革。
八、口述历史工作的基本要求
首先，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因为我们所做的口述史大部分是保存记忆的，尤其是保存当事人记忆的，而历史当事人的年龄大都比较大，因此必须抓紧时间投入实际的口述历史访谈工作，为老人作口述访谈，就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晚了就来不及了。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其次，做口述史要有奉献精神。做口述历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是为别人做的，写的是别人，并且这个版权最多你只有一半，另一半是受采访人的，这是默默奉献的事情。口述资料的采访、收集与整理，都是很辛苦的。口述史做好了，那是理所当然的；做不好，首先挨骂的还是口述采访及整理者。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一点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就根本不会来做口述史，也根本做不好口述史工作。
再次，不能搞短期效应。对于那些具有历史价值而不一定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口述资料，不一定能够立即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不一定能赚钱，但仍然要搞。目标是保存第一手口述资料。争取让受访者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他所见、所闻的事情，即便涉及他人及当事人也不要怕，这些东西在发表时可以保留下来，不便于发表者暂且不发表，待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发表，但必须首先无顾虑。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口述史研究无禁区，受访者无顾虑，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但发表有策略，有纪律，目前不宜发表者不发表，暂时先保留下来，待条件成熟后再发表。
最后，中国口述史已经发展到了规范化阶段，要强化口述史的规范化。如果说在十年前口述历史方兴未艾之时，我们鼓励大家做口述历史，将口述历史的门槛放得很低，对于具体做成什么样子没有太高的要求，那么现在就不同了，目前中国口述历史已经发展到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了，必须树立规范意识，遵守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学术规范，否则将会出现较大的麻烦。
这是今天我和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在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季我努学社、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公共史学》杂志主办的新史学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内容，整理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王冰）
作者： 文章来源：凤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