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范式（paradigm）转移。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的诉求，曾经让历史研究显得相对封闭、滞后与保守，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历史研究的悄然变革已经全面展开了。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狭窄的政治史一隅，社会史的引入，文化史的昌盛，人口史的异军突起，已经冲破了正统主流的单一模式，但那只能算是史学变革的前夜，因为从观念上说，”以论代史”的现象未及彻底剃除又穿上了”皇帝的新装”而流行于学界，”借古讽今”的风尚由于时代的需要依旧十分盛行，”为现实服务”也自然成为治史者的唯一目的。
但九十年代以后情况似乎有了质的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史学的实证方法的恢复。其实，史学实证方法恢复的意义不单是在研究方法的变动方面，它首先提示了某种观念的恢复。当年胡适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原则，又努力从乾嘉考据学派那里挖掘科学精神和方法，其着眼点就是要在反对空疏学风的同时，提倡一种”拿证据来”的科学的理性态度。恢复实证方法，不仅是恢复科学理性的责任义务的体现，对每个有良心、有道德责任感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为了满足情感上抚慰先人、抚平历史创伤的需求。
历史研究从来不拒绝诠释，但问题是这种诠释所坚守的立场是建筑在”心无古人”（此处”古人”，盖与今人相对而言）还是”心有古人”之上的。应该说，经过近大半个世纪的”过度诠释”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日益脱离历史的原有轨道的原因，主要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心无古人”的立场造成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二十世纪初以来”反传统”思潮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倾向的意义，因为在”反传统”的阵营里实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现在所以要提倡还原历史，并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也不是简单地向西方传统的客观主义史学靠拢，而是为了在实证与阐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并实实在在地延续和坚守一种治史的理性态度和原则。揆诸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我们不能说”两大起义、三次高潮”的说法，或者近来为研究者认同的”物质–制度–观念”的文化依次递进或现代化进程之类的模式以及寻求现代性特征的诸方式全无可取、可信之处，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被化约成某种公式表达式，实际上只能算是史家被”历史规律”所左右或追寻”历史规律”的良好愿望的反映。
在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过程中，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四川大学历史系罗志田先生的研究则同样是引人瞩目的。不过，罗先生的影响似乎还局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和读书界，他的研究以及文章常常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罗先生自己在一篇自叙里也提到过。参见《书评三十家》）手头这本《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是我在一家享誉全国的学术书店购得的。当时的我，在欣喜之余，也不免气短，自己千里迢迢、千方百计，可是书店里却躺着一摞，足有二十几册复本，彼此默默相依，无人问津。
《权势转移》是罗志田先生的一部分有代表性论文的合集，所收论文除个别发表刊载海外，大部分发表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史学刊物上。虽则是单篇集合，所论却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书名标识出的”权势转移”。按照罗先生的意思，”权势转移”实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受西潮冲击后的”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第９页）然从本书的实际内容看，他所关注的还是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变的一面”。
就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而言，近代以来无疑是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除去中国文化发展本身的”内在理路”外，西方文化的冲击，应该说是思想文化剧变的主要造因。作为接受的一方，近代中国士人对”‘新’的崇拜”与急功近利的心态恰相应合，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显性的一面。《权势转移》正是由此入手，揭示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上”新”与”旧”的交错盘桓，更迭变迁。但此书的突出之处并非在于单纯地描述，而是”凸显了民初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新旧杂处而相互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界位置错综、角色倒置的现象，而且提示了民初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见第２６２页）不过，这种揭示，不是所谓”六经注我”式，或通常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而主要是为了达到”史实的重建”的目的。因为从《权势转移》看，罗先生”重建史实”所体现出的理念，并非是在”疑古”而主要是”疑今”，换言之，他注意的是从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即他所说的”注重人当事人的当下时代关怀”。见第９页），对今人的”过度阐释”则取一种反思、分析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对今人的阐释，须以革命的方式推倒重来。事实上，学术研究从来都不可能是”革命式”的，革故鼎新只不过是后来者夸张式的描述，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并无直接关联。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本身就是近代历史的组成部分，已经属于”史实”（学术史）的范畴，学术传统一方面成为了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与历史现象间的错位与无法啮合，也给后人提供了研究的空间。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从理念上看，其实反而是”旧”的。它事实上重新回到了上世纪初陈寅恪先生提到的”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轨道。（语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这种现象从现实上看可能是一种反叛，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却又是一种接续。通俗地说，则是一种”隔代遗传”。对历史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与实现”重建史实”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进入历史，与古人对话的基本路径。在《权势转移》中，作者对近代以来思想学术上的”新”与”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注和梳理，其实质是为了使”近传统”的内涵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此，他也借用了社会学的方法，注意到思想、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权势转移》里的大部分论文都是采取的”思想史的社会学视角”。但是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罗志田先生仍然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越出史学的围栏。他的研究始终是以史实（材料）为基础的，并没有偏离实证这个基点。从学科的角度看，他所引入的社会学的方法，也没有颠覆历史学科本身，而是在坚守学科独特性或曰根本点的同时，拓宽了视野，最终起到了丰富学科内涵的作用。
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化的势头正猛的时候，注意学科交叉无疑是必要的，但这中间未必没有一个边界意识的问题。历史学科在与其它学科结合后，彻底改变其基本点，形成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对整个人文或社会科学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对历史学科则肯定不是好事。罗志田先生无意走出史学的围栏，也没有明确地标举解构，但他用他对近代中国历史复杂性的叙述，实际上解构了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上的化约论，也解构了以崭新理论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终极理论的企图。而从总体上看，他对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的卓越研究，其意义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专业的范围。
（作者：苏州大学副教授，文章原刊《博览群书》200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