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题，并提供相应的适宜环境，而人们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卜影响着什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划分大致同步，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显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8年为界，分为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以下，本文将简要叙述50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并着重评述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由于本学科覆盖领域极为广泛，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双边史而言，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等都已发展成独立的子学科，以作者个人的学识，实在不敢说能对所有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如果本文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学科研究的概貌，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基础信息，愿已足矣。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年版）（1），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鸡等人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和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后80多年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帝国主义侵华史》对1840―1895年间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近年面世的中外关系史通史专著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一著作的影响。
在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活动的研究中，50年代着力最多的当是美国侵华史，这多半因为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揖的二卷本《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1956年版）。这两种著作主要从政治史角度着眼，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则从经济史角度揭露了美国的侵华活动。
基于同样的背景，50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则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旨，出版了曹锡玲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专著。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便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共4卷，至1978年出版两卷，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让1975年版）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
但对产长期扮演列强领头角色的英国以及侵华最烈的日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鲍正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陈联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专著。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更为薄弱。
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明绮《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这―时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关系的若干重大事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盖。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即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如《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出版后，便有人指责该书犯了方向性错误，声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于是，研究组被撤销。以致直到20多年后，该书第2卷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除前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沙俄侵华史》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1、1990年版）陆续出版外，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也纷纷面世。根据狭义上的近代史划分，叙述清末到1919年间（个别的到1911年或1949年）中外关系史的著作有：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综合性专著的出版普遍晚于研究清末的专著，大抵都在90年代。其中，比校有影响的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
由于研究者所掌握外语语种及个人精力的限制，更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说更为深入的研究是按国别而分类进行的。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张振？、沈予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l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向青、石志矢、刘德喜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清《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持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等。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更多的是若干高水平的阶段性或专题件著作，本文将在以下的专题综述中予以介绍。
（二）
以往的研究综述大多是按国别分类进行的。但是，作为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灾的概述，如果也采用这一办法，一是担心多达四五条双边关系线索并行，不易使人看清中外关系发展的总的进程，二是若干重大事件涉及多国，若分国别叙述，就可能出现或叙述不完整或重复叙述的现象。因此，本文试图大体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展开综述，以便读者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有―印象。（3）
1、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开端（4）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历来存在着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和为开展对华自由贸易两种观点，中外学者一般分持前后两种不同看法。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双重动因说、并指出前者是一段时间内起重大作用的直接因素，后者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是基本动因。（5）
在论及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及战和抉择的态度时，曾一直认为有严禁派和弛禁派、抵抗派和投降派之分。80年代中期始，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光皇帝一直主张严禁鸦片，清政府内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弛禁派和严禁派之分，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一些学者还指出，不少鸦片战争前期痛言主剿的“英雄”，后期都变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把主张和谈视为投降，并以此来划分抵抗派和投降派。（6）
研究者通过考证指出，所谓“川鼻草约”，是英方单方面制定的条文，琦善并未在该草约上签字。（7）对于：《南京条约》及随后而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学者们的共识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初步进入中国，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
2、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8）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发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确立的一批中外条约极大地扩允了列强在华特权，不平等条约由此初步形成体系。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该条约还反映出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转向帝国主义侵略的―个重要标志。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列强近乎要瓜分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和约》则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确立。（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列强所获得的抢机中，削；一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出计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对若干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出卖国家重大利权而下自觉。领事裁判权和K面的蚓月待遇的确上过汗巾皆有如此现象。（10）人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模糊概念，学义们也进了二百科学的澄清。如关于不个等条约的数目，一直流传着1100多个的说法，并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采用。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中外旧约章汇编》的错误理解。该书所收1182个文件并非部足条约，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个等条约。 因此，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数目是不能成立的。（11）
3、日本侵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874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侵略，中日最后达成《北京专条》。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丢失琉球’刑赔款问题上。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日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台湾东部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征伐“无主之地”的名义出兵，但最后不得不在专条中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英美等国外交代表也明确表态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中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由此而得到澄清。（12）以往认为，专条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有学者指出，条约中的“日本国属民”系确指在台湾遭劫的日本人，从专条中并不能得出承认日本在琉球主权的结论。但日方后来有意作了歪曲的解释。（13）
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治初年，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定下了对外扩张的基调。也有人认为，大陆政策形成于山县有朋内阁时期，其实标志是 1890年山 县有朋的《施政方略》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问题，这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14）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兴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老大帝国，一跃而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侵略国家。因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19世纪的中日关系研究的最大热点。（15）学者们对战争的起因、进程以及战败对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欧美列强的纵横捭阖都作了充分的研究。
4、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对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16）另一些人认为，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而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倡导者。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举动，常常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去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因而，它又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17）
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上。一些人指出，义和团盲目“杀洋仇教”，反对先进科技，对一切资本主义新事物统统采取横扫的态度。（18）但另一些人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是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正义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兴办近代企业，强化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义和团反对洋物，是对侵略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19） 有研究者指出，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辩护。（20）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订立了《辛丑和约》。以往认为清政府从此“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有学者考察了此后十年间清政府的外交，提出不同看法，指出清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危害本民族利益的事，但它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有争执，甚至可以说有斗争。“彻底投降论”是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21）
5、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独占中国的政策。1979年，有学者对包括门户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问题提出重新评价，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含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22）该文的发表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的学术争论。批评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侵略政策，美国打着“贸易机会均等”等旗号，同其他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中国。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是不能成立的。（23）也有学者赞同重新评价，还有人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澄清了一些史实上的问题。虽然分歧犹在，但在一些问题上也形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看法。如关于提出这一政策的动机，学者们指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始终是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因此，门户开放是一个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但对它的客观作用，不少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24）近年来又有学者探讨了清末中国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清政府的态度比较复杂，它既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又对它的作用将信将疑。（25）
6、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
民国的建立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俄国在外蒙古策动和支持独立，英国在西藏加紧分裂活动。（2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并签订“民四条约”。令中国民众深感失望的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这一外交上的大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
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华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27）
当北京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前苏联学术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我国学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上的变化。（28）
7、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29）
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研究者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民并没有四处出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30）面对大革命浪潮，英国起初曾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挡北伐洪流。1926年10月以后，英国转而采取“怀柔”外交，并于年底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对华政策又回到“炮舰政策”的老路上。（31）
以往曾认为，英美日都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并共同策动蒋介石反共。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宁案中采取了比较妥协的低调政策，而着眼于拉拢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这与英美的政策是不同的。（32）另有学者不赞同将美英等同观之，认为美国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早已掌握。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33）
济南事件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济案处理中的委曲求全的外交，影响长远，是其后10年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34）另有学者指出，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遂放弃以日本为外文中心的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35）
关于《田中奏折》，日本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伪作。中国学术界以往一致认定是真品，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对田中奏折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修订不平等条约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很长时期内这是一个避免提及的话题。90年代以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大多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36）但在对这一修约活动的总体评价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这一被南京政府称为“革命外交”的行动，实际上多是一些空洞口号和原则。国民政府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未取得比北京政府更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误国害民的政策。（37）另一些人认为，南京政府对修约活动是努力进行的，并在关税主权、租界法院及最终收回一些租界及租借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国民政府的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38）
这一时期，中苏在中东路问题上冲突不断，1929年爆发了导致苏军出兵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以往我国史学界沿袭苏联观点，大都指责中国政府反苏反共。80年代始，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国家主权。（39）对于后来苏联政府于30年代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40）
9、“九·一八”事变与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累累。（41）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事变经过及历史教训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是关东军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42）
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美国实行的是纵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它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并不是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它不承认的只是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攫取。（43）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以明确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上地，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不承认主义在当时的作用很有限，但它保留了美国将来在有利条件下加以干涉的权利。（44）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逐渐走上了联络英美以对抗日本的道路。有研究者对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个事件都具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影响。国民政府意在加强与欧美的联系，寻求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入侵。（45）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学者们主要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及德国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学者们指出，德国顾问在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和进行军事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以后的中国抗战不无帮助。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46）。
10、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外关系
中外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被打败，美国和苏联先后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对以后的中国内政外交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与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中外关系相适应，有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47）
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争取友邦、孤立敌国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48）中国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并给予中国财政援助，使美同外交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中国还争取到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以往认为，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现在，许多研究者指出，在抗战之初，德国确曾保持过一段时期的中立。德国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49）
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如对中日秘密交涉问题，一些人将此视为蒋介石对抗战动摇，准备投降。但另一些人认为，交涉和妥协并不等于投降。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还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与日谈判还怀有牵制日方作战及要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等目的。（50）又如英美对华政策，一些人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英美不时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51）另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相提并论。在总体上，英美政策同时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一是援华制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52）
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学者们对此并无异议。但对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的中立条约，学者们认为，苏联承认伪满，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53）还有人认为，该约是一个为了本民族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54）
11、抗战后期的中外关系
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到与英美订立平等新约，再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们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一致肯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存在着分歧。如对1943年新约，一些人认为应子充分肯定。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直接结果。因此，肯定新约也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55）还有人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56）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并未废除所有特权。且所废特权当时绝大部分为日本占有，在打败日本之前，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57）
以英美废约为先导，各国在战时和战后陆续与中国签定新约。然而，就在各国纷纷放弃其在华特权之时，中苏订立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学术界曾在长时期内对这一条约持肯定态度。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已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58）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无论从条约谈判的背景、进程和内容来看，其不平等性质都不容置疑。（59）
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60）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了摩擦与冲突。史迪威的去职便是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研究后指出，史蒋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且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61）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赫尔利的变化和袒蒋，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它看成是个人行为，而认为赫尔利的行为基本符合罗斯福的对华政策。（62）
12、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63）
美国希望在战后的亚太地区出现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它既希望国民党继续掌权，又想避免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于是，便有了马歇尔使华。马歇尔提出的蓝图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将共产党统一到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有学者将马歇尔调处时期的美国政策概括为“扶蒋溶共”。（64）关于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原因，研究者指出，这既在于美国政策内在的矛盾，也在于美国政策和中国现实的矛盾。（65）还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考察，把它与此时的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开始联系起来。认为把各国共产党都视为苏联扩张的工具的冷战思想，对美国的在华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66）
在转入公开的援蒋内战后，对于援蒋的方式和程度，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分歧。随着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美行政当局与国会中的亲蒋势力的公开辩论达到高潮。国会最后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比较接近政府的有限援蒋的立场，即在抢救沉船时要量力而行，并要留有脱身的余地。（67）美国政府在1948秋冬已开始考虑脱身问题。它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关于扩大援助的要求。研究者一般认为，1949年1月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设法摆脱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但艾奇逊的政策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总不能及时付诸实现，结果使自己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68）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制定战后对美政策有一个基本设想和信念，即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但蒋高估了由他领导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美蒋关系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路径选择，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矛盾。（69）
一些研究者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华劝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并有人回忆曾亲自听到毛泽东的有关谈话。（70）但另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否认有此事。（71）1994年，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斯大林电文的基本精神是不赞成和谈，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研究者据此认为，所谓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72）
13、若干专题史研究
香港史研究 8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明厂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后，对香港史的系统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纷纷问世，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们 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绳武、刘蜀水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具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73）
澳门史研究 这也是8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1887年后澳门的地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有的说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74）另有学者认为，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但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75）
租界史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对租界各项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的研究。关于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76）“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77）
传教士研究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多数学者认为，对传教士的活动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78）
近代外交制度研究 已经出版的一专著有：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提年版）和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小有部分涉及。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三）
50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还是存在的。笔者愿将在撰写本综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感触冒昧杂陈。笔者以为，要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思维和更严谨的学风。
更宽广的视野。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也输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因素。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应该有，也应该允许有不同角度的考察。已有的研究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着眼，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着眼，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些并不必要的论》、笔者以为，强求以一种标准来统一视角是不可取的。放眼看来，恰恰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只有注意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才能全面地说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
宽广的视野也是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个列强发挥着主要影响），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如以中美关系而言，研究19世纪的美国对华外交就不能离开研究英国，研究从民国初年到40年代中期则不能离开日本，40年代中后期又不能离开苏联。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和程度。一些从事双边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常常容易犯忽视多边关系影响的错误，这便损害了研究成果的深度和精确性。
更宏观的思维。迄今为止，我们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微观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宏观的观察上则远远不够。比如说，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线索的描绘，我们依据的常常是革命史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划分则可忽视了中外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演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外交家群体的研究等，部是极为薄弱的环节。迄今我们尚无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文章也很少见。缺少了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就很难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学科。
缺乏宏观的眼光，历史的叙述便失去了连续性。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大多是就事论事，而很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索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发展性或转折性。比如说，对民国历届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努力，如果在意到弱势的中国在强大阻力面前的一步步的艰难前进，作一纵向比较，有些分歧便会大大缩小。
更严谨的学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对设定课题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通盘了解。然而，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检索，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现象却并不少见。由此，便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研究。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既没有新资料又没有新观点的面孔类似的文章。有低水平的重复，也有对已被公开指正的错误史实或论断的重复。
严谨的学风还要求在研究中（无论是在措词还是在观点上）避免过分地情绪化。近年来，那些非学术性的措词已不多见，但情绪化的思考方法仍然存在。中国一跨入近代社会便处于屈辱地位，这使得人们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旧政府的妥协自然地产生出憎恨情绪，在研究中便容易发生责之唯恐不严的倾向。在涉及统治者的对外交涉―妥协―投降的关系时，常常有人将交涉看作是妥协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如与林则徐同样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和林则徐都想驱逐英人出城，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徐就被视为投降派人物，这是不公正的。
笔者还注意到，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内，各个专门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国别而言，除了美、日、俄（苏）、英等几个大国外，对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研究都很薄弱；以门类而言，对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仍显薄弱。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要向前推进，除了要在已有相当基础的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外，还需花大力气去开拓和发展新领域，提出和探索新课题。只有在这一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近代中外关系史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的全面发展的学科。
注释：
本文参考了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蜀永《建国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述（1949一1988）》、《史学集刊》1989年第3期，以及其他若干专题研究的述评，恕不在此一一列出。张振？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曾提出若干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该书及后述其他一些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但其主要传播期和发生重要影响时期是在成立之后。本文依成立后修订出版的最初年份列出。
（2）它与前述王绍坊、赵佳楹的著作，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外交学院教材的基础上改写的。因该教当时系内部印行，且此次公开出版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故作者将其列入新时期的著作。
（3）近代中外关系内容十分宽泛，如果把近代史上中外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包括在内，几乎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等于半部近代史。鉴于近代史研究的各专题都有综述面世，为避免重复，本综述将对考察范围作如下限制：有关对外战争的进程参见晚清及民国政治史研究综述和近代军事史研究综述，本文只涉及其中的外交方面，有关太平天国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参见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有关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参见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有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参见近代文化史研究综述，本文只考察其中的传教士问题和教案问题。
（4）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学者们澄清了若干基本史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有关各次战役的兵力对比，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否是自发的等。虽然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属中外关系史的考察范围，但篇幅所限，只能从略。
（5）刘存宽：《试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6）郦水庆：《有关禁烟问题的几点新认识》，《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3章。
（7）胡思庸、郑永福：《川鼻草约考略》，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
（8）近年来出版的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作了很有意义的研究。
（9）张振？：《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绪论。
（10）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7章；郭卫东：《近代中国权利丧失的另一和中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片面最惠国待遇在近代中国的确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张振？：《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张振？：《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载中国史学会、台湾研究会编《台湾史研究论集》，华艺出版官运亨通1994年版。
（13）陈在正：《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辨析》，载《台湾史研究论集》。
（14）万峰：《日本近代史》第7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计1978年版；米庆余：《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的特证》，载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的专著有：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和《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984年版。
（16）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再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近代史研究》199O第2期。
（17）李时岳：《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18）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玉田：《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l期。
（19）朱东安等《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20）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载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版。
（21）张振？：《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22）汪熙：《略论中美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世界历史 》l979年第3期。
（23）丁名楠、张振朗：《中美关系史研究 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丁名楠：《关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若干历史考察》，《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l期。
（24）参加讨论并阐述这一看法的文章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项立岭《怎样向前推进？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第5期；吴嘉静《“门户开放”――美国对华政策史一页》，《复旦学报》1980年第5期；邹明德《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起源研究》，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25）张小路：《中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26）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4卷，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内蒙古大学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朱梓荣《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仕1996年版），均对由来已久的英俄对蒙藏地区的侵略作了充分的揭露。
（27）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金光耀：《顾维均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习五一：《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8）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29）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请见本期《近代史研究》相关综述。
（30）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政府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1）丁宁：《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l期。
（32）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中国大革命》，载《中日关系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3）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34）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5）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6）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章，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3章。
（37）申晓云：《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8）程道德：《中化民国历届政府关于关税自主权的交涉》，载《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琚贻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外政策评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39）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
（40）骆拓：《略论苏联出售中东路问题》，《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3、4期合刊；金梅：《“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1）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九―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2）郎维成：《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
（43）胡德坤：《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王明中：《“满洲危机”与史汀生主义》，《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4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4章；易显石：《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载《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5）郑会欣：《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46）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一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第4章。
（47）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对、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O5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双边关系专著有；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侵略与自卫―― 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手？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由广的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一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专题研究专著有：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其专著之多，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
（48）章百家：《抗日战争前前期国民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初探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建朝：《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 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9）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次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第6―7章。
（50）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汪熙：《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
（51）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
（52）王斯德、李巨廉：《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一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53）王春良：《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协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54）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55）王建朗：《抗战时期中外关系概论》，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56）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57）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58）朱瑞真、单令魁：《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2期；潘志平：《关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
（59）刘存宽：《重新评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张振？：《“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0）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请见本期《近代史研究》有关篇目。
（61）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l期；章百家：《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金光耀：《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章、金二文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62）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l期；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63）相关专著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12―1947.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4）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
（65）陶文钊：《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66）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4章。
（67）袁明：《从1947―1948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68）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6章。
（69）饶戈平：《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载袁明等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0）向青：《关于苏联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71） 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问题》，《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人物 》l988年第5期。
（72）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译析》，《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73）刘蜀永；《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
（74）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陈诗启：《海关总税务司对鸦片税厘并征与粤海常关权力的争夺和葡萄牙的永驻澳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75）黄鸿钊：《澳川问题的历史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76）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
（77）张仲礼等：《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周积明人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江汉论坛》1997年第6期。
（78）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
（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原载《近代史研究》 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