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两百多年的封建统治，从而也就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它对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人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舞台，日籍革命志士宫崎滔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人曾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的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武昌首义的成功，既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领导全国革命志士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分不开的。因此，研究辛亥革命一直是各国学者十分感兴趣的经久不衰的课题。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举办的。为组织这次会议，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早在1991年初即成立了由十八人组成的会议执行委员会。骏河台大学野泽丰教授任委员长，东京学芸大学中村义教授、日本电气通信大学藤井升三教授任副委员长，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教授、日本大学小岛淑男教授等任委员。执行委员会对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规模、经费、会议讨论的主题和邀请的国外学者名单作了专门的研究。决定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借日本女子大学为开会场地，一百人左右的规模，经费全部由日本学者筹集。会议以《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他》为主题，代表以日本本国学者为主，另邀请中国、韩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参加。中国方面被邀请参加的学者是贵阳师大原校长吴雁南教授、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刘望龄教授、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饶怀民副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副教授。而韩国被邀请的代表是汉城大学金衡钟博士，我国台湾地区被邀请的代表是国父纪念馆的刘碧蓉女士，美、英等国在日本从事研究的人员或攻读博士、硕士的部分留学生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一
1991年10月25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女子大学樟溪会馆隆重开幕。首先，由野泽丰教授作了题为《辛亥革命与日本》的纪念讲演，他认为，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的，因而在日本东京举办有关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是非常必要的，并对参加会议的各国学者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自始至终都陷于一种混乱状况。究其原因，在中国方面，外有各列强的策动，内有革命派陈营的分裂、立宪派的箝制以及北洋派的暗中活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势；在日本方面。政界元老、军队（陆、海军）、内阁（外交担当部门）、政党以及大陆浪人等各种政治势力，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导致了外交活动的僵硬化、分裂化。最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日本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建立邦交关系。其间，日本外交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最初是对君主政体的支持，其次是随着形势变化，不管政体如何随机应变，而后是当共和政体已成必然趋势之后拼命确保满洲的利权，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日本舆论感到失望，竟而演变成怀有对中国人缺乏解决问题能力的自私性蔑视感，日本政府甚至有策划傀儡政权等动作，1915年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就是这种蔑视立场所采取的举动。野泽丰教授对辛亥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寄予深厚的同情，对日本在辛亥前后的外交政策和发动过的侵华战争表示谴责，对各国学者荟萃东京，共同探讨辛亥革命成败得失表示欣慰。接着，吴雁南教授亦作了题为《“心学”与辛亥风云》的纪念讲演，着力阐述了传统文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他说，辛亥革命党人中几乎没有人称得上“心学家”，但是，利用“心学”倡言革命或受“心学”影响的却大有人在，他们利用“心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用以“陶铸其革命的人生观，号召人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献身”；二是“抒发‘心力决定论’，鼓励人们发挥主体精神”。革命派利用“心学”鼓励与宣传革命既有积极方面的作用，也有消极方面的作用，就积极方面而论，革命党人利用“心学”，要求发挥人们的主体精神，呼唤国魂，在国家民族备受欺凌蹂躏、看不清前途时，“首先起着增强自尊心、自信心的作用”；其次，他们利用“心学”，鼓吹“悍然独立”，不怕天、不怕地，使人以主人自期，“有利于人们从封建网罗下解脱出来”。再次，“心学”鼓吹节义，“有利于人们树立为革命万死不辞的精神”。当然，“心学”“过分夸大个人的主体精神，助长了革命党人过热过激情绪，不利于他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国情，发展革命形势、民主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同时，“心学”“唯任主观，不承认事物的客观标准，助长了革命党人的主观性和摇摆性。”尽管如此，“从总的看，革命党人利用‘心学’宣传革命，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吴雁南教授代表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向以野泽丰教授为首的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邀请外国学者来东京参加这样的盛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当晚，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在樱枫会馆设宴招待全体与会代表。在宴会开始前，野泽丰教授特地向大家逐一介绍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学者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嗣由神户孙文研究会理事出口一郎教授致祝酒词，并提议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为各国学者的健康和友谊、为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干杯！与会代表尽管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但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各国学者有说不完的话语，诉不尽的衷肠。酒酣耳热之后，先后有十多位学者即席发言，大家频频举杯，互致问候。
二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进入大会发言阶段，首先由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中村义教授致开会词，他对各国学者远道而来参加会议表示欢迎，并进一步阐述了会议宗旨，对与会代表的大会发言作了具体安排，会议先后安排了十七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延至翌日下午始告结束。从与会代表发言的内容和讨论情况来看，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
1）会议主题鲜明、重点突出。
与会代表的发言始终围绕着《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面展开，着重从经济近代化、政治近代化和思想近代化等方面结合具体史实进行讨论。
在讨论有关经济近代化时，饶怀民首先作了题为《论辛亥革命时期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的发言。他认为，“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继承了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有识之士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理想和主张；同时，也吸收了欧美各国及日本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刘在工商总长任内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建立在对外实行开放主义的基础上、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达到科技兴国的目的，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由于当时国家政权还掌握在大买办、大地主阶级政治代表袁世凯的手中，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没有丝毫的触动，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不实行根本的政治变革，单纯从经济问题上入手，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恶浪的袭来，刘揆一在经济上曾一度取得的累累硕果几至有被淹没的危险，刘氏终于被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的枪声所震醒，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认识到袁记北洋政府领导下要取得经济改革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便毅然辞却了工商总长职务，旋即投身到反袁立国的伟大斗争洪流中去，成为一名坚强的反袁战士。”
在讨论有关政治近代比时，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田中比吕志（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久保田文次在题为《世界史中的辛亥革命》的发言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辛亥革命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对比，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从而肯定其在中国政治近代比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山田辰雄在题为《关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的发言中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为民初政治近代化设置了重重障碍。他认为，中国历来是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为捍卫临时约法，政党政治应运而生，民初很快便出现了党派林立的局面，由于新旧势力的对立，辛亥革命虽然是革命派领导的，但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观望形势的乡绅阶层的动向不无关系，而反映在民国初年被选出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中，清朝官僚和资政院或谘议局议员以及旧军人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加以地方势力的抬头和政治家个人野心发作等等复杂的原因，议会制中民主主义下的政党政治要继续存在下去是异常困难的。田中比吕志在题为《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以天坛宪法为中心》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的近代化总体构想与设计，是以近代西欧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其具体实施计划酝酿于清末，中经辛亥革命为中华民国所继承，具体地说，这些构想与设计以重新组建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为目的。议会制度的引进则被看成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动力，中华民国成立后，近代化的构想与设计作为政治的实施过程出现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天坛宪法的起草、制定，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与诞生便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大概又可以视为袁世凯获取权力的过程，袁世凯一直持有极强的控制能力，由于政党自身乏力，加以列强和各省督抚的支持，使袁取得了权力，袁世凯为使自身权力合法化、正当化，他首先是需要议会制度的，但一且其目的达到，便开始否定议会制度，因而，自清末以来以议会制度为基本动力的中国近代化构想与设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讨论有关思想近代化时，刘望龄作了题为《日本在汉的舆论宜传与思想近代化》的发言。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经历了一条异常艰难而又曲折的历史途程，不得不仰赖于西方的帮助，又无力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长期陷于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困境，经济和政治近代化是如此，思想文化近代化亦是如此。1896年日本宗方小太郎在汉口接办的《汉报》一反英。美扶持清政府的作法，转而支持维新派，大张旗鼓地传播西方文明，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同时又猛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守旧仇新，鼓吹仿效泰西，支持变法维新，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还大力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这对当年思想文化还十分闭塞的湖北社会来讲，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撇开进行文化渗进的一面，它在畅言西学、警醒国民、鼓吹变革、救时济世等方面，确实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汉报》的创办，无论是办报人的主观愿望抑或文章的政治倾向都纯然出于维护、扩张日本在华权益，诱使中国倒向日本，扶植亲日派势力的目的，因而具有“文力征伐”的一面。桑兵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没有教育、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政治变革。他在以《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革》为题的发言中反复申论，“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媒业迅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中介环节，这不仅促成政体形式由帝制向共和剧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藤谷浩悦（东京女学馆短期大学）关于《清末湖南教育改革与绅士层》的发言对于思想近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进行了探讨。他以湖南省为例，说明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异常尖锐、激烈的。他认为，湖南绅士在省内“拥有连官吏都不敢漠视的强大势力”，“权威和权力存在于因科举及第而生的‘名望’和伴随着‘名望’而来的利权以及麕集在利权四周的人际关系上。”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亡国危机和实学的需要，湖南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因教育改革而引进‘西学’，必然削弱清朝正统的意识形态，引起绅士群起反对。而且，由于学堂大多集中在都市，重点放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上，都市乡村之间和绅士民众之间的鸿沟越发加深，加上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又实行了增税，益使社会动荡不安，故湖南的阶级之间斗争和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较之他省为尤烈。
2）讨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会议主题虽然只有一个，但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却提出了不少，其中牵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朝关系、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等。
在讨论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时，李廷江（亚细亚大学）作了题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顾问》的发言，饭岛涉（东京大学大学院）作了题为《论1903年的中日改订通商条约（马凯条约体制）与中国》的发言，横田丰〈青山学院大学大学院）作了题为《关东大地震时期王正廷等人的日中关系论》的发言，刘碧蓉作了题为《清末中日联盟构想——以兴亚会为中心》的发言。李廷江详细考察了南京临时政府聘任日本顾问的经过，试图从近代在华日人顾问史的角度分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顾问的作用及其特征。他认为，1912年1月问，在孙中山等人任命的七名外国人顾问中，有六名日本顾问，他们接受革命党的委托，参与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策划，为谁持南京临时革命政权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饭岛涉则从分析中日改订条的人手，阐述这一条约的改订过程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他认为，《马凯条约体制》以裁厘加税作为杠杆，以实现内地开放为目的，日本对此虽不能简单地表示认可，但因为在“满洲”问题上获得了新的权益，还是赞成缔结条约；美国办基于同样的理由对缔结条约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是，由于德国等拒绝了改订通商条约，而重视财政的地方督抚也表示反对，最终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诸列强为实现内地开放，已需要与地方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这是民国以后军阀割据的起点。横田丰把关东大地震时期王正廷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王道与霸道》的论文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加以对照，认为二者的内容极其相似，在于说明王道优于霸道，井呼吁日本推行王道政治，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但事与愿违，日本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不仅没有改变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却反而被日本用以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推行“大亚洲主义”和霸道政治，成为“诱发日本侵华的因素”。刘碧蓉认为，早在1880年，为低抗西洋势力的入侵，强化东洋世界的力量，中日两国曾有过“中日联盟的构想，而在东京神田区所成立的“兴亚会”即是将此理想付诸实施的一个近代日本最初的亚细亚主义团体。但由于两国各自的目的不同，“清朝为了维护其既存的朝贡体制，而日本则企图在亚洲取得优越地位，‘兴亚会’最终只能随着日本政策的改变而濒临瓦解。”
在讨论有关中朝关系时，森位子（京都大学）作了题为《辛亥革命与朝鲜独立运动活动家申圭植——韩国前途的一个新转机》的发言，他把辛亥革命与朝鲜独立运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辛亥革命使朝鲜独立运动活动家申圭植认清了这一机遇是韩国前途的一个新转机，于是，申圭植毅然来华，与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等中国志士相识，为尔后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造了条件，对朝鲜独立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亚洲的觉醒。
在讨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时，中村哲夫（神户学院大学）作了题为《东亚同文会与1900年的两次起义》的发言，他所说的1900年两次起义系指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和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在以往的研究者中，多数学者认为惠州起义是革命的。而自立军起义是争取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运动。作者将谢缵泰的英文日记和井上雅二的日记加以对照，发现这两次起义是同时并行的合作计划，以东亚同文会会员的活动作为媒介，可以断定兴中会与自立会是一种“同盟”或者“联合”的关系，在这两次起义中，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似乎是不复存在的。
在讨论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有的学者强调了一个过去容易被人们忽视即留日女学生的作用问题。小岛淑男在《留日女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发言中指出，留日女学生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他详细叙述了留日女学生在日本曾三次组织起留日女学生会，第一次是1903年到1904年的共爱会，第二次是1906年到1907年的中国留日女学会（发行《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三次是1911年的留日女学会（发行《留日女学会杂志》）。留日女学会的宗旨是：妇女应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普及女子教育，争取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女性的参政权等等，但同时也主张抵抗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对清朝政府展开了批判。留日女学生还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如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反对取缔留学生规则的运动，1911年创设国民会运动，武昌起义后的革命运动以及1912年的争取女性参政权运动。与留日男学生的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相比较，留日女学生的活动并非那样瞩目，但也涌现了如同何香凝、秋瑾、刘青霞、唐群英、林宗素、张汉英等一批声誉卓著的同盟会员和革命活动家，成为辛亥革命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还有的学者提出，留日学生从总体来说对辛亥革命作过重要贡献，但也要作具体分析，有一部分留日学生起的作用则大，而有一部分所起的作用则小，例如对留日士官生所起的作用就不能估价过高，小林共明（埼玉县立吹上高校）在《留日士官生与辛亥革命》的发言中指出，留日士官生在日本时受革命运动的影响，倾向革命；而多数省分的独立又主要是依靠武装斗争，加上各省地方实力派乡绅把士官生与科举士人同等看待，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革命派自然也能接受，所以出任各省都督的留日士官生不乏其人；然而，留日士官生在起义中的态度不能算是积极的，多数是被部下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胁从下参加革命的，把这些留日士官生当作革命的主力似乎是不太妥当的。
此外，讨论的内容还涉及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贵志俊彦（广岛大学大学院）在题为《辛亥革命时期内蒙古地区社会内的政治对抗》的发言中阐述了清末民初中央政权对内蒙古地区统治政策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影响，作者从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和内蒙古地区地方势力之间的离合关系的新视角上考察了中国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金衡钟在题为《1911年的汪精卫——以国事共济会的活动为中心》的发言中对汪精卫分阶段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汪精卫在武昌起义后获释，即与袁世凯的心腹杨度等组织起国事共济会，为宣传拥袁进行了许多幕后活动，其理论根据是：“革命将招来各民族的分裂及南北的对立进而会引起外人的干涉和瓜分”，这是从前改良派反对革命派时最重要的论据之一，这意味着汪精卫已经抛弃过去的革命主张，向改良派靠拢，综观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堪称“功之首，亦罪之魁也。”
3）思想活跃，讨论气氛热烈。
要在两天时间里安排十七名代表大会发言，时间较紧，除了中午不休息而外，对每位代表的发言的时间均有严格的限制，规定发言不得超过十五分钟；然后由事先已作好充分准备的评论员对该代表的发言进行评议，时间亦为十五分钟，再由对同一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提出问题，发言的代表即席作答，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时间均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即是说，包括每位代表的发言、评论员的评议、提问和回答问题，每人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由两名司会者（会议主持人）严格掌握具体发言时间，以按铃为信号，要求任何人不得超过规定的时间，因此，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某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这就要求发言的代表言简意赅地讲述论点和回答问题，与会代表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使会场出现了争先恐后提问的热烈场面，抢话筒提问题是常有的事。据笔者观察，每一位发言者在讲完主要论点之后，至少有五至十人发问，从发问的内容看，反映日本学者不仅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知识面广，而且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学者之间不分国籍、不讲资历欢聚一堂，心平气和地开展面对面的讨论自然有助于把学术问题的讨论不断引向深入，是值得提倡的。诚如藤井升三教授在会议总结时所说的，这次会议情绪之饱满、思想之活跃、气氛之热烈是空前的，会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三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日本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试图用马列主义作指导研究辛亥革命史，从而肯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反驳所谓“全民革命”、“绅士革命”等论点，这就使得中日两国学者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学术观点越来越趋向接近，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从而使这次会议具有相当的规模，参加人数大大超过了原拟的计划，有名单可查者达一百八十多人，实际参加会议的则超过两百人，日本女于大学樟溪会馆的会场里，场场暴满，乃至于会议走廊里也有人满为患之感，为了满足更多日本学者的需求，也为着减轻主会场的压力，加以讨论时提问题的学者比较多，发言者回答问题亦比较详细，一般发言均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为使十七名代表皆有机会发言，并使讨论充分展开，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主持人只得将主会场分成两个分会场，进行讨论，每个分会场各安排四名代表大会发言，才缓解人多的矛盾。令笔者感动的是，有不少日本学术界前辈是拄着拐杖或由人搀扶着来参加会议的，还有不少曾经援助过孙中山的日本志士的后裔例如宫崎滔天的孙女宫崎蕗苳等也赶来参加会议。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各地有近百个单位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派人参加会议，为了不耽误开会的时间，有的学者不惜牺牲休息时间，早出晚归。专门从事自立军起义研究的日本岩手大学深泽秀男教授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带着他的研究生一道赶来参加会议，直到很晚才回家。庆应义塾大学仲里和也先生风趣地说，我出席这次会议，“辈份”是最小的，属于“孙子辈”，我的老师中村义教授和中村义的老师野泽丰教授都是会议的组织者，我们一道参加会议可以说是“祖孙三代同堂”。几句幽默的话语逗得大家都高兴地笑了。会议结束之后，神户学院大学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分别邀请中国学者讲学，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并安排中国学者游览了东京、京都、横滨、神户、奈良等地的风景区，所到之处均受到日本学者的热情接待和盛情款待。我们在日滞留的时间虽然只有十多天，但这段时间的确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最近，笔者收到几位参加会议的日本同行的来函，他们对这次会议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村哲夫教授谈到这次会议的收获时，一连用了三个“非常成功”，这三个“非常成功”也说出了我们中国学者的心理话！总之，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强烈地感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开展文化交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已经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