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的失败结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热点。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甲午战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解放前的研究概况
由于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国内就开始有人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甲午战争结束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中国学者就出版了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专著、资料、译著就达二十余种之多，产生了最初的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1895年，就有王柄耀的6卷本《中日战辑》出版发行。1896年刊行的有蔡尔康的8卷本《中东战纪本末》；易鼎顺的14卷本《盾墨拾余》；侍读学士文廷式的《闻尘偶记》。1897年，曾任驻日领事的姚锡光出版了5卷本的《东方兵事纪略》。
1903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英国人爱特华斯的《中东战史》（史悠明和程履祥译）。192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德国人佛朗克的《三国干涉还辽》（王光祈译）。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中日战争》。1931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编辑并出版了《甲午中日战争摄影集》。1932年，故宫博物院编辑并出版了88卷本的《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海南京书店出版了日本人田保桥法的《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王仲廉译）。1934年，南昌内外通讯社出版了日本人鹿岛守之助的《三国干涉还辽》（吴宿光译）。1937年，清华大学出版了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8年，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了陈诚的《中日战争之始末与教训》；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朱国定的《甲午之战》；重庆北新书局出版了曾毓钊的《中日血债》。1939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钱安毅的《甲午战争的教训》。1943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了《甲午中东战事之回溯及余评》。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敬恒的《中日战争》。1947年，南京书店出版了王仲廉的《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
在上述著作出版的同时，有的学者还撰写并发表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对甲午战争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主要的论文有：张汇文1927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威海卫问题》；张忠绂1931年在《武大社会科学季刊》上的《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吴景贤1931年在《学风》上的《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张荫麟1935年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归于1935年在《海事》上的《中日海战史料》；冯节1935年在《新亚细亚》上的《甲午战争之检讨》；归于1936年在《海事》上的《中日海战评论提要》；魏建猷1937年在《国专月刊》上的《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千家驹1937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的《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鹰准1938年在《文献》上的《甲午战争与中国文学》；陈伯元1941年在《大风》上的《甲午海战详实史料新发现》；翦伯赞1948年在《中国史论集》上的《论甲午中日之战》等。安徽省立图书馆甚至还在《学风》1932年第二期上刊出了《中日问题论文索引》。
除此之外，在其他的一些专史著作中，甲午战争的内容也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如世界书局1927年出版的支恒贵的《日本侵略满蒙史》；上海商务1930年出版的朱亻契的《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上海新声通讯社1931年出版的潘印尧的《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出版的蒋坚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商务1931年出版的日本人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天津大公报社1931年出版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东北问题研究会1933年出版的《日本并吞满蒙之秘密计划》；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的左舜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纲要》；上海商务1937年出版的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福建警官训练中心1937年出版的翁其法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黑白丛书社1937年出版的张健甫的《中日关系简史》；重庆青年书局1939年出版的张觉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四川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杨家骆的《近世中日国际大事年表》；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的杨家骆的《甲午以来中日军事外交大事年表》；1944年桂林万有书店出版的张治安的《从甲午到七七》；中国公论社1945年出版的汪向荣的《中日交涉年表》等，都对甲午战争进行了不同侧面的研究。
但在1949年之前，由于中国处于长年的内外战乱状态，加之相关史料的限制，因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大体上还处于一种讲述战争过程并略加分析的程度；一些学者的论文虽然对甲午战争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但缺乏或是没有能够形成持续、系统的研究。因此，在20世纪前半期，从整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是零散的，极其不完备的；很多重要的问题，研究的触角尚未涉及到。这是中国当时的时代条件限制的结果。
二、建国后的史料整理编辑出版和初步研究（1949—1966）
解放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绩是大量的史料得到整理编辑出版。
5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会组织专家学者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套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丛刊的第五种，就是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集《中日战争》，分别由新知识出版社于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正式出版发行。《中日战争》共分为七册，共计304万字，是甲午战争史料最初之集大成者，汇集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大量历史资料。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综述”，主要收入有《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盾墨拾余》（易顺鼎）、《津门奉使纪闻》（曹和济）、《中东战纪本末》（蔡尔康）及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资料等。第二部分为“战前文献资料”，主要收入有《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适可斋记言记行》（马建忠）、《翁文恭公日记》（翁同和）、《云养集》（朝鲜金允植）、《金玉均甲申日记》、《朝鲜京城事变始末书》、《井上特派全权大使复命书》、《伊藤特派全权大使复命书》、《赫德等关于朝鲜事情书翰》等。第三部分为“战后文献资料”，除选录了《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李文忠公全书》之外，还选录了《刘忠诚公遗集》（刘坤一）、《翁松禅致张蔷庵手书》、《袁世凯等致李鸿藻禀牍》、《普天忠愤集》（孔广德辑）、《冤海述闻》等，并选译了《日本帝国会议志》、《秘书类篡》（日本伊藤博文）、《蹇蹇录》（日本陆奥宗光）、《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开端》、《德国干涉还辽文件》、《美国外交文件》、《科士达外交回忆录》等。全书最后还附录了有关甲午战争的条约，以及有关于甲午战争的资料书目题解（分中文、日文、西文三部分）。
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该书的内容分为五大部分：（一）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关于朝鲜政治情况的反映材料；（二）甲午战前赫德等人幕后活动情况；（三）战争期间清政府购买军舰、军火，聘请外国军官及借款情况；（四）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围绕中国要支付巨额赔款所展开的权利争夺；（五）台湾割让前后，淡水关税务司马士关于台湾情况的报告。另外，阿英（钱杏村）编辑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该书辑录了大量散见于报刊、专集中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诗歌（100首）、小说（5篇）、散文轶事（27篇）及战纪（8篇）。上述甲午战争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初具规模和系统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历史资料，为建国初期的甲午战争研究各种提供了必要的和基本的研究资料。
在上述历史资料整理编辑出版的同时，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有一些最早的著作得以问世。主要有：《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的《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甲午战争论文集；贾谊君的《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周继仁的《甲午中日战争》（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出版）；纯西的《甲午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陈伟芳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章回的《甲午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戴逸的《北洋海军》（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是甲午战争研究领域里最初的一批研究成果，对甲午战争的历史作了大致的勾画和初步的探讨。
三、新时期的深入研究和史料挖掘出版（1978—1999）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历史学科遭受了严重的干扰和挫折，严谨的科学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甲午战争研究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出版的著作甚少，只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甲午中日战争》（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历史学科也不断拨乱反正，重新步入正轨；甲午战争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始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新时期在甲午战争史领域取得卓著研究成就的，当首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戚其章研究员。他在这一时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甲午战争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多部甲午战争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再版）；《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他在论文和著作中，不仅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对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讨，并将甲午战争的研究视野引向当时的社会、国际关系等宽阔的领域。比如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一书，并不是单纯地把甲午战争作为一次战争的历史来进行研究，而是深入探讨了甲午战争前后社会的变迁，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并以近代海防和反侵略战争问题作为主线，将甲午战争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和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贯穿起来，展示了甲午战争研究的广阔领域。
辽宁大学的孙克复教授和关捷教授在甲午战争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在发表大量论文的同时，还合作出版了《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印行，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国耻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关捷主编）等。他们的论文和著作，以丰富的史料对甲午战争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讲述和深入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热门领域，每年都有大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发表，也不断有各具特色的甲午战争史著作问世。主要的著作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陈伟芳的《台湾乙未战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杨东梁的《气壮山河的甲午海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乔还田的《马关奇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出版）；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关捷、刘志超的《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戴逸、杨东梁、华立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丛笑难的《甲午战争百年祭》（华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许华的《甲午海祭》（华夏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版）；王宜林的《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刘玉明、戚俊杰的《甲午风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双传学、李信的《甲午悲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此外，在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研究领域，比如中国近代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社会史以及人物研究等方面，都大量涉及到甲午战争的内容。
在大量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甲午战争的学术论文集得以问世。主要有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孙克复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戚其章主编的《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张炜主编的《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戚俊杰、刘玉明主编的《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
在这一时期，有关甲午战争的历史资料得到很好的发掘、整理和出版，特别是有不少研究者们前所未见的外文资料得以翻译出版，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重要的一部甲午战争史料丛书，是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892—1990）项目”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中日战争》（主编戚其章，副主编孙克复，中华书局1989—1996年出版）。《中日战争》（续编）篇幅庞大，分为十二册，共计达550余万字之巨，是关于甲午战争历史资料的集大成者。该套资料集的特点在于：（一）补充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大量档案材料。其收入的档案材料是五十年代《中日战争》的四倍多，如《黑龙江将军衙门档》、《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珍贵档案资料，都是第一次被整理发表出来。（二）选译了相当数量的外文资料。比如翻译收录的日文资料多达140万字，其中珍贵的有《日本外交文书》、《日清战争实记》、《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日本间谍的《从军日记》和《回忆录》等；翻译收录的珍贵英文档案有《中日战争》和《中日战争和三国干涉》等。另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史料丛刊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海洋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张侠、杨志本等整理校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的《丁汝昌集》。
在此期间，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馆名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在甲午战争的主要战迹地山东威海创建。该博物馆不仅成为专门集中展示甲午战争历史的一处重要场所；而且成为全国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中心，每年都举办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学术讨论会，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将“甲午战争研究中心”设在该馆；该馆自建有甲午战争资料收藏中心，编辑出版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齐鲁书社1994年出版）、《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
四、甲午战争史重要问题的研讨情况
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拓展，甲午战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细致地深入到这场战争的每一个环节，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甲午战争史重要问题的学术研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甲午战争的战略问题
庄维民《论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战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一文指出：清廷采取以京畿为轴心，京津、奉天并重的防御体系，消极地把旅顺口、威海卫视为海军避风港，忽视其对渤海的钳形屏障作用。因而在兵力部署上本末倒置，不是加强两翼，拱卫京津，策应东线战场，而是消极地集兵力于京畿，候敌来攻，乃是自取其败。吴如嵩和王兆春《试谈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使用问题》（《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辑）一文，专门探讨了清朝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他们不赞成某些论者关于清军在战争初期，应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以争夺黄海制海权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北洋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护，控制渤海海峡，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奇袭和突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待力量优劣易势，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控制黄海制海权。丁名楠《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一文，就日本军部、内阁关于战争的战略分歧、战略的形成与修正过程作了详细介绍。杨志本和许华《北洋海军覆灭原因再探讨》（《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专门探讨了甲午战争的海军制胜战略与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认为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对于中日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在战略上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筹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过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一切均属心中无数；没有置海上战场制海权的争夺及得失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南洋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么一个十分必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因此中国方面在战争中陷入被动的不利战略局势之中是必然的。
一些研究者还将研究的着眼点投向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失败。杨志本、许华在《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覆灭看中华海权思想》（《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文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其海上战争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华海权思想衰落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刻原因。该文指出：中国清朝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拥有在远东居于较强地位的作战实力，但它缺乏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它缺乏的是海权思想；这样一支海军舰队，先败于东海、再败于黄海的悲剧命运，是难以避免的。许华在《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历史反思》（《光明日报》1999年11月19日）一文中，结合海权理论，对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概括：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中国当时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缺乏那个时代所必需的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积极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已经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特别是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已经最终充分证实并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与意义。
2、关于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的阵法问题
对于甲午战争中清军战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军方面。在有关甲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接敌阵形问题的争鸣中，产生了一大批有关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战术与阵法的研究成果。戚其章《北洋舰队布阵举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1983年），有感于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编译出版的《船阵图说》阵式繁杂，使人难得要领；遂将其归纳为鱼贯、雁行、鹰扬、燕翦、糜角等五种基本阵式，并分别加以图说。杨志本、许华的《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述论》（《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一文，采用现代海军军语。将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的阵法概括为纵队（鱼贯阵）、横队（雁行阵）和各种梯次队形（斜列阵）。上述两篇文章，是对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阵法的全面考察之研究成果，使甲午海战的研究者们可以较方便地了解有关甲午黄海的阵法即队形问题。两篇文章对于近代海军的阵法也有一些分歧意见，特别是对犄角阵：前文认为犄角阵是可以灵活排列的；后文则认为犄角阵必须是由三艘军舰为基本的排列单位，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犄角阵。后文还对于世界海军战术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概括，给甲午海战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必要的海军战术参照系。这种注意运用过去被学界忽略的近代兵学著作的情况，是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里亟缺并需要倡行的一种现象。
3、关于黄海海战问题。
以“海军制胜”为显著特征的甲午战争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黄海海战是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黄海海战，既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门课题，同时也堪称为中国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得最为深入、分歧意见最大一个热点问题。由于中日双方史料记载不同，海战过程又错综复杂，因此对北洋海军以何种队形接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认为北洋海军排列的是横列队形或“一字形阵势”；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认为是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郭毅生、唐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认为是“后翼梯阵”；戚其章《英人泰勒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认为北洋海军接敌的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外国人称之为凸梯阵；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姜鸣《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战队形问题》（《华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分阶段对北洋海军队形变换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其以启航队形五叠梯队到丁汝昌下令变化的拟定队形（五列梯队），最后实际走成了涣散的“人”字队形了。
接敌阵形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阵形能够充分发扬己方全队的整体攻击力。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其多篇论文、孙克复《甲午黄海大战北洋舰队阵形的得失》（《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以北洋海军军舰舰首炮占优势和航速低为理由，肯定了丁汝昌“始终以舰首对敌”的战法。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认为，北洋舰队一横队（雁行阵）迎敌，其舰炮最佳射击舷角的射击扇面只有25度；而且雁行阵极其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若采用单行鱼贯阵（单纵队）迎敌，即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日军舰队，争取对敌舰队实施“T”字战法的攻击，迫使日舰队同北洋舰队形成同向异舷（或同舷异向）的交战，那么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
关于丁汝昌负伤后，中断战场指挥所造成的后果问题，杨志本、许华在前文中指出，作为北洋海军的战场最高指挥官，丁汝昌无法逃脱的责任就在于海战前没有明令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代理旗舰；在战斗中又没有或已来不及采用积极的补救措施，致使北洋海军全军陷入混乱局面，他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林增平、孙克复和关捷等从北洋舰队的损失着眼，认为北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鼎盛《简论中日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辑）认为这是一次得失相当，不分胜负的海战。戚其章也主张未决胜负的说法，他是从双方的战役目的来进行评价的：北洋舰队是护送8营铭军在大东沟登陆；日本联合舰队则是寻找北洋舰队进行决战以实现其“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北洋舰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日本舰队的“聚歼”计划则未能实现，因此是胜负未决。杨志本、许华则指出，日本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没有能够全歼北洋海军，但仍使北洋海军损失了5艘军舰，基本上控制了黄海制海权，从而使甲午战争结局的天平自然倒向了日本方面，因此日本海军是黄海海战的得利者。
4、关于威海卫之战问题
1895年初的威海卫之战，是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一战。关于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论者多归咎于“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方针；但对于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坐以待毙的责任归属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戚其章根据《东方兵事纪略》的材料，认为应由李鸿章来承担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全军覆灭的责任。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认为，这个责任在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其一是未能捕捉有利战机，突击日军登陆输送队；二是没有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作战行动捕捉有利战机去突击日军的登陆输送队，反而是率领舰队株守军港，坐以待毙，实在是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穆景元《甲午威海海战北洋海军失败原因探》（《锦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应该把海战与陆战结合起来看，威海战败的原因不是“避战保船”所致；它与威海卫至成山角一带海岸和陆地防御薄弱、没有援兵解围有很大关系。
5、关于海城之战问题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曾集中兵力，五次反攻海城，但均以失败告终。孙克复《略论甲午清军五复海城之役》总结说，清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将领指挥无能，各军之间互不统属；二是战前缺乏充分准备，没有严格的进攻计划和作战部署；三是纪律败坏，训练废弛；四是武器窳劣，后勤落后，编制不足。有的论者指出：清军将领缺乏指挥近代战役的经验和能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祁子青《概述甲午战争中的海城战场》（《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3、4期）强调了清军将领无能、私利、骄横对战事的恶劣影响。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指出，海城之战是日军的一次冒险行动，如果清军作战坚决，指挥得当，有可能全歼日军第三师团，使辽东半岛的战局改观并牵动整个战争的全局。
6、关于甲午战争人物问题
历史人物研究，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重要内容，分歧与争论也很大。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自八十年代起，近代史研究者们对于李鸿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们发表了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的研究论文近五十篇，论者们大都开始肯定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王楚良《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覆灭》（《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6年）、何平立《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杜耀云《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沈远持《从海防看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孝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等论文，都开始比较深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一文特别值得注意，该文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得出一个与过去研究者们截然不同的全新结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而恰恰是过去被论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战争中始终坚请率舰队出港击敌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多次擅自违令株守军港，从而最终铸成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的悲惨结局。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顽固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惨剧。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对于丁汝昌这种大胆且令人难以理解的违令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据包括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关头的亲笔书信等第一手材料，认为丁汝昌当时是在以自己殉死于威海卫的方式，为自己当时所处的“待罪候决”恶境寻求彻底的解脱；这种过于自私的考虑，将北洋舰队送上的株守至覆灭的不归之路，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吕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则根据大量史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救援旅顺问题，认为是丁汝昌对李鸿章要求北洋舰队救援旅顺的命令采取了敷衍和违抗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来消极对抗上命，终于导致旅顺口军港很快就陷入日军之手。甲午战争史人物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见。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氏鸣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方氏之被斩首是咎由自取。自80年代起，方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的问题。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论方伯谦被杀问题》（《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赵文润《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辨冤》（《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0年第2期），徐彻《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陈贞寿等《方伯谦案新探》（《福建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刘志坚《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1993年第1期），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都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方氏的后人也不断发表文章，为方氏鸣冤。
但仍然有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等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戚其章《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子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宫志远《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东岳论丛》1992年第5期）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替方氏翻案的证据。另外，胡小园《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日本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方氏驾驶“济远”舰先行逃离战场，严重违反军纪，擅离战场受到严厉制裁，无冤可言；但当时清廷未经审讯而草草处斩他，又不乏蒙冤的色彩。总的看来，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们都不同意为方氏鸣冤翻案的意见，因为目前并没有发现更多有力的新史料来为方氏翻案。
7、关于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问题
甲午战争与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个问题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以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一书为代表，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包括军事上的“自强破产”，经济上的“求富破产”，“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茅家琦《“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和终结”说质疑》（《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并不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与清王朝一同终结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质疑》（《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提法，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关于如何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对外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和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5月5日）等文章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根本未起到御侮和自强的作用”。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一文指出：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才推迟了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间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认为：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动的浓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王承仁、刘铁君《论洋务运动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认为：洋务派兴办和掌握的海军还具有浓厚的封建集团性和腐朽性，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