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的。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段历史，既有可以借鉴的某些经验，也有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所以，建国以来，它越来越受到我国史学界的广泛重视。据不完全的统计，三十年来先后发表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不下百余篇，专著和资料约三十种，是有成绩的。现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概况及争论问题，分别综述如下：
一、三十年来研究概况
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其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大致说来，三十年来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情况，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六六年。
这个时期，共发表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近五十篇。一九五四年，适逢甲午战争六卜周年，《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印了《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研究甲午战争史的论文专集。此后，一批甲午战争史著作相继出版，其中以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版）和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版）较有影响。至于其他有关甲午战争的专著，则有陈伟芳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版）、戴逸的《北洋海军》（中华书局版）和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版）。在资料的出版方面，最重要的是邵循正等编的七册《中日战争》资料（新知识出版社版）。此外，还有阿英编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版）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的《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版）。与此同时，《近代史资料》杂志也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甲午战争的函稿、日记、战纪等（见该刊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和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上述资料书的出版对甲午战争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二、史学工作者都力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于战争的国际背景、性质及其影响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写出了一批史论结合的好文章；三、开始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地方史研究，山东、辽宁两省的一些同志开展调查活动，搜集到大量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口碑和文字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四、一九六○年后，我们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适值话剧《甲午海战》公演，学术界先后发表了若干有关爱国将领邓世昌的文章，对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和鼓舞全国人民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这个时间的研究工作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选题范围比较狭窄。这个时期，史学界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甲午战争时期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干涉活动和矛盾斗争，而研究重点又在美帝的侵华政策方面，对英帝、沙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政策则研究不多。第二，《马关条约》与中国人民的反割台运动，而研究重点又在台湾省人民的抗日斗争方面，也有专文论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人民抗日斗争的，但数量很少。第三，在甲午战争人物的研究方面，重点是对邓世昌和刘永福的评价和讨论，因当时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篇幅较短，内容难以深入。除这三方面的问题外，其他许多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问题则很少涉及，甚至还是空白。例如，对战争的实际过程，几乎没有研究。甲午战争包括三次海战和六次陆战，三次海战是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海战，六次陆战是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防之战、金旅之战、山东半岛之战和海城之战。对如此大量的重要战役本身都不去研究，遑论其他了。
其二、资料挖掘不深。这个时期，研究者一般所接触的资料范围不够广泛，主要是依靠清朝档案和其他国内资料进行研究，偶而也使用一部分西方发表的有关资料，而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一方的资料则重视不够，这不能不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其三、和其他一些史学领域相比，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是不怎么活跃的。在这个时期，有关甲午战争的争鸣文章极其罕见。如早在一九五七年，即有人提出了重新评价刘步蟾和北洋舰队的问题，却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讨论。
由此看来，这个时期，从总的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尔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亟待克服。
第二阶段，是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十年。
这个时期，整个史学工作经历了灾难性的浩劫，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国报刊没有发表一篇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这十年当中，仅在一九七三年出版了同样题名为《甲午中日战争》的两本小册子。另外，在所谓评法批儒的口号下，于一九七五年发表了严复在甲午战争时期写的三通手札。在这种情况下，对甲午战争史当然谈不上什么研究了。
第三阶段，是从“四人帮”垮台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迄目前。
这个时期，由于冲破了“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始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于是，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领域内，开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四人帮”垮台到目前（一九八二年四月）为止，共发表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四十篇，其中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两年有四篇，占百分之十；一九七九和一九八O两年有十篇，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八一年到目前一年零四个月有二十六篇，占百分之六十五。可见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发展之速了。在专著方面，则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版）第二卷（甲午战争部分）、戚其章的《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版）和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先后出版。与此同时，在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盛宣怀档案资料中选辑的《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上册的出版，即是显著的成绩。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有四：第一，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万马齐□”的局面彻底打开了，史学界思想活跃起来，许多同志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对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种新的局面首先是从重新评价刘步蟾的讨论开始的。此后，对甲午战争时期的其他人物和事件相继展开了讨论。在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内，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真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学术争鸣的推动下，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突破。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的提出，在史学界引起了反响。目前，这场讨论还在继续进行。姑且不论讨论双方谁是谁非，已经可以看到，这场讨论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确实起了推动的作用。以此为突破口，研究也开始向纵深发展。因为这个问题带动了一系列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并使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突破。
第三，从选题看，研究的范围也比过去扩大了。在此以前，史学界对甲午战争时期的海战很少研究，而现在海战则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热门。其中，对黄海海战研究得最多，已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与丰岛海战和威海海战有关的某些问题，如方伯谦的评价、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责任在谁等等，都有人研究。对陆战的研究虽不如海战突出，但对平壤之战、金旅之战、鸭绿江防之战、海城之战等，也有专文讨论。此外，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帝后党争及和战之争的性质、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民主国”、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等等问题，都有人作专门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所有这些，说明甲午战争史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四，在资料方面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如《丁汝昌致戴孝侯书》、《丁氏族谱》、《庐江文献》等重要资料的发现，为研究丁汝昌的生平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材料；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稿本在荣成发现，为重新评价刘步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戴宗骞哀启》、《威海海防统领绥巩等军戴示》等手抄本的发现，为研究戴宗骞和山东半岛防御战提供了重要第一手材料。二、开始重视日文资料的使用。日本是甲午战争的发动者，它保存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日方资料的突出特点，是记载具体详尽。掌握了日方资料，对甲午战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有了可能。三、对甲午战争文献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汉纳根给北洋大臣的海战报告，过去很少为研究者所重视，或觉得不可理解，或认为不甚可信，现经研究，始发现汉纳根报告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史料，它全面地记叙了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变化。
由上述可知，三十年来，尽管甲午战争史研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广大研究者从十年动乱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拿出了这样多的新成果，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确实是有很大成绩的。
二、争论的主要问题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有许多问题都是有争论的。但争论较多的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如何正确评价刘步蟾的问题
建国以来，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开始，许多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都认为刘步蟾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对此，早在一九五七年，即有人撰文表示异议，但未能引起讨论。此后，个别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也有肯定刘步蟾的。一九六二年电影《甲午风云》上映后，对刘步蟾的评价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切。有人开始着手写重新评价刘步蟾的文章，但未公开发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在沈阳举行的《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第一次宣读了一篇重新评价刘步蟾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一九七八年以后，有一批文章陆续发表，围绕着如何正确评价刘步蟾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这场讨论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双方的主要意见分歧，有以下几点：
其一，刘步蟾有无临敌畏惧之事？一种意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汉纳根劝入舱避”之说，认为刘步蟾确是见敌丧胆。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姚说系根据编修张百熙奏折中“调遣赴援之始，该总兵（指刘步蟾）即战栗无人色，开轮后匿伏内舱不出”之语，然此折早于黄海海战十七天，与黄海海战渺不相涉，分明是以讹传讹，难以证实刘步蟾有临敌畏惧之事。
其二、刘步蟾曾否擅改队形以自保？一种意见，根据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所说“信旗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1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而非如提督与诸管带所议决：分段纵列。于是刘步蟾之急智已售，此为其深谋焦思之结果。彼所谋思者非他，当遇敌时，将何以善保其皮也”，认为刘步蟾为了让弱舰保护自己，擅自将“分段纵列”队形改为“相并横列”队形以应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泰莱所谓“善保其皮”云云纯系诬谄不实之词，说刘步蟾擅改队形也毫无佐证，不可凭信。相反，泰莱的上司汉纳根却说改阵命令是提督丁汝昌决定的，丁汝昌本人也不讳言此事，故所谓刘步蟾擅改队形乃子虚乌有之事。
其三，刘步蟾于距敌五千公尺时先放第一炮是否惊慌失措的表现？一种意见认为，在五千公尺之遥即放第一炮，未能中的，实是惊慌失措的表现。相反的意见，根据有关记载，则认为五千公尺仍属于北洋舰队舰首大炮的有效射程范围，刘步蟾于距敌五千公尺时放出第一炮乃先发制人，这也是全军发起进攻的信号，其第二批排炮即将敌吉野等舰击伤，根本谈不上什么惊慌失措。
其四，刘步蟾在海战中是否曾反对转换航行角度以逃避与敌舰接触？一种意见，根据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说他曾建议刘步蟾将舰队向右移动四十五度，以使铁甲舰先与敌舰接触，而刘步蟾则停留不动，逃避接触。相反的意见认为，泰莱关于北洋舰队并未向右转换航向角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汉纳根的海战报告和日方记载都证实了北洋舰队在接敌之初确曾向右转换过航向角度，故说刘步蟾逃避与敌接触是没有根据的。
其五，北洋舰队有没有尾追敌舰？对此，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根据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认为海战结束后北洋舰队没有尾追日本舰队。另一种意见，根据丁汝昌的海战报告，认为海战结束后北洋舰队确曾尾追过日本舰队。还有一种意见，根据日方记载以及洋员、水手的记事和口碑，认为日本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不是逃跑一次，而是逃跑两次，每次逃跑北洋舰队都是尾追的，并进而指出定远等舰一而再地对逃敌尾追不舍，正说明关于刘步蟾畏敌避战的说法纯系不实之词。
其六、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战绩如何？一种意见认为，刘步蟾在海战中怯懦退缩，是卑污的懦夫，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冲锋在前，拚搏于后，重创比□、赤诚、西京丸诸舰及其旗舰松岛号，最后击退日本舰队，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
以上对刘步蟾评价的不同意见，都涉及到对史料的掌握与鉴别问题。看来，只有全面地掌握材料并进行周密的分析，才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问题
评价刘步蟾，不能不涉及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队形问题。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是，从当时所发表的文章看，论者注意的重点只是北洋舰队队形的得失问题。而得失问题，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故很难进一步讨论下去。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但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已不是队形的得失，而是北洋舰队究竟以何种队形接敌了。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有不少研究者撰文参加讨论。由于各人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而队形的名称又很歧异，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迄今尚难得出统一的看法，但通过讨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逐步深入了。
关于北洋舰队接敌队形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一字雁行阵。主要根据泰莱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信旗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1ine abreast），以主舰居中。“line abreast”，是舰队横排成一条直线，水手们叫它“一”字阵，又叫单横阵。“查《船阵图说》，称一字雁行阵。不同意此说的认为，泰莱的说法仅是一个孤证，而且与其他记载相左，所以是不可信的。
其二、鹰扬双翼阵。主要根据汉纳根的海战报告和日本方面的一些记载，如汉纳根海战报告：“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阵，各舰以七海里之速率，与日本舰队渐次接近。”后翼梯阵的特点，是向后张开两翼，两翼前端并列，其形状象一个“八”字，所以水手们叫它八字阵，在《船阵图说》中则称鹰扬双翼阵，略称双翼阵。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史中并没有北洋舰队曾以鹰扬双翼阵迎敌的记载。另一种意见认为，有北洋舰队以后翼梯阵或双翼阵迎敌的记载，即指鹰扬双翼阵而言，因此不能说信史中没有以鹰扬双翼阵迎敌的记载，不过此说并不准确，因为后翼梯阵或双翼阵不过是一种大致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北洋舰队接敌队形的实际。
其三，后翼单梯阵。主要根据也是汉纳根的海战报告：“清国舰队此时乃守后翼单梯阵，以当敌队。”但是，对后翼单梯阵的认识，却很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后翼单梯阵就是单翼阵，在此指的是鹰扬右翼阵，即八字阵去了左半边，故这条记载是不可靠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后翼单梯阵是一种V形阵，与北洋舰队的接敌队形是相吻合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后翼单梯阵亦即后翼梯阵，汉纳根在海战报告中便是二者并用可证；所不同的是，后翼梯阵有一重、二重以至多重之别，后翼单梯阵乃指一重后翼梯阵，是用以区别二重以至多重后翼梯阵的。
其四、燕翦阵。主要根据是日方记载和其他史料，如《日清战争实记》：“零时三十五分，已经能明显看见敌舰……形成三角形的凸梯阵。”凸梯阵，恰如楔形或V形，或象中国的“人”字，所以水手们叫它“人”字阵。又因它的形状象燕尾，故在《船阵图说》中称燕翦阵。不同意此说的认为，燕翦阵或人字阵都是近似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涣散了的夹缝雁行阵。
其五、夹缝雁行阵。主要根据是丁汝昌的海战报告：“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北洋舰队的实际排列顺序与《船阵图说》中夹缝雁行阵的排列顺序不一致，不能称为夹缝雁行阵，所以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是不可靠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实际上是夹缝雁行小队阵的简称，因为按《船阵图说》，夹缝雁行阵乃前后编队，每队包括三艘或三艘以上的军舰，而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则是按中左右编队，每队包括两艘军舰，按清代海军编制适成小队，所以它只能是一种夹缝雁行小队阵。不过，北洋舰队的夹缝雁行小队阵并未最后完成，不能说它是以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的。
其六、犄角雁行阵。主要根据是《冤海述闻》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如《东方兵事纪略》：“遥望倭船作一字竖阵来扑，快船居前，兵船继之。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令作犄角雁行阵。”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对这条记载表示怀疑，认为犄角阵都有一个特殊要求，必须以三船为一队，只有是三的倍数的船队才采用这种编队，而北洋舰队当时是十艘军舰，似乎不大可能采此队形。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所说的犄角雁行阵乃犄角雁行小队阵的省称，而犄角雁行小队阵与夹缝雁行小队阵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冤海述闻》、《东方兵事纪略》二书的说法跟丁汝昌的海战报告是一致的。
最近，又有文章提出，对上述各种史料，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联系起来作统一的考察。丁汝昌海战报告中说他下令以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证之《冤海述闻》和《东方兵事纪略》，应该是可信的。但是，丁汝昌准备以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是一回事，而他是否完全做到了又是一回事。从下令改变队形到实际完成队形，是需要时间的，而在两军相接的刻不容缓时刻，旗舰必须率先迎敌，无法减速以待后继诸舰，而这些舰本来就落在后边，却要向两翼斜行展开，比先行诸舰需要行驶更远的距离，在全军各舰保持每小时七海里的同样航速下，只能以类似燕翦阵的队形接敌了。
看来，对北洋舰队队形问题的研究，已不单纯是材料问题，而应该考虑方法问题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已经不算很少，只有正确的分析方法似乎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对北洋舰队的评价问题
无论评价刘步蟾还是讨论北洋舰队队形，都必然要涉及如何评价北洋舰队的问题。评价北洋舰队，既是甲午战争的问题，也是洋务运动的问题，而这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
评价北洋舰队的问题，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来了，但也未引起注意和讨论。近几年，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后，才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对北洋舰队全盘否定的一边倒局面。围绕着评价北洋舰队的讨论，涉及到好多问题，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其一、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队形的得失问题。这是个很老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一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北洋舰队所采用的迎敌队形引起整个舰队的紊乱，“为最大的失策”；一种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认为这种队形既对攻势有利，又利于保护两翼弱舰，“可谓宜得其当”。建国以来，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两次讨论：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次是“四人帮”垮台以后，至今仍未结束。一九五七年的讨论，双方虽然基本上仍沿袭了传统的观点，但讨论的问题更为具体了。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将北洋舰队的队形与单纵阵和并列纵阵作了对比，认为北洋舰队所采取的迎敌队形最为得力。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则认为，北洋舰队所采取的队形，既不能发挥舰队的全部火力，又使舰队丧失了编队的自由机动能力，所以是错误的。这次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九五七年讨论的延续。除上述两种意见外，又有一种意见认为，对北洋舰队的队形不能采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方法，而应结合海战实践作具体的分析，北洋舰队在开战之初以两艘铁甲舰居中冲击而取得了拦腰截断敌舰队的效果，说明它的队形是基本正确的，但它采取单一编队而不是两重梯队编制，有合无分，难以机动，以致在遭到敌人包围时不能另分第二梯队进行反包围，这又不能不是严重的缺陷。
其二，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胜负问题。黄海海战后，对这个问题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日舰得保凯旋”，北洋舰队失败；第二种，双方“互有损伤，而倭船伤重先退，我军可谓小捷”；第三种，“中日未分胜负”。长期以来，第一种说法在史学界占优势。最近，有文章提出，应全面考察这次海战的胜负问题，从中日双方的作战目的、海战结局以及损失情况看，这确是一次未决胜负的海战。
其三、北洋舰队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北洋舰队腐朽不堪，纪律败坏，训练废弛，不堪一击，是它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几年，不少研究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将北洋舰队阴暗面片面夸大的结果，实际上它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近代海军，其高级军官大都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和近代军事技术训练，大多数在战争中表现是好的，士兵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黄海海战充分证明了它的士气和战斗力比日本毫无逊色，而北洋舰队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停止了北洋舰队的发展和武器更新，而且缺乏抗敌的决心，并对战争实行了失败主义的领导。
其四、洋员与北洋舰队的关系问题。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洋员和北洋舰队之间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北洋舰队的领导权严密掌握并操纵在洋员手中。另一种意见认为，北洋舰队和洋员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雇佣关系，聘用洋员必立合同，对工薪、路费、赏罚、进退等都有明确规定，并确定了“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的自主原则，连洋人总教习也只是指导训练，而无行政权和作战指挥权。洋员中固然有具有政治野心的分子，但也有不少人克尽厥职，甚至在海战中与中国将士并肩作战，以至流血牺牲，因此对洋员要作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
上述种种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纳到一点，即：北洋舰队是完全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手中还是中国自主的一支海军，它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表现究竟如何？看来，对这个问题还会有一番争论的。
三、正在争论的其他问题
除上述三个问题存在意见分歧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正在争论之中。现略举数例如下：
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的问题
在与甲午战争有关的问题中，这恐怕要算是最老的问题之一了。这场官司差不多打了近九十年。方伯谦刚死不久，其夫人即上京告皇状，但无结果。方伯谦的部属有人撰《冤海述闻》，公开为方伯谦翻案。其后，《海军大事记》书成，亦提出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到三十年代初，方伯谦的孙子方念祖又著文为其祖父鸣冤。此后，国内试图为方伯谦翻案者颇不乏人，但没有文章写出来，故未能展开讨论。近年来，我国最先公开提出为方伯谦翻案的是台湾学者。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上，刊登了《〈清朝留美的史实〉正误》一文，有“《冤海述闻》为方（伯谦）洗雪冤抑，言之至详，按之郑天杰、赵梅卿二氏近著即将刊行之《中日甲午战争与李鸿章》，所论要为可信”之语。一九七九年，《中日甲午战争与李鸿章》一书问世，其中专立一章为方伯谦辨冤。影响所及，国内续发的翻案文章又有数篇，于是引起了不同意翻案者的著文商榷。这样，酝酿已久的一场争论终于展开了。
方伯谦被杀一案所涉及的问题是很多的，但争论中的关键问题只是两个：
其一，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战绩如何？对这个问题，双方的看法是截然对立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肯定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战绩，他站在望台上指挥济远与日舰吉野激战，因力不支而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诈敌，后虽因力不敌而逃遁，但在逃遁中仍能击伤吉野，使之不敢再追，保全了舰只。另一种意见认为，方伯谦在这次海战中尽管有个别似可肯定之处，但全面地看是必须否定的，许多材料证明他当时不是在望台上指挥，而是躲在舰舱内，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很难说是诈敌，至于击伤吉野乃是水手王国成等不待方伯谦的命令而自动发炮造成的。
其二、应该怎样看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的逃跑问题？对这个问题，双方的看法也是截然对立的：一种意见认为，济远于过半夜四点半到旅顺，其他各舰六点钟到，“相隔仅片时”，其退避原因是船炮俱坏，无所御敌，而经远舰于济远退出战场之前已经沉没，对方伯谦来说无责任可言，故方伯谦实是被冤杀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确凿的材料，济远是于下两点到旅顺，比其余各舰早四小时，而黄海海战才一共打了四小时四十分钟，不能说“相隔仅片时”，说它逃跑的原因是船炮俱坏则难以凭信，经远遭日舰围攻而被击沉也是在济远逃后，而不是在济远逃前，可知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首先逃跑，引起其僚舰广甲随逃而牵乱队伍，并导致经远舰受敌围攻而沉没，这才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
从目前的情况看，为方伯谦翻案的势头虽然不小，但要真正使大家信服，恐怕还需要提出更充分而确凿的材料才行。
关于丁汝昌的评价问题
自丁汝昌死后，对他的评价是时有变化的。当时讹传丁汝昌是既降而死，因此“朝旨褫职，籍没其家”。清朝记载中对丁汝昌也是颇多指摘的。爱国诗人黄遵宪甚至作《降将军歌》以讥刺之。后来他的死事真相已白，清政府才于一九○九年给他昭雪平反，并给还田产。此后在史家的笔下，对丁汝昌的评价渐趋肯定。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范文澜是第一个给予丁汝昌较高评价的，称他“到底还是一个有骨气的勇士”。近几年，在一些有关论著中，多数对他是肯定的，但也有少数对他持否定态度。
当前争论的焦点是：丁汝昌究竟能不能称得上爱国将领？
持肯定意见的认为，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是始终主战的，他在黄海海战中受伤不退，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激励将士与敌拚死搏战，最后胜利地击退敌舰，回到威海卫根据地后，又竭尽心力布置水陆防务，当旅顺危急时则主动请求全力援救旅顺，甚至在朝廷“革职留任”的处罚下仍然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忍辱负重，坚持抗敌，最后宁死不屈，自杀殉国，因此不愧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
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乱了队形，乃是由于丁汝昌指挥不当，应负主要责任，而且他身为全军提督，赏罚不明，方伯谦和吴敬荣在海战中同样逃避，方则处以极刑，吴则逍遥法外，何其不公！更主要的是，很难说他是坚持作战的，以旅顺之役为例，他不但没有率舰抗击日军，反而两次从旅顺口擅自撤离，所以把丁汝昌当作爱国将领来颂扬那是颂错了的。
对丁汝昌评价问题的争论，涉及到一些有关具体史实的辨证。看来，首先要把这些史实本身弄清楚，才有可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关于《冤海述闻》的作者和史料价值问题
近年来，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史学界对史料的考辨工作也开始重视起来。因为有关甲午战争的许多分歧意见，往往是由于对史料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如对《冤海述闻》一书内容真伪的问题，史学界的看法就是很不一致的。
《冤海述闻》一卷，刊于一八九六年，不著姓名，而署款“冤海述闻客”。对于此书的作者及其史料价值，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中日战争》资料第七册所附《书目解题》有云：“冤海述闻客不知何许人，盖与方氏有关，故以其不得正命为冤，因撰此书为之剖白。实则按之军法，方氏无冤可言。特其他海陆将校与方氏之畏葸情况相似者，多逍遥法外，殊不平耳。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似乎已成定论了。职是之故，此后凡引用此书者皆颇谨慎，不敢全然信之无疑。
这几年，史学界一些同志对《冤海述闻》又重新做了研究，对此书的作者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书中“记叙有名有姓，有声有色，非亲临其境、亲睹其事者，是无法做到的”。有的研究者则指出，根据可靠的资料分析，所谓“冤海述闻客”应即济远舰的二副陈天德。这样，对《冤海述闻》作者的研究便深入了一步。
但是，在《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此书内容乃作者亲临目睹之事，记叙详实，可视为信史。另一种意见认为，此书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其内容不可尽信，而应认真地加以辨析，并引据事例说明书中以假乱真之处。此问题与评价北洋舰队及方伯谦、刘步蟾、丁汝昌等人物关系至大，故亟应切实地加以解决。
关于《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记事的真实性问题
重新评价刘步蟾的问题提出以后，史学界对《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一书记事的真实性问题也展开了讨论。
《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系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译成中文发表时用的标题，原书于一九二九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作者泰莱（William Ferdinand Tyler）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在旗舰定远号上任职。此书译成中文发表后，颇受到国内史学界的注意，皆视为研究甲午海战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近几年，始有人著文对此书某些记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目前，一种意见仍然认为，泰莱记事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涉及到黄海海战的几个重大问题，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并对刘步蟾极尽信口诬谄之能事，因此是不可尽信的，若视为句句可信，据以研究黄海海战和评价刘步蟾，那末所得出来的结论势必要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可以预料，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目前史学界正在争论的有关甲午战争的问题还有许多，如吴大□、丘逢甲、章高元等的评价问题，帝后党争及和战之争的性质问题，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等等。但限于篇幅，就不能一一介绍了。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