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学术文化新旧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张之洞也是一个关键性历史人物。《张文襄公事略》对其一生学术文化的新旧立场有一番评述：“夫张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齐驱才，竟何人耶？”[1] 的确，张之洞的学术文化性格是十分复杂的，他具有极深的旧学造诣，学宗汉学却不拘泥于汉学，而主张兼通汉宋；他提倡新学，在其主政的两湖地区建造了较成体系的新学规模，却在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中，对于康、梁“新学”颇多攻讦；他反对旧学之无用，却在新学体制形成后力主保存“古学”，弘扬国粹……然而，在晚清中西、新旧学术文化更嬗中，他提倡引入西学、创建新学，反对科举八股的基本立场却并无太大变化。所以，即使在弥留之际，张之洞也仍然表现出对于新学的一种向往：“ 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至目前民生困穷，动辄思乱，欲求养民生感民心之术，则以少取于民为先，多兴实业次之。……宪法精意，总不外好恶同民耳。”[2] 当然，新学作为融会中西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形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和规范，与康、梁更多侧重于观念形态、理论建构的新学不同，张之洞对于晚清新学的构建作用主要侧重于学制方面。
一
对于张之洞的学术背景，《抱冰堂弟子记》记述称：“学术兼宗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3] 超越汉宋之争，是自阮元晚年以来晚清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向，也是道咸之际经世学风形成的学术前提。张之洞属于贯通汉宋学的经世学派，他以“经学为根柢，以小学为门径，次及史学、理学、天算、舆地、经济、词章及诸子等学，视野比一般固执于汉宋门户之见才为宽阔”。[4] 张之洞深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淹贯群书，尤究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已。……一时名噪都下，乃益自淬励，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5] 所以，他认为无论汉学宋学，应一归于“致用”。“在中国文化处于优势的时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大致以经典、史学、历代掌故（政治）为范畴；但当国势衰弱时，经世主义者，并不反对引进外来的有效工具，因而成为接受现代化的动力。”[6]
张之洞学术上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各家之长，认为学派各有短长：“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7]张之洞认为汉学的真正要旨在于“实事求是”，宋学的基本内核在于“严辨义利”，这是掌握中学的根本所在，如此“虽兼采诸儒之说，亦汉学也”；“虽不谈性理，亦宋学也”。[8] 张之洞由学而仕，并因学而为名臣，他既对中国旧学具有精深而又有独到的见识，又在引入西学和创建新学中别有会悟，从其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通经致用”阶段。至少在中法战争之前，他很少涉略西学，基本上是固守旧学，主张“通经致用”。这一思想特征体现在1874年间任四川学政时所写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中。按张氏自己所说，两书是专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作，基本代表了他的学术文化思想。虽然在“集部”所举书目中，包括了部分有关西学的书目，如地理类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地球图说》、《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天文算法类的《新法算书》、《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等，但此类西书大都是明清以来被中国学界认同了的“旧籍”陈说，其整体的学术思想却仍然局限于“旧学”范围。所以该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学的一本相当有用的书，为治中国旧学所普遍重视”。[9] “致用”是求学的目的，但学以致用的标准却完全属于中国旧学范围，即“通经致用”是“一可用以考古，二可用以经世，三可用以治身心”[10] 此时张之学问中尚无西学的踪影，更遑论新学。
（二）“西学为用”阶段。中法战争以后，张之洞较多地接受了西学知识，其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转变为由中西学术中求致用”。 [11]在培养人才的学制上他更多地侧重于“西学为用”，从1889年始就致力于学制层面上的创建活动，认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而人才之培植，经济之通达又赖于学堂之创设。当然，与基于科举八股和书院旧学制不同的新学体制的教学内容，应该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不尚空谈，务求实用”，[12] 所以，“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13] 便成为张之洞政务中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张之洞的“新学”目标是“融贯中西”，但其侧重点却在于“西学为用”，而且随着实践的需求和认识的深化，他的“西学”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1889年7月在广州学堂建设中，张之洞引入的西学是“洋务五学”（即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到1895年他的西学认识已经扩充到近代新学科的各个方面，并且对此“专门之学”作了全面概括和归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类体系（四门十六目）：１，交涉：律例、赋税、舆图、译书；２，农政：种植、水利、畜牧、农器；３，工艺：化学、汽机、矿务、工程；４，商务：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14] 此时，张之洞的精力和关注点集中在新学制的“援西入中”上，以突出“西学为用”为主旨，坚持构建以“专门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体系。当然，张之洞并不认为“西学为用”的新学属于西学，而仍是一种新的“中学”，为此，他声称学堂课程分四门十六目，“此乃修我内政，不得以喜新好异学步外人为比。”[15] 由此，张以西学的引入为手段，对中国旧学进行改造，开始创建培植新式人才的新学体系。
（三）“中学为体”阶段。从1898年初开始，张之洞的学术思想由强调“西学为用”转入突出“中学为体”阶段，其标志是在《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提出的“大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的新学制原则。其后，在新学风行的20世纪初年，张之洞学术思想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认为新学体制中出现的一味追求西化的倾向，会导致“新学”发展方向的偏离，所以，与以前“两湖风气未开，姑以四者（即方言、算学、格致、商务等西学—-作者注）开其先路”[16] 的做法有所不同，他开始强调旧学“四书五经”在新学体制中的地位。对于传统学术文化命运和对于中国“新学”前程的双重忧虑，开始弥漫在张之洞的心头：“废时文者，恶其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若不严为定式，恐策论发题或杂采解经字句，或兼采经史他书，界限过宽则为文者漫无遵守，徒骋词华，行之日久，必至不读四书五经原文，背道忘本，此则圣教兴废，中华安危之本，非细故也。[17]
面对“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18] 的形势，张之洞“新学制”的思路转为“今宜筹一体一贯之法，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求才不厌多门，而学术仍归于一定，方为中正无弊”。 [19]
除“通经致用”阶段是他尚未接触西学时的学术思想，完全属于旧学范畴外，后二个阶段的“西学为用”和“中学为体”则体现了他创建“新学”前后侧重点的不同变化，形成所谓“先人而新，后人而旧”的特征。但是，如果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
首先，无论是在戊戌前后“新学制”的创立时期，还是在20世纪初年侧重“中学为体”时期，张之洞都把西学的引入作为创建“新学制”的基本内容。甲午战争前后，张之洞就在两湖地区进行了力度甚大的学制改革，从改造旧学书院和创建新学堂两方面入手，将西学引入了教育体制之内。从1896年到1898年间，张之洞对两湖、经心书院的课程体系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先是废除了传统的理学、文学两门，保留经学、史学，另加舆地、时务形成“新四门”，后又增设天文、地图二门，成为“新六门”。到1899年时，两湖、经心书院已经基本实行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兵法、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格致学、天文、算学等实用科学。至于设立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储才学堂分设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等。对于学堂中的西学内容，张认为虽“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仍嫌不够，“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20]
即使在戊戌政变后，张之洞对于“新学”中的“非圣无法”的“异端”倾向已有所顾忌，开始侧重于提倡“中学为体”，但仍然认为西学等实学内容是新学堂的主要课程，也是学制改革的主要方向。1899年张在《札两湖经心江汉在书院改定课程》中强调说：“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21]
面对戊戌政变后旧学派力反西法的回潮，张专门致书于朝廷的军机大臣申明主张变法采择西法的态度说：“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民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令改章整顿之谓也。”[22]因而，在20世纪初年新学盛行之时，张之洞仍然坚持引入西学以改造旧学，创立新学制的主张，认为“今日育才之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稗世用。”[23]
其二，力主废除以科举为核心的旧学体制，是他学制改革中始终坚持的主张。张之洞认为，中国人才不举，学风不振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科举八股，因而，学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废时文者，恶其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24] 学制改革的关键是废科举兴学堂，“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然而，科举八股“流失相沿，主司不善奉行，士林习为庸陋，不能佐国家经时济变之用，于是八股文字，遂为人们所诟病”。因此，“特是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25] 新学与旧学的区别，从制度上而言就是所谓“旧科举与新学堂”的区别。[26]
戊戌政变后，张之洞对于“新学”的态度由激进趋于平和谨慎，但对于科举八股却仍持坚决反对的立场。1901年在上奏朝廷的江楚会奏三折中，张之洞为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提出了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对于学制的改革。他提议，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新学制取代旧学制，并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社会振动，可采取“拨科举额为学堂额，分科递减，准将学堂所取之士作为举人生员”的办法，如此，则“十年以后，原额广额全归学堂矣”。[27] 在旧学制行将被新学制取代之际，朝廷中的旧学之士形成了力反新学堂之势，致使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趋势一度出现“回潮”。时值有人提议修复京城贡院，张之洞立即上奏朝廷，表示坚决反对：“闻近有修复京师贡院之议，忧焦万状，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假如时议体恤旧学举贡生员，恐其出路渐隘，且虑学堂人材一时难敷用，则或照原议略加推展作为分四科减尽，然不过十年，科举仍必停废。总之，少减缓减则可，或为旧学举贡生员另筹一仕途出路，亦无不可，若修复贡院则万尤不可。”[28] 在张之洞看来，在废除科举旧学的问题上，适当减缓发展的进度可以考虑，但回复旧制是决不允许的，张果断建议：
第一，反对学堂者认为停罢科举后，专重学堂，会导致“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但学堂章程本“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无不包举靡遗”，所以，学堂与科举相比，“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29] 学堂优于科举，兴学堂废科举为历史之必然。
第二，科举为人诟病已久，对于人才影响甚大。当今各省广兴新学堂，为的是急储有用人材。如果朝廷“若非变通科举办法，稍示归重学堂之意，各省学堂安得兴”？现在反对新学者认为“学堂规矩未善，兴办未广，未必遽有人材，故不肯遽停科举。”为此，以六年为期先废科举兴学堂，“如六年后学堂之流弊仍然不除，人才并不能多，即尽复科举原额，停办学堂亦有词以谢天下”。[30]
清末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的分化重组十分复杂和频繁，社会变革和学制改革的过程也异常艰难，但张之洞对于废除旧学体制和创立新学体制的坚定性却并无变化。
在新学取代旧学的制度性变革中，张之洞率先在两湖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新学体制，并明确提出了新学体系中的“中体西用”原则，此后又力主以新学堂取代旧科举，参与主持清末新学制的建立，成为清末学制改革的关键人物，并在最后时刻扮演了旧学制的送葬者角色。
有趣的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初次接触西学并开始主张引入西学时，将有裨实用的算学、格致、公法诸学称之为“绝学”，在《延访洋务人才启》中表达了他“所冀绝学宏开”[31] 的期望。20 多年后（即1906年），当科举、书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新学风行于世时，张之洞又将中国的旧学（即经学、史学、词章三门）称之为“绝学”，并主张设立“存古学堂”以“存绝学息邪说起见。”[32] 新学由“绝学”发展为趋时的显学，并在“新学”体制的作用下，使中国传统的旧学变为了“绝学”。
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议一定程度上保存传统特色的经、史、词章等“旧学”，使之脉系不绝，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影响“新学”的地位。对此，张之洞也有所权衡：“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仅恃各学堂经史汉文功课晷刻有限，所讲太略，文学必不能昌。久之，则中国经史文字无师矣，故拟于武昌省城特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据此可知“新学”一定意义上就指新学堂＿＿作者注）已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33]
即使是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存古学堂，在新学时代也不会是纯粹的“旧学”的复归，它的课程体系是以中西融汇为特征的，断非传统意义上的“旧学”。在分年讲授的课程中，更是侧重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如舆地学第一年、第二年讲习中国今日地理、国朝疆域、海陆边界、各省重要城镇、水陆道路、通商口岸；第三年、第四年讲习地球全体及外国名山大川、重要都会、港口、险要、人种风俗、宗教、政全、天候、物产等。其后，还专门讲授中国前代历史地理及各国国际地理、各国历史地理等。存古学堂学习内容“注重精研中学”，但也“每周各讲习一点钟西学”，‘可资补救各学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阔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34] 因而，存古学堂并非以简单的复古为宗旨。这种兼通中西会合古今的主张，既是张一贯坚持的“中体西用”原则的具体表现，也是新学取代旧学的形势下，中国学术文化本身发展的一种要求，恐不能据而认定为逆时代而行的“复古主义”的回潮。
然而，这一关于新旧学地位的戏剧性的认识，均出自张之洞这位身关新旧之学命运的人物之口，无疑体现了20年间社会文化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巨变。
二
晚清观念和理论形态上的新学，是康、梁维新派政治变革的学理基础，而制度上的“新学”改革又是其维新变法中的主要内容。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不久，康有为于7月3日就上奏《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建议“因省府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35] 7月10日，朝廷以上谕形式将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正式发布，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 之书院为小学。”[36]
旧书院改制为新学堂的变革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戊戌政变的发生，导致了百日维新的流产，同时也使“改书院兴学堂”的学制改革一度中辍。但是，由此开启了的新学体制革新运动，却并未随着康、梁百日维新的失败和“新学”体系的受挫而停止。梁启超回忆说：“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万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失，泉涌涛奔，非复如昔之可以掩闭抑遏矣。 ”[37]
戊戌政变后，新旧学激烈之争的喧嚣平息不久，新学就已经为社会基本认同成为具有社会思潮意义的时代成果，同时，废科举、改书院、兴学堂也成为清政府“新政”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颇具讽刺性意义的是以张之洞、刘坤一合署的“江楚会奏三折”，与戊戌时期《劝学篇》中“权衡新旧”的游移态度显然不同，几乎完全站在新学立场上提出了“育才兴学四条”措施：“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38] 并以十分坚定的语气把学制改革提到首要议事日程上：“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今日时势，……缓无可缓。”[39] “新学”风行于朝野上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于是，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再次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40] 并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从此，改书院兴学堂的新学体制改革运动继康、梁之后，发展成为政府与社会基本一致的行动。时至1902年，“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改书院为新式学堂的运动已胜利地走完了它的曲折历程，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1]
在清朝壬寅、癸卯新学制实施后，新式学堂发展迅速，到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前，除教会学堂，全国已有各级各类学堂8277所，学生达25万余人，“一个有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师范、专门学校相互配套的新学教育体系初具规模”。[42] 如此，附庸于科举的旧学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威势，已经从观念上被视为历史的陈迹。
那么，以新学堂为标志的中国近代“新学”体制，是否能够仅以“西学”来概括其特征呢？显然不能！
第一，从近代新学体制架构的思想历程上看，“西学”固然是新学体系中的主要内容，却并未排挤掉中学，新学的知识体系是由中学和西学共同构成的。刑部侍郎李端芬是较早提倡新学制的官员，1896年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的新学制是以京师、省、府州县三级学校和藏书楼、仪器院、译书院并举的体系。这种学制的架构虽然借鉴了西学，但其主要特征却是中国化的：如三级学校分别选地方俊秀子弟，诸生员、举人，贡生、监生符合年龄者入学；所学课程州县学校为“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省级学校为“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京师大学为“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而已。[43]“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的新学，基本上是从旧书院直接“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44] 而成，同科举书院的旧学相比，它诚然体现了新的特色，却难以西学定其性。张之洞在湖北建立起完整的省区学制系统，“实验一年后，加以扩充，而为奏定学堂章程，是为全国性的学制系统。”[45] 张之洞的学制更多地引入了西学内容，尤其在其专门学堂的设置上。但张之洞的新学原则是道艺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并且十分注意普通学堂的中学内容，在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中均有经学、伦理、修身一类旧学课程。其课本也“暂取旧时课本，……《朱子小学》、陈宏谋《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司马光《通鉴目录》、《稽古录》、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编》。”[46] 况且，在新学制建设上，张之洞强调合中学与西学为一体，并以此避免西化的倾向。在《致宝竹坡》中，他提出了关于“迷途于西法”的看法：“……若云救世，但当破近日目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 方为有益。……西法迷途者，知西人算术机器制作之精，于是心悦顶礼并慕其饮食衣服风俗而效之，……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义理必出于训诂，于是因训诂而事考据，……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 ”[47]
1902年，张之洞上奏朝廷的《钦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在高等学堂科目设置上，已体现着中西合一的特征，其八门分别为“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算学、道德学和文学均附于经学之内，国朝掌故学附于史学之内，测绘学附于地理学之内，天文学附于算学之内，此四门为中西公共之学”。完全标明为西学的另四门是“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48] 所以，张之洞的新学架构正如其言是“宗旨不悖经书，学业兼通文武，……正与三代教士取人之法相合，看似无事非新，实则无法非旧”。[49] 当然不能以西学而概之。
即使是激进的维新派人士的新学制，也没有以“西学”的单一知识体系去架构，仍然是会通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产物。梁启超还特别提醒，中国人才之弱主要不在于西学，而在于中学。他说：“问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浅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员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用洋员以承其乏也，此则可为流涕者也。”[50]因而，新学体制的建立，当然是在弘发中学之本的前提下，会通西学的结果。
第二，从清政府最终确立的系统的新学制的立学宗旨看，也不能仅以“西学”一词而蔽之。在书院改为学堂的初期，许多地方的学堂宗旨都是坚持“中学为体”的，如山东大学堂是“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务各实是求是，力戒虚浮，储为明体达用之才”。[51]较早成立的广西体用学堂（1899年），总体上分为“中西二科”，课程主要是经义、策论，中西算学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经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精心修订而成，是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实际推行的新学制。新学制的宗旨明确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52]在高等学堂的分年课程设置中，传统中学的课程主要有：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钦定诗义折中》、《书经传说汇纂》、《周易折中》、《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周礼义疏》、《礼仪义疏》、《礼记义疏》、历代文章流派等。[53]
西学无疑是中国近代新学及其制度化建设的参照，不过，当中国士人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立足于中国学术文化之基和社会现实，统摄西学而重建新的中学时，其基本的宗旨中则包含着避免西化和失落中学的努力。《奏陈教育宗旨折》中说：“自泰西学说流播中国，学者往往误认谓西人主进化而不主保守，至事事欲舍其旧而新是图，不知所谓进化才，乃扩其所未知未能而补其所未完未备，……各国教育必于其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故其学堂皆有礼敬国教之室。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如修身、伦理、历史、地理等科无不启合校生徒之感情，以养协同一致之性质，故爱国合群之理早植基于蒙 养之初。”[54]
新学制是在“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55] 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西学本土化的结果，却不是西学的照搬和移植。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学制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而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堂科举，新旧并行[56] 的局面。作为“新学”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词语，包含着极强的文化的历史性，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它的特性，而含有民族指向性的“西学”一词，却根本无法揭示出它所具有的实际内涵和特性。
（资料来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张文襄公事略》，《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98页。
[2]吴庆坻：《蕉廊脞录》，《近代稗海》第十三辑，第678页。
[3]《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第1033页。
[4]苏云峰：《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1984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
[5]《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全集》卷首下。
[6]苏云峰：《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7]《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古文二，第760页。
[8]《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古文二，第760页。
[9]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10]《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第608页。
[11]苏云峰：《张之洞的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12]《设立自强学堂片》，《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三十四，第627页。
[13]《创设储才学堂折》，同上，第739页。
[14]参见《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四十，第 739页。
[15]《创设储才学堂折》，同上，第739页。
[16]《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张文襄公全集》第三册，公牍三十五，第118页。
[17]《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第30页。
[18]《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第35页。
[19]《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第31页。
[20]《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同上，第一册，第846页。
[21]《致西安鹿尚书》，《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电牍五十，第12页。
[22]《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年，武昌、湖北学务处，《学务纲要》，第14页。
[23]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
[24]《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第30页。
[25]《妥议科举新章折》，同上，第一册，第849页。
[26]《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电牍五十三，第58页。
[27]《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第58页。
[28]《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电牍七十一，第392页。
[29]《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第29页。
[30]《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书札七，第881页。
[31]《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第529页。
[32]《致瑞安孙仲容主政》，《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电牍七十九，第524页。
[33]《致瑞安黄仲韬学士》，《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电牍六十九，第346页。
[34]《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程表章程》，《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第923——924页。
[35]《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439页。
[36]《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26页。
[3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二），第25页。
[38]《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文襄公集》第一册，奏议五十二，第908页。
[39]《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五十二，第917页。
[40]《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719页。
[41]夏俊霞：《论晚清书院改革》，《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42]学部总务司编印《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3]见李端芬：《请推广学校折》，《新增经世文续编》卷一，时务一。
[44]见李端芬：《请推广学校折》，《新增经世文续编》卷一，时务一。
[44]苏云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第344页。
[45]《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五十七，第984页。
[46]《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书札八，第909页。
[47]《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五十七，第980页。
[48]《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奏议五十二，第914页。
[49]《学校总论》，《戊戌变法》（四），第482-483页。
[50]《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93页。
[51] 参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
[5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中册，第569–570页。
[53]《学部奏咨辑要》卷一。
[54]张之洞：《厘订学堂章程折》，《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奏议六十一，第24页。
[55]蔡镇藩：《请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戊戌变法》（二），第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