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教育会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涵盖全省的民间教育团体。尽管其活动时间不长，但在研究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新观念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在浙江教育的近代化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浙江教育总会，浙江教育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门洞开，欧风东渐。反映在教育上，各地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并试图藉此而达到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是进步的东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由此而始。浙江教育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推进浙江教育近代化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光绪二十三年，自奏设杭州求是学堂以来，从此风气大开。各地多有官立新式学堂之创设。根据当时统计，光绪三十二——三十四年浙江省各类学堂如下表：
类别
时间官立公立私立
光绪三十二年4332977
光绪三十三年3035264
光绪三十四年4030031
（资料来源：《浙江教育官报·报告一》，页97，第十六期）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公立学堂，还是私立学堂，多由私人出资，或合资而成曰公立，或单独捐资而立曰私立。于是各学堂在教学方面就难免各执一见，各行其是。这种混杂的局面，显然不利于全省教育的进一步发达。1906年7月28日学部向清政府最高当局呈奏，以“明定章程，整齐而划一之”，同时拟教育会章程八节十五条。
这是最早出现的全国性教育会章程。该章程规定教育会的宗旨为“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对各级教育会及其关系作了明文界定。之后，各省纷起响应。在浙江，因受早年由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的影响，各地教育会这一民间组织也甚为发达。早在1903年，浙省至少已有绍兴教育会、杭州教育会及奉化教育研究会等组织。从它们的章程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立一个省教育总会以划一全省教育事项已是势在必行。
一、浙江教育总会
浙江省教育总会发轫于20世纪初年，但各种文献资料显示，其成立时间及首任会长均有所不同。据《浙江教育官报》第3期所载《浙江省教育总会公启》（1）：“吾浙教育总会发轫于去年八月，公举张君菊生为会长，孙君仲容、孙君玉仙为副会长。十一月张君菊生电辞，十二月孙君玉仙赴金华，复推升孙君仲容为正会长，公举王君孚川为副会长，孙君仲容于五月归道仙。王君亦以师范任务重不能兼顾，辞职。七月十三日开大会公举项申甫先生为会长，吴雷川先生为副会长。”又《浙江教育官报》第4期登载的《本司支据教育总会咨呈改选会长衔名并修订章程详 抚宪文》（2）：“本年（3）八月初三日准浙江教育总会咨呈，内开敝会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遵照学部通行教育会章程成立，投票公举学部二等咨议官、法部主事孙绅诒让为正会长，前四川越嶲同知、新选金华府学教授孙绅铿为副会长。旋因孙绅诒让回温办学，孙绅锵赴任金华，暂请候选直隶知州王绅廷杨代理。兹值正会长在藉病故，副会长亦一年期满，爰于七月十三日照章开会，改选江西候补知府项绅崧为正会长，翰林院庶吉士吴绅震春为副会长。”
《浙江教育官报》1908年7月创刊于杭州，旬刊，由浙江学务公所编辑，是浙江教育行政官厅对全省教育情况的官方报道。第三、第四期均发行于光绪三十四年。从以上得知，浙江教育总会的具体发轫时间，当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张树年在《张元济年谱》中说：“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公历是1907年9月22日），浙江省各地教育界代表三百余人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集会，成立浙江教育总会。……”（4）在时间上与之基本相符。
不同的意见有：《浙江百年大事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0月，浙江第一届省教育会在杭州成立，公推瑞安孙诒让为教育会长”（5）；《教育大辞典（10）》“孙诒让”条：“浙江瑞安人，光绪三十二年，浙绅公推其为教育总会会长”（6）。
类似有关该会发轫时间的资料还有许多，本文不一一列举。但彼此间多有出入。然而，浙江教育总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何月何日，笔者以为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22日）较为可靠。因为《浙江教育官报》是官方性对浙江全省教育动态的专门报道，而且又是旬刊，对诸如发生在各县各乡甚至各村村民毁坏学校等事件都有较详细的见载。则可以想见：对发生在省城，关系全省教育发展前途的社团活动，不可能不以重要事件加以关注，此其一。其二，浙江当局历来都比较重视教育，举凡与教育有关之事，当局有关人士都愿参与其间，（诚然其中也不乏附庸风雅者）故对教育会的成立，自是甚为看重。既是如此，则有关省教育总会的资料就有较大的可信度。
另一颇有分歧之问题，即是首任会长了。从《浙江省教育总会公启》（7）看，前几届会长名单如下：首举张菊生（即张元济）为正会长，孙仲容（即孙诒让）、孙玉仙（即孙锵）为副会长。后（即11月）张元济坚辞，遂举孙诒让为正会长，王孚川（即王廷杨）副之。翌年五月孙诒让仙逝。于七月十三日举项崧（字申甫）为会长，但因其坚辞，终未正式就职顾问会务。因此，首任会长应为孙诒让。
再从《本司支据教育总会咨呈改选会长衔名并修订章程详抚宪文》（8）看，首任会长也是孙诒让，只是由孙锵副之，而非王孚川。另外，见之于《孙诒让年谱》：“冬十月，阖省士民公推孙诒让为教育总会会长。”（9）也持是论。
然而，《教育大辞典（10）》“浙江教育会”条却称：“清末成立于杭州，称浙江教育总会，首任会长张元济”（10）。《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也载文：“浙江教育总会在杭州成立，推张元济为会长”。等等。
张元济究竟有否出任过浙江教育总会会长一职呢？其子张树年在《张元济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三十三年八年十五日（公历1907年9月22日），浙江省各地教育界代表三百余人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集会，成立浙江教育总会，选举汤寿潜与张元济为会长。汤因总理浙路，辞以不能兼任，遂举张为正会长，选举孙诒让、孙锵为副会长，张当即对众坚辞，并申明不能担任之理由。返沪后张又至函浙江教育总会，称‘明知浙人浙事，于义本不容辞，惟仆才力万不胜任，兼病体犹未大痊，不能勉尽棉力’。坚辞不就。”（11）
由此可见，公众确是曾举张元济为总会会长，但因其坚辞而未就。该会也因此而举孙诒让为会长。如果再翻开《教育大辞典（10）》，找到“张元济”条就会发现，从其出生一直到建国后，始终不曾有提及张曾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一职之文字。这一点还可见之于王绍曾所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2）一书。
而事实上，孙诒让被举为总会会长后，也一直未曾关注过该会事务。“孙因浙东西学界意见分岐，省城与各县又不统一，学会内部矛盾重重，不胜其烦，多次提出辞职。……孙自参加第一次大会后，未曾过问教育会事务。”（13）孙虽也曾“多次提出辞职”，但终究未能辞成：新会长产生于次年（即1908年5月），在其“归道仙”之后，而非如张元济、汤寿潜然，因提辞职而旋即改选。这就说明，孙诒让是正式就职了的。
鉴于此，若对浙江省教育总会的成立时间及其首任会长作一历史描述，似应为：1907年9月22日，浙江省教育总会在杭州成立。首举汤寿潜为正会长，张元济副之；汤辞，举张为正会长，孙诒让、孙锵副之；张亦辞。再举孙诒让为正会长，王孚川副之；翌年孙卒，王亦以师范任重不能兼顾，辞职。遂于七月十三日公举项申甫为会长，吴雷川为副会长。
综上所述，浙江省教育总会成立于1907年9月22日，在成立初期，实际就任会长的是孙诒让。
关于浙江省教育总会，由于没有留存完整的档案资料，其组织构成，会员分布，尤其是会务活动等情况均无从详知，十分遗憾地留下一段空白。
二、浙江省教育会
1912年1月21日，浙江省教育会在浙江公立法政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改浙江省教育总会为浙江省教育会，举章太炎为正会长，沈衡山（沈均儒）为副会长。章因故而辞，未获准。4月7日，浙江省教育会开会，因沈衡山担任行政官，辞去副会长职，增选经享颐为副会长。从1912年成立到1926年月11月，因经费无着停止活动，计有15年之久。根据省教育会成立之初拟具之教育会章程规定，教育会以一年为一届。1915年春季大会，结合教育部1912年9月颁发之《教育会章程》，重新修正会章。新会章规定，改一年一届为二年一届。据此计算，浙江省教育会共存九届。会员总计有多少，因缺乏可靠资料无从统计。但根据《浙江省教育会要览》所载，到1919年夏，已有会员达一千二百人，范围遍及全省各地。可见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从会员的职业看，一千二百人中除43人（占3%）不是直接属于教育界外，其余都从事教育工作。
教育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二个阶段：1912.1——1920.10；1920.10——1926.11。前一个阶段，是教育会主要、也是最辉煌的一个时期。经过教育总会时期主要职员的不断酝酿和更替，到教育会成立时，正式举章太炎为正会长，沈均儒为副会长；沈辞职后，增选经亨颐为副会长；章虽辞而不获，但终因政事而极少顾及会务。因而事实上，经虽为副职，但教育会的活动多由其主持。1913年，经被举为正会长。从此至民国九年（1920），连举连任达五届九年之久。因而，浙江省教育会与经亨颐之间，就很自然地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教育部公布《教育会规程》后，浙江省教育会对自己原有的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按修改后的浙江省教育会简章（共17条，参见《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第1——5页）规定：职员中设会长1名，副会长1名，评议员24名，干事员分常住干事员12名（但视事之繁简得由评议会公决增减之）和临时干事员（无定额）。在会务的分工方面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会长总理会务；副会长协理会务、会长有事故不在时代行职务；评议员协议会务，遇临时事件，有襄同执行之义务；干事员商同会长掌理文牍、编纂、会计、庶务、调查及一切执行事务。”（14）职责分明，办事有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会长、副会长、评议员或干事员甚至一般会员，均规定有一定的资格要求：“凡本国人民，有后开资格之一者，得会员介绍均得入会：
——现任教育职务者
——于教育上富有经验者
——有专门学识者”（15）
总之，是以或热心于教育者，或在教育上有所成就者为限。其旨在于使浙江教育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团体，能真正代表浙江教育界的利益，而不致被官绅或其他社会阶层混杂其间，改变教育会的性质。而那些被接纳入会的会员，也就成了浙江教育会与广大高、中、初等教育界人士之间联系、交流和贯彻会务意图的桥梁。
根据上述要求而产生的第一届职员计35人，其中由两级师范（含优级师范）毕业的达21人，占总数的60%；留学日本、当时从事教育者计6人，占17%；其他（含教员1人，省议员2人，教育司长1人，未知4人）计8人，占23%。其中前两者加教员（均为教育界人）计28人，是总数中的80%。（16）由此可见，第一届职员的这种组成成份，是贯彻了教育会的宗旨的。据此，浙江省教育会至少有如下几点组织特征：
1.严密的组织和完备的机构
清政府学部拟定的教育会章程计有15条，已对教育会的组织制度作了一系列的规定。浙江省教育会在此基础上，根据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又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章程，共计6章17条，对教育会的总纲（含会务）、职员、会员、开会、会费等各方面都作为明确的规定的说明。例如对教育会开展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会议作如是规定：“本会每年春季开大会一次，但有紧要事宜得开临时大会；本会每月开评议会一次，以会长为主席。”（17）春季大会也叫年会，由全体会员参加，主要是总结一年的工作，推举新一届领导成员；评议会也叫常会，一般情况下都定期召开，由全体评议员和本届领导成员集议本月的工作及下月应予施行的各项事务；临时大会又叫特别会议，不定期举行，商议特殊紧要事项。
在内部机构的设置方面，浙江省教育会也设有分工细密、职权明确的各种办事机构，各机构又有专人主持其事，主要有会长、副会长、评议员和干事员，并对各职员的权利义务均有明确的规定，使之心中有数，各司其职。
2.比较浓厚的近代民主特征
诚然，不能说浙江省教育会已完全没有了落后的封建色彩，但其近代民主特征是较为显明、而且显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这可以从其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干部制度和组织原则中得到较为突出的反映。会章第六、第八条分别规定：“会长、副会长、评议员由会员公举；干事员由会长推举经评议会公决之。”“本会会长、副会长之任期二年，评议员一年，连举连任。”（18）这就是说，自正、副会长到评议员，都由其内部全体会员公开选举产生，而且规定正副会长每两年改选一次，评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但连举可以连任。另外，第十二条规定：“凡本会会员有损本会名誉者，经评议会议决，令其出会。”（20）第十六条：“本会议事及办事细则另定之。”（19）凡事有章可循，消除了人为的主观随意性。所有这些，近代民主特征显而易见。
浙江省教育会的这种民主气息，在其举行的议事会议上也有具体体现。无论何事，在浙江省教育会，都有须通过一定级别的讨论议决，从会长到会员，任何人都有无权代表该会擅自决定之，实际上其采用的正是集体领导的方式。
3.具有突出的近代开放性
这不仅表现在浙江省教育会会员的不同籍贯（遍及全省各地）上，而且还有除教育界以外的其他各界中人，有官厅的行政官员（如省议员、国会议员、省教育司科员、长庐盐局长等），也有工程师、律师、医生、甚至工校职员。这种既不限籍贯也不分行业的做法，其旨在加强各地各界间的广泛联系，具有明显的近代开放意识。如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各种教育会议，或举办各种联合会（诸如联合会操、联合运动会、全浙教育会联合国会等）经常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协同发达浙江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教育会不仅在全省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地域观念与其他省份保持比较密切的协作和联系，并积极参与发起和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使国内教育界形成一大联系网络，遇有重大行动即互相呼应，协调行动。经亨颐作为浙江省教育会的会长，不仅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同时还是其他各社会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这种多方位的横向联系，无疑大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发展，与以往各门各派互相保守的传统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教育会的主要活动有：举办各种讲习会，组织全浙教育会联合会、省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江浙教育会协进会和发起并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教育调查、创办教育刊物（《教育周报》，后改为《教育潮》。），倡议开办浙江大学等。其具体职能范围则体现在其章程宣称的七点会务上：
（1）研究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之事项，并设法提倡；
（2）编印教育上有益之图书及学报；
（3）开各种学术研究、讲演、讲习等会；
（4）教育上新发明之改良方法应设法赞助施行；
（5）设法经营教育上公益之事业；
（6）联络各省教育会以图进行；
（7）其他关于教育应行之事项。（21）
应该说，这七个方面如果真正能够付诸实践，则将对浙江教育界起一定的促进作用，或者说，会有利于浙江教育的近代化。然而，教育本身既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又是整个社会系统之一小系统。因而，只就教育系统而图教育发达，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因它必然地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制约。所以必须看到，教育会在当时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和它在这个复杂环境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只能以在野的社会团体的身份去从事本来应该由官方进行的事情。诸如公众娱乐设施、社会公益事业、社会舆论导向等等；同时，浙江教育会面临的许多直接或间接影响民族教育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内政外交事件（如教会学校的大力兴办、“日人在奉扩张教育。”（22）“外部摧残教育”（23）等。）也迫使它从维护民族教育事业利益出发出面表态或进行舆论干预。凡此种种，导致教育会的会务活动常常超出教育职能的范围，而伸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诚然，教育事业的发达仍是其核心内容，其他方面的职能只是这个核心内容的延伸和转化。教育会基于研究教育并力图发达的目的，通过自身的组织力量行使教育职能，同时又针对各种窒碍民族教育发展的社会症结，有限度地行使其他方面的职能，进行排解、协调。这样，使得教育会的地位在当时社会里变得相当重要，其所能发挥的能量和作用不仅涵盖一个省的教育界，而且及于整个社会。可以说，浙江教育会的建立，大大提高了浙江教育界的组织程度，从此有了教育会总其枢纽，握其准绳（主要指对民众的教育影响方面，而非行政命令方面。而官方组织却只能局限在后者），进而能形成一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益和意志的社会舆论和阶级行为，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1924年之后，浙江省教育会会所为浙江教育厅所用，教育会没有了活动场所，从此以后，教育会处于停顿状态。直至抗战胜利，许璇来杭再任农校教员，当时省教育会可以选举伪国大代表，所以又活动起来，但会所无着。及至解放，反动派法令全部被废止，包括省教育章程在内。至此，浙江省教育会的寿命彻底告终。
HistoryoftheEducationalCommissionofZhejiangProvince
HistoryoftheEducationalCommissionofZhejiangProvinceisafolkeducationalorganizationbetweenQingDynastyandMingdynasty.Whichcoveredthewholeprovince.Thoughitdid’ntlastlong，ithasdonealotofworkinthestudyofneweducation，thespreadingofnewcultureandnewideas，etc.AnditalsohasplayedaveryimportantroleinthemodernizationofZhejiang’seducation.
注：
（1）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总会公启。浙江教育官报·论说，1908年8月1日，第3期，
第15页。
（2）浙江省教育厅。本司支据教育总会咨呈改选会长衔名并修订章程详 抚宪文。浙江教育
官报·文牍一，1908年8月15日，第4期，第34页。
（3）《浙江教育官报》第4期发行于1908年。故文中“本年”即1908年（光绪三十
四年）。
（4）张树年。张元济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版，第5章，第71页。
（5）《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5）》，第104页，《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浙江人
民出版社。
（6）教育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228页，。
（7）、（8）清：大清教育新法令。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册第二编，第9—12页，
（9）王云伍。清孙仲容先生诒让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
国六十九年六月，第九辑，第98页。
（10）教育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06页。
（11）张树年。张元济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第5章，第71页。
（12）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
（13）：童富勇。孙诒让与浙江近代地方教育。原杭州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印稿
第134页。
（14）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2—3页，第5条。
（15）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3页，第9条。
（16）根据《浙江省教育会要览·职员·会员》统计而得。
（17）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4页。
（18）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3页。
（19）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4页。
（20）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5页。
（21）浙江教育会编印。浙江省教育会要览·会章。1919年前。第1-2页。
（22）浙江教育会编印。教育周报，1919年前。第52期，第12页。
（23）浙江教育会编印。教育周报，1919年前。第57期，第24页。
（文章来源：《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