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之洞不愧为“旧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张之洞（1837—1909），原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士宦家庭，13岁考中秀才，15岁又考中第一名举人，成为“解元”；1863他进京会试，考中了“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后来一度成为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健将之一，开始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深得主政的慈禧太后的赏识；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跻入了地方督抚实力派的行列；1884年又署理两广总督，直接参于中法战争；后来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直到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
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是发轫于广州而展开于武汉。1889年，正当他认真总结中法战争的教训，积极在广州筹建枪炮、炼铁、纺织诸厂时，清廷调他担任湖广总督。由于接任的两广总督对办厂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上述诸厂，经过清廷的批准，便随着张之洞迁建到武汉，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设备，也陆续向武汉起运，近代工业一直冷落的武汉三镇，从19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出现大办近代工业的繁荣景象。
张之洞在武汉期间，主要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纺织官局等三大近代工业。
首先是湖北枪炮厂的建立。1890年他选定汉阳龟山北麓为厂址，派专人督工监造，除在广东订购的机器设备外，又制造添购了不少新机器，开办经费70余万两平银，常年经费50万两平银左右，1890—1897年间，共实用库平银2100943两。厂内分厂林立，先后设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厂、枪弹厂等等，规模宏大，全部员工估计在3000人以上。机器设备先进，聘有德国技师担任新技术指导，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和快炮，所造的口径7.9厘米步枪，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该厂年生产能力可造枪5000余支，枪弹380余万颗，各种炮150尊，各种炮弹45万余颗；从1894年开始投产至1907年的10余年间，共造步马枪11万余支，枪弹4000余万颗，各种快炮740余尊，前镗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余颗，各种枪炮器具钢胚44.6万余磅，无烟火药27万余磅，硝镪水200余万磅。这个厂生产的军火，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当时李鸿章创办和控制的清政府最大的军用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后者在1867—1894年的28年间，总共只造成各种枪51285支，各种炮583尊，而且式样都很陈旧。难怪张之洞1903年在两江总督任内，狠狠批评江南制造总局：“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7枝，一年只能出枪2000余枝，既不合算，且于武备大局无裨。火炮厂所造车炮，亦不尽适用。”〔1〕
其次是汉阳铁厂。这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二个近代大工业，1891年1月动工建造，厂址也设在汉阳龟山脚下。至1893年冬，各分厂陆续建成，包括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子钢厂、轧钢厂、铁货厂等6个大厂，以及机器、铸铁、打铁、鱼片、钩针、打铜、翻砂、木模、锅炉等8个小厂，拥有化铁炉2座，炼钢炉4座，并另设洗煤机、炼焦炭炉，共用去经费计库平银5829629两。大冶铁矿工程也同时兴建，运矿铁路、铁桥、开矿机器、轧铁矿轧灰石的机器、起矿机器房及沿江码头等，都已修建安装完毕。江夏马鞍山煤矿亦已开通出煤，张之洞打算先购买湘煤、外国焦炭与马鞍山煤渗用，以应急需。全厂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全部购自英、德等国，并聘用30—40名外国技师，主管技术指导。1894年6月，化铁炉正式出铁，日产50余吨，多时可达60—70吨；炼钢炉也开始出钢，各厂机器均开始运转生产。至1895年10月中旬止，全厂共生产铁5660余吨，钢1390余吨。由于经费困难，焦炭成本太高和钢含磷率高不宜轧钢轨等原因，铁厂生产不得不宣告停顿。张之洞被迫于1896年5月14日，札委盛宣怀对铁厂实行官督商办。1908年3月，盛宣怀在对铁厂进行整顿扩建的基础上，又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起来，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商办，进入汉阳铁厂的发展高峰。在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年产钢7万吨，拥有工人约3000余人；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50万吨，拥有工人1000余人；萍乡煤矿年产煤60万吨，拥有工人3000余人。这个企业在当时，不仅是武汉地区和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在远东和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比日本1941年兴办的八幡制铁所规模要大得多。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尽管在他手里的实绩不大，后来的发展也不够理想，但客观上对武汉地区乃至全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因而张之洞后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2〕
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三个大近代工业。
1890年，湖北织布官局正式成立，厂址选定在武昌文昌门外，1891年1月1日开工建厂，5月至10月，英国机器设备陆续运到，1893年1月，正式投产。全局拥有布机1000台，纱锭30000枚，工人2500名，并聘用外国技师数名作技术指导，全部费用共计银1279375.11两。1893—1901年间，官布局共生产原色布330916匹，斜纹布11785匹，棉纱135702担。
官布局投产后，所出纱布，产销两旺，供不应求，每年都有盈余，促使张之洞决心增办南北两纱局。他于1894年，向英国订购纱锭9.7万余枚，以及各项机器全套。次年4、5月间，所订机器陆续运到，北局先行建成，于1897年正式投产，拥有纱锭60656枚，工人1600名。开始是官商合办，后商股要求退出，成为官办。南局因经费难筹，始终未建成，所余纱锭40800枚，一直堆搁在上海，后廉价让给张謇、盛宣怀各半数了事。纱局费用共计银1087422.54两。
湖北缫丝官局，筹建于1894年，局址设在武昌望山门外，属官督商办性质，开办费6—8万两，拥有缫丝车308台，工人300名，每日能制成上等品30斤，普通品近20斤，用湖北当地原料，制成品全部运销上海。
湖北制麻官局，1898年设立，局址在武昌平湖门外，拥有制麻机40台，均购自德国，开办费用共花银70余万两。建厂安机费时5——6年始建成，拥有工人463名。原料用湖北生产的ｚｈù＠①麻，产出的各色麻布麻纱等，销于汉口市场。
布纱两局，开始几年虽有盈余，纱局1899年也曾获利5万两。以后由于外资纱厂的竞争，加上管理不善，纱布滞销，两局出现亏损，产品积压，资金运转不灵，被迫先后停产，丝、麻两局也被波及，同时停工。于是，纺织四官局，不得不于1902年由粤商韦柴封、邓纪常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接办，租20年。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又聘租给徐廷荣等人组织的楚兴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最大的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张之洞花去近400万两白银，历时5、6年，艰苦创建的这一庞大近代纺织工业，虽然成效不大，但在武汉地区四局均属首创，织麻局更属全国首创，这对武汉地区近代化，乃至全中国的近代化，其影响无疑是不小的。
除以上三大近代工业外，张之洞还在武汉地区先后兴办了近10个中小型近代工业，作为三大工业的卫星群。与此同时，他还全面推行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气蓬勃的局面；特别是由张之洞主持的1897年4月动工修筑、1906年全线通车的芦汉铁路，更起着全国近代化大动脉的重大作用。
在短短的10余年间，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兴办的大小近代工业，共投入资金达白银1700余万两，职工总数最多时达16000余人。这一兴办近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在晚清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显然呈现着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为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
二、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与短处
张之洞办近代企业的长处有以下六端：
一是充满爱国图强精神，强调急办大办，雷厉风行，故能在较短的年间，办出如许成绩。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的动机，主要由于中法战争的刺激。在中法战争中，他在署理两广总督任内，主持广东防务，并兼筹台湾和滇桂等省抗法前线将士的饷械。当时，枪支弹药的粗劣不一和严重不足，给予他很深的感触。战后他冷静地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多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外洋，所以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弹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3〕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张之洞所受刺激更大，这就更加快了他急办大办近代工业的决心和步伐，并充满着时代的紧迫感。
二是办企业的气魄大，军民用工业和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先军用后民用和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发展序列。他所办企业的规模相当庞大，一看到布局有利可图，便立即下决心一次便向英国订购近10万枚纱锭和全套机器设备，筹设南北两纱局。从中可看出张之洞办近代工业的“大帅风度”！
三是办企业的资金，大部由张之洞在地方自筹，清廷拨款很少，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兴办的几个大型军用工业，全部资金靠清廷拨款。张之洞所办近代工业的全部资金，估计含银圆达2300余万元，他自筹这笔巨款的过程，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既伤透了他的脑筋，又显示了他的气魄和毅力。如在广东为铁厂筹募到的一笔闱姓巨额损款，原来是向赌场募来的，可见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又如湖北枪炮厂的经费十分困难，每年经常费需银80万两，半数无着落，东挪西移，到处借款，至1907年底，竟亏欠汉口华洋商款达500余万两，无力归还。
四是知人善任。如重用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的蔡锡勇担任汉阳铁厂的首任总办，蔡全身心扑在铁厂的筹建上，直到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如重用政坛怪杰辜鸿铭为幕僚，平等相待，言听计从，在帮助筹建企业中起了不小作用。又如当汉阳铁厂办不下去时，张之洞不愿接受外商投资合办，毅然交付给盛宣怀接办，尽管盛是与自己有嫌隙的李鸿章门下红人。尔后盛宣怀终于把汉阳铁厂扩充为汉冶萍公司，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事实证明张之洞这一着确是走对了的。
五是敢于向西方引进新式而全套的机器设备，不惜重金聘用大量的外籍技术人员。这比起初办的洋务企业是一大进步。例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机器设备，大都不是整套订购，而是东拼西凑和陆续添置的；聘用的外籍技术人员，专业往往并不对口。
六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如刘坤一，奉旨查办张之洞的办企业情况，想以严刑拷打从张之洞手下人员口中，特别想从张的小舅子游芝寰口中，逼供出张的贪污劣迹，但结果一无所获。证明张之洞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但由于时代、阶级和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张之洞办企业的短处也有以下四端：
一是缺乏科学知识，胡乱引进炼钢炉，造成汉阳铁厂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张之洞在1885—1889年间担任两广总督任内，便打算创建一炼钢厂，为芦汉铁路制造钢轨。但煤在何处，铁在何处，事先毫无着落，便电嘱驻英公使刘瑞芬定购炼钢厂机炉。刘即委托英国梯赛特厂承办，厂主答复说：“创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焦煤，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起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4〕刘据以复张，张之洞不但不按照厂主的科学规矩办事，反而口出大言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耳。”〔5〕刘只得再和梯厂厂主商量，厂主便采取敷衍主顾办法，照英国酸法炼钢配置大炉，另照碱法配置一小炉，连同熔铁炉等设备，一并交货。1889年，张之洞奉令调任湖广总督，钢铁厂决定移设湖北，在英厂定购的机炉，也陆续运至武汉。张之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盛宣怀手里弄到了大冶铁矿，又找到了王三石、马鞍山等地的煤矿，选定了汉阳龟山脚下作厂址，建成了汉阳铁厂，至1894年6月开始生产钢铁，前后共支出规银560余万两之巨。结果，马鞍山等矿的煤，勉强炼成的土焦根本不合用，只得向德国购焦数千吨搀合土焦使用，每吨代价高达规银20余两。后改用开平焦，每吨也要17两，成本太高，炼出的钢铁又不合规格，被迫于同年11月停产，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接办后，花了很大力气办了萍乡煤矿，解决了焦煤问题，好不容易炼出了钢轨，可是经各铁路化验下来，含磷太多，容易脆裂，不能采用。盛宣怀只得于1904年派铁厂督办李维格，偕同洋工程师，携带大冶矿石、萍乡焦煤及铁厂所制钢轨及零件，出国求教。经英国专家化验结果，才发现酸法大炉，不能去除大冶铁矿矿中的磷，炼出的钢含磷0.2％左右，铁路钢轨含磷量要求0.08％以下，才不至于脆裂；而碱法小炉炼出的零件，则含磷量少，可供轧制钢轨；铁厂必需拆除酸法大炉，改装碱法马厂炼钢炉才行。于是，盛宣怀不得不下决心重新改装铁厂的炼钢炉，整个改装工程于1908年完工，共花费规银300余万两。改装工程完工后，铁厂才炼制出头等马丁钢，轧制出大量合格的钢轨，开始走上了正常的生产之道。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由于创办人张之洞既缺乏科学知识，又不听人家劝告，反而大言不惭，盲目引进，竟前后耗费了规银千万两以上，耽误了近20年的宝贵时间，走了那样长的一段冤枉路；而企业本身，已是负债累累，百孔千疮，终于为东邻日本所控制，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这一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二是刚愎自用，官气十足。这主要表现在铁厂选址问题上。在决定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不少人主张以厂就矿，铁厂厂址应选在邻近大冶铁矿的江边，即石灰窑黄石市一带，亦即后来的大冶钢厂之所在地，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铁矿砂的运费。然而张之洞以不便亲自控制为理由，坚持仍设在汉阳龟山脚下。当有些外籍专家反对厂址设在汉阳时，几乎引起张之洞大动肝火。
三是同商人合作不够融洽，强调官办。这突出表现在原来是官商合办的北纱局，结果因商股方面感到张之洞官气逼人而心存疑虑，中途要求退出，只得改为官办。这后来又影响到南纱局的资金难筹，始终未能建成。
四是不熟悉商情，不善于按市场规模办事。这主要表现在原来布纱两局，年有盈余，《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新设外商纱厂投入竞争，两局便败下阵来，连年亏损，被迫停产，出租商办；而一经商办，不久便能扭亏为盈，一直发展到成为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
总之，上述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和短处，集中表现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张之洞，仍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僚企业家”。
注释：
〔1〕转引自《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四大实业家是：钢铁业张之洞、纺织业张謇、化学工业范旭朱、轮船航运业卢作浮。
〔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十一》，第八卷，第16页。
〔4〕〔5〕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421页。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