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鸦片战争时期，前线将帅在与英军接仗以前都对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主待客等古老战略战术原则和战争形势充满胜利信心，只是在经过战场较量之后他们对于英军“船坚炮利”才有了真实体验，大多改变了看法，主张仿造西方船炮，“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后方官绅缺乏战场体验，在战后多数仍然停留在战前的认识水平上，他们把清军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前线将帅指挥无能和军队缺乏训练，未能正确估价武器装备优劣对于战争结局的影响，不愿坦然承认落后挨打的事实。由于“师夷制夷”主张未能得到朝野确认，军事工业近代化因此迟迟不能启动。 [关键词] 鸦片战争；师夷制夷；军事工业；近代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开端问题时，不仅十分重视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制夷”主张的内容与意义，而且也很重视“师夷制夷”思想代表作品《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产生的不同历史影响，可以说是成果累累。但是，很少有人从认识史的角度深入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为何迟迟不能起步问题。准确说来，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有些人的注意，但到目前为止，基本停留在笼统的批评上。文章总是从阶级分析出发笼统地批评封建专制政权腐朽没落，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而对于 “师夷制夷”口号为何在当时没有得到社会积极响应，特别是当局在学习西方军工技术方面为何采取消极态度缺乏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
现在阅读鸦片战争前后各种文献资料，我们觉得需要从空间上调整一下分析角度，按照撰写人所处的前后方位置加以考察，就会比较清晰地看到前线将帅与后方官绅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人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对于战争的感受有明显差异，关于战争失败的原因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于英军“船坚炮利”在鸦片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存在不同认识，对于是否应当输入西方船炮技术也就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海防建设近代化的进程。为了弄清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迟迟不能起步的思想原因，这里我们先从第一次鸦片战后沿海军政官员关于海防善后事宜的讨论意见谈起。
一、沿海军政官员：海防善后事宜讨论意见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英国军舰陆续退出长江。1842年10月26日，清廷向沿海各总督、巡抚、将军、副督统、提督和总兵发布了一道重要谕令，要求他们悉心讲求海防善后事宜。谕令说：“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拘泥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实用为贵。”[1]（卷62，P28）这道谕令明确要求沿海各省设法改善海防武器装备，也模糊地谈到了军工生产体制的改革问题。道光帝如此重视海防建设，显然是中国军事装备改善的一个契机。问题是清政府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大力进行海防建设，白白丧失了20余年宝贵光阴？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沿海军政官员对于海防建设的具体思考。
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北京，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的奏折最先到达。他认为陆战是清军所长，与英军作战“斗力不如斗智”，只要组织一支擅长凫水的军队，就可以与其在海洋上周旋。关于武器装备的改善，在他看来并无十分必要，“盖水上决胜，但宜以小制大，以多制少，以暗制明，较为得力。”[1]（卷62，P28）至于鸦片战争的胜败，他认为主要决定于士兵射击火炮的技术程度。今后士兵只要勤于训练，提高了射击准确率，使用中国现有火炮照样可赢得战争的胜利。这种看法显然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认识阶段上。讷尔经额在鸦片战争进行时接替琦善为直隶总督，他没有与英军直接交战的切身体验，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后火炮杀伤力的大大提高缺乏直接感受。军机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祁寯藻、赛尚阿和何汝霖在讨论天津海防善后章程时，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同样缺乏战场经历，看不到讷尔经额的失误。
第二份到达北京的海防善后章程是山东巡抚托浑布和登州镇总兵玉明所奏。他们尽管认为现有水师战船很不适用，当广东《造船图说》提供的几种方案摆在他们的面前时，他们所选择的仍是一种不利于在海洋上行驶的船型。他们的想法仅仅是这种战船在尺度上与旧有水师赶罾船大小相当，水师官兵比较习惯；在技术上看重的只是有风可以用帆，无风可以打桨而已。至于火炮，他们的建议也只是将所有火炮集中在一起，每年冬季对水师战守兵进行轮番训练。托浑布与玉明于1840至1842年均在山东境内任职。他们对于武器装备的改善既没有紧迫感，也没有明确的目标。[1]（卷63，P22-24）
梁宝常继任山东巡抚的时间是1843年元旦，他到任之后针对托浑布与玉明拟订的海防善后章程提出了修改意见。在他看来，托浑布与玉明是“披图立论”，所选择的战船样式，利于内河而不利于外海。他主张对于旧有战船全部加以改造，“今造新船，长短广狭似宜悉循旧制，惟船头改尖，船尾改宽，通船板片加厚，船旁大木加粗，先求坚固，以耐风浪。旧船载炮较少，弁兵放炮之处露身于外，别无遮护，今拟两旁多开炮门，头尾各安千斤大炮一位，两旁安千斤及三五百斤大炮。”[1]（卷66，P30-31）关于火炮，他主张仿照广东新制火炮样式进行铸造，并制造炮架，安放滑车，借以提高火炮运动的机动性。梁宝常于1841年秋冬曾由内廷被差往广东署理巡抚4个月，对于广东海防前线情况多少有所了解。就其基本观点来看，既然他主张仿照广东船炮样式改造武器装备，也就等于支持学习西方船炮技术。因为广东的新制船炮技术正是向西方学习的初期产物。
第三份到达北京的海防章程是两江总督耆英、江苏巡抚程矞采和新任江南提督尤渤共同拟订的。他们在奏折中明确说明，江苏水师官员对于海防事宜意见各不相同，“且也不能确有把握”。他们认为广东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捐造的战船式样比较合用，但由于未经亲自驾驶，感到没有把握。这时浙江水师提督李廷钰正好路经江苏，他们向李廷钰征询意见。李认为潘仕成捐造的战船适宜外海，而不适应内河；许祥光捐造的船只适宜于内河，而不适应外海；福建同安梭船既可以在海洋行驶，也可以进入内河，建议继续修造同安梭船。这个意见被耆英等人采纳。按说，福建水师提督李廷钰参加了鸦片战争，尤渤也作为安徽寿春镇总兵，在1842年6月参加了松江保卫战。他们对于英军的船炮技术都应当有所了解，不应当提出如此低水平的目标，我们只有读了下面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才能理解其想法。就是这种低水平的战船修造计划，在耆英离开江苏后又有变化。1843年4月署两江总督璧昌上奏说，经过他和新任巡抚孙宝善等人商议，他们认为江苏善后事宜应以江防为重，江南官兵柔弱，“骤难责令驾船入海”，加之经费紧张，不如迅速修造舢板小船。璧昌于1837年至1842年4月先后为阿克苏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和陕西巡抚；孙宝善于1842年10月接任；无论是璧昌还是孙宝善，他们都没有亲身体验英军的船炮轰击，缺乏改善武器装备的紧迫感，也看不到改善的明确目标。
署漕运总督李湘棻对于江苏海防善后事宜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江防重于海防，陆防重于水防。李湘棻在京历任户部主事等职，1841年曾随奕山赴广东办理海防事宜，在对于英军缺乏必要了解情况下，他建议奕山向英军贸然发动攻击，结果遭致大败。1842年8月，署理漕运总督。在他看来，英军“船坚炮利”，中国水师在海上无法与其角逐，即使赶造了大船大炮，也没有必胜把握，“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1]（卷65，P16）因此，他主张放弃战船，放弃海洋，按照传统方法铸造巨型大炮防守内河。他的错误不仅仅是反对引进西方船炮技术，要害在于放弃海防。耆英看到了这一点，曾尖锐批评说：“舍水守陆则水师废，水师废则不必夷人之或有反复，即沿海沿江之土匪已足为害。”[1]（卷65，P47-50）
浙江的海防善后规划是由巡抚刘韵珂与水师提督李廷钰负责提出的，在奏折中他们说，英国人对于战船制造，“无不各运机心，故其船坚大异常，转运便捷。而兵船与火轮船尤甚。当其行驶之时，既为风色潮信所不能限，及其接战之际，并为炮火所不能伤。”应当说刘韵珂和李廷钰相当了解英军“船坚炮利”的威力，但他们为什么主张继续修造旧有同安梭船，而不选择西方的船炮技术呢？原来是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既鲜坚大之材，又无机巧之匠，勉强草创，断不能与夷船等量齐观。况舵水人等与船素不相习，于一切运棹折戗之术俱所未谙。即使船与夷船相埒，而人不能运，亦属无济于事。”[1]（卷65，P4-5）而福建同安梭船，家乡人人所习，修造便利，驾驶熟悉。在他们看来，这种船只虽然不能与英国军舰争逐于外洋，但可以牵制于内港。这叫做“与其骛高大之名，而造不适用之船，自不若因地制宜而造适用之船。”在既无优质造船材料，又缺乏先进技术人员条件下，制造类似西方那样的巨型战舰，的确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笔者认为，刘韵珂等人明白中英船炮技术存在的巨大差距，不是不赞成学习和仿造，而是感到存在实际困难，只要条件许可他们还是愿意学习西方军工技术的。
广东在改善武器装备方面最为积极，林则徐、奕山、祁gong、怡良和梁宝常，这些相继担任总督、巡抚或将军的高级军政官员都先后经受过英军船炮的压力，他们都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技术，加强中国的海防建设。林则徐在1840年10月24日的奏片中说：“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2]（卷4）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建造100艘类似英国战舰的大船，50艘中小船，1000门大炮，招募6000名水兵，组建一支与英军“追奔逐北”的强大水师。1841年5月，在进攻英军失败后，奕山认为清军屡败不是将士畏葸怕战，“实无抵御之具”，因此他提出造船铸炮之后，“再为进剿之谋”。[1]（卷45，P26）在奕山看来，需要仿造外国战舰70艘，“庶堪与该夷对敌”。他还认为旧的战船修造制度既然不利于建造高质量的战船，那么，就应该废止它。主张此后制造战船应当不惜工本，不限时日。可见奕山在战败之后吸取了落后挨打的教训。正是奕山、祁gong、梁宝常和吴建勋关于广东试造战船的奏报到达北京之后才引起了道光皇帝高度重视。1842年10月25日的皇帝谕令说：“朕思防海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以致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致拘守旧式，有名无实，据奏停造例修师船，改造战船，所办甚合朕意，均著照议办理。”[1]（卷61，P41）道光帝的这道谕令到达广州时，奕山已被革职锁拿解京治罪。革职留任两广总督祁gong领衔复奏，强调额设战船应当逐渐废除，届期需要拆造的战船应当全部仿照“夷船”制造。
从上述情况来看，关于海防武器装备的改造，沿海军政大员大致有四种意见：第一种观点，承认清军武器装备不如英军，主张“师夷制夷”，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提升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藉以加强海防建设。持这种观点的官员大都是广州前线的将帅和官员，例如，林则徐、奕山、祁gong、怡良、吴建勋和梁宝常等人，他们对于英军的坚船利炮都有切身体验。第二种观点，承认英军“船坚炮利”，但认为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存在种种困难，并且认为通过向敌人学习的方法未必能够最终战胜敌人，“学生”很难打败“先生”。一般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于英军的船炮威力也都有真实的体验，例如，刘韵珂、耆英、程矞采、尤渤和李廷钰等人，他们似乎明白自己应当做什么，但对能否做到显然缺乏信心和勇气，在向西方学习方面不如广东方面的官员态度积极。第三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将帅指挥无能和士兵缺乏训练造成的，中国没有必要向外国学习，依靠中国旧有的船炮以小打大，以众击寡，完全可以战胜英军。持这种观点者大都没有与英军交战的亲身经历，例如，讷尔经额、托浑布、玉明、壁昌和孙宝善等人。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属于第四种观点，例如李湘棻，他作为奕山的随员虽然在前线经历了广州之战，但不承认失败，坚持认为“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主张放弃海洋，放弃战船，继续与英军在陆地进行较量。这尽管是一种爱国主张，但其中隐藏着漠视英军“船坚炮利”的错误观念。沿海官员对待英国的“船坚炮利”前两种态度比较接近，都主张学习和仿造，只是重视程度略有高下之别；后两种态度也比较接近，同是轻视，前者出于盲目无知，后者则是一种心理排斥。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正视失败和落后，在当时既需要在情感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又需要理智的冷静判断。前线的指挥官在与英军接战之前，与后方官员一样，大都期待着军事上的大获全胜，只是在战场上亲身体验了惨败之后他们的思想才发生了痛苦的转变。有无战场切身体验是前后方官员认识出现差异的重要条件。为了便于理解后方多数官员不甘失败不承认落后的心态，下面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前线指挥官经历的思想转变。
二、前线将帅：从“以守为战”到“战守两不足恃”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天朝的君臣尽管看到了敌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也深知中国水师战兵根本无法在海上与英军对抗，但仍然以乐观的态度迎接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拥有众多的士兵、陆战的地利优势和内河海口的控制权，清军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以众击寡，利于防守和持久作战，加之滨海民众的支持，立于不败之地；英军尽管“船坚炮利”，擅长海战，但劳师远征，不仅后勤供应困难，而且水土不服，犯了兵家大忌，似乎是必败无疑。
在广东，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奏折中分析说，英国军舰笨重，吃水深至数丈，长技在于乘风破浪，利于海洋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若令水师整队迎战，不足以操胜算，“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英国的大型战舰一旦进入内河，遇到沙洲就会搁浅，运转不灵，等于坐以待毙。“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处，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游鱼釜底，立可就擒。”[2]（卷13）他还认为，英军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均不熟练，“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缠裹，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1]（卷8，P7）在他看来，内河守卫战是以逸待劳，以众击寡，百无一失。林则徐提出的海防战略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放弃海洋，保卫海口，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对于林则徐提出的这个“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道光皇帝表示完全认同。他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示说：“所见甚是”。而后谕令沿海督抚说，倘若英军来犯，“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1]（卷13，P23）这样，林则徐提出的“以守为战”的海防策略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方针。
前线指挥官对于“以守为战”的战略都是认可的。例如，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于1840年11月25日在奏折中这样说：“查该夷船坚炮烈，若在海洋接仗，制胜綦难。即航海登陆攻击，亦恐其备我甚严，不能下手。并恐其中途拦截，难以前进。奴才细加筹划，惟有守之一策，足以杜其奸谋，而折其骄气。”[1]（卷17，P41）他的具体方案，也不外是“坚守海口，不与相争”，严禁接济，以经济封锁困毙对方。再如，1841年2月署两江总督裕谦认为，英军所恃“惟船与炮”，他从五个方面对比了敌我战船的优劣情况，结论是，我兵“有此五不可恃，不得不舍水就陆。”他坚信清军坚持循海据守，就能赢得最终胜利，英军胆敢上岸，“不难全数歼擒”。
当浙江定海第一次失陷的消息传到福州之后，在福建的高级官员，包括奉命巡视海防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黄爵滋、闽浙总督邓廷桢和福建巡抚吴文鎔在内，都认为与英军相比，清军船炮装备太差，这场海防战争将是十分困难的。当清廷谕令他们调动水师收复浙江定海时，他们于1840年8月13日联衔陈奏说：“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于攻夷则不足。”在他们看来，福建水师无法在海上与英军决战，用小船击大船，“究非长策”。他们建议清廷筹措巨款，建造60艘“工坚料固”的大型战船，每艘战船装配大小火炮三四十门，强调有了这样的舰队才能与英军在海上交锋。[1]（卷12，P12-13）但道光帝觉得丧师失地太丢面子，急于收复定海。他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水师有的是船炮，船小未必是劣势。驾驶轻灵的小船，以众击寡，照样可以赢得海战的胜利，“正不在纷纷添造也” [1]（卷12，P14）。
邓廷桢对于道光帝立即用水师战船收复定海的看法提出异议，再次密奏说：“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舵木较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受亏。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船炮之力不相敌也。”[1]（卷12，P24）显然，邓廷桢十分了解中英双方战船存在的巨大差距，因此他不赞成立即派遣水师战船收复定海，更不赞成把福建2000水兵由海路调往浙江定海。在他看来，这些水师船只一旦与英国舰队在海上遭遇，等于白白送死。他劝告皇帝说，“臣愚昧之见，此时逆焰方张，断不值与之决胜于海上。”应当说，邓廷桢的头脑是清醒的，看法也是理智的。
鸦片战争时期采取“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方针，既是传统海防战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其中既有理智的决断又有盲目的乐观。分析敌我形势，看到敌方“船坚炮利”，利于海战，认识自己所占有的地理优势，强调加强岸防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它低估了敌舰机动作战性能，低估了英军船炮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高估了清军陆战能力，过于迷信地利优势，尤其是对于自己漫长海岸线处处可能被攻击的艰巨海防任务估计不足。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战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英军在战场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清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无法选择时间和地点，往返调兵，结果是“以守为战”变成为坐以待毙，以逸待劳变成为疲于奔命。
战争深入展开之后，在前方作战的清军将领逐渐感到“以守为战”的战略实施起来困难很大。在广东战场上，当英军兵临广州城下时，清廷认为英军已经是孤军进入内河，深入清军云集的省垣重地，这是歼敌的大好时机，只要断其归路，“不难聚而歼旃”，期盼果勇侯杨芳的捷报快速传入北京。当时道光皇帝担心的只是能否全部消灭英军，根本没有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在英军炮火轰击下，果勇侯杨芳尽管已经有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经过试探，觉得并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不敢贸然向英军发动大规模攻击。1841年3月他在奏报中强调有八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水战之具彼有我无”，以陆军对抗海军，“我有定所，彼无定形，远近趋避之间”，未能尽有把握[3]。道光皇帝认为杨芳是在“迁延观望”，对此表示极为不满，着令交部严加议处，并谕令奕山、隆文赶到广州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 [1]（卷26，39）。奕山到达广州后，经过一番布置，于1841年5月21日下令清军向英军发动攻击，经过几天战斗，结果是一败涂地，广州内外炮台尽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清军原来设定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战术在广州归于失败。
福建方面，闽浙总督颜伯焘、福建巡抚吴文鎔和刘鸿翱等人也一致认为清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只能是“以守为战”。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于厦门等地的海防工事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布置。当英军在1841年8月26日发起进攻时，金门镇总兵江继芸与副将凌志率领守岛将士尽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福建门户厦门仍然迅速失陷。道光皇帝看到颜伯焘的奏折大吃一惊，这时他才意识到以往关于英军作战技能的估价明显失误，“至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备。”[1]（卷31，P35）
浙江方面，利用英军从定海第一次撤退的机会，两江总督伊里布和裕谦、浙江巡抚刘韵珂和程矞采、提督余步云和陈化成等人对于镇海、定海的守卫先后进行了大力整顿，既在要隘周围构筑了堑壕工事，又在战前对于将士进行了反复动员。用刘韻珂的话，经过了一年的战争准备，并且调集了全省精锐军队，似乎已经“曲尽无遗”。裕谦当时踌躇满志地认定他们是在张网捕猎，似乎一切都很有把握，不料一经英军攻击，清军阵地立即瓦解。刘韵珂在战后对各地战斗情况做了一次坦白而认真地反省。他说：
伏查自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该逆夷乃直如破竹，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1]（卷35，P5-6）
刘韵珂不是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负责的是军需供应，对于战争的失败不承担直接责任，他的话应是可信的。这段话中最值得清廷重视的应当是“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但道光皇帝偏偏看重的是英军的士气，他在“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一句旁边批示说：“可恶之处，实在于此。”孙子兵法认为，处于危险境地的将士为了求得生存，战斗力往往大为提高，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道光皇帝误以为英军屡战屡胜，是因为他们的士兵孤军深入，士气高昂，不怕牺牲所致。任何一支精锐的军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拥有优秀指挥才能的将帅，训练有素且士气高昂的士兵与优势的武器装备，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在各个战场上一败涂地，固然有将帅无能、缺乏训练、军纪涣散等问题，不过，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是这样，其中不乏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视死如归的将士，但都未能改变战斗失败的结局。与英军相比，清军指挥官的才能不一定有很大差距，缺乏训练的清军士兵在作战士气上因为负有保家卫国的责任也不一定就不如临时在印度等地临时招募的雇佣兵，事实上双方战斗力的主要差距最明显地表现在武器装备的优劣上。
在定海、镇海与宁波被英军占领之后，道光皇帝急忙任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以副督统特依顺和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集军队，严令他们尽快收复失地。奕经从北京出发时并不了解英军作战技能，在各地数万精兵陆续到达浙江后，他决定兵分三路，水陆并进，采用明攻暗袭战术，试图一举收复失地。道光皇帝对于奕经的战术布置表示相当满意，并希望此次对于英军的打击应当是歼灭性的，最好能一鼓成擒，“而杜后患”。谁曾料奕经的三路出兵变成为三路大溃败。
1842年初，两江总督牛鑑对于英军的“船坚炮利”虽然有所认识，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在他看来，英军之所以猖獗，他们的伎俩无非是先用大船大炮轰击我方阵地，使守卫炮台的兵丁不能站立，然后用杉板小船运载“黑鬼”登岸，手执洋枪抢占我方炮台阵地而已，“闽浙失事职此之由”。针对英军的这种先炮击而后抄袭战术，他提出的战术计划是，在海塘上建筑类似城墙雉堞的“土牛”，在缺口安设炮位。战时，先令守塘士兵隐蔽在土坡之后，守炮士兵则埋伏在“土牛”之后，接应之兵则遥伏于数里之外。当敌军开炮轰击时，只要我兵寂然不动，敌方火炮就无法损伤我方伏兵。等到敌船炮火用尽之时，我方火炮齐发，“贼必不支”。如果英军胆敢派遣数百“黑鬼”登陆，我方以数千精兵不难将其全部歼灭。就在英军向吴淞发动攻击前夕，牛鑑还认为陆战是清军的优势，“我兵已层层设炮，节节埋伏，彼不能携带大炮犯我内地，虽有火炮火箭，亦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抬炮。”[1]（卷50，P22-23）道光皇帝对于牛鑑的这套“以静制动”战术颇为欣赏，期望他早建功勋。战斗的结果却是吴淞东西炮台和“土牛”工事一经英军攻击便土崩瓦解。牛鑑饱尝了英军火炮的狂轰滥炸，他的真实体验是：“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非将士不肯用命。”[1]（卷50，P26）
无论在海在河还是在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清军在闽粤江浙战场上，全是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战争初期既定的“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是否正确。战争失败教训了人们，前线指挥官惊叹，英军陆路凶悍情形与洋面横行一样，向来所谓英军登陆即无能为的说法，“殊非笃论”。面对英军的猖狂进攻，他们有的主张购买和仿造洋船，加强海防建设，“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的官员主张使用羁縻手段，尽快与英军签订和约，稳定动荡的国内局势；有的则主张采用清初“禁海迁界”办法，消极对付英军的入侵。
在陆战连连失利情况下，林则徐很快意识到单纯的岸防战争完全是被动的。“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许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也）。”[4]（P18）林则徐对于自己先前制定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战术表示了动摇和怀疑，他认为缺乏可以抗衡的“船炮水军”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船炮水军则非可已之务，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已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 [4]（P18）这样，购买和仿造坚固的战船，组建海军的设想终于被林则徐提了出来。可惜，这种反思和转变发生在林则徐被革职查办之后，他已经无法向皇帝直抒胸臆，只能借助信札向几个好友吐露一下真实的想法。
在广州吃了败仗的奕山、祁gong和梁宝常也很快意识到了战船机动作战在海防战争中的重要性。他们说：“逆夷恃其船坚炮利，因我师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战船无法对付英军，“必须仿照夷船式样，庶堪与该夷对敌。”[1]（卷61，P37-40）在浙江，刘韻珂也同样认识到水师战船是海防战争的必须工具。他说：“我欲制其死命，必当筹海洋制胜之策。若仅攻之于陆路，无论现在师徒挠败，未能取胜，即使日后幸获胜仗，而该夷登舟遁去，我既无精练之水师，又无坚大之战舰，只能望洋而叹。”[1]（卷44，P30）1841年，盛京将军耆英认为清军占有天险地利优势，“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及之1842年调任广州将军、杭州将军后，他的思想立即发生转变，认为清军“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是英军船炮实在令人可畏，“战、守两不足恃”，“不得不暂事羁縻”[5]。
上述参战的高级官员都先后经历了从“海战不足恃”到“以守为战”，再到“战、守两不足恃”，重新寻求“海洋制胜之策”两个思想阶段，思想转变轨迹十分明显。他们对于英军先进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不能简单看成为是败军之将推卸责任的自我辩护。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必须承认优势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总之，前线指挥官大都比较重视先进武器装备的作用，主张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弄懂英国的“船坚炮利”意味着什么，根本不懂得“船坚炮利”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不懂得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他们的认识显然停留在感性阶段，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辩。尽管如此，只要开步走，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洋务运动的展开难道不正是这样？
三、后方官绅：“心忧国事，纸上谈兵”
（一）后方官员在鸦片战争前后对于“船坚炮利”的看法。大致说来，在战争初期，后方官员也都认识到中国水师船炮质量低劣，英军“船坚炮利”，无法在海上与敌军抗衡，主要战场应当选在海口和内河，以为清军拥有陆战优势，加之占有本土作战的地利条件，中国稳操胜券。
1840年11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认为，英军的优势在战舰，“所习者水，所恃者船”，中国不必用战船对攻，“若其近岸，我固不难以炮制胜”。在他看来，英军船炮在水，我军火炮在岸，岸炮对船炮，岸炮占上风，“以岸攻船，自上而下，其势易。”[1]（卷16，P30-32）他显然没有前线指挥官的战争体验，不了解英军火炮的威力，不知道清军火炮技术的落后状态。
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认为，开仗以来，英军之所以毫无顾忌，到处袭扰，是因为我军仅在海岸堵截，未能出洋攻击。敌军盘踞定海，正是我军给予毁灭性打击的好时机，“合江浙两省兵力，以驱逐一无根岛夷”，实在是轻易而举的事情。他虽然认为武器装备精良很重要，但他不知道中英之间船炮技术差距究竟有多大，以为一声令下，中国的军事装备就可以立即改善。1840年12月，他主张统兵大员尽快筹备船炮，集中沿海水师，“致力于水战”，尽快夺回定海。这种对于战争局势的乐观估计，显然不是清醒的。
户科掌印给事中朱成烈认为，英军尽管“船大而坚”，“帆捷而巧”，“炮大而准”，但不能陆战，我军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可以在岸上消灭敌人。1841年4月他提出的战争方略是，第一，利用珠江两岸土堤，挑挖战壕等工事，安设大炮，等待英军再犯，一齐开炮轰击；并在珠江上游集中小型火船，顺流放下，焚烧敌船。第二，将敌船逐出内河后，如果英军敢于把战舰停泊在内洋附近，我兵可以利用众多小船蜂拥攻击其大船，并以大船攻击其小船，这叫做“彼之大船我以小船击之，彼之小船我以大船击之。”第三，派遣小船把敌军大型战船引诱到浅水区，使其搁浅，然后派遣小船左右攻击。第四，在海洋无风敌船不能行动时，派小船进行攻击。第五，利用顺风和夜间袭击敌船。第六，重金悬赏水勇潜水凿沉敌船。第七，收买“汉奸”为间谍，使用反间计离间“汉奸”与夷人关系，等等。[1]（卷26，P1-6）这些办法都是从书本上抄来的，如此谈兵，严重脱离实际。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后方仍有相当多的官员不愿承认失败，他们认为与英国的战争应该打下去。例如，安徽巡抚程茂采认为，英军利于速战，舰队集中于南京江面，已经是孤军深入，是歼敌的大好时机。“今我不与之决战，而与之久持，我持愈坚，彼力愈困，进有所扼，而退难自全，路绝无援，一蹶而同归颠覆矣。”[1]（卷60，P10）他提出的战略战术仍然是将士兵设法隐蔽起来，躲避英军船炮的轰击，然后采用夜袭战术，派遣装载薪火的小船焚烧敌船。这些想法与清军前线官员最初设想的战术一样，在鸦片战争中已经试用过多次，用处不大。
梁章钜曾任江苏巡抚，他在鸦片战后也同样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将士懦弱造成的，英军虚炮一轰，我兵立即“全军皆溃”。在他看来，中英双方火炮技术实际差距不大，所谓“中土之炮远不敌英夷之炮”的说法，“非探本之言”。因此，他不赞成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是知炮不在大，亦不在多，并不在专仿洋炮之式也。”[7]（卷2，P2-3）
李棠阶是河南大儒，1842年官太常寺少卿，他认为，鸦片战争失败主要是由于清军将帅怯懦造成的，“夷人未到，官与兵相率遁去。”并且认为主要是清廷用人不当所致。“第一失著在易林（林则徐）为琦（琦善），堕逆夷术中，遂至著著失手，不可追挽。”[8]（卷2）如此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显然是失之片面，过于看重了指挥官在战争中的作用。一场国际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敌对双方的综合国力，军事技术装备是综合国力的实际体现。
对于上述官员以片概全的议论，徐继畬认为他们无论主战还是主守，因为缺乏实战经验，都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曾经尖锐地批评说：“血性之谈，胪之篇章而甚易；耳食之说，施之实事而多诬。”[9]（卷下，P2-3）大致说来，后方官员与前线将帅的看法明显不同。这些后方官员由于缺乏战场的真实体验，他们对于战争失败的结局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从理智上不能理解。他们的知识仍然停留在书本记录的传统战术原则上，情感代替了理智。他们同声谴责前线指挥官懦弱无能，批评士兵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这样势必忽视中英武器装备存在的差距，学习西方船炮技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二）著名学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于“船坚炮利”的看法。由于著名学者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他们关于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看法对于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这里也需要看一下他们的认识情况。他们的观点在战争前后基本一致，尽管都一般性地承认英军“船坚炮利”，但都不把中英武器装备的差距视为胜败的重要因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魏源、包世臣、梅曾亮、吴敏树、夏燮和梁廷枏。在这些学者中，只有魏源受林则徐直接影响，主张“师夷制夷”，其他人均无这种要求。
包世臣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主张沿海各地全体动员，凡是海口都要驻扎重兵。他看到英军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主张“以夷狄攻夷狄”。他把这叫做“羊吃麦，叫猪去赶” [10]（卷35P10）。鸦片战争之后，包世臣认为，英军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汉奸的帮助，清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军纪废弛和缺乏训练。这些认识显然有很大局限性。包世臣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清醒的学者，他虽然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冲击，但不能透过船炮技术看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提不出应付危机的正确手段。
梅曾亮曾主讲扬州书院。鸦片战争爆发时，他看到英军“船坚炮利”，觉得不应该在海洋和海口与英军发生战斗，主张充分发挥冷兵器的作用，以短兵相接战胜对手。他建议在沿海地区实行清初曾经采用的“迁界”措施，将沿海居民内撤二十余里，挖掘战壕之类的工事，静待英军进攻。“彼见我兵去海远，又沟土避炮，炮无所施，必将登陆。待其近沟，始与接战，彼空行二十里，锐气以衰，我兵又无火器之患。彼衰我壮，然后胜负可得而言也。”[11]（卷2，P15-16）这种想法相当荒谬，一是漠视国家的海洋利益，没有估价放弃海岛和海岸中国将遭受多大损失；二是严重脱离实际，以后撤二十里的巨大代价换取所谓以逸待劳的条件，再用冷兵器对付近代火器武装起来的英军，这种天真设想可能受了小说家的影响。
吴敏树曾官浏阳训导。鸦片战后，面对西方的猛烈冲击，他感到了强烈震撼，先后写成《御夷私议》三篇，全面表达了他的海防主张。在他看来，英军船坚炮猛，我军的抗战不该在海上进行，不该用火炮进行对抗。他提出的海防建议不过是在沿海招募壮士驾驶小船攻击英军的大型敌舰，设法诱敌登陆与其短兵相接，等等。这些建议大多摘自书本，传统战术方法事实上很难应付新的海防危机。他还主张停止一切对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一切外来商品。“今欲困夷，莫如禁商而已矣。禁商莫如尽断洋物而已矣。”[12]（卷2，P8-9）这种停止一切对外贸易的方略如果被清政府作为政策强制推行，不仅无助于清军海防力量的加强，而且会阻止中国海洋经济的正常发展，破坏海洋社会结构，势必引发像清初那样内部社会的剧烈动荡。
夏燮在鸦片战后撰成《中西纪事》，全面表达了他对鸦片战争的看法。从扬长避短的战术原则出发，他认为英军尽管“船坚炮利”，利于海上作战，我军可以利用防守内河的条件，发挥小船小炮轻便的特长，以众击寡，以小打大。“故御夷者，善战不如善堵，堵则船欲小而不欲大，水勇贵少而不贵多，炮务近而不务远。”进入内河的英军战舰这样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束手就擒，“能无一战而蹶耶？”他始终不相信英军可以陆战的说法，假设说，即使英军在内地占领一座城市，由于没有内河控制权，“亦无能为”。夏燮深信，“以我水师之所长，攻其水师之所短”，也就是用小船控制内河，对于海防安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夏燮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坚持“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没有从失败的教训中领悟出新东西。因此，他不赞成向西方学习，认为“师夷”未必能够“制夷”。“中国水师与之争锋海上，使即招募夷工，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无从把握，亦望洋而叹耳。”[13]（卷23，P18）以“茫茫大海，无从把握”，反对“师夷制夷”，表露了作者对于海洋的畏惧心理。在这种大陆意识支配下，他不可能重视国家的海洋利益，也不可能找到加强海防的正确途径。
处在后方的学者具有上述思想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战争的实际经历。不过，也有一些变例。有的人处在战争前线，虽然对于英军的“船坚炮利”有所了解，但从情感和理智上不愿接受失败的残酷事实，坚持认为将领指挥错误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例如，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枏不仅在战时亲眼目睹了英军对广州发动的军事进攻，而且在战后主张知彼知己，积极主动了解西方，写成《海国四说》、《夷氛闻记》等著作。他尽管知道武器装备的劣势是中国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对于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主张则明确表示反对，说什么“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在梁廷枏看来，西方的船炮技术乃至数学知识都是从中国学走的。“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6]（卷5，P171）正是这种错误的历史知识和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蒙蔽了理智之光，使他也未能找到反击侵略的正确途径。
以上这些著名学者关于鸦片战争的思考虽然不无真知灼见，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把战争失败归于将帅指挥无能和士兵缺乏训练，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制夷”主张未能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未能引起社会的共鸣，不可忽视文化心理排斥因素。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传统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想”，以致对于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断，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著。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是由于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军事装备落后，兵制陈腐和缺乏训练等诸多因素造成的。承认战争失败的事实尽管在情感方面是令人痛苦的，但就理智来说可以使人明白落后挨打的道理，催人奋起直追，可以转化为民族自强不息、追求进步的强大动力。笔者以为，不应当把这场战争的失败简单归之于某些人物的错误指挥或士兵的怯懦，这样容易使人麻木不仁，视野模糊，不利于社会进步和改革。
四、鸦片战后中国海防建设迟滞原因
经过上述观察分析之后，现在我们来寻找鸦片战后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迟迟不能启动的原因，就相对比较容易了。一般来说，一种社会政治主张，只有得到社会的共鸣，才能演变为社会思潮，转化为社会运动。如果这种主张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只是少数人的要求，即使有所行动，也很难坚持下去。鸦片战争时期，前线将帅关于英军“船坚炮利”的感性认识，显然没有得到后方官绅的理解和认可，仿造西方船炮技术的活动缺乏响应和支持。当主张移植西方船炮技术的少数官员由于种种原因失去海防前线重要职位之后，他们原来开始从事的海防建设活动自然难以坚持下去。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从林则徐开始付诸实践的。1840年海防吃紧，林则徐看到了英军船炮的优势，决心仿造外国战船，却担心“造不如法”，遂决定购买外国战船，以备演习和研究。当时龚振麟等人受命仿造西方战舰时，还注意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踏轮”行船技术，造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战船。与此同时，为了改进和提高清军武器装备和自卫能力，在林则徐的支持下，广东的军队还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一批英国利物浦制造的钢炮和葡萄牙制造的铜炮。
1841年，奕山、祁gong、怡良等人在广州战败之后，为了改进和提高自己的船炮技术，增强与英军抗衡的能力，扭转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也积极主张仿造西方的船炮技术。他们一方面在佛山设立了三个工厂，昼夜督促仿制西方火炮；另一方面鼓励广东富商潘仕成、许祥光等人捐款仿造外国战船。到1842年4月，佛山先后仿铸成550尊铜铁大炮，另外又通过绅士报效先后购置大小“夷炮”900余尊。从现有资料看，佛山铸造的火炮在丁拱辰指导下在技术上采用了许多西方造炮技术。首先，改进了铸炮技术。第二，利用象限仪，提高了瞄准技术水平。第三，炮弹制造技术有所提高。仿制了两种炮弹：一种是可以远程发射的空心弹，另一种是“蝴蝶炮子”。第四，关于发火装置的改良。第五，关于炮座的改良。第六，对于西方火药的配制比例进行了研究。根据奏报，这些关于火炮技术的改良在军中都迅速得到了推广。可以设想，这些火炮技术的运用对于提高清军作战能力多多少少总要发挥一定作用。[14]（卷55，P15-18；卷56，P31-32）至于战船改造，到1842年10月，广东先后仿造数艘新型战船，“惟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适用，炮亦得力。并仿美利坚国兵船之式，调取各省工匠改造大船。”[15]（卷135，P3988）此后，广东官方仿造外国战船的活动继续进行，到1850年时，经潘仕成监造的“贞吉”等大型战船已有12艘。另外，1842年10月，奕山、祁gong还奏明开始着手“雇觅夷匠”，准备仿造西方火轮船。
在江浙战场上，清军也对西方火炮技术进行了研究。嘉兴县县丞龚振麟在战争之前就比较留心西方军事技术。1840年7月被钦差大臣裕谦调入宁波军营，后来又被浙江巡抚刘韵珂调到省局负责督造军器。龚氏擅长制造，“素有巧思”，他看到英军的火轮船后，心有所会，遂鸠工制成小轮船，以人力代替火力，在湖面行驶颇为灵便。龚振麟与汪仲洋合作利用“夷炮推放尺寸”，先后制成大小铜炮120余门，提高了火炮射击性能。他还创造了铁模铸炮法，事半功倍，大大提高了铸炮的效率。他们还改造了炮架，使火炮可以随意旋转推挽。[14]（卷55，P1-23）
从以上广东与浙江两地仿造西方军器情况看来，清军前线指挥官对于西方火炮技术已经相当重视。这与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官员对于西方军事技术的漠视态度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前线高级指挥官已经意识到，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完全是由于将士的怯懦和缺乏训练造成的，主要是由于武器低劣，无法抗衡。然而武器的低劣，除了科学技术水平较低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军工修造制度不良。由于军工修造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而盛行偷工减料、贪污舞弊。如此根究下去，势必要求制度变革，也许西方军工生产技术的全面移植，正如第二次鸦片战后那样，将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重要开端。
如前所说，主张向西方学习者大都是前线指挥官，由于追究战败责任，鸦片战后他们或落职，或降级，或调任，大都离开了海防前线的重要职位。平心而论，追究战败责任是必要的，但把战争失败主要归咎于将帅的指挥无能，势必忽视对于中英武器装备差距的认识，影响人们的正确判断。到了1846年，除了刘韵珂继任闽浙总督、梁宝常任浙江巡抚之外，沿海各省督抚的重要职位几乎被后方官员全部替换。由于这些后方官员如前所说大都缺乏战场上的亲身体验，他们并不认为武器装备的落后是战败的重要原因，向西方学习不可能受到高度重视，改善武器装备的活动逐渐被搁置，海防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例如，两广总督徐广缙对于鸦片战后在广东出现的“师夷制夷”军事活动表示强烈反对。他看到了英军“船坚炮利”，也承认清军师船装备技术落后，但缺乏战争的实际体验，因而重蹈前人故辙，强调清军陆战和地利的优势，鼓吹使用短兵相接战术。“彼之所长，正我之所短，正当用我之长以攻其短，何能以我所短，骤效其长。如水道恐有难制之术，陆路可取得胜之术。大炮虽为独得之奇，短兵仍有相接之利。”[16]（卷3，P105）他把“师夷制夷”活动看成是“事事效颦外夷”的媚外行为。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1850年，他下令将潘仕成等人监造的12艘大型战船全部裁撤，广东向西方学习的成果就这样被断送了。
与徐广缙相呼应，还有一种声音说，通过“师夷”不能“制夷”，英军不可战胜，海防目标应当转向国内，镇压海盗和内乱，稳定社会秩序压倒一切。黄恩彤就是这样，他认为广东修造的新型战船既不足以抗衡西方战舰，也不利于近海围剿海盗。在他看来，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最终达到战胜强敌的目的很难实现。“遽欲师数万里外不传之巧，期数十年后难必之效”，则是不明智的。黄恩彤非常荒谬地认为，与其让坚船利炮在这些低素质的水师兵弁手中，不能发挥反侵略作用，莫如让他们继续驾驶小型战船还可以多少起到一点威慑海盗的作用。“以干、镆授佣（庸）夫而责以击断可乎？不若释干、镆而弄锄梃也。”[17]（P138）这完全是一种挨打之后甘心失败，不思振作的消极心态。黄恩彤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把巡捕海盗看成是海防的头等任务，“夫防夷一时之事耳，捕盗则无时可置为缓图者也。”在他的心目中，英军的入侵是暂时的，而防范沿海社会动荡则是急迫的长期的任务。既然认定海防危险主要出之国内，那么，制造坚固的大船便毫无用处，“战船患不在小而在大”。因此，他建议停止建造适应远洋作战需要的大型战船，把海防的主要任务重新定位在国内，主张继续修造米艇之类小型战船，以适应近海捕盗的长期需要。
总而言之，英国在近代第一次以“船坚炮利”的方式给予中国的巨大施压，并没有使官绅阶层普遍觉醒。在前线的指挥官虽然直接感受了这种压力，但他们并没有通过“船坚炮利”真正看到这些武器装备所显示的西方工业科技水平和巨大经济力量，也就是综合国力问题，他们尽管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还没有真正明白究竟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实际上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更何况，后方绝大多数官员和学者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武器装备的差距意味着什么，还没有弄懂落后挨打的道理，向西方学习的倡议得不到社会的共鸣和支持。这样中国虽然经受了一次严重军事侵略，清朝君臣没有从中汲取应该汲取的教训，军事装备的落后状况没有引起官方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当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前线官员由于战败被追究责任等原因，相继从海防前线重要职位退出时，中国引进西方船炮技术活动便自然陷入停滞状态。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购买和仿造西方船炮技术洋务运动渐次展开时，中国已经浪费了20多年宝贵的时光。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遗憾。
[作者简介] 王宏斌（1954— ），男，河南省偃师市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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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