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福：胡门问学记——胡思庸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上）
作者题记：
我的老师胡思庸先生为人为学，学界已有公论。刘大年先生在给我的师弟郭双林的信中说：“你的老师胡思庸同志为人治学，纯正严谨，可学的东西正复不少。” 龚书铎先生在《怀念思庸》一文中说：“思庸经常说他很‘土’，其实并非如此。就我同他交往中得到的印象，感到他质朴、实在，从衣着到言论，都朴实无华。他没有自我炫耀，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咄咄逼人之气，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土’”。“思庸谦虚、勤奋。他功底扎实，学识渊博，但总觉得自己不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福州参加纪念林则徐学术讨论会时，开会之余，一有空隙，他就在房间里读书。全神贯注，划划圈圈，读得那样认真。他读的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二程集》。思庸的读书，给了我两点启示：一是做学问要力求有广博知识基础，不能局限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围。思庸着重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同时力求具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础，以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更有深度。二是认真读书，在读懂弄通的基础上去研究、分析，而不是满足于找资料，寻章摘句，为我所用。而这两点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很值得学习”。 而张守常先生，20多年前，则多次在胡思庸先生不在的场合，直呼先生为“中州大儒”。
先生逝世十周年时，笔者正在韩国某大学任客座教授。曾有《文不虚发 有所不为――胡思庸先生逝世十周年祭》在当年《中州学刊》发表。又十年过去，吾年已七十，对先生的思念之情，愈加强烈。忝列门墙，从先生问学多年，仅得绪馀，有负恩师栽培。唯可告慰先师者，弟子一天不敢偷懒而已。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追忆草成此文，寄托对先生的感恩之情及无限哀思，亦期待为当代河南学术史留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如今学生吹捧老师的垃圾文字，泛滥已极，披阅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后附致谢词语，即可见此言不虚。鉴于时下学风、文风，其中夸大其词之类似尚可原宥；至于肉麻之词扑面而来，则再有“耐受力”（此系一医学用语）也不禁令人浑身发冷，不忍卒读。本人不敢忤逆先生实事求是训导及其一贯作风，遵循“朴学”原则，说事而已，留待仁者、智者评判，亦期待我教过的和正在教的诸位学子，从胡先生为人为学之中，得到启迪和智慧。回忆或有不确、错漏之处，俟来日补订。在河南大学求学、工作期间，毛健予先生、荣铁生先生同为我导师，对我及吾妻吕美颐恩泽多多。朱绍侯先生、郭人民先生、林家坤先生等诸前辈及黄保信老师等，在业务和工作、生活上，对我们关爱、提携有加，不敢忘恩负义，皆铭记在心，容另专文记述，谨在此说明。
1.入学遇冷淡
三十五岁到开封，师从毛健予、胡思庸、荣铁生三位老师学习中国近代史。1979年9月初报到，时胡先生在京师人民出版社，修订《中国近代史新编》书稿。毛先生对我说：导师三位，你主要跟胡先生研习中国近代思想史。先上政治理论和外语课，等胡先生归来再给你做专业学习的具体安排。
一等一个多月。胡先生从北京回来了。我们在教研室第一次见面，我满心欢喜和期待，可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来了，好。主要靠你自己学了”。说完，转身走了。我心中涌现出一种莫名的失落。几天之后，又在教研室见到先生，有如下一段对话：先生问；“今年多大了？”答：“三十五”。问：“读过《三字经》吗？”答：“读过是读过，背不下来了”。问：“《三字经》中有一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记得吗？”答：“记得。”问：“什么意思？”我沉默不语。先生说：“意思是二十七岁已经晚了。你快三十七了，努力学吧”。先生一脸严肃，又转身走了。我一时茫然。
2.“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入学时先生对我冷淡，有多方面原因，一和先生性格有关系，二是文革中学生胡乱批判老师使他产生戒心。还有，他有意要试探我是否下了认真学习的决心。有一件事，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研究生魏天安学兄亲自对我说的。当初我参加面试前，胡先生要去北京，不能出席。在系办公室他对毛健予先生说：“这个考生（当年中国近代史专业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录取分数线）来了后要好好面试。当上了中学校长，又是中共党员……”说话时天安兄恰好就在旁边，这也是先生没把话说完的原因吧。我理解胡先生的潜台词是：你当上了校长（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大庆第十七中学—-今五十四中学副校长，不是校长），又是党员，当你的官去呗，能真心想读研吗。据田海林同门讲，胡先生曾和他说，郑永福我考验了他好多年！田说，三年。先生云，岂止三年！当然，这是后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白居易这一诗句，胡先生当着我的面自言自语念叨过不只三次，可为佐证。
3.“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次日，先生正式给我布置学习任务：读四书五经，先读四书，好懂。五经不好读，找好的注释本或注译本看。接着说，知道为什么吗？研究近代史，不能不管古代，近代是从古代来的。要补课，从先秦开始。下学期，要选修中文系赵天吏先生的《说文解字》研读，于安澜先生的文字学讲座。先生以《中庸》上的这句话告诫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说，做人做学问都是一个理，要刻苦努力，积极向上，平静地对待结果。做任何事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扎扎实实地去做。此后，“小人行险以侥幸”这句话先生跟我说过多次。教育我做学问从打好基础做起，不要存在侥幸心里，不要匆匆忙忙急着发表文章。先生是真心为我好。但不为“时风”所动很难，先生也有为自己坚持的原则为学生着急的时候。1985年，河南大学启动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有发表论文要求。先生急了，赶忙找到我，说，要评职称了，人家有的人（指与我差不多同时毕业留校的同学）写了好几篇文章，你怎么样？我心里说，你不是不让我急着发表文章吗？怎么现在调子变了？但表面上平静地说：我也发表了好几篇了，先生才放了心。以后我多次和我的研究生、博士生说过，本不该急功近利，所谓“板凳要做十年冷”，但我是俗人，要申报职称，要提级，要申请住房，不急功近利什么结果？需要多大的“定力”？在当今的形势下，只能是不要越轨，不要太过份是了。
4.先生穷追不舍，学生不敢贸然回答
此后，先生开讲鸦片战争。布置我必读书是姚薇元先生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中国史学会丛刊本《鸦片战争》。每隔三两天见面一次，或在教研室，或在先生家，汇报读书体会，聆听先生指导。一次，先生问：“布置的书之外，还看了什么书？”答：“看了金安清的《水窗春呓》。”先生一连串发问：你看的《水窗春呓》是哪个版本，什么书局出版，哪年出版，读了后你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哪些？此后，每见先生，问起最近读了什么书，我大都不敢轻易回答，怕的是先生穷追不舍，问得我狼狈不堪。
5.第一次受到表扬
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关于《水窗春呓》作者金安清事，先生第一次表扬了我。事情是这样的。时先生家住在河南大学西门外的几间破旧房子里。房子破旧且不论，还小。先生子女多，先生的岳母也住在那里，实在逼仄。隔扇是用秫秸为料，抺上白灰为之，有的地方已经露出秫秸杆。房子是南房，南向有几个小窗，是不能打开的，因为后院的住户养了羊，气味很浓。在搬到教授楼之前，先生是无法在家中写作的，晚上经常到教研室看书写文章。我平时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晚上到教研室学习。一段时间内，晚上我和先生经常在教研室见面。那时先生主要做两件事，很紧张：一是修订《中国近代史新编》书稿，一是酝酿关于林则徐手札的一篇文章。我们各自干自己的事。每当先生干活累了，要休息一下了，便将手中的笔往桌上一扔——夜深人静声音显得很大，我知道，这时候胡先生要给我“开讲了”，讲专业知识，讲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兴致好，这种讲学可持续一个多小时。一次先生正酝酿撰写《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一文，休息时即给我谈起这方面的内容。该文章是对故宫博物院院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订正和补充。该文将文献中的金安清误判为刘斯嵋，因为两人的字相同。先生一时想不起金氏的字，便突然问我，金安清的字是什么来着？我说：眉生。先生大悦，说，你记性太好了！接着说，此眉生非彼眉生啊！不久先生将这篇论文寄给故宫院刊，院刊回信云，只愿意摘登一部分，先生不同意，后在《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全文发表。
6.林言椒对我说先生“迂腐”
谈起《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书稿的修改，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先生慎之又慎，其它作者撰写的部分早就交稿了，先生撰写的鸦片战争部分却迟迟不交，还在不断完善。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很着急。后来林言椒先生曾对我说，你的老师哪都好，就是有点“迂腐”！此处说的迂腐，主要是指生怕书稿有失误，不停地修改补充，以至拖累全书迟迟无法付梓。几年后，当我笑着谈起林先生对我说的话时，先生严肃地对我说：“出版了，白纸黑字就改不了了。写书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有错，但应该对读者、对自己负责，将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新编第一册出版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署名书评，谈到该书亮点时，举的主要例子大部分出自先生撰写的部分。
7. 80分就是高分了
第一学期结束。我的作业是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领导人问题，实际上是听先生讲课的一点体会。次年正月返回开封，将作业交给先生。先生说，我假期里也写了篇这方面的文章，拿回去对照你写的仔细看。我看了先生的文章后，汗颜之外，收获大矣。先生对我说，你的作业我给你80分。80分就是很高的成绩了。
8.先生又表扬了我一次
第二学期，先生给我讲太平天国。开的书主要有丛刊本《太平天国》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次在教研室和几位老师闲聊，聊到社会上发财等话语，我当时正读有关史料，随口而言：“小富由勤大富命”、“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先生很高兴，云，不错，认真读书了。前者为洪秀全《原道救世歌》中说的，后者是洪秀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的话。先生脸一沉又问我：“丛编简辑”中的能静居日记看了吗？答，浏览一过。问：“其中赵烈文怎么评价洪仁玕《资政新篇》的？”答：我背不出原话，记得大意是，赵看完该书后说，看来贼中不是无人，资政新篇中的许多内容，稍加变通，便可实行。先生表扬了我一句。向先生问学十数载，先生当面表扬我不超过四次，这算其中的一次。
9.天奖老师讲课不许笑
学习太平天国时，先生特意请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之一王天奖先生给我讲相关专题。先生对我说，只有一个要求，不许笑――因天奖先生口吃，不擅长讲课。得知这一课效果不甚好后，先生说没关系，我给你重讲。我跟先生学习太平天国史，整整一年，也读了一些书，常得先生耳提面命。先生是学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知名专家，但我却在这个领域始终写不出一篇象样的论文。至今想来愧对恩师。
10.秘诀——先生教我怎样作做“综合性”的文献卡片
天奖老师上课后，先生继续给我讲太平天国。一次开讲，先生拿来他的关于太平天国文献的读书笔记，共四大本，系由信纸钉成。先生说，读书不做笔记，效果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一般读书时，会随手记笔记，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文字摘抄下来，并将看这条材料时自己的想法，特别是“瞬间即逝”的想法记下来备用。“瞬间”冒出的想法非常可贵，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灵感”或“火花”，当时不记下来，很容易忘记。先生说，你看我光关于太平天国的读书笔记就这么多，这还不是全部。这种笔记很有用，但也有一大缺陷。记得越多，越不好用。原因是这种笔记是按时间顺序一天天记下来的，没有分类。人的记性有限，有时为了写某一方面的文章，要把整个几大本笔记从头到尾翻一遍，费时费力，会做许多无用功不说，自己还会很焦急。先生停顿了一下，问：你看书写读书笔记吗？回答：很少记，只做文摘卡片。先生说，记文摘卡片也很有用，也有缺陷。主要问题是，从文献中摘了一段，时间长了，你可能都忘了为什么要摘抄这一条，当时究竟怎么想的，用起来同样不方便。先生说，我建议你将写读书笔记和记文摘卡片结合起来，做一种“综合性”的文献卡片。其做法是，卡片纸要大点，不要到商店买卡片，太贵，又小，用一般笔记本的纸对折即可。卡片上科目一定要写清楚，不要怕费事。如写清该文献是从哪来的，书名，作者名，译著还要写明译者，原著外文名，原著作者外文名。还要注明，哪个出版社出版，哪年出版，第几版，第几册，第几页，第几行。其下，抄写你要摘抄的文字。注意，卡片上方要留夠一定空间，备一个阶段后，你整理时写编号和文献专题分类。摘抄文字完毕，其下方开始写你当时为什么要抄这段话，或一瞬间冒出来什么想法，这段文献说明什么问题，或引发何种疑问，等等。写这些内容时，不求多么完善、条理、准确，甚至也不求文字通顺否，只要日后自己能看明白即可。积攒一俩月或更长时间，做一次整理。卡片上方标明，该卡片的文献属于哪一类，同一专题文献，做一个顺序编号。同一专题的卡片，分别存放。这样，我们们在写论文时，就有用了，也好用了。比如现在我要写一篇太平天国土地问题方面的文章，你一子就可以将一两年或几年看到的这方面的文献及你当时有什么思考一下子都找出来了。写起来就顺利多了。加之卡片上信息完整，校对引文时，便于查找，省去很多功夫，也避免一些可能出的差错。先生边讲，边拿他手中自己的读书笔记及他记的卡片举例。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11.从尼采、叔本华到巴斯特
先生给我上课，有时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比如，讲尼采，讲叔本华等。先生在上大学时便发表过关于尼采、叔本华历史观的文章，讲起来驾轻就熟。先生侃侃而谈，我愚钝初学，常常陷入云里雾中。先生在国立河南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是园艺专业。后学校迁到苏州后因无实习之地及兴趣等原因，先生转到历史系。有这个背景，先生的理科特别是生物学有相当的基础。有时上课，先生就讲起生物学，讲微生物学之父巴斯特、自然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等人的贡献或轶事，这倒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先生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有影响的长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也和先生的求学背景有关。后来先生让我仔细梳理一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输入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我写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输入与晚清思想界》一文。并以此文参加了1987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
12.“永福有打碎酒的传统！”
上文谈到长沙会议，不能不提到1981年我第一次去长沙参加参加辛亥革命史70周年青年学者讨论会干的一件蠢事。此前，先生去湖北参加学术活动时，曾得到湖北武汉大学萧致治先生的招待。此次我去长沙，先生让我带给萧先生一瓶竹叶青好酒——胡先生知道萧老师也去长沙开会。我和荣铁生老师一起乘火车赴长沙。没想到在长沙火车站下车时，几个解放军小战士往上冲（当时长沙坐车很紧张），一下子把我冲倒了。我当时只顾得保护包里的盒式录音机，不想酒瓶撞到火车门里的角铁上，酒撞碎了，站台上飘起酒香，有的旅客还喊了一句：好酒！我的丧气劲就甭提了。几年后先生已经在郑州安顿好新家，我和吕美颐一起去郑州看望老师和师母。我给老师带去两瓶朋友送的宋河酒厂当时出的精品。从河南大学坐公交车，到开封火车站下车时，一不小心我脚底一滑，酒撞到车门上，一瓶立马打碎了。到了先生家，吕美颐向先生汇报此事，先生马上想起我有“前科”，说：“永福有打碎酒的传统！”
13.盛夏中午亲赴学生宿舍指导
第一学年结束。9月初返回开封的第三日上午，先生匆匆来到我住的东二斋宿舍。云：11月（198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筹备组邀请了我，我不去，向山东大学路遥先生推荐你去。你尽快确定选题，向我汇报。一周后，我对先生说：准备重评聂士成。先生说，题目怎么想出来的。答：暑假前在图书馆地下室阅览室，读过胡思敬《问影楼舆地丛书》，中收录有聂士成《东游纪程》的《东三省韩俄道里接交表》，疑此前学界对聂士成评价多有不实之辞。先生说，好！继续搜集资料，逐步理清思路。数日后，大热天的中午，先生带着书又来到我的宿舍，训导我资料再扎实点，立论再大胆点。参加完学术讨论会后，文章于次年在《史学月刊》发表，这就是我在读研期间发表的唯一一篇学术论文，《评聂士成》。后《中国历史学年鉴》有介绍，先生表示满意——其实那篇习作幼稚不必说，还有不确之处，先生表示满意，实际上是在鼓励我，我心里清楚。
14.“多深的水养多大的鱼”
先生常说的一句俗语是：“多深的水养多大的鱼”。意思是做学问受环境影响很大。在河南，学术方面的“水深”有限，怎么办？要创造条件，扩大学术活动的“半径”，争取更多的学术信息，争取更多的交流，争取更多的专家指导。我读研期间及毕业后的两三年内，胡先生为我创造条件，先后参加过山东济南义和团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长沙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山东威海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河南郑州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河南郑州全国第一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等。在福建福州召开的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学术讨论会，我的论文入选，也接到邀请信，虽因工作离不开未能与会，但会后大会提交的所有论文及会议赠送的学术著作，都给我寄来了。先生还请龚书铎先生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请张守常先生、李时岳先生、汤志钧先生等中国近代史知名专家来河南大学历史系讲学、讲课。这些活动，使我更多地了解学术信息，接触了更多的师友，不仅学术眼界大大开阔了，还不断地得到这些师友的提携与关照。
15.请专家为硕士论文英文提要把关
第二学年，先生与我讨论硕士论文选题事宜。我向先生讲了自己的想法，研究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先生初步同意后，让我先做一个学术综述，然后让我列出参考文献目录。并支持我赴京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使论文写作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论文初稿写出后，先生看了我写的英文提要，说：“你入学时英文没我强，现在比我好，但水平也不怎么好，我给你请个专家审定。”先生联系好了后，让我将英文提要送到河南大学外语系老先生李教授那里，请李老师审阅。说来惭愧，我写的英文提要大约有三四页纸，李教授另写了三四页批语（当然先生年事已高，字写得较大），就其中的错误、不妥的地方一一挑了出来并予以更正，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十分感谢李教授，并深切感受到胡先生为了我学业的提高，真可谓用心良苦。
16.打印毕业论文，一个字也不许错！
我的硕士论文稿，先生审阅后说，可以了，可以拿去打印了。然后又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要仔细校对，你校对四遍，让美颐帮你校对三遍，要求就一条，不许有一个错字。”论文印出后，我粗粗一看就发现有个错误，引文中“不识文义者”误打为“不识文字者”。我惴惴不安向先生汇报，先生说：“这就对了。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要求你不许出一个错误，你还可能出个三个五个的。我不这样要求，你就可能出十个几十个错误！”先生还教导我说，论文中出现错字后，没讲儿了，或讲不通了，那还好办，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错字。怕就怕错了还讲得过去，有时候就会出问题，甚至大笑话。先生举了一个例子。1960年代先生的一篇论文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发表。该书将先生写的“傅说对武丁言”中的傅说这个人的姓，看成了繁体字的传，于是该句印成了“传说对武丁言”，弄得先生哭笑不得。
17.“捉放曹从”——“必须留”到“一定放”
1982年夏季研究生毕业，我的派遣方案是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先生得知消息后急匆匆找我谈话，要我一定留河南大学（当时校名是河南师大。我考研报名时名为开封师院，录取通知书改为河南师大，1984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历史系任教。就我个人愿望来说，我当然愿意留在母校河大历史系，所以和胡先生说，我听您的，不去郑州。胡先生说，在这儿说不行，走，咱们一块去找朱先生（时恩师朱绍侯先生任系主任），你要当着朱先生的面保证留校。命运捉弄人，我留校了，并按系里安排，兼任胡先生学术助手，但第二年先生当了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去了郑州，当然还兼着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有意思的是，当1990年后我在河大遇到些不愉快的时候，先生几次找到校党委书记韩靖琦同志，要求学校放我走人。1991年我到了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本来先生想让我到他身边工作，王天奖老师（时任省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也希望我去他那儿。但社科院有人（当然是有点地位的人）不太同意，只好作罢。
18.撰写《<川鼻草约>考略》时的几件事
1982年下半年我留校任教。讲课之余，在胡先生指导下我开始为撰写《<川鼻草约>考略》一文做准备。胡先生对我有两点指示。其中之一是，中方档案资料（包括日本学者从大英博物馆抄回的中文档案）外，必须用外文资料。先生说，不仅这篇文章如此，以后写牵涉到中外关系的论文，必须要有外文资料。中国近代史上中外不停打交道，有中文资料，外文资料也肯定有。不用外文资料，就等于向学界同仁举手投降说，我不行。先生指示我，他似乎见过某种英文杂志有关于《川鼻草约》文章，建议我到北京图书馆查阅。当时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际交流服务非常好（此点阎照祥兄可做证，他受此恩泽比我还要多得多）。我通过馆际交流向北图借阅那种杂志，馆方回信说，那只是个很小的文章，他们给我寄来了新进的恩达科特的专著英文版的《香港史》。我完成初稿送时有病住院（腿上生疾）的胡先生处审阅，先生看了后说，不错，考证性的文章就应该这样写！当先生看到我引用的《香港史》一书的一句话，不甚放心，让我立即回去将英文原书拿来，确定我的译文无误后才放心。第二点指示是，否定《川鼻草约》事关重大，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听听北京大学陈庆华教授等专家的意见，因为他们见多识广。我不好意思打扰陈庆华老先生，就给林华国先生去了信，冒昧询问陈庆华先生主编、林先生等参与的一本书肯定草约签订是否有新的根据。我与林先生1980年山东义和团学术会上即认识了，还曾有过冒犯，林老师不计前嫌，很快回信，说他们写的那本书中也是沿袭旧说，并说：“很可能你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向胡先生汇报后，胡先生说，可以了，文章可以寄出去了。先生问我，准备往哪里寄，我说寄《光明日报》吧，争取发表得快一点，先生赞同。文章见报后先生曾对黄保信老师说，永福不错，我近年已经看出来川鼻草约的问题，和他说了说，没想到他很快就完成初稿了。
19.先生为什么推掉一些书的编写任务
先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参加了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一书的写作。第一册，先生承担了鸦片战争一章的写作任务。本来，先生还答应撰写中册戊戌变法部分，后来决定不写了，邀请汤志钧先生撰写这一章。中华书局李侃先生曾有意邀请胡先生参与
中国近代史的某些工作，胡先生婉言谢绝了。后北师大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邀约胡先生参加中国近代史部分的撰稿。胡先生去北京参加了相关会议，也答应了。先生回到开封后，内心很纠结，有一天将我叫到他家，委托我赴京拜见白先生，说明不能参加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工作了。先生还编了个理由，即河南大学方面教学科研工作紧张，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书稿的写作当中。虽然白先生在我读本科时给我们上过课，但先生是大专家，特别忙，我冒然前去拜访毕竟不合适。于是到京后，我到龚书铎老师家中说明一切，请龚先生转告白先生。龚先生有些不悦，但对胡先生的退出表示理解。龚先生对胡先生的为人为学有相当的了解，这从他撰写《怀念思庸》一文中即不难看出。前面说胡先生“编”了个理由，是有根据的。真实的理由，先生先后断续对我说过。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其一，先生认为关于鸦片战争部分已经写进《中国近代史新编》一书中，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已经体现在那部书稿中了。如果接受新的任务，自己的研究又没有什么更多的进展，多有重复，对读者不负责任，自己心里也不情愿。其二，先生写作极认真，极谨慎，答应了若迟迟不能交稿，恐拖累全书，不好交待。其三，《中国近代史新编》写作过程中，总体来说先生虽是辛苦，也是愉快的。但多人合作，不免因一些琐事磕磕绊绊，引发人际关系紧张。胡先生极不情愿卷入人事纠纷，更不善于处理这些纠纷。这是他《中国近代史新编》一书后，再也没有参加一些类似的写作班子的主要原因。
20.“自己给自己评奖成何体统！”
1982年12月，我将《<川鼻草约>考略》一文寄往《光明日报》编辑部。约两周后，我和胡先生看到光明日报上的刊登的一则即将出版的新一期《近代史研究》论文目录，其中有中国社科院两位知名专家的论文，写的是关于香港问题的几个条约。我们怕该文也提出川鼻草约莫须有，那样，我们的文章就很难发表了，半年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先生立即让我以他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苏双碧先生写信，大意是，希望我们的稿子能发的话尽快发表，若短期不能发表，请立即退回，我们在其他地方发表。结果，这篇七千字的论文在2月2日《光明日报》史学版见报。后来那期《近代史研究》出版了，我们一看，原来虚惊一场，那上面的文章并未涉及我们写的内容。但经此一折腾，倒真是成全了我们，稿件12月30日寄出，到2月2日见报，算上邮寄路途上的时间，也不过一月零3天，真是神速了。文章发表后，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反响强烈，并先后收入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出版的三个学术论文专集。我毕竟有功利心，曾向先生提出申报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评上了对我会很有好处。没想到受到先生的阻拦和批评，先生说：“不要年纪轻轻的就老想什么名啊利的。再说，我是省社科奖的评委和评委会负责人之一，自己给自己评奖，成何体统！”
21.当“较真儿”已成习惯
撰写硕士论文时，我曾引用英文版资料中杰佛逊的话。先生怕译文有误，也是让我将英文版书拿给他过目后，才放心。经先生反复训导，我也长记性了，在写关于严复天演论的文章时，我通过馆际交流从北图借来伦敦1948年版的赫胥黎文集，中英文本对照校读，多有创获。先生曾对我说，你上研究生三年，如果别的没有收获，但英语过关了，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可惜我天生愚钝，用心不专，英语始终没入门。先生做学问极较真儿。一次他写一篇论文时，怀疑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词中译本翻译有误，于是他请教了河南大学外语系美国人吴雪莉教授那个词的英文涵义，又请教了河大俄国老太太（教授，我忘记其大名了）俄文涵义。还请教了北京某专家德文涵义。因原来先生想让我与其合撰，后因故我未参与，但这件事的经过我是清楚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较真儿”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先生的另一面，本不必较真儿的小事他也不放过。如，他委托学生替他寄封信，要有前提，或他已经贴好了八分邮票（当时平信邮资），或他手头有八分零钱。他怕自己忘了，让学生出了八分钱。比如学生给他或师母报销药费之后向他汇报时，要精确到元角分，光说十几元多不行，说十几元几角多也不行，必须元、角、分说完整。否则他会不尽情理地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连个数目字都说不清！此事我和吕美颐亲眼所历，印象极深。是先生以此教育我们什么都要认真吗？可能，但也未必，他就是这么个爱较真儿的人，成习惯了。
22.你没仔细看书！
1984年，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山东威海召开甲午战争90年学术讨论会。先生向会议主持者戚其章先生写信推荐我参加。戚先生回信说，会议住的宾馆床位有限，难以安排您的学生与会，婉言拒绝。胡先生又去电话说，我的学生可以不住宾馆，只要能赴会，住外面招待所、小旅店均可。于是戚先生给我发了邀请信。我提交的论文是《甲午战争与严复》。在分组会上，我则主要谈了对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自救问题（时和章开沅、丁守和先生等在一个小组）。会后返开封向先生汇报。先生问：最近想点什么问题。答，在威海会上小组发言中谈了对戊戌变法性质问题的一些思考，认为那拉氏开始是支持至少是默许变法的。先生说，好。回去读王照《小航文存》，读《方家园纪事诗》。两周后，先生问，书看了吗？答：“看过了。”问：“看出来王照的变法思路与康有为有什么不同吗？”答：“没看出来。”先生很不满意，批评说：“你没仔细看书！回去再看，仔细点，注意方家园纪事诗中的注释。”次日遵循恩师指点，果然有所发现。这条材料也成了我的一篇还算是有点影响的论文重要支撑史料之一。该论文即《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关于戊戌维新性质的一点思考》，《人民日报》摘要介绍，获“卓达杯”特等奖。
23.为购书事先生到学校澡堂子找我
1983年某日，我正在河南大学的澡堂子洗澡，那时学校浴室真是个大澡堂子，突闻先生喊我的名字，我赤身裸体，不免一惊，何事让先生追到澡堂子来了？原来，河南大学历史系委派俩人去天津买书——是否先生主意我不得而知，也没有问过。已经定下有小泉同志，先生意思让我同小泉兄一起去，因带了不少现金俩人去好有个照应。次日便要出发，事情急迫，先生找不到我，后听说我在浴池洗澡，便一直追到了这里。我和小泉兄赴天津买书，收获不小。记得当时买书地点在天津市少年宫。该处存放不少线装书及旧版书，是文革期间收购废品收上来的，还是抄家抄来的不得而知。因当局急于将少年宫恢复为青少年活动场所，故大批量处理。我们得到消息已晚，否则真能淘到不少好书。书有的经过整理，有标价，有的成堆放着，得自己检点，且没有标价，现侃价。记得我们买的成套线装书有多种，如《皇朝经世文续编》，又有经世文二编、三编，有《周悫慎公全集》等，当时价格都不高。另外还买了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单本书。记忆深刻的有1903年出版的吴汝伦《节本天演论》，有王锡彤《抑斋自述》中的《河朔前尘》、《浮生梦影》、《燕豫萍踪》三种等。后者经笔者四处搜罗，在李喜所兄、郑师渠兄及骆宝善先生帮助下，凑齐全部《抑斋自述》七种。与吕美颐一起点注后，搁置多年，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24.先生书桌上的“警示牌”
1952年至1953年，先生先后在《新史学通讯》上发表了《平英团——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第一幕》及《关天培与陈化成》两篇论文。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文章反映了他的学术眼光，但也给他留下了几多遗憾。特别是后一篇文章，有明显的不该有的疏漏，这对胡思庸先生刺激很大。他用铅笔将有问题处一一划出、更正，并在多处写了自责、悔恨的警语。此后他常常把刊载这篇文章的杂志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以警醒自己。这本杂志成了先生书桌上的“警示牌”，弟子在先生家中见到过多次。
25.“最高褒奖”
胡思庸先生治学严谨，主张文不虚发，加之有十年的时间主要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发表的著述不算多。但学界同仁公认，他的文章是高质量的。著名老一辈史学家荣孟源先生在其家中曾对笔者说：“胡思庸有几篇好文章！”当这话传到胡先生耳朵里时，他无比兴奋、欣慰，感到这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高褒奖。他对笔者说：“有的人一生可能‘著作等身’，并不见得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有这样的评价，知足了！” 我在北师大时的老师龚书铎先生1996年著文指出：“思庸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数十年，对中国近代思想史造诣尤深。他的学术论文有多篇在发表时我读过，每次读后都得到益处，留下深刻印象。思庸不是多产作者，身后弟子们为他编的学术文集有30多万字，主要论文都收入了。但他可以说是厚积薄发，不轻易动笔，写必言之有物，严谨缜密，多有创见。评论学者的成就，关键不在论著数量多少，而在于其学术水平和价值。数量很多，但无所创获，甚而粗制滥造，并不值得称道”（见龚书铎《怀念思庸》，文载《求是室文集》）。
26.先生希望我读博士
先生有个心愿，希望我研究生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先生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家中，对我说：学无止境，希望你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上再上一个层次。今天找你来，是想看看你有否这个愿望。如果有，我可以给章开沅先生写封信，推荐你到他那里进一步深造。给你一周时间，想好了跟我汇报。离开胡先生家，我仅想了三天，便向先生汇报，我暂不想读博了。原因是当时吕美颐因过度劳累突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病情较重。两个孩子又小，家里实在脱不开。先生表示理解。
（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