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胡思庸（1926—1993）先生，河南省信阳县人，幼年在家乡上小学，后就读于甘肃省清水国立第十中学。1946年考入河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河南大学1948年南迁苏州期间，转到文学院历史系就读。1951年2月毕业后留河南大学任教。 留校后的一段时间内，胡思庸先生一方面在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新中国第一个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编辑部任职，担任一些行政事宜；一方面充任当时河南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嵇文甫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后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79年12月破格提升为历史学教授。1983年创建河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
胡思庸先生1983年8月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仍兼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直至去世。他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后曾经担任中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委员。在河南大学和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他还曾兼任郑州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河南省委咨询小组特约研究员、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省社会科学职称高评委主任、省史学会会长、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州学刊》主编、河南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中国史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93年8月26日在郑州逝世，享年67岁。
胡思庸先生的一生，是由一个好学深思、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青年学子，逐渐成长为一位有共产主义理想并在学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一生。
胡思庸先生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方法，他一生治学严谨，文不虚发，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曾称他为“中州大儒”，以肯定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
胡思庸先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由于他的根柢深厚，尤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造诣很深，故在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每每取得开创性的成果，引起学界的重视与肯定。胡思庸先生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主要在鸦片战争史和太平天国史等领域。
一、关于鸦片战争史研究
1952年至1953年，他先后在《史学月刊》发表了《平英团——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第一幕》及《关天培与陈化成》两篇论文。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文章反映了他的学术眼光，但也给他留下了几多遗憾。特别是后一篇文章，有明显的不该有的疏漏，这对胡思庸先生刺激很大。他用铅笔将有问题处一一划出、更正，并在多处写了自责、悔恨的警语。此后他经常把刊载这篇文章的杂志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以时时警醒自己。1954年，他在《新史学通讯》1月号、2月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这篇论文可以说是胡思庸先生的成名力作。文章以扎实的史料、充沛的情感、流畅的文笔，评判了林则徐一生的伟大贡献，刊出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一致赞赏。
20世纪60年代，是胡思庸先生的学术成熟期。这一时期他撰写并发表的《林文忠公家书考伪》（《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一文，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该论文就学者经常引用的《清代四名人家书》（广益书局1936年版）中的40余件林则徐家书，一一进行详细的考辨，断定其全系伪造。文章思想敏锐，旁征博引，考证缜密，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成为铁案。后来胡思庸先生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再一次展现了他这方面深厚的专业知识与扎实的学风。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思庸先生在科学的春天中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学术研究高峰。在鸦片战争史研究方面，发表了《清朝的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何玉成冤词——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龚自珍思想论略》《〈川鼻草约〉考略》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可谓硕果累累。
《清代的闭关政策与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一文，从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及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等三个方面，就闭关政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文章还对清代对外贸易的管理和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真知灼见。文章发表后，曾被收入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论文专集》（续编）一书中，成为该领域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194９年后学术界异口同声说是菜农韦绍光领导的。胡思庸先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何玉成是这场斗争领导人的结论，推翻了过去的不实之词，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何玉成冤词——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署名田用）
胡思庸先生师从嵇文甫先生，旧学根柢深厚，尤长于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他发表的《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一文，对乾隆嘉庆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大约一百年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宋学和汉学，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指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意在为清代汉学作一个总结，但其门户之见的卑陋，思想内容的贫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国计民生的冷漠态度，使该书变成一部琐屑的流水账。这正是汉学走向末路的征候”；“鸦片战争前夕的汉宋之争，固然标志着‘汉学专制’局面的崩溃，但宋学也远非胜利者。尽管《汉学商兑》（方东树著）里用了许多人身攻击的恶毒字眼，甚至用乾隆年间文字狱的案例来威胁对方，但那种陈旧而又空洞的性命义理说教，久已为人所讨厌。理学一统的局面也已一去不返。”这一论文对于研究鸦片战争前的思想学术史，有重要价值。胡思庸先生为研究生开了一门课，即《中国经学发展史》。惜由于后来他忙于行政工作，这部他多年潜心研究的专门著作未能完成、出版。但仅就其弟子就课堂笔记整理收入《胡思庸学术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一文，已可看出他对经学研究的独到见解。
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加之深厚的学术功底，胡思庸先生对龚自珍的思想做出了新的评价，引起近代史学界的广泛注目。《龚自珍思想论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的闪光点可谓比比皆是。针对有些学者在论著中否认今文经学对于龚自珍的影响，胡思庸先生通过大量史料辨析，指出龚氏确受今文经学影响无疑。龚自珍在《尊隐》一文中宣告了社会危机的到来，满腔热情地欢呼“山中之民”将要兴起，取代旧的统治。但这个神秘的“山中之民”是谁？他代表哪种政治力量？前此，史学界有人推测是指农民阶级。胡思庸先生通过有说服力的、机智的考辨后断言：“山中之民”决非农民的代表，而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
《龚自珍思想论略》一文最具分量、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对“农宗”——龚自珍的理想国的剖析。龚自珍1823年写了《农宗》一文，作为其“理想国”的蓝图。一些史家对这篇著作评价甚高，认为它有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保护中小地主的意图。胡先生在论文中持不同意见，尖锐指出：“《农宗》的理想国根本无法实现。它不但是空想的，而且在政治倾向上是反动的。”认为，《农宗》中提出的方案，只能扩大官僚地主的特权，根本没有保护中小地主的意义。又“根据《农宗》的设想，是要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用血缘关系的强韧纽带，把穷人（‘闲民’）束缚在土地上，子孙恒为闲民，世世代代不得翻身。而且，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还可以被血缘宗谱的幕布所掩盖……哪里还懂得反抗呢？”胡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龚自珍把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要求社会上货币要少得不能再少，基本上等于取消，恢复到以物易物的时代去，这只能是历史的倒退。胡思庸先生的文章还评析了龚自珍的所谓“改革”主张，认为无法做出较高的评价。当然，正如胡先生文章中指出的，“如实地指出龚自珍的阴暗面并不是要抹去他的光辉。他生当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边缘，思想充满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他对清朝的官僚政治作过深刻的批判，尤其在封建社会晚期，高度皇权专制统治下，许多可憎可耻的东西被他无情地揭发出来，予以鞭挞，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胡思庸先生对于魏源思想的研究，也透出他的睿智与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认为：“在哲学上，魏源的历史进化观点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学者。”但又尖锐指出，魏源给自己的变易的进化观点加上了两条限制，一是强调“道”不能变，一是受今文经学三世说和老子的“归根”“复命”哲学的消极影响，陷入了历史循环论，因而这种变易的观点难以贯彻下去。胡先生还就魏源思想中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及其朴素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予以肯定，但又揭示了其终于走上有神论的失足之处。这些论述，显示了胡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与人不同的地方（《魏源思想论略》，见《胡思庸学术文集》）。
胡思庸先生与其助手郑永福合作的《〈川鼻草约〉考略》一文（《光明日报》史学版，1983年2月2日），获得学术界极高的评价。已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指出：这篇论文，是新中国近代史实考证的重大创获之一。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布公告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即此后所谓的《川鼻草约》），将香港一岛割让英国。其后百余年，中外史籍（包括中国大陆大学、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均沿袭这一说法。胡先生等的文章，查阅了大量中文文献，参考了五六种英文著述及日本学者收集的有关资料，经过缜密的考证，推翻了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结论。指出：“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所谓《川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官防。故《川鼻草约》不仅事后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即便当时也并没有签订。‘订立’‘签订’‘签字’等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武力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侵略战争，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抢夺来的权益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
这篇论文发表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便发表文章指出：此后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涉及《川鼻草约》的内容都要做郑重修订，其根据就是这篇论文。果然，1984年后出版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中，都断然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论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又特约郑永福撰文，重申对《川鼻草约》的考订。《〈川鼻草约〉考略》一文既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著述，其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
二、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
胡思庸先生不仅是一位研究鸦片战争史的专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胡思庸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造诣，显露得更加充分。他发表的《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太平天国与佛教》《汪士铎思想剖析》等论文，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另外还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苗教大起义》《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等文章。
胡思庸先生大学毕业留校后不久，便发表了一篇有相当影响的长篇文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教大起义》（《新史学通讯》1954年8月号）。该文章至今被有些专家看做是研究苗教起义的重要参考文章之一，给予很高评价。1963年，胡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开封师范学院》1963年第2期）。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太平天国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第一篇专门文章，也是至今这方面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比较有分量者之一。
《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一文，是奠定胡思庸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的论文。该文对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多有创见，并纠正了学界过去的一些错误或模糊的看法。文章最有价值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早期，即上帝教创立直至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以洪秀全为代表，在思想上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他们对“孔孟先儒”是十分尊重的，并且往往打着孔孟的旗号进行“革命的托古改制”。那些认为洪秀全把孔子当作“阎罗妖”、“邪神”的意见，是错误的。2.随着思想战线斗争的深化，在定都天京前后，太平天国开始严厉地排斥儒家，洪秀全也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加以审查，删去了那些儒家色彩的部分。但太平天国的“排儒”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执行。洪秀全的晚期作品，仍有不少改头换面的儒家封建思想因素。3.1853年，太平天国开始了对《四书》《五经》的删改工作，但是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为止，《四书》《五经》的任何一部改正本，也没有钦定颁布下来。4.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洪仁玕，又对儒家表示尊重；他力图把儒家思想的有用部分和革命的上帝教义调和起来，并且建立了一种独具体系的历史观。他在某些地方虽然也曾对儒家有所非议，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与软弱的，他还没有摆脱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
《太平天国与佛教》（《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一文，是研究太平天国与佛教关系的开创性的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认真地梳理史料，严密地考证，得出如下的结论：太平天国反对儒、佛、道三教的斗争，是被压迫的农民对封建精神牢笼的勇猛冲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佛教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不管这次运动采取了如何离奇怪诞的形式，不管它是如何不彻底，并且最后归于失败，但它的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在反对“三教”的斗争中，洪秀全是最为激进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佛教与儒家互相结合，长期统治，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前提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洪秀全在世界观上，在思想资料的借取上，都存在着来自佛教的因素，这些佛教的思想因素，有些是通过耳濡目染，有些是通过儒家哲学的渠道，不自觉地带进了拜上帝会。
1978年，胡思庸先生发表了《汪士铎思想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文不虚发，每论必有创见，文采飞扬，平中见奇，可读性极强，胡先生的这些写作特征在《汪》文中有集中的体现，因而这篇文章是胡思庸先生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洪流中，汪士铎不过是一个“泡沫”。《汪士铎思想剖析》一文，就是力图通过对汪士铎的个案研究，进一步透视当时整个思想界的一般趋势和斗争实质。胡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汪士铎对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历史观、人口论及其“王霸之辨”、“藩镇论”的剖析，指出，“汪士铎的思想色彩鲜明，毫不掩饰，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他之所以痛骂孔孟，尊崇申韩，也是为了同一目的”。惟其如此，尽管其激烈抨击孔孟，却深得以程朱理学为标榜的曾国藩等人的同情和重用。文章就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变化作了简明扼要的考察分析后指出：“曾（国藩）、胡（林翼）都是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相标榜的。但正如汪士铎不是什么‘法家’一样，曾、胡也不是纯粹的儒家，更不是纯粹的宋学。只要能把农民革命镇压下去，他们什么手段都用，什么思想武器都用。他们不但‘汉宋兼采’，而且‘儒法并用’。”该论文发表后，引起学界的重视，国内权威报纸作了摘介。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胡思庸先生作为河南学者，对河南地方史也极为关注。他参与了关于民国初年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的调查工作，并撰写了《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第5期）。后发表了《五十年前的白朗起义》一文（《河南日报》1961年12月19日、20日）。他还与王天奖先生合作撰写了《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一文。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他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也倾注了热情。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一文（《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在1984年全国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上报告后，即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发表后，得到较高的评价。
《“五四”的反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热》一文，是胡思庸先生提交到在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收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该讨论会论文集中，并发表在《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上。该论文着重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并对当时文化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倾向，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树立健全的开放心态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五四以来，我们为了追求西方现代化，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几十年一贯地反复扫荡。主流是好的，但也有盲目的非理性的破坏，例如文化大革命等。一味地破坏，这不是五四先驱者的本意。我们还有一种“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哲学，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不能超过了限度，凡事物都有一定的限度，真理也有一定的适用边界。孔子说“过犹不及”，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合理一面。
胡思庸先生治学严谨，主张文不虚发，加之有十年的时间主要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发表的著述不算多。但学界同仁公认，他的文章是高质量的。著名的老一辈史学家荣孟源先生曾对郑永福说：“胡思庸有几篇好文章”！当这话传到胡先生耳朵里时，他无比兴奋、欣慰，感到这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高褒奖。他对郑永福说：“有的人一生可能‘著作等身’，并不见得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有这样的评价，知足了！”
胡思庸先生长期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他学术造诣深厚，治史严谨缜密，态度谦虚谨慎，对学生谆谆善诱，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他常对学生和青年教师谈的有两句话，一是“文不虚发”，要求他们学习要脚踏实地，研究要有真知灼见。另一句话是“有所不为”，意思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要尽量屏弃对名利地位的追逐，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两句话胡先生一生当中身体力行，为学生树立了榜样。“文不虚发”，他无疑是做到了；“有所不为”在他身上同样有突出的体现。河南的社会科学学界中，胡思庸先生是在全国有较高学术地位的顶尖学者之一，但他不是省管专家，更不是国管专家，也基本没有获得过什么科研奖励，他对此从来没有发过怨言，不为名利所累。当了社科院院长之后，他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平等待人。他鼓励学生不为一些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所动时，常常引用他的老师嵇文甫先生数十年前的一段话要学生引以为诫：“我们应该知道，学术的确是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所系，学术救国决不是一句好听的单方面话。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一到了所谓‘学绝道丧’，所谓‘上无礼，下无学’，一到了大家都‘不悦学’，不尊重学术，不尊重学者，那就是必亡的征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精神堕落了，腐化了，不肯向上，不求进步；什么原理原则，正当不正当，都不管了。于是乎卑污苟贱，乱闯瞎碰，混、混、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嵇文甫《纪念李敏修先生》，《嵇文甫文集》中册第390页）这些都是他留给他的学生们的宝贵财富！
（原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