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福：胡门问学记——胡思庸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下）
作者题记：
我的老师胡思庸先生为人为学，学界已有公论。刘大年先生在给我的师弟郭双林的信中说：“你的老师胡思庸同志为人治学，纯正严谨，可学的东西正复不少。” 龚书铎先生在《怀念思庸》一文中说：“思庸经常说他很‘土’，其实并非如此。就我同他交往中得到的印象，感到他质朴、实在，从衣着到言论，都朴实无华。他没有自我炫耀，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咄咄逼人之气，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土’”。“思庸谦虚、勤奋。他功底扎实，学识渊博，但总觉得自己不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福州参加纪念林则徐学术讨论会时，开会之余，一有空隙，他就在房间里读书。全神贯注，划划圈圈，读得那样认真。他读的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二程集》。思庸的读书，给了我两点启示：一是做学问要力求有广博知识基础，不能局限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围。思庸着重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同时力求具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础，以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更有深度。二是认真读书，在读懂弄通的基础上去研究、分析，而不是满足于找资料，寻章摘句，为我所用。而这两点对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很值得学习”。 而张守常先生，20多年前，则多次在胡思庸先生不在的场合，直呼先生为“中州大儒”。
先生逝世十周年时，笔者正在韩国某大学任客座教授。曾有《文不虚发 有所不为――胡思庸先生逝世十周年祭》在当年《中州学刊》发表。又十年过去，吾年已七十，对先生的思念之情，愈加强烈。忝列门墙，从先生问学多年，仅得绪馀，有负恩师栽培。唯可告慰先师者，弟子一天不敢偷懒而已。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追忆草成此文，寄托对先生的感恩之情及无限哀思，亦期待为当代河南学术史留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如今学生吹捧老师的垃圾文字，泛滥已极，披阅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后附致谢词语，即可见此言不虚。鉴于时下学风、文风，其中夸大其词之类似尚可原宥；至于肉麻之词扑面而来，则再有“耐受力”（此系一医学用语）也不禁令人浑身发冷，不忍卒读。本人不敢忤逆先生实事求是训导及其一贯作风，遵循“朴学”原则，说事而已，留待仁者、智者评判，亦期待我教过的和正在教的诸位学子，从胡先生为人为学之中，得到启迪和智慧。回忆或有不确、错漏之处，俟来日补订。在河南大学求学、工作期间，毛健予先生、荣铁生先生同为我导师，对我及吾妻吕美颐恩泽多多。朱绍侯先生、郭人民先生、林家坤先生等诸前辈及黄保信老师等，在业务和工作、生活上，对我们关爱、提携有加，不敢忘恩负义，皆铭记在心，容另专文记述，谨在此说明。
（接上）
27.先生对学生的两个不容忍
先生的认真劲儿，还表现在对学生的两个不容忍。一是不容忍学生读、写错别字。说是不容忍，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发生，先生一定予以纠正。其方法是找来词典，让学生自己查，以加深印象，长记性。二是不容忍学生写作中，引用了自己都没弄不明白的文献。先生为此还少见地对一位青年教师大发雷霆。一次在先生家中，先生审阅那位青年教师的一篇文稿。看着看着，先生眉头紧锁，说：“你过来，念念你引的这两句话，说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位青年教师见胡先生极其严肃，越发吱吱唔唔。先生厉声说到：“这段话你根本不明白！没明白还要写，难道你写出来是让读者明白的吗？”接着先生平静下来，一一说明那段文字应该如何断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先生为这类事情发火，极少见。更多的时候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话又说回来，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先生个别时候也有。先生当了院长后有时因开会不能上课，我便临时代上。先生有一次还听我的课，给我具体指导。一次先生听我谈到龚自珍的号“羽琌山人”，立即问我“琌”字你刚才怎么读的，我重复了一遍，并向先生说明我查过字典。先生查了字典后说，好，以前我读错了。
28.讲魏源思想要读《二程遗书》
先生去郑州当了院长后，他教的1979级本科生的课《中国近代思想史》一部分由我来承担，1980年级起主要由我承担，先生有时间，作些专题讲座。我讲课中，因我初学识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部分，基本上照搬先生给我讲课的笔记及先生发表的文章。先生对我上课，多有训导。如讲魏源哲学思想，先生对我说：“不要完全照搬我的讲义，要读《二程遗书》，补充内容。”我选读了《二程遗书》后，即将有关论述录入自己的讲稿。如明道云：“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伊川云：“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 先生又指示我读点中国哲学史。先生说，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要看文革期间的修订本，要看其1949年前出版的本子。恰好，1984年中华书局把1961年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旧型重印的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再次印刷，我随即买了一套。由于自己水平低，读了之后许多地方甚了了，但结合先生给我所讲，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学发展脉络算是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先生还让我抽时间读周予同本、范文澜本《群经概论》，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书我并没有仔细看。
29.“老夫聊发少年狂”
先生为人为学一向低调，就是在学生面前也是如此。诚如龚书译对胡先生的评价所说：“就我同他交往中得到的印象，感到他质朴、实在，从衣着到言论，都朴实无华。他没有自我炫耀，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咄咄逼人之气。”（《怀念思庸》）但偶有例外。一次向先生问学，当日先生颇高兴，于是谈起了诗歌。先生说，他年青时也喜欢写诗。在河南大学南迁苏州时，他写的诗歌，曾被学生游行队伍在苏州街头向民众朗诵，此情此景苏州当地报纸曾有报道。谈及此事先生颇有几分得意。接着先生对我说：你相信不，我现在仍然可以七步成诗！不知怎的，我头脑中突然冒出东坡先生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出现在我面前的先生的形象，俨然变成一位热血青年学子。平静了一会儿后，先生又对我说，好好学习吧。但再努力，你也成不了一个一流学者了。因为你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你没读那么多的书！先生为了鼓励我读书，多次送书给我。其中有《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及12卷本《饮冰室合集》等。按：先生说我成不了一流学者，是在激励我，也实在是抬举了我。想我1963年上大学，两年后即赴山西长治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1966年返回学校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五年制大学实际学了两年。1968年12月底毕业到大庆油田，先当安装钳工，后当中学老师，教过政治、英语，甚至还短时教过物理和化学，就是和历史学不沾边。十年后才读研究生，已经35岁，一切从头学起。自知以我德我才，甭说一流、二流学者，入流也难以企及。但有严师督责，不敢不努力而已。
30.生活中的几件小事
先生生活简朴，穿着也不甚讲究。在京修订《中国近代史新编》时，穿过一件新的“的卡”棉短大衣。不知何时，吸烟不慎衣服袖子上烧了个洞，回来后由师母补上了。冬天，先生穿这件衣服，和我说过两次：“你看看，好不容易买了件好衣服，还烧了。”惋惜不已。
先生喜欢喝点酒。但在开封时，我没和先生一起喝过。后来，先生住在郑州东明路高知楼，我多次去过。有两次先生让我陪他喝酒。我1985后因胃痉挛就不能喝酒了。两三次因喝一点点白酒或红酒便因胃痛被送进医院（一次是张开荣、丁建定君送的，另一次是高海林、宋会群兄送的）。先生说，少喝点，没事。和先生两次喝酒，都是先喝一小盅白酒，再喝半杯红酒，再来一杯啤酒。结果真的一点事没有。
1980年代初，一次先生去上海出差回来后给我讲了个故事。从开封上火车，不但没有买上卧铺票，也没有座号。先生一直站到过了徐州。先生实在难熬，便找到了列车员，出示了自己的标明是教授的工作证，说：我是教授，能否帮忙找个座位。列车员痛快地答应，并解决了问题。先生对我说，我从来没拿教授头衔说过事，这次实在是没招了，才出此下策，没想到还真管事。看来人们对教授还是尊重的。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1980年代中，先生去开封北道门买菜，想顺便买点熟的猪耳朵，回来当下酒菜。当排到售货窗口时，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被小偷偷走了。先生一连几天不痛快，见着我就说，不就是欺负我老头子吗！
31.先生研读《圣朝破邪集》
20世纪80年代，先生从南方归来，和我有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一是谈他去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看书事。谈到先生看《万国公报》华文主笔沈毓桂（1807——1907）的《匏隐庐文稿》的体会，特别是沈的中体西用的观点等。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圣朝破邪集》一书的问题。先生从南方某处见到此书，认为研究价值很高，特意出资请人按原线装书格式抄写一部，共八册（当时没有复印机或不允许复印笔者不得而知）。先生让我去北京图书馆柏林寺藏书处查阅资料时，代他查阅利玛窦《天主实义》。我去了之后，柏林寺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天主实义》仅存上册，缺下册。回来报告先生，先生略有不快，认为该处不可能没有全书，疑我查书不细。后过了几个月，先生借赴京出差之机，也去了趟柏林寺找到管理人员询问，果然如我所言。为此先生还向我表示过歉意。又过了几个月，在先生家又谈起《圣朝破邪集》一书，书就放在先生书桌上，先生让我拿回去翻几天。我看到先生不仅读了，且有圈点或有眉批。如总目卷一沈某《参远夷疏》条上批“沈某，明史卷二百十八有传”。《奏为远夷情形其诡》条，先生批注“其”字为“甚”之误。有的地方批注“应查年号”等。凡书中提到外国传教士的名字，如厐敌我、熊三拨、艾儒略、利玛窦等，先生都加上记号。有一处先生夹注“浅陋可笑”一小纸条。凡遇有谈到天、上帝等处或谈到排佛斥老抑儒处，先生格外关注。先生看书之仔细，令我印象深刻。至于先生打算写什么文章，是否已有部分手稿，先生未与我谈，我不得而知。我的印象是，先生因忙于他事，似没有全读完该书就放下了。
32.《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与《杰士上书汇录》
先生当了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特别重视院图书馆的资料建设。这一点图书馆的馆长和丁巍同志和我说过多次。学术价值高又成大套的书，自然价格不菲，先生千方百计筹款购置。在河南大学时，几件事令我记忆深刻的。上个世纪7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进了日本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该篇系佐氏从大英博物馆抄回的中方档案）后不久，先生即复印交系资料室供大家使用。故宫内务府档案中发现“戊戌真奏议”——《杰士上书汇录》的事情披露后不太长的时间，先生即设法辗转从京师全部复印带回开封。这些重要的资料，当时收藏的大学还极少，对我系教师研究工作和研究生教学有着重要意义。后来河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室研究室成立，先生任主任。成员有王宏斌、田海林和我。研究室资料室的建设在胡先生的精心策划下进展很快。重要的台湾方面影印的杂志，如《万国公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等，都购置进来。对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的购置（正续两编放系资料室，三篇在图书馆收藏），先生也没少操心。由于新台币升值，第三篇价格几乎比续编涨了一倍。先生亲自找主管账务校长，说明资料的重要性，才得以拨款购置。
33.“你如果专业耽误了，将来狗屁不是！”
1985年，上面有意任命我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找我谈话。我不想干，找先生汇报。先生先半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指谁呢，大概是指学兄郑慧生等等吧）就是难侍候。别人干你们不服，让你们干，你们又不愿意干。接着严肃地说：你想干，组织上不让你干你也干不成；组织上让你干，你不干也不行。这句话实际是先生自己的切身体会。龚书铎先生《怀念思庸》一文中也透露了一点信息。接着先生对我说：“既然干，就要好好干。但是业务不能丢，你是教师，业务丢了将来你狗屁不是！”此后长达六个年头，我先是任副系主任，辅佐林家坤主任，后在朱绍侯先生统率下主持系里日常工作。虽然行政工作繁忙，占去很大精力，但先生的警示不敢须臾忘却。1991年调入郑州大学时，先生与系主任戴可来教授说，到郑大，不许让郑永福担任任何职务，包括教研室主任。后戴可来老师打算让我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几经与胡先生磋商，先生才吐口。先生对戴老师说，我就是要绝了郑永福当官的念头，好好做业务。何况学校里的官也不算什么“官”呢。先生临终前一个月，多次在病床上和我谈起作为一个学者的他十年院长生活的内心纠结，表示他当初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先生对弟子可谓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更使我倍感愧对先生。
34.院长周末坐火车回开封
先生初当社科院院长的几年，家还住在开封，后才搬到组织上安排的郑州西藏驻郑办事处的一套住宅，再后住到了郑州东明路的“高知楼”。院长系正厅（局）级，配有专车，周末由郑返汴时，让司机送自己回家，本是很自然的事。但先生只让司机送他到郑州火车站，自己买票坐火车走，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费时费力多多，先生很累，我及不少人劝他，让司机直接送回开封，可免去一些途中劳顿。先生说，不好。一是浪费国家的资财，坐火车只要几块钱。另一方面，司机同志周末也要休息。送我到开封要晚上七八点了，我不请他吃点饭，让他饿肚子回去，于心不忍，让他吃饭吧，且不说他不肯，我累得根本不想吃饭，也没法陪他。再说，吃完饭走，司机回到郑州就更晚了，怎么好意思这样劳动人？先生如此作风，自然赢得社科院不少同志的赞扬，但也有人好心提醒他：你这样做，其它院领导会怎么想，不是将人家的军吗？先生苦笑而已。
35.院长支使不动宾馆服务员
十年院长，先生为社科院的工作可谓鞠躬尽瘁，特别是在学科建设和资料建设方面，其成绩院内外自有公道评价。想先生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一样也不会少。但因在不同单位工作，加之先生的性格，先生极少和弟子具体谈起这方面的事情。有一件小事，系弟子所亲见，记述如下。1984年11月，由河南省社科院和中国近代史丛书组委会（先生是委员之一）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讨论会在郑州河南宾馆举行。最后一天，与会学者参观考察少林寺和龙门。刘大年先生没有前往，留在宾馆。胡先生也未去，送走大队人马后留在宾馆陪大年先生。中午了，先生陪大年先生去餐厅用餐，我与另外两同志也随同前往。服务员端出的仅是卤面，且是凉的。胡先生不悦，问：没有别的了？答，就是这。问：有热馍吗？答：没有。先生大怒，说：卤面就不能热热吗？服务员不语。先生愈发激愤，吵了起来。后经人调解，才将剩馍热了热，找了点菜，凑合了事。一个院长，一个享受部长级待遇的专家（大年同志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竟遭此冷遇。本人不知道也不想探究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直觉告诉我事情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服务员看胡先生不象“官”，至少是不象个“大官”。
36.上午课拖堂到下午两点
先生去省城当院长后，仍兼河南大学教授，仍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只不过因工作忙，身体也不强，上课次数越来越少了。先生较真儿的劲儿也表现在给本科生上课上。同门姜建设先生（1984年毕业，后华东师大博士）多次对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先生为他们年级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时间是上午半天。当讲到接近12点时，一个同学（还是个不错的同学）无意地钓子碰了一下课桌里的搪瓷饭碗（那时有三四节课的同学不少人都带餐具上课，以便一下课便飞奔食堂，去晚了恐饭菜凉了或选择余地少了），因课堂很静，敲击声被胡先生听到了。先生大怒，厉声说：我一个老头子从郑州跑回来给你们上课，头天晚上备课到很晚，我都没着急吃饭你们急什么？说完继续讲课，这一讲可不要紧，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半才结束，下午上课的老师都已经来了。学生一起饿肚子，这件事恐怕80级选修胡先生课者，一辈子都忘不了。
37.先生第三次表扬我：“你太聪明了！”
先生当面表扬我有四次，前面提到过两次，第四次是什么事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说说这第三次吧。先生未当院长前，似乎是开封市政协委员什么的。总之，一次他在市内开会，其兄自宁夏随一代表团来开封，写信告诉先生那天上午要到他家看看。此时先生已经搬到校南门外的教授楼，其兄并不知道，只记得他原住的河南大学西门外的老家。先生让师母把我叫到家中，嘱我去西门外去接。这是件颇有难度的小事。第一，我不认识先生哥哥，长得什么样不知道，师母说他和先生同父异母，高矮、胖瘦、模样均不太一样。其二，那时家中无电话，人们更无手机，无法联系。其三，推断，先生哥哥到老地方找不着人，肯定会走，按知情人指的大致方位到胡先生新家（有相当远的路）。我仔细策划如何才能接到，走在北土街的路上，认真观察路人，寻找我接的目标。我判断，一，其随代表团来，可能有胸牌类的标识；二，来到一个生地方，他心中又焦急，脸上一定有所流露。果然，我在北门大街上看到马路另一侧从远处走来一个人，神色略显异样，一看就不是本地人，胸前还别着个很小的绿牌牌（走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代表团的标识！）立刻走到上前说，您是胡思庸先生的哥哥吧！他先是吃一惊，立刻回答说，是。就这样我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后胡先生见到我，连声称赞我：“你太聪明了。”以后我常以此事自豪，但转而又觉得很悲哀：我也就这么点小聪明吧！到了郑州大学我给研究生上课时多次说过，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指借口或说谎请假、不按时完成布置的学习任务等事情），要玩就玩点大智慧。我大智慧没有，小聪明还有点，你编瞎话我可以不揭穿，但你不要以为我不清楚。于是，往往讲这个故事以证明我有小聪明并非虚言。
38.“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
先生常说，中国近代是从古代发展来的，很多事情不追根溯源，就谈不清楚。根据先生指示的这种方法，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主动践行，颇见成效。如，在研究近代缠足与反缠足问题时，我和吕美颐翻阅大量古代文献典籍和野史笔记，从探讨古代女子穿的鞋的演变开始，又对古代“缠”的概念进行考辨，确定了中国古代缠足在宋代出现，且其时并不太普遍。二程后代的一支女性就不缠足，朱熹任漳州知府时则提倡女性缠足，也说明笼统地说理学家如何如何是不够全面的。明代缠足已明显增多。到了清代，顺、康、雍三帝严令不许缠足，缠者罪及家长，但由于强大的文化逆反心理和某些士大夫的变态审美观等作用，其后，缠足在广大地区特别是在北方，达到了举世趋之若鹜的地步。我们撰写的长文《缠足与反缠足——千年历史公案及其了结》一文在《南开史学》发表后，受到学界重视。这种研究的路子，系先生所指引无疑。
39.给中国史学会的信
先生是第二届中国历史学学会理事。一次，他从北京开完中国史学会的会议后回到开封不久，把我叫到他家，说：此次在京开会时，我和林增平先生、章开沅先生聊天中说，看到个别老先生，已经七八十岁了，还占着理事的位置不愿意下来让给年轻人。我们三人相约，趁自己还没老糊涂的时候，向史学会声明，不再做下一届理事候选人（2013年在广州中山开学术会议时，我见到章开沅先生，他证实确有此事）。说着，先生递给我他写的给中国史学会的信稿，大意是恳请中国史学会主席团答应他的请求，在下次换届选举时，不再列入候选人的提名名单。此信，由我拿到印刷厂打印，先生校阅签名之后，由我到邮局发出。但有意思的是，换届选举时，先生又被选为新一届（即第三届）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因是，中国史学会当时有个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上一届的理事自然是下一届换届时的候选人。其实，先生的这一做法并非首次。早在1978年辛亥革命研究会（时称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时，胡先生为常务理事。后换届选举时，先生即提出自己不做新一届理事的候选人，推举荣铁生先生为候选人。先生对我说，不要恋栈不已，长期霸着一个位置，于人于己都不好。
40. 指导研究生论文中的两件事
胡先生对研究生撰写硕士论文，要求较严，他自己也花费了不少心血。郭双林在他的《好老师胡思庸先生》一文中，已经谈了他的亲身经历。在此有一点补充。双林进胡门读研究生时，先生已经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职。胡先生是首任院长，工作异常繁忙。双林论文初稿写成后，胡先生抽时间进行了认真的审读。一天，张鸿基同志受先生委派，专程从郑州赶到开封找到了我，将胡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及双林的论文稿交给了我。鸿基河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由王天奖先生点将到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任职的。胡先生给我的信中说：永福，我知道你很忙，但没有我忙。双林论文稿委张鸿基送去，请你仔细阅读一遍，对其中的引文进行仔细核对，且对全文进行适当删节，以压缩一下篇幅。
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是女弟子胡俊，其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吴汝纶思想研究》。1993年四五月份，论文我修改后，我陪她一起来到先生家，一是探望先生，二是看先生有否有可能再看一下论文，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时先生已经重病在身，非常虚弱。我和先生的小女儿秀帆等实在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了，劝先生如果觉得没体力就先别看了。但先生还是接过论文，强忍病痛，吃力地翻阅着。之后，先生说，论文还行，准备答辩吧。先生还和我交换了意见，认为，论文的不足是缺乏对吴汝纶的哲学思想如历史观等方面的分析。我想，当时的情景，胡俊肯定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41.病榻上给学生讲胡适
1993年，先生肺癌晚期，病情加重，住在河南医科大学一附院干部病房。我课程虽多，但一有空便去医院陪陪先生。大约距先生去逝前一个月左右，同门史建群（时任郑州大学历史系领导）找到我，说胡先生从医院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去一趟。我不知有何急事，火速前往。到了病房，先生让我坐下，然后给我训话：一，你以后先不要做女性史了。继续研究你的中国近代地方自治问题，要申报国家项目。二，以后要研究胡适。今天叫你来就是和你谈谈如何研究胡适，你记一下笔记。先生谈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胡适地位应该比鲁迅先生高——虽然先生十分敬佩鲁迅先生，但他说，研究是另一回事，不能全凭感情用事，要实事求是，当然，可以争论。接着，先生讲解了有关胡适研究的现状，告诉我有哪些著作和资料。让我先读出版不久的胡适年谱，然后通读胡适文集，再后写出胡适研究学术综述等等。知道先生来日无多，我强忍悲痛，边听边记，但实际上怎么也集中不了精力。身体到了这个份上了，先生关心的还是学术，惦记的还是他的学生。敬佩，感激，悲怆，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在我胸中燃烧！
遵照先生指示，我后来以中国近代地方自治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果获批准。但因用心不专，加之自知功力不逮，胡适研究的课题一直没有启动，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42.评定职称的苦恼
胡先生到省社科院工作后，还兼任河南省社科研究系列评定工作的负责人。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先生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很是苦恼。先生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年，我省一位省级领导调到他省任主要负责人。次年，其秘书某同志也要随去该省工作，走之前申报副研究员。评审前，有的领导同志还向胡先生打了招呼，希望予以关照。胡先生看了该同志的材料后，在评委会上，他举其著述中的错误，说明该同志学术水平不够。正式投票前，先生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评委中河南大学任访秋、周守正两位老先生的赞同。结果，那位同志会上没有通过。
还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下。某年，胡先生接到某省某大学寄来的申报正教授的学术鉴定材料，请先生做学术鉴定。该申报人是先生中学时代的同学。胡先生看完申报材料后认为其著述离正高水平尚存距离，但又碍于面子，不好直书。于是他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将材料包好退回，附信说，胡院长出差，短期内回不来。
无独有偶，某年，某校历史系一位同志申报职称。该系主任考虑到申报人系王天奖先生的大学同学，便将材料寄给王先生。天奖老师立即材料退回，并给该主任（系天奖老师好朋友）写信，聪明如你某某者，竟然将这样水平的材料让我审！
胡先生经常和我说，“做人真难！”足见其做出这些举措时内心的挣扎。
胡先生、王先生走了，现在学界这样的人还多吗？
43.先生为我做的学术鉴定
1992年我申报正教授职称，按照郑州大学当时的规定，须由两位专家对我的学术成果做出鉴定。成果送给哪两位专家，专家意见如何，均对申报者严格保密。1993年，恩师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在殡仪馆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时任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戴可来教授对我说，省社科院院长胡思庸先生曾经给你做过学术鉴定，日后可以从系学术档案中抽出来送给你，留作纪念。大约过了一周，我从戴老师那里拿到了这份先生的手稿。展读之后，泣不成声。 先生对弟子要求甚严，极少当面表扬，此前我不清楚先生对我和吕美颐关于妇女史方面的研究做何评价。1980年代，我和吕美颐进入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领域时及以后多年，我瞒着胡先生，吕美颐瞒着毛先生（系里安排她为毛先生学术助手，主攻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怕他们有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瞒得住，只是双方都避而不谈此事。当首次看到先生对我们著述的鉴定意见时，感慨万千。谨将此文附后，一以追思先生，一以鞭策自己：
“我读了《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的清样，作为该书的第一个读者，感到非常满意，非常欣慰，非常兴奋！可以负责地说：它比《中国妇女运动》写得更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此书将来可能走出国门，在国内外学术界造成相当的影响。”
“首先，从妇女运动的研究深入到妇女生活史的研究，在课题选择上是一次大飞跃，不但开辟了妇女问题研究的一片新领域，而且对一般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都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其次，这本书不仅涉及史学、妇女学，还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法学、美学、心理学、生理学等诸多学科，且涉及宗教、服饰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反映了作者宽阔的知识面和良好的学术造诣，也反映了作者艰苦的劳动和勇敢的攀登精神。”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部著作扎实谨严，学风很好。时下有些出版物，功底不深，大话不少，玩弄名词概念，藉以吓人。而这部书却力戒空泛的议论，凭藉大量的可靠资料和确凿的证据作出相应的结论。其中如《天足篇》、《服饰篇》等，先对史料作了必要的辨析和考订，然后才对一些历史现象作出时间和空间的定位。又如《农妇篇》、《女工篇》等，对城乡劳动妇女的生活与劳动状况不仅作了一般的描述，不仅作了定性的研究，而且作了定量的研究。比如：农村妇女的结婚年龄、夫妻年龄的差数、农村婴儿死亡率及成活率、农妇的田间劳动、副业劳动在农村生产劳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等等，都搜集到大量的调查资料，加以列表说明。又如各省城市女工人数、劳动时间、工资数量、当时的物价等等，也根据统计资料列表说明。对近代女工罢工斗争的状况，又制成一览表，使人一目了然。书中共有五十多个表，说明功夫之细，研究之深。可惜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没有插图，再版时如能插图数十个，定能进一步提高学术价值。”
胡思庸
1992年10月8日
44. 先生修订我的千字文：给我讲乾嘉学派
大约在1981年下半年。学兄魏天安同志分配到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其任务之一是负责编辑一名为史学动态或情报信息类的内部资料。当时史学学界对乾嘉学派治学方式议论较多，领导建议其组织一篇小稿，对乾嘉学派做一简要介绍。天安兄把写稿任务交给了我。我将其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答应了。小稿完成后，生怕有什么闪失，便拿去给胡先生看。小稿字数不多，先生几分钟就看完了，做了些修改，说，就这样吧，可以了。接着先生便给我讲起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乾嘉学派的特点及成就，等等。一篇小稿，引发出一堂“大课”。先生这次上课，涉及面很广，涉及的人物、史实也很多，我洗耳恭听，只能说是似懂非懂。此次先生讲学，具体内容大多已经回忆不出来了，但有两点记忆深刻。大致如下。其一。研究历史，没有理论，成不了大家；没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同样也成不了大家。所谓，“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语），义理、考据、辞章是也。虽王先谦所云具体有所指，我们不妨借用，写文章要有理论分析，要有史实考证，也要有点文采。其二。先生说，学术是在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即以乾嘉学派而言，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有没有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我没有研究，不敢说。好象有人提出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明末清初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中分析法、归纳法等的影响，你可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先生最后说，写一篇好的论文，价值很高，影响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人会超过它，因为时代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但一篇考据精到的文章，很可能价值永存，多少年后研究者还会用到它。
45.为萧致治先生新作写书评
1984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萧治致先生与杨卫东先生编撰的大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一书完稿。八十高龄的姚薇元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萧先生拟请胡先生审阅书稿并撰写一篇书评，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不久，萧先生派弟子李少军先生携书稿来到开封。胡先生叫少军不要着急，住在开封等两天。胡先生素对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老先生十分景仰，姚先生的大作《鸦片战争史事考》，历来列为先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入门书。萧先生等秉承武汉大学学统，特别是姚薇元先生学脉，历时多年，编撰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此书可做为《鸦片战争史事考》的前编，系统地梳理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的大事要事，搜罗宏富，考据精审，是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研习鸦片战争史、明清中西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入门好书。胡先生推开一切手中的活，夜以继日地仔细阅读萧先生的大作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并一口气写了一篇书评，后发表在《历史知识》1986年第6期。先生的审阅意见由少军带回武汉。先生曾对我说过多次，萧先生等的大作很见功夫，出版后，要好好阅读。结识少军先生，也使我在学界多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当年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文章，少军同志回武汉后不久，将其刚翻译完的相关的日文资料抄写后寄给我参考，令我非常感动。由于胡先生和萧先生等的情谊，萧先生与少军兄对我多所关怀与提携，每有译著大作出版，多赐赠于我，包括《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上、下）、《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薪火集》等。
46.关于《胡思庸学术文集》
1993年，先生赴京日坛医院确诊病情返回郑州后，弟子们即筹划出版先生文集事宜。我为此事同先生在其家中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先是文集的名字，我提议名为《胡思庸学术文集》，先生初有些意见，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学者，这个书名的名字有点“大”，似难承受。我说，学术文集名副其实，明了庄重，比叫这个集那个集的要好。经我说明后，先生应允。接着，我征求先生为文集作序的人选。先生未加思索说，“我看你最合适。”我说，我不行，原因是我的学养不夠，职称也还是个副教授，没有影响力。接着我说，说起来郭人民先生是合适人选。因为郭先生与胡先生同为嵇文甫先生得意门生，旧学功底深厚，两人又交往甚深，惜先生英年早逝，此事也就无从谈起了。如今，请魏千志老师作序最合适了。理由是，魏先生同为嵇老赏识的弟子之一，功底扎实，为学严谨。且魏老师对胡先生深所了解，谊兼师友，能发他人所未发。先生听完我的陈述，表示同意。休息片刻，我与先生就文集入选篇目初步议论了一下。我口头提出了一个大致的入选原则，并提议，由于种种原因，某篇长文不收了，先生表示同意。我们还对入选文章的技术处理，进行了讨论。对一些文章个别地方做哪些修改，先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早年发表的《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一文中，“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则徐外放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句，订正为“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五四”的反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热》一文发表时引用了李泽厚先生文章中的意见，大意是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中一些内容要做积极的转换。先生指示，出文集时可以采取两个处理办法。一是保留原文，但加上小注，说明“积极转换”的说法最先提出来的是林毓生先生。另一种办法是，干脆将引李先生观点的话删去，免去加注之繁琐。后出文集时，我们采取了后一种做法。《汪士铎思想剖析》一文在《历史研究》发表时，曾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文章发表后，有的读者提出异意。我曾在胡先生处见到过《历史研究》编辑转来的这封读者来信。先生认为读者意见有道理，建议该文收入文集时，将引用的列宁一段话删掉。又过了几天，我与郭双林同志一起到胡先生家中，就入选文集的篇目，与先生做了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郭双林同志记录在案，置于先生书桌右侧的柜子中。后因为先生病情迅速恶化，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当面与先生具体商讨文集的事情了。先生弥留之际，在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干病房的医护办公室中，马小泉、王宏斌、田海林和我，曾对先生文集事进行了沟通，我借机将先生的修改意见向各位做了陈述。遗体告别仪式后，文集的结集、出版工作加紧进行，主要由在开封河南大学的王宏斌、马小泉、田海林等同志策划实施。一系列繁复、细致的编校工作，主要由王宏斌同志负责谋划。而筹措经费、出版的一系列事宜，小泉同志出力最大。他们两位的工作，对《胡思庸学术文集》的及时出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它各位胡门弟子，也无不对文集出版表示深切关心。2013年文集再版事宜，则由马小泉同志主动承担，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