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四
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回归（1985—2000）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在实现现代化的召唤下，198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关近代中国现代研究的两个重点课题立项标志沉寂多年的现代化范式开始回归。正如梁启超1902年在《儒学统一时代》一文中所说：“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政治体制不变，学术思想前进了一步，还会倒退回来，思想离不开政治体制的强力制约。”
革命史范式的改进
新时期现代化范式的回归最初是通过反思革命史范式极端化开始起步的。在反思中，中国近代史学界认识到了以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不足，感觉到了改进革命史范式的必要。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就是现代化范式复兴的最初征兆。这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继续和深化。
李时岳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的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发了长达十几年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可以说，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一直伴随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学者们在争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过程中，提出了一些用现代化视角替代或改造革命史范式的学说，主要有：
“四个阶梯”论。这一说法重在强调近代化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化。“四个阶梯”论是新时期由李时岳最早率先代替革命史研究范式的理论 ，顺应了新的社会环境的要求。李时岳的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其论文集《近代史新论》中，李时岳敢于开风气之先之功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范式复兴中有着重要作用。
“新陈代谢”说。这一说法强调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提出的改造革命史研究范式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他从1840—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着眼。不再简单地以侵略和反侵略反封建为主线，而是把近代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渡的社会形态看待。以社会史会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面相。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民族阶级矛盾激烈，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他提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作为一个崭新的近代史分析框架，“酝酿于七十年代末，构思于八十年代初，而于八十年代末形成周密严整的学说”，“这个新体系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它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包含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
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在提出的过程同时还伴随着该学说指导下的史学实践。1983年，他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率先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依循近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和历史自身的起伏进程，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前80年的历史依次分列了33题（题下有子目），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后来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这个结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读者一时颇感新鲜，给予鼓励。作者拟在此基础上编著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惜天不假年，陈先生于1988年不幸逝世，成为未了遗愿。所幸之事是他晚年精心构思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在其过世后由其弟子根据其讲稿加以整理，后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在该书中，陈旭麓“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陈旭麓以“新陈代谢”为主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但陈旭麓所写的，主要是前80年的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对后30年只是在最后一章中附带勾画了几笔而已，所以陈旭麓仍未能就整个中国近代史按其学说进行完整系统地描述。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虽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作为一种“体系”，仍未能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发挥规范的作用，也缺乏能够完整体现这一学说的权威著作。
“两个基本问题”说。 这一说法强调说明中国近代革命的目的是近代化，由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近些年所提出的一种体系。胡绳在1990年就指出：“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刘大年也多次提出：“中国近代110年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现代化范式成为主导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特别是90年以后，现代化范式越来越成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出现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取向。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系统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形成了一批著作，主要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江苏人民出版社），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年（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上、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等。
同时，现代化概念已被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大历史阶段，大多进行过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或与现代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许多传统内容的研究课题也从现代化的视角进了重新审视。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评价一切历史事件、人物的参照系，引起了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再认识，掀起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激烈争鸣。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视角介入引起的不同认识所致。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学科范式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提出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有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取代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范式”，认为“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总序，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这种看法，实际上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作为主线，去重新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
可以说，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突破了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研究范式。
首先，改变了原有的学科主线，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开始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历史主线。
其次，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现代化视角在评判近代中国的事件和人物时，注重于他们是否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再次，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结构。在原有的革命史范式下，在通史性研究的内容构成上，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的板块组合。现代化视角注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再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貌，对于加强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对于整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史研究的互动关系，丰富人们的知识，产生良好的作用。
总之，现代化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和研究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现代化范式的回归。现代化范式的回归既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也突破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使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出现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存和互相补充的局面，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和繁荣。
本文原刊：《团结报》2014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