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五
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种范式
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呢？这就涉及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代主题和任务的内涵。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主题和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可见，110年的近代时代主题和任务是两个：前者是民族民主革命问题，后者是工业化或曰现代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前提”。事实上，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为着经济解放而进行的。”因此，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史上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显然是不对的。
110年的中国近代时代主题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即对外争独立，内求民主富强，即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实现现代化的两大时代主题。问题仅仅是不同时期侧重点应当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前，重点应采用革命史范式为主。近百年历史事实已证明：“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一幻灭”。当然也并不排斥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革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应当重点采用现代化范式为主，因为第一个近代的时代主题和任务已完成，面临着实现近百年来的另一个近代的时代主题和任务，当然也并不排斥以革命范式来研究现代化。结论是前110年的近代历史研究应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后50年的历史应以现代化范式为主。以前者否定后者，或者以后者否定前者，都是非历史主义态度的，都是不足取的，也是不正确的。
美国学者德里克在论述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时，对我们是有启示的。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风暴刺激和中国大陆对革命高度赞颂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和所有历史理解的首要前提，“不仅近代中国是以革命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非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毋庸置疑，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是按照其成就而被正面评价的，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发言权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革命史也被描述为解放史诗。”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现代化范式’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主导范式，并由后毛泽东的中国局势演变所支持和强化，革命遭到了质疑，革命史成为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偏离”，“论者们或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肯定其中心历史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场中国发展的障碍。”
德里克得出结论，认为“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编纂史学，对中国历史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实际上用现在的观念与条件来取代历史上的观念与条件”。“现代化范式”之所以能有强势地位，是因为这种范式为资本主义所支持。[〚美〛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2月春季卷，第135—141页。]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不可避免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由于与现实中国的关联性，更容易受现实支配。但“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2-514页]。忽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脱离现实，显然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德里克对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评价并不适用于中国。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分别从不同角度再现了近代中国历史的面相，也是对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两大主题的反映；这两种范式的综合可以完整再现近代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满足了20世纪中国上半叶“革命”和下半叶“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急迫性，同时也要注意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面。这两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在近代中国，只有首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现代化的展开和实现奠定基础，提供前提。因此，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唯一主题，是不能看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貌的。在近代中国110年历史里，现代化虽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向，也部分地在展开，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历史的主题。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中指出，“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费正清《观察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页]。因此，以革命的视角为主，以现代化视角为辅，审视中国近代历史，才能真正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种不同的范式的并存和竞争，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保持繁荣的活力所在。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可能出现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应该只有一种视角，而应当是多层次多视角来进行观察，这也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演变的最大历史启示。
编 后
自史学版开创以来，第一次连续多期以较长篇幅详细介绍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文章偏学术性，篇幅不短，但作者阐述言语并不晦涩，观点中肯，希望可以为对此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带来裨益，编者自己在审稿、编稿的过程中也一次次地从中汲取养料。今后将努力发掘更多更好的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原刊：《团结报》2014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