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三：
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定型和主导（1950-1985）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定型和主导时期。
革命史范式的定型和主导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起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变成一项国家文化事业。国家建立了研究近代史的专门机构——近代史所，各大学历史系普遍设置了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在全国得到普及，国家大规模地进行近代史资料建设。正是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显学，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流学派，革命史范式成为主导范式。
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现代化范式在中国大陆丧失了合法地位。但在20世纪60、70年代，港台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以中国现代化视角分析中国近代史，仍是一个热点。香港学者金耀基在《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一文中，以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百年历史进行了解释。台湾学者从1973年开始开展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现代化视角进入研究，一时成为主流。
中国内地在20世纪60年代，鉴于那时美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公开宣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对现代化理论采取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同时，对于海外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采取了基本批判的态度，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选编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近120万字，收集了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序言中，选编者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对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解放前探索的基础上，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学科体系——革命史范式定型。这个范式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为主线，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重在通过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种范式是对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
革命史范式的基本内涵
革命史范式基本内涵就是：“一个主线”（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所构成的近代史研究理论体系。以这个范式为指导，这一时期出版的一批有影响的近代通史著作，主要有：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年），戴逸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4年）。同时也对近代史学科的专门分支研究上构成了宏观指导，因此革命史范式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共同接受的模式。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的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发展的结果。换言之，革命史范式的定型不仅为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前提，同时其自身的形成、发展就构成了这一时期全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按照新体系编写的近代史论著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
刘大年在《中国史稿》第4册中，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社会看作一个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历史当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半部分。编者鉴于以往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带有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在内容上过于偏重政治史，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内容，使人们不能完整地了解中国近代史全貌，所以编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刘大年认为“1840至1919年的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是按照刘大年的这种意见编写的。
《中国史稿》第四册在20世纪50-60年代初，是最能体现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的一部近代通史著作。这部著作所构筑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以及在历史内容上的安排，表明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学科体系有了自己的载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定型的标志；是这一时期以学术立场服务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著作；是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栽培，终于到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个新的学科体系，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熟的表现。这一新的学科体系，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自兴起以来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要求和产物。《中国史稿》第四册是这一学科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自此以后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模式，而由此建立的一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中国史稿》第四册体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最终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是胡绳按照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所编写的迟至1981年才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总体来说，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研究范式，积累了长足发展的学术基础，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发展地位，这些是往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关键。
革命史研究范式局限性
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革命史研究范式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繁荣，但也存在着自身的若干局限性。
在革命史范式框架下，人们对革命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是“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们对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社会、文化关注不够就是一个例证，人们对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政策研究、近代民主观点、民主制度的研究就非常缺乏，就反映了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无法涵盖近代中国所有的内容，使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
在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时，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表现在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导致这种毛病主要是现实政治环境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和教条化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所致。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会忽视对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分析法作为唯一方法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复杂现象，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容易忽视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和与政治无关的社会历史内容。
这一研究范式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割裂了1840—1949年近代中国这个整体，没有对百余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因此这种研究范式不能打通来观察近代中国全貌，不利于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当然，之所以这一时期近代史学界选择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是因为1919年离20世纪50—60年代现实太近，1919年以后的历史与现实政治关系太密切，历史尚未沉淀，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成熟，加之1919年后的历史这时被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范畴；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自成体系，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从研究便利的角度看，以1919年为界，也方便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体系选择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处理对象，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现实政治对史家制约的必然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明显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征。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中国近代史研究越来越被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研究禁区越来越多，学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中国近代史研究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完全被窒息，陷入停滞和倒退状态，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
本文原刊：《团结报》2014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