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二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建立（1931—1949）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使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新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31年罗家伦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兴起
在文章中，罗家伦分析了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要意义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于人类，或人类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要求，因为当时中国虽然有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不是“信史”，这是因为主流史学尊古贱今的态度和写近代史不容易客观造成这一现象，所以罗家伦希望打破这一偏见，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此他提出了当时研究中国近代史首要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是倡议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开始。
罗家伦的文章表明了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基础，正是在他的呼吁和带动下，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一大批学者包括主流学者开始投身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来。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的兴起，是遵循两个途径产生的：一是一些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史学工作者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一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20世纪30-40年代，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两派学者都将研究领域锁定在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研究取向——政治取向。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范式：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
蒋廷黻建构了“现代化范式”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控制着中央政权的国民党因为抗战走上统治巅峰。在这个大变动中，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把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其意识形态体系。使得当时一批受欧美影响很大，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它，自觉地以学术为工具为国民党政权辩护，希望在国民党政权的主持下，推动现代化。蒋廷黻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写的一本论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个学者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所建立的现代化范式，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作者个人经历与政治取向的反映，服务于学者自己的政治诉求。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他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民族的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蒋廷黻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他认为洪秀全的民族革命思想，虽然应该肯定，但是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只是建立一个新王朝，不能走出传统的老路，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了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曾国藩领导的旧式的士大夫式洋务运动，也同样不能救中国。
蒋廷黻所构建的近代化评价标准，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是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进行的现代化问题讨论在他著作中的反映，也是现实中的现代化困厄，使他将眼光投向近代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史上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历史借鉴。蒋廷黻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的分析框架，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角度说是有一定新意的，但是在首都沦陷、武汉战役正在加紧准备的当口，大讲近代化，而不分析帝国主义侵略的负面作用，不仅违背艺文丛书总序的宗旨，也完全背离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蒋廷黻以近代化作为核心概念来诠释中国近代史，但他理解的近代化却是西化，是欧化。他的这种理念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进行的现代化道路讨论中的“全盘西化论”的反映，他本人也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欧化。“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国民族接受欧洲文化的历史”。他很少强调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将近代中国中西关系中的问题一味的归罪于中国，认为中国不愿意接受欧洲文化，是中国不识时务的表现，中国被侵略是咎由自取的结果，这样他想借书写中国近代历史振奋民族精神的主观愿望不仅无法实现，反而销损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蒋廷黻以近代化为构架，建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话语系统，源自他对当时中国主题的判断和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把握。九一八事变之后，国统区的中国主流学术界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不管讨论者如何理解现代化，但都把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的一条根本出路。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任务并不是革命，而是现代化，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完成现代化，中国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开展现代化。抗战爆发后，民族救亡成为头等任务，但如何实现民族救亡，抗日战争是否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抗战，中国是否单靠军事抗战，就能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战和建国的双重任务，以抗战促进建国，以建国完成抗战。国民党认为完成抗战建国关键，就在于贯彻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中国现代化。主流学者也接受了这一看法。蒋廷黻从近代化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史，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主流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考察的角度。这一角度也反映了主流学术界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重大分歧：前者要求在维护现行政权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反对进行革命；后者要求进行革命，推翻现行政权，在新政权的主导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学者从近代化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思近代中国历史，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的角度去考察近代中国历史。这两种视角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两种不同出路。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建构的近代化话语，在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主要政治任务，这一政治形势使他的研究模式又在大陆得到了响应，并成为对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规范的强大挑战。
范文澜建构了“革命史范式”
为了应对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不仅发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号召，而且还亲自对中国近代史进行论述，如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性的论述不仅是他指导革命的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论断。20世纪50-60年代定型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就是在毛泽东的论述基础上由学者们加以补充、阐释、论证而建立起来的，成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以至于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称为“毛—范近代通史体系”。
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在毛泽东的直接影响下，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初步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后，服从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需要，确定了以近代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任务，并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建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以史料为依据，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该书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是怎样通过多次战争，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反对外国列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他指出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一开始，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的就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统治阶级走的是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路线，中国人民走的是反侵略的人民革命路线。范文澜同时也注意将清朝最高统治者与一部分抵抗侵略的官僚区别开来，并不是简单地对统治阶级一棍子打死。从他自己的研究设计来看，他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根据毛泽东的论述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以他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以革命史框架建立起来的，是从革命的角度看待近代中国历史的。突出地论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提供借鉴。在书中，通过对近代史的叙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近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与近代中国人民走的一条路线，共产党的奋斗方向就是代表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继承和代表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事业。同时，他也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与近代历史上的卖国的清王朝一样，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是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是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是要被历史抛弃的。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作为20世纪40年代国共斗争的产物，从学术的角度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正确，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种政治话语系统的重要历史佐证，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初步形成时期的代表作，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
1931——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开始呈现出学科的雏形：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共识，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许多人的共同做法，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对象已初步确定；作为历史学科的分支，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开始具有一定的史料基础；已具有一定数量的研究队伍；已开始初步形成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并有相当具有学术水准的著作来体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开始以历史学的学术标准要求自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史党建研究室研究员）
本文原刊：《团结报》2014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