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虽然是受国外现代化研究理论的启发而开始的，但在引用这一理论时对之进行了改造，赋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就解释体系而言，它注重于考察社会各界和党派的言行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从“队伍结构”、“力量结构”、“资源结构”和“道路选择”的角度考察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的自身状况、彼此关系和实际作用。就研究内容而言，它不仅对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实现程度及其过程进行考察，而且对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队伍结构、动力和阻力、国际和国内环境、道路和模式等各种制约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局限性和片面性。
[关键词] 近代中国 现代化研究 内容结构 解释体系
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有很多的创新和拓展，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已往的诸多创新中，现代化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创新，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开拓和创新，而且涉及整个近现代史的研究主线和解释体系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下面结合本人在编写《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中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谈几点体会。
一、 对近代史研究主体线索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主体，政治史中又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为主线。近20年来，现代化（或近代化，下同）的线索逐渐渗透其中，并日显突出。
首先是现代化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学术覆盖面不断扩大。无论是在历年举行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中，还是在各种研究著作中，现代化已成为一个最常见、最集中的词汇和主题。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和各大历史阶段，大多举行过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或与现代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在近代史的通史性研究中，如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20世纪中国史等课题，都已有以现代化为主体线索之一的研究成果和在研项目。在专门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或兼及现代化的成果就更多了。
其次是开辟了许多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这些新开辟的研究领域，有的研究对象就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如城市史、法制史、科技史、企业制度史、专利制度史、审计制度史、市民社会史、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史等；有的研究对象具有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过程的丰富内涵，如教育史、社团史、农业史、社会生活史、区域史等课题。
第三是一些旧有领域的研究也日益与现代化问题相结合，并引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变革和民主化、法治化问题；经济史研究中的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标准化等问题；文化史研究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大众传媒、企业文化等问题；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现代化的主张、意识和观念等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合理利用国外的资本和科技、民间经济外交和商人外交、中外现代化比较等问题。即使是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省自治等政治事件的研究中也不乏以现代化角度加以新的审视，或分析它们的现代化意义，或考察它们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是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专题性、阶段性和通史性的著作不断问世。其中专题性研究的著作，如章开沅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荫贵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何晓明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林家有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严立贤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阶段性研究的著作，如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通史性的著作，如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陈勤等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著《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再认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如果再加上论文集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的有关译著，数量就更多了，研究的领域也更广泛了。此外，还有教材和文艺作品。教材中方面，如史远芹主编的《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是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教材，其他学术研究成果中也有被用作教材的；文艺作品方面，如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编制播放了多部有关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政论片和专题片。
第五是形成了一个延及各个年龄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群体。现代化研究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它的研究群体的构成比其他新兴学科研究群体的构成更为广泛。从研究者的年龄结构来说，其他新兴学科的研究群体基本限于中青年学者，而现代化研究则延及了老中青三代学者，而且有一些老学者成为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如罗荣渠、章开沅是最早的提倡者和发起者；吴承明、彭明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胡绳、刘大年也有赞同的表示。从研究者的从业结构来说，既有研究系统的人员、高等教育系统的人员，也有党校系统的人员、宣传和影视系统的人员。
在实际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的同时，在学科理论上也逐渐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认同面不断扩大。在80年代初期，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有少数学者，多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后来随着现代化史研究的进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史的研究者不断增加，赞同者也逐渐扩大，只是在怎样研究上有所分歧。就是像胡绳、刘大年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也表示可以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条线索。如胡绳在1990年就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1995年，他又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明确表示赞同用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题之一，并指出了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他说：“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2]刘大年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这两位中国近代史学的泰斗，虽然都强调在中国近代史上争取独立、民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是第一位的，但是也指出争取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两方面是共存和互动的。
正如上述这两位先辈学者所言，把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主线之一，并不是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研究，而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释。如用“动力系统”和“道路选择”分析反帝反封建斗争、国共斗争和制度改革。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开展的，使之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改革和革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有的论者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打断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有的论者把两者分离开来，认为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问题和两条发展主线，一个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另一个是要求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有失偏颇，后一种观点是就整个近代史的主体构成内容而言的，并只从工业化等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来看待近代化，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和道路的问题，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考察其具有怎样的和何等程度的现代化意义？改革和革命是否到位？是否过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二、 对近代史研究解释体系的影响
8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为主线，而且以此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以论述斗争本身为主体内容，现代化研究则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外环境和条件作为研究的中心线索，并把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纳入这一中心线索之中。由于中心线索的不同，使解释问题的思路亦各有不同。以前的研究，在考察、分析和解释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思维定势：对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革命者（相对于改良者和统治者）、中国（相对于外国列强）的所言所行一唯地加以颂扬和肯定，对他们的相对一方则几乎一概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现代化研究，对这两方面的评判，注重于考察他们的言行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否符合人类及其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对与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革命者与统治者和改良者之间的关系，从“队伍结构”、“力量结构”、“资源结构”和“道路选择”的角度考察民众、阶级、阶层、政府、党派、地区、国内和国外的自身状况、彼此关系和实际作用。
就民众与政府的一对内容而言，从现代化建设队伍由各级政府、社会精英、人民大众三个层次构成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仅考察他们各自的素质状况、组织状况、能量结构和作用发挥，如政府的官员构成状况、机构设置状况、现代化意识、领导能力、采取了哪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实际措施；社会精英的组织程度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了哪些主张，有哪些行动，做出了哪些贡献；人民大众的现代化认知和要求如何，社会动员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而且考察他们三方之间有何互动、如何协调和整合，以及这些互动、协调和整合所达到的程度及其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就无产阶级（劳动阶级）与有产阶级（剥削阶级）这一对内容而言，既考察不同阶级及其代表者对现代化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选择，也从生产者和投资者、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他们各自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提高状况。对于有产阶级，着重考察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组织状况，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资源组合形式、管理方式及其与生产力提高的关系。如企业家及其群体的素质和组织水平；现代性企业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企业集团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相渗透和结合；经营地主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技术改进与资本主义化；国民收入分配的贫富差别与资本积累。
就革命者与改良者和统治者这一组内容而言，不仅分析他们各自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从制度变革和道路选择的角度进行分析。如革命者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为了谋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为了建立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政治制度，为了建立有能力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政府；改良者与革命者本同一目的，都具有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意义，但所采取的手段有别，所产生的功效不同，改良者的作用主要发挥在体制内改革中，革命者的作用主要发挥在体制外改革中，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处于主导地位。即使是统治者，也并非一唯完全地拒绝改革，完全甘心于国家的落后和挨打，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之下也有一定的改革举措，但是不愿意进行触及自己统治权力的改革，不能及时有效地把改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不能把新生的社会矛盾化解掉并转化为新的动力，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成为革命者的革命对象。
对中国与外国列强这一对内容而言，除了把争取国家独立，以改善现代化建设的“环境条件”，作为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之外，还从现代化的 “空间传动”、“外来动力”和“外部资源利用”的角度进行考察和解释。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必然会受外国先进文明的影响，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刺激下而开始和展开的，使得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一个主要动力，诸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思潮和行动不断出现。基于这一史实，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大多认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也有学者称之为“传导性”现代化。笔者认为，这种特点主要反映了外国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促动作用，因而称之为“传动性”可能更为合适。这一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当中国自己产生了现代化的意识和行动之后，外国的促动作用逐渐减少而日益转变为可资中国利用的外部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从注入与仿效、压迫与应对的不正常关系，逐渐朝着引进与应用、互动与互利的正常关系转变。因此，“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
此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对内容，既要分析它们不同的社会属性，又要从传统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出发，不简单地视两者为对立物，抛弃传统，也不笼统地把传统视为优越性，给予全面弘扬，而是持批判继承的态度，考察传统质素对现代化的潜在作用、“潜在适应性”及其现代性变迁。就传统质素对现代化的潜在作用而言，一般来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国家独立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借鉴的一面。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制度、协和人间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夜郞自大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就传统质素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和现代性变迁而言，主要存在于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方面，如重商意识、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存在和缓慢扩大，商人和商人行帮组织的发展和变异，手工业生产中的工场手工业等，成为近代以后与破门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对接的基础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个途径。
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也不乏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新的解释。在人口史研究中，突出了人的现代化研究。历来的人口史研究，以考察人口的数量变化、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构成、地区分布等人口的自然结构状况为主。现代化研究则更加重视人口的文化素质、人才资源开发、劳动力资源利用、城乡构成、职业构成、分配和消费结构等人口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状况，不仅进一步反映人的现代化状况，而且体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在区域史研究中，突出了区域资源与区域现代化的关系。已往的区域史研究，只注意研究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现代化的研究则采用地缘理论，以本区域的地理、人文、社会、外缘、物产、资金、市场等资源的优势或劣势及其利用发挥或制约的角度，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状况、水平、模式和特点，不仅丰富了研究的内容，而且创新了解释体系。
三、 对近代史研究内容结构和评判标准的影响
现代化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整合历史学科。传统的历史学科体系，在纵向的时间结构上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四个二级学科；在横向的内容结构上又区别为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各种专门史，它们不仅各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互相之间缺少沟通和整合，特别是四个二级学科之间各把一段、各守一摊的现象更为明显。现代化研究，特别是全过程、整体性的现代化研究，由于在过程上需要反映其从前提条件到启动发展的整个进程，在内容上需要考察现代化各项指标实现的水平状况、动力系统、道路选择和发展模式等各方面的相关因素，因此必须贯通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从而反映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继承、积累、变迁和发展关系，更清晰地显示近代中国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且把在各个阶段中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用现代化的主线整合于一体，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历史学科的整合，不仅仅限于现代化研究体系，也可以用其他的研究体系，如世纪通史、千年通史、中国通史等，但是现代化研究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具有创新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体系，这主要有下面几种表现。
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现代化研究带来了近代史研究内容的两种转变。一是在通史性研究的内容构成上，从以往的以研究一个个重大政治事件为主，只是在有关事件发生前后的背景和影响中才论及社会经济现象，转向力求再现中国现代化进展过程的全貌，考察其内在的运动机制和规律，分析其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在现代化研究中，不仅对现代化的现象，即现代化指标体系在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实现程度及其过程进行考察，而且对现代化的内在运动机制，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考察，如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队伍结构、现代化的动力和阻力、现代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能够影响和改变这些因素的传统的、新生的、外来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制度的、科技的、社会的等一切问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与现代、外因与内变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问题。如果只从现代化的内容和指标出发，只重视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就很难说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面研究，而只能是一种现代化现象的研究，或现代化的某一个层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
二是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标准上，从以往的着重突出其人民性、阶级性、革命性和爱国性，转向兼顾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和世界性。如关于资本家的改进企业管理制度和方式，以往的评判只是批评其加大了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从而否定其应有的进步作用；现代化研究更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的角度，肯定其先进性和合理性的一面。此外，许多管理制度和方式的改进，也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生产条件和环境的一面。再如关于经营地主的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只注意经营地主的增加意味着土地集中的加剧和贫雇农的增加，因而是地主阶级加大对农民阶级压迫剥削的表现；现代化研究还认为经营地主的雇工生产，不尽在生产方式上它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一种表现，而且在生产力上它采用了较多的先进技术，提高了产量；同时，由于雇农有固定的生活和收入，其经济状况也不一定比佃农差。又如关于中国农副产品的出口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只强调列强对中国的原料掠夺，使中国日益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给地，是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的表现；现代化研究则同时看到中国农副产品出口所引起的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外部条件，它刺激了农业生产的改良和发展。还如关于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传统的评判标准只是从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持观望间或反对的态度出发，加以否定，认为资本家愈大愈反动，恨不得近代中国最好没有大资本家；现代化研究则从现代企业家队伍状况、从工业化主干载体、从企业集团产生和发展、从民主力量形成和增长的角度，去分析和考察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由现代化研究而带来的这些分析角度的转变和扩大，体现了中国历史学的一种学科创新。
三是重视事实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于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研究现代化史，不仅要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事情考察其产生、实施、发展（变化）和成效，而且要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还要注意考察现代化过程中新旧质素的兴衰及其互动关系。特别是因政治革命和改革造成政权和制度的变更而使现代化历程进入新的阶段时，既要指出其比前一阶段的发展和进步之处，分析其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性因素，也要注意其与前一阶段的现代化社会质素的传承与积累关系。由于政治革命和改革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政权和制度发生完全不同于前的变更，但是现代化的社会质素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还会受政治和社会秩序变动的影响而出现一时的停顿、混乱乃至倒退的现象，新政权和新制度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需要有一个体现的过程。因此，研究者如果缺乏过程观念，就会从政权和制度的变更或从社会现象出发，对政治革命和改革对现代化的作用做出片面的评价，或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曰没有产生什么作用，社会还是照旧没变；乃至认为中断和破坏了现代化的进程。
用现代化的范式研究历史，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也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人认为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及其学术研究已经过时。窃以为，相对于新近出现的一些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可能已不能排列在最新者之中，但不能说它已经过时，而仍然是目前很具有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一种范式，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其理由主要有下述两点。
第一，现代化研究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外史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一种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效用，这也就是史学的时代性，现代化及其历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这种时代性。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的兴衰，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基础的，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已实现了现代化，甚至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化”时期；也有一些小国家的人民生活现代化不需要本国的工业化，可以通过资源输出和发展旅游业或其他途径而达到现代化，因此，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已经过时，在批评现代化理论的同时而构筑别的新理论、新模式。对一些先现代化国家来说，对现代化理论的这种认识改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是史学时代性的一种表现。但是，从全世界范围来说，从现代化的完整意义来说，目前现代化仍然是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和首要任务，且不能脱离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研究虽然已经不是什么热门课题，但是也并未绝迹，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们的现代化研究视野已不在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社会，而是集中关注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也同样表明他们继续在运用和发展现代化理论，在研究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只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变化而转变了研究的重点。对中国来说，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在近代以来所追求的主体目标，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未来50年的中心任务。面对这样的历史和时代任务，历史学不可视而不见，而是应该有责任去研究和总结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教训，为现在和将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所以在80年代以后兴起，正是历史学时代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如果我们因为西方一部分学者所提出的现代化“过时论”，而亦跟着不再进行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那么不仅将严重失却中国历史学的时代性，而且将使中国历史学陷入盲目追随西方的误区。
第二，现代化研究范式并非机械套用外国的现代化理论，而是赋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上述坚持中国应该继续进行现代化研究，并非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完美无缺，无可批评，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运用虽然是受国外现代化研究理论的启发而开始的，但在引用这一理论时，经过了认真的思考，对之进行了改造，不仅揉合了国外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吸收它们的有关工业化、民主化、科学化、全球化等现代性指标体系方面的合理内核，而且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现代化思想相结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许多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都是这样做的，如罗荣渠、章开沅和本人所撰写和主编的著作中都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力求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目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虽然还不能说已十分完善，但至少已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除了研究现代化指标的实现程度之外，更重视研究制约现代化指标实现过程和程度的国家主权、传统文化、制度变革、道路选择、民众动员等问题；对于这一范式的不完善之处，应该继续去完善它，而不应该简单地抛弃它。
因此，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我们既不能以现代化研究范式取代其他研究范式，也不能以其他新范式的出现而否定现代化研究范式，而应该以与时具进的精神，以百家齐鸣，百花齐放的态度，不断地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历史科学。
[1] 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7日。
[2] 胡绳：《再版序言》，《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卷，第8-9页。
[3]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年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本文原刊：《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