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直是最近2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引起了史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一研究对于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实现学术创新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思维定势，这就是：从朴素的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出发，对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革命者（相对于改良者和统治者）的所言所行一味地加以颂扬和肯定，对与之相对的一方则几乎一概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80年代兴起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则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研究，注重考察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言行是否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因而，它对于打破以前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从各级政府、社会精英、人民大众三个层次构成的角度来研究民众与政府在早期现代化中的角色及关系，不仅考察他们各自的素质状况、组织状况、能量结构和作用发挥，而且考察他们三方之间有何互动、如何协调和整合以及这些互动、协调和整合所达到的程度及其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等。又如，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无产阶级、劳动阶级与有产阶级、剥削阶级的作用、角色及其关系时，既考察不同阶级及其代表者对现代化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选择，也从生产者和投资者、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考察他们各自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既考察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提高状况，又考察有产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组织状况，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资源组合形式、管理方式及其与生产力提高的关系。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也不乏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新的解释。这种研究为近代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风，让人感觉到历史研究有血有肉，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政治评判，不但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而且开始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创新。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虽然引进和借用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但并不是简单的搬用，而是对它进行改造和完善，使之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改造，使之互相结合。这种改造和结合主要表现在怎样看待反帝反封建革命、外国资本主义先进文明与早期现代化的关系上。在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初期，由于对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不够全面，致使在怎样看待这两种关系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后来随着研究的进展，随着对国外现代化理论的检讨和完善，这些分歧逐渐缩小，研究者力图兼顾问题的两个方面。如胡绳在1990年时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995年时他又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刘大年认为：“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他们虽然都强调在中国近代史上争取独立、民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是第一位的，但也指出争取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两方面是共存和互动的。正如这两位先生所言，把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研究的主线之一，并不是完全忽视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研究，也不能把现代化与革命及改革对立起来、分离开来，而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对革命和改革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释。
其次是以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改造，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现代化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发展过程，是一种世界潮流，具有许多共同的发展目标，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因而发展道路、进程结构和建设模式等均不相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开展的，阻力很大，不改变社会制度就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所以，如果衡量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还可用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指标体系，那么研究其发展历程则不能只限于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实现进程，还应该包括现代化的动力和阻力、道路和模式、领导力量和队伍结构、国际和国内环境等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运动机制和各种制约因素及其变化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帝反封建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又是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和道路问题扫除障碍。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如果只从现代化的指标出发，只重视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就很难说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全面研究，而只能是一种现代化现象的研究或现代化的某一个层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
本文原刊：《光明日报》2003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