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年代”史：历史学研究的新视野

从某一重要年份展开对历史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学界非常熟悉的《万历十五年》，是著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堪称从一个重要的具体年份切入，但却以“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探讨相关人物和历史事件内在发展演变之因果关系的经典著作。另外，国内著名学者金冲及先生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也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学术专著。该书对矛盾冲突复杂尖锐、内容极为丰富的1947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年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这样的研究，对于帮助人们更为细致地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缘由与走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则是以十年作为一个“年代”，集中考察该年代的历史发展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年代”史。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探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曾先后合作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194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也将于今年8月举行。这种以“年代”为视域的探讨方式别具特色，可以改变过去的近代史研究中较多地以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以一些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标志的单一研究视野，从而在更多和更广的层面上，既考察历史发展的“年代”特征，又分析历史演变的延续动态进程，在整体上更为准确、更为全面地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多重面相和发展规律。

由此可见，“年代”史研究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正如《1920年代的中国》论文集的编者所言，对1920年代中国历史的整体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1920年代的中国，既是民国政治由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转换到国民党掌控的南京政府的转折时期，又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到最终破裂走向内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对1930年代中国历史的考察，则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怎样相互角逐，国民党如何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及面临日本侵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在断裂中艰难发展的特点。

近代史学界初兴的“年代”史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也有突出的反映。例如1950年代的中国，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成果也日益增多。这一方面由于该“年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对此后中国发展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另一方面，也缘于相当一部分近代史研究者打破了过去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所谓学科隔阂，将研究视野下延至1950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近代史学界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探讨。数年前，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成立了“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研究群”，对相关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数次就这一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内地方面，近年来有关1950年代的中国的研究也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甚至认为出现了“1950年代的中国研究热”。2004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主题为“1950年代的中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50年代的中国》也于200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年代”史的研究既注重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也论及该时期方方面面的其他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社会等。在经济发展日益受到世人关注的今天，经济史的研究已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初显的1950年代研究热中，有关经济史方面的成果就十分突出。诸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商会等旧式工商团体消亡与工商联的成立、劳资关系变化、工商税收、人民公社、金融组织、民众经济状况、商品价格等问题，都有相关成果问世。

目前，“年代”史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有待于学者们更进一步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在进行“年代”史研究时，要特别注意各个“年代”之间历史发展的断裂性和延续性，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更新，避免形成政治史另类书写的状况。

本文原刊：《光明日报》200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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