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每每有些类似“围城”的悖反现象，譬如有些专业治史者觉得史学无用，不能影响社会，总想逃离，而不是研究历史的反而好讲历史，且大受欢迎。前者喜欢说理，又并不擅长，引新知借别科，越说越不在理；后者专讲故事，不免添油加醋，杜撰太多，形同演义，虽已非历史，却栩栩如生。坊间喜其生动，无所谓真伪，一般而言也无伤大雅；或者痛心疾首，以为天塌地陷，实则《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并驾齐驱的情形由来已久，各司其责，无须划一，也无法统一。作为专业人士，倒是应该反省一味说理的流弊，事实说不清，道理讲不明，历史著述读来味同嚼蜡，坊间毫无兴趣，业内也不以为然。
史学首重纪实与叙事，纪实的功能触碰公私各方的隐私，后来受到多方面制约，希望有所超越，于是还原史实成为修史的前提。叙事必须依据材料，史料的应用，在史论的架构中，往往流于陪衬，片断摘引只是作为论点的论据，而在叙事的框架下，应当比较近真及得其头绪，并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呈现。由此可以还原包括思想在内的历史本相及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史家不是以旁白的形式甚至直接登台告诉观众历史是什么，而是用引述的方式使过往的人事重新活动活跃起来，像戏剧一样生动地重现于历史舞台之上，让观众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因此，修史首先应当尽可能复原历史的原声原貌，前提是尽可能多地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并以经过比较验证的史料构成史学的要素。
作为阅读者，应当积极调整阅读习惯，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不要把后来的认识与历史的事实相混淆，仔细体察领会文本传递出来的前人本意，进而看出由史家拼合连缀而成的历史图像是否适得其所。不能迁就阅读习惯而跳过引文只看行文，因为这很可能是跳过事实依据去看认识结论。
治史如老吏断狱，法官断案，先要详细听取两造的陈述、辩词及取证，了解案情，才能依据法理和律令进行审判，若是先入为主，想当然地据理援例，不知造成多少冤屈。同理，治史首先要竭泽而渔地网罗证据，透过表象的蛛丝马迹，揭示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而究明事实本相及涉事各人的本意。所有分析的理论模式，旨在梳理证据，还原案情，而不能削足适履地照搬套用，将证据案情作为法理的注脚。况且治史较审案还原度要求更高，必须全体水落石出。
由此可知，叙事并非不讲理，只是应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再讲道理，或是考史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理之所在，而且所讲道理应源自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将事实当作别人所讲道理的注脚，甚至套用别人的道理来讲事实。今人模仿域外研究，不顾其模型学理并非生成于中国，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一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照搬套用，削足适履，以牺牲中国的历史为代价，所论不过证明其道理的普遍适用。一般而言，如果复杂的历史事实真的梳理清楚，所蕴含的道理大都已经蕴含其中，不言自明。况且，将思想还原为历史，究事实的同时也是在讲道理。这一切，都有赖于耐住性子倾听历史的原声，只有听，才能懂，不听则永远不可能懂。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07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