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彬：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陈兰彬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及外交简论
谢俊美
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陈兰彬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他是谁？是什么地方人？生前又做过什么？这一切似乎都很茫然。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只要是翻阅过容闳《西学东渐记》一书的人，不难知道他曾是清政府任命的留美幼童肄业局的正监督；了解熟悉中国近代交史的人，没有不知道他曾是中国首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的公使：至于讲到近代拉美华工华侨的历史、尤其是古巴、秘鲁、檀香山的华侨历史，总会要提到他奉旨前往古巴等地调查华工受虐情形、奏请在檀香山设驻领事的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名录中和光绪初年科举考试会试阅卷大臣名单中，也总会出现他的名字。然而同其它近代一些人物相比，有关他的史料记载实在是太少。有些史书虽有关于他的记载，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内容多为容氏带情绪化的表述，言词偏激，难云实录，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但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有限资料，就足以肯定地说，陈兰彬不仅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的教育家，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为中国人走向世界曾作过重要贡献，是一位大写的中国人。本文就其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外交活动作一论述。
一、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是伴随洋务新政活动的开展而开始的。同治初年，以奕为首、包括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内的一批具有经世之态的王公贵族、官僚，有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统治的需要，从中外敌强我弱的大势洞察到中国宜及早自强，他们从外国的坚船利炮看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西人制器实为精巧，海疆自强，权舆于是”。 决定“师夷长技”，购买外国机器，聘请外技师，设立机器制造局，仿造枪炮船舰，设立轮船招商局，开采煤矿，架设电线电报等，开展了旨在“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新政活动。洋务新政需要大量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于是洋务官僚在京师设立了同文馆，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广方言馆之类的外语学校；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了译书处，聘人译述外国科技书籍。这些外语学校培养的人才，缓不济急还是其次，主要问题是不能真正掌握和了解外国科技知识。所译西文西书，专业名词类多“意译”，而所聘专业技师，“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 深知 “百闻不如一见，（西方科技）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于是决定计划派遣幼童赴西方各国学习。“我往彼就教，总求尽彼之长技而后巳。西国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兵事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 “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曾国藩在致李鸿章函中说：“此虽要事，然仅筹办洋务之一端。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效。幼童出洋留学，以二十年为期，以百名计之，若学成十之五、六，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息”。 洋务官僚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直接到西方各国学习科技知识，来解决洋务新政所需的人才，并进而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在当时西方列强中，英、美、法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强大，科技发达。但在三国中，在洋务官僚们的眼中，似乎更倾向于美国。这是因为一、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美国均没有直接参与，甚至在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美国商人愿助兵船，帮助清军攻打南京。在1859年换约活动中，美国公使首先接受清政府的要求，到北京换约。由此博得清政府的好感。曾国藩就直言不韪地说：“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佛朗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佛，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惮。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是米夷于中国时有效顺之诚，而于英、佛诸夷并非固结之党”。 二、1867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种文艺，须照相待最惠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一体照办。 而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楼裴迪也极力劝说清政府尽快履行留学条款，答应如中国派学生赴美，美国政府允准“妥为照料”。三、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对美国情况较为熟悉的容闳。容闳因帮曾国藩赴美购买机器而得到曾国藩的赏识：“该员熟悉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密钥”。 “容闳熟悉美国的环境和教育情形，政府不能不委派他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副委员”。 容闳自己也说：他在美国“相识之人尤多，（耶鲁大学）同校前后三年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 基于上述的原因，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九年联函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西方的科技装备自己，来维护清朝统治，这是洋务运动开办的目的。洋务官僚的理论基础就是“中体西用”。洋务官僚选派幼童留美学习，是为了取西方之“用”，维护中国之“体”。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实用主义。中体西用包含了取西方之长、补己之短和守护旧物、保存传统的双层含义，在顽固守旧势力反对洋务的形势下，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在洋务官僚心目中，他们所要培养的留学生是既有西学，又有中学，既掌握外国船政、军政、矿政等诸多技术，又拥有儒家文化、效忠清王朝那样的人。为了确保这个目标，他们选择了“凤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拥有当时最高儒学水平、进士出身的陈兰彬。任命“陈兰彬为留美学生肄业局的正委员，位在容闳之上”。
曾国藩是在1870年（同治九年）办理天津教案，经丁日昌介绍，认识陈兰彬的。初次见面，陈兰彬就给曾国藩留下很好很深的印象：“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势，皆能洞澈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 象这样有才不露，有志不宣，具有政治远略和目光的人正是曾国藩所需要、所赏识的人，让这样的人担任留学幼童肄业局的监督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人选。马新贻被剌事件发生后，曾国藩回任两江时，直接点名奏调陈兰彬随赴江南，得旨谕准，遂入曾幕，成为曾的幕僚。在奏请选派幼童出洋的奏折中，曾国藩进一步明确指出：“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指出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经世致用的人。“所有驻美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均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每年所需经费，亦由陈兰彬等核开清单，交江海关道署存照”。 对陈兰彬予以高度的信任。曾国藩向来被人称为“正人”，铁面无私，要得到他的赏识、信任，并非易事。
事实也确实如此。陈兰彬是咸丰三年的进士，翰林出身。“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 办事稳慎，为人耿介平和，浮沉刑曹几达二十余年。由司稿而主事。刑部是清朝六部中最为繁难的的一个部，问案，查卷，复勘，朝审，秋审，地方的，中央的，终年累月，无休无止，辛苦备尝，而薪俸微薄，生活十分清苦。翁同龢在中状元前，曾在刑部江西司行走七载，与陈兰彬曾共事多年，翁同龢做了光绪帝师后，见到陈兰彬，尤尊称陈氏为“前辈”。 没有坚韧的毅力和耐繁耐苦的敬业精神是很难久任的。刑部独特的性质也铸就和养成了陈兰彬办事稳练细密、刚毅果断的作风和性格，这在以后办理留学生教育和中外交涉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曾国藩看中陈兰彬，主要是看中他身上的这股气质。
曾国藩、李鸿章奏派陈兰彬、容闳为留学肄业局正、副监督，主要还是出于对留美幼童教育的考虑：“盖以纯甫熟悉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 但容闳则不这样认为。认为曾、李他们“荐陈，盖有深意”。他说，丁日昌曾亲自对他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之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答闳当时听了这段话，极佩服曾、李、丁等人“思虑周密”。 丁日昌讲的确是实情，如果由容闳单独负责留美幼童一事，勿庸说守旧官僚通不过，即其它洋务官僚也不会赞成，清廷更难批准。然而也正因为丁日昌这段话，使日后容闳将陈兰彬视为“旧学派”，遇事同陈兰彬“龃龉不已”，若是容闳能牢年记住丁日昌这段“忠告”，也许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原先对陈兰彬的那份尊重，与之和衷相处，而不是固执己见，一味偏重西学，我行我素，听不得别人不同的意见，也许留美幼童教育不至搞成后来那个样子。
“中体西用”严格区分了“中学”和“西学”的内涵。“西学”是指西方的学问。当时洋务官僚心目中的“西学”就是坚船利炮及由此而生的声光化电、工业技术、机器制造、航运、电线电报、煤铁开采和格致之学。“中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中国的史事、政书、图籍之类。因此，留美幼童出发前，曾国藩、李鸿章等还为幼童们制订了相关的教育方案和培养章程。即幼童不仅要学好“西学”，还要兼习“中学”。“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两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止囿于异学”。 留学肄业局大楼建成后，又设立了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规定“恭逢三大节及每月朔望由正副委员率同在事各员和诸幼童望阙行礼”。 而且还规定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例由正副监督负责，每四个月“考验一次”，分别等第，记录在案，决定幼童的去留。规定幼童毋忘祖国，不中途而废，不入籍外洋等。这些规定明确而严格，充分体现了当时洋务官僚派遣幼童的思想和要求。他们要培养的幼童是“中学”“西学”皆有，而不是“囿于西学”的人。
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这样做，也是为当时环境所逼迫。同光之际，“士大夫囿章句之学，而昧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痛深，后千百年何以安生而制外”。 士大夫每闻电线似将盛行，改驿站为电报、土路为铁路，无不“咋舌”。李鸿章奏请“试开煤矿，总署已不敢署议，梦梦可知”。 当时士大夫耻言洋务，如果洋务官僚对留美幼童不如此规定，根本不可能成行。
对于曾、李等制订的上述留学规定章程，陈兰彬不仅赞同，而且身体力行去严格执行。也许是他深知守旧势力的厉害和一贯的谨慎作风，他与郭嵩焘不一样，他很少公开发表有关西方的言论，更未撰写像《使西纪程》那样介绍西方和西学的著作。由于他的谨言慎行，他一直未成为当时守旧势力攻击的目标。
1872年5月（同治十一年四月），恭亲王奕代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折，以陈兰彬、容闳均堪胜任，奏请饬派陈兰彬为留学肄业局正委员（正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常川驻札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得旨谕允。同年七月，陈兰彬偕容闳率带首批幼童30名赴美。一个月后到达哈特福德。先将幼童有组织地分散到美国的众多家庭，学习语言，熟悉环境，待“肄习洋文，粗有蹊径”再分别送入各小学、中学就读。根据当初在国内的分工，陈兰彬“专司监督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负责“监视”学生西学课程和“为学生预备寄宿舍之事”。根据这一规定，陈兰彬每月给学生宣讲孝经、小学、五经及圣谕广训之类内容的“中学”课程。每四月组织一次对学生学习的考核。在他的努力奔走下，1874年（同治十三年）留学肄业局大楼在哈特福德克林街正式落成，全楼高三层，设有监督、教务人员办公室、会议厅、餐厅、浴室、厨房、宿舍等，仅会议厅就可以同时容纳75人听讲。同年，他亲自前往旧金山，迎接第四批赴美幼童。至此留美幼童已达到原先计划的120名。幼童教育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切均按原计划，进行得都很顺利。其时曾国藩已去世多年，具体负责接洽留美幼童一事的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陈兰彬的工作“悉臻周妥”，表示满意。大批幼童到美后，随着年岁增长，学习层次升高，由小学逐渐步入中学，费用也逐年增加，“馆于年而俱异，费亦与年而俱增”。加上当时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战后元气未复，物价腾贵，学生费用益发不敷，他如实向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了呈报，最后经谕准，在原先拨款的基础上，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提拨银28万9千两，从而使留美幼童教育的经费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陈兰彬任留美幼童肄业局正监督的次年，奉旨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形。调查事竣，旋奉调回国，协助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参加有关中国同西班牙、秘鲁签订通商条约以及华工问题的谈判。1874年（同治十三年），奉旨被命为驻美国公使。兼驻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则被命为驻美副使和兼驻日、秘副使。由于肩负繁重的外交任务，经陈兰彬奏请，从同治十二年起，他不再担任留学肄业局正监督，而改由他人担任。容闳虽任驻美副使，但仍兼顾幼童事务。
对于留美幼童教育，曾国藩、李鸿章虽然制订了相关章程规则，然而这些需要正副监督及教习们去认真执行。作为始终负责幼童教育的副监督容闳，实际上并未按章程规定去做。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幼童，但他不是中国政府派出的，而是由西方教会一手着育培养起来的。他从七岁起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十三岁又入马礼逊学校。1847年起随美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接受的全是西方文化，毕业回国前，他甚至连中国话也不会讲，他的“中学”程度很浅。容闳自己也说：“给他照耀启蒙的光来自美国，来自新英格兰”，“饮水思源，他决定让留学事务所设在美国和新英格兰”。 在容闳那里，他把与幼童的关系确定为“不啻家人父子”，他要把120名幼童用美式教育，培养成120个像他那样的人，即120个新的容闳。他完全忘记了这是一批负有特殊使命的官派留学生，而非自费留学生。他把自己当成了幼童的导师和精神领袖。他全然不顾曾国藩、李鸿章当初制订的要求幼童“中学”“西学”必需兼顾的规定，他认为让幼童学习“中学”毫无意义，一味偏重“西学”。“纯甫意见偏执，不愿生徒多习中学，即各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 强调幼童留学是为了学习“西学”，如要学习“中学”，何必到美国来呢？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容闳深受其影响，所以，他放任幼童参加美国人的宗教活动，“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容闳均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认为学生“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惧耳”！学生“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 容闳这些作法完全背离了幼童留学教育的有关规定，当然要遭到其它从教人员的抵制。“在局人员及教习候选同知容思齐、候选县丞沈金午，各员皆不崇尚洋教，察出各学生弊窦，亦节次撤遣回华，不肯姑息。” 作为全面负责留美幼童教育、身任留学肄业局正监督的陈兰彬不能不出面加以劝阻和予以纠正。但容氏固执已见，因此常常与陈兰彬“龃龉不己”。教习容增祥丁忧回国后，容闳提议由帮办、候选同知黄大权接替，陈兰彬有见黄氏“洋习太重，暗诱学生入教，在局究不相宜”，没有采纳容闳建议，而是将其调任有“万里之遥”的旧金山去做总领事，遮断他对留学肄业局的“沾染干扰”。忠君的责任，还迫使陈兰彬不得不向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报，李鸿章曾多次电函容闳，进行“归劝诫勉”，“迩年以来，颇有议论纯甫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但容闳不予理会，以致收效甚微。
容闳的上述行为，不仅违背了洋务派派遣幼童留美学习的初衷，而且也越出当时中西关系人们认知的红线。其中尤以信教和剪发辫、拒学“中学”三者为舆论所不容，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径。不久前发生的天津教案，人们还记忆犹新。曾国藩、李鸿章等“杀民谢罪”的作法，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仇恨。现在留美幼童中居然有人信奉耶稣教，见异思迁，弃“中学”而就“西学”，那还了得。天津教案这种大规模反洋教斗争不仅表达了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跟随枪炮船舰来华侵略活动的不满，而且还包含了对西方文化部分内容的保留，认为西方的风俗习惯有悖于中国伦理道德，不为中国人所接受。一些幼童踰矩越步，目无尊长，动作无礼，在一些守旧官僚看来，是悖逆非伦。发辫是忠于大清朝的象征，现在居然有幼童借口剪去发辫，改行西服， 显然这是中国士大夫官僚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幼童中存在的这些现象一下子成了严重的问题。
陈兰彬奉旨调查古巴华工受虐情形后不久，即奉调回国。继而又被命为驻美公使兼驻日、秘公使，常川驻札华盛顿。留学肄业局事务初仍由容闳兼管。后正监督一职改由区谔良（海峰）接替，容闳仍兼副监督，牢牢控制留学肄业局。区氏回国后，改为容增祥，但容氏旋因生母去世，回国丁忧，新的正监督再改为吴嘉善（子登），短短几年中换了三位正监督。三人中，以区谔良、吴嘉善与幼童教育关系最大。区氏为工部候补主事，籍隶广东。携女妾二人来美，他不住局内，而是另外择居。御史李士彬参劾他抽鸦片。他对留学生事务甚少过问，常常十来天才到局一次，到也时间很短，“不逾一刻”， 对容闳所作的安排从不提什么意见，对学生教育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所以，容闳对他十分满意。区氏与闽浙总督何璟（小宋、筱宋）关系不错，曾请何氏出面帮忙，疏通李鸿章，将其调任驻日本副使。所以，他在美不到三年，就回国了。吴嘉善，字子登，籍隶江西南丰。道光二十九年进士，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在科举功名中比陈兰彬还要高一些。无疑是当时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在那时的中国，科名的大小决定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下和讲话的份量。在留学肄业局所有人员，吴氏功名最高。他来美接任监督后，对容闳放任学生的作法深为不满而倍感忧虑。他批评容闳“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种种不应得之权利”？！指出这种教育方法“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会社，此种会社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仰之礼”。“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生半入耶稣教，”吴氏认定“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 旧式中国教育注重书本知识，学生几乎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西方教育强调文体结合，中式教育和西方教育有着很大不同。中国是君主专制国家，君子朋而不党，不允许有任何社会团体和组织存在，中西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留美幼童多数已经西化，类如美国学生，除信教外，还加入美国各种社会团体，抛弃中国的礼仪道统，这在吴嘉善看来，是十分危险的。“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其学难期成才，即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从封建皇朝长远利益考虑，他认为留学肄业局必须解敬，所有幼童必须撤回国内。
吴嘉善深感监督“责任重大”，又急急地前往华盛顿驻美使馆，向陈兰彬报告。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及应将局裁撤”。 陈兰彬听后，认为此事重大，“总宜咨呈南北洋大臣酌夺”， 表示自己不能决定。几乎同时，吴嘉善也向李鸿章作了呈报。“前年子登到局后，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 陈兰彬将吴氏的意见向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了汇报。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文中，他说学生以童穉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惟持管带者督率有方，始能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为陶冶人才之地。现在学生“外洋之长技尚未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 他也耽心留美幼童目前状况不容乐观。所以，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说：“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则照其言，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余则分别派往天津、上海各洋务机器机构专习一艺。奏折最后说：根据“该局向章，一切事宜均具报南北洋大臣核办。此次应否撤局及如何带回交代之处，自应由该局总办筹有章程，呈请南北洋大臣核定，禀明办理，以归划一”。
陈兰彬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报和呈折，引起了奕等人的重视。正好此时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上了一道弹章，奏参“出洋学生近来多有入耶稣教者”，参劾帮办黄姓（指黄大权）暗诱学生入教，总办区姓十余日不到局，致学生等毫无管束，抛弃本业。谕令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等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先斟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在得到陈兰彬的来函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询电文后，作了如下表态：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中说：平心察之，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柄，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 对于学生适异变迁的行为表示宽容，对于吴嘉善裁局将学生撤回国内的作法不表示赞同。其实李鸿章“意有保留”，不主张全撤。在见到吴氏执意要这样做后，除去电“劝止”外，并发电给陈兰彬，要陈兰彬劝阻吴氏，并要吴氏挑选20名优秀幼童先到美国各电报局学习，而后由吴氏携带回国。并要陈兰彬联络美国，予以协助。李鸿章这种半撤半留的作法，实际上是不愿裁局撤回学生。但他毕竟是久经官场，办事手段圆滑。他以陈兰彬与吴嘉善均为携带幼童出洋之人，均不能置身事外，以刻下驻美人员资望权位惟陈兰彬为最优，以自己与美国相隔数万里之遥，局之利弊究难悉其底蕴，孰撤孰留，非由荔秋等就近察办不可。将留学肄业局裁撤和幼童撤回与否的球又踢给了陈兰彬。甚至他还向陈兰彬表示：“如无妥人往管，（劝吴）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请速筹定勿辞”。吴氏在得知李鸿章对裁局撤童一事意有保留后也采取投机取巧的作法，他向李鸿章建议，他回国后留学事务交驻美公使兼管。李鸿章认为吴氏作法，“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且其意谓得使署照料，呼应较灵，亦系实请”。 竟表示赞同，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责无旁贷，他明知容闳与陈兰彬“龃龉已久”，此事不可能做到，仍急电劝陈兰彬接受他的意见。陈兰彬以“恐管幼童与纯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 以影响使馆工作为由，遂向李鸿章回电表示不能，并请其“鉴谅”。 电函中说“此局应由中堂奏明，应否撒局，自由尊裁”。 最后再一次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不自作主张。事实上，裁局撤童一事并不是陈兰彬的主张，也非他先提出来的，且其时他身为公使，早己不再兼理留学肄业局务。他只是奉旨发表自己的看法。
容闳一向将留美幼童教育计划“视为最伟大事业，亦报国唯一政策”，所以他对裁局撤生一事的态度，用李鸿章的话说，“因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甚不愿裁撤，自在意中”。 开始他是反对的。但他在这件事上没有向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抒己见，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非但如此，他甚至致函吴嘉善，“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同意留美幼童半留半撤的方案。
1881年6月（光七年五月）奕等在听取了李鸿章、陈兰彬等人的意见后，呈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一面妥定章程，责成该局员亲自管带各童回华，庶免任意逗留，别生枝节”。 谕旨依议。留学肄业局就此裁撤，留美幼童除前因病因故回国者外，下余96名全部撤回国内。
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留美幼童撤回国，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反对幼童留学的人对之“欣喜”。甚至连曾纪泽那样先进开明的官僚也坚持认为“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耳，于国家无大益”。 为了自己的“体面”，也是为了证明此事不是自己的责任，实际上是为了推卸自己应担负的责任，容闳把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幼童的撤回责任全部推到吴嘉善、陈兰彬、李鸿章等人头上。在其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他辱骂吴嘉善是“留学界之大敌”，“丧心病狂”，“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 不配任留学生监督。责骂陈兰彬是“极顽固之旧学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生为然矣”。“陈此举（指同意裁撤留学肄业局撤回留学幼童一事）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对党代表之地位，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 他甚至迁怒李鸿章 “性情品格与曾文正回不相眸。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 我们无意否定容闳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影响的爱国者，但不赞同他上述违背历史事实的言论。他的上述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就拿吴嘉善来说，他既非疯子，也非行为怪癖，更不是搞化学的，而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学习外语的翰林，著名的数学家。他的著作《白芙堂算学丛书》是研究我国近代数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与其它进士不同，他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不赴征辟，屡辞荣禄，高尚厥志，超然物外而反以西法影响游戏人间”。被王韬称之为“古之所罕，今乃仅见，求之儒林岂可多得”的奇才。 广州同文馆开设后，他不以翰林高贵身份，欣然受聘为汉教习。他因施教有方，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嘉奖。并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远涉重洋，前来美国，担任留学肄业局的监督，吴氏以花甲之年出膺此任本系“纯甫（容闳号）所荐，而荔秋所调也”。 明明是他容闳所荐，李鸿章也说是他所荐，而他却在书中拒不承认，反说是陈兰彬所荐。其行品行未免有所缺失。对其所举荐之人因为不同意自己的做法而大加谩骂不是一个学者的应有的态度。陈兰彬是当初与他一起倡导幼童留美的发起人，而且是留学肄业局的正监督，出仕比容闳早，阅历丰富，办事稳慎，从不扬己露才。当初容闳也称赞陈兰彬为人“持躬谦抑”品行“端正无邪”。为了幼童留美，陈兰彬不顾年高，毅然就任，为留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只因为在培养教育幼童一事与容闳持不同意见，就被容闳扣以“守旧派的代表”，“破坏新政”“阻碍中国进步”的大帽子，未免显得专横无理。1902年容闳用英文撰写回忆录，1909年回忆录在纽约出版。1915年由徐夙石、恽铁樵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容氏上述说法，流传数十年。如此滥觞，研究者们人云亦云，因循陈说，影响可知。历史研究重在事实。还原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辩证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陈兰彬等人的功过是非，不仅是深化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反思历史、借鉴历史，推动和促进今天中外文化交流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至于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关键人物之一，近代中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同他有关。至于他的人品如何，至少有一点，容闳的幼童赴美的教育计划他是赞同的，是他与曾国藩联衔奏请谕准的，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衔一手举荐他为留学肄业局的副监督，是李鸿章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举荐他担任驻美、日、秘副使的。容闳书中口口声声要别人“饮水思源”，自己反背道行之，鞭撘辱骂有于恩于他的人。这能说是有道德的吗？无怪有人批泙他“汉文不深，又不甚识大体”。 由于从小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在身上明显反映他在为人处事方面道德缺失。
其实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幼童的撤回，并非象容闳讲的那么简单，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当时中国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边疆危机严重。新崛起的日本效法西方列强，对外实行侵略扩张，首先把矛头指向四邻。1874年借口台湾高山族误杀琉球渔民一事，悍然出兵入侵我国台湾，稍后吞并了琉球古国。接着又将侵略魔爪伸向朝鲜，先后制造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挑战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企图将朝鲜变为它的殖民地。1876年沙俄强占我国伊黎地区拒不交还。法国正大举入侵中国的属邦越南，中法战争在即。清政府正集中全力忙于应对和处理这些危机，根本无暇仔细认真地讨论留学肄业局与幼董裁撤与否这些县体而义微的事。同其它洋务新政一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一直遭到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如果当时不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实力派大员牵头领衔奏请，此事也许不能成为事实。当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沂正遭御史蔡寿祺弹劾，说他任用私人亲信，收受贿赂，狂悖骄横，滥用权力。慈禧太后与其争权已久，遂趁机削弱他的权力。奕沂行事巳不如同治初年，其性格也渐趋保守，他因支持洋务新政，被人骂为“鬼子六”。这些均与他同意幼童全撤有关。李鸿章虽主张幼童半留半撤，当时处境也不好。也正遭前驻英副使刘锡鸿的参劾，说他“不堪倚任，跋扈不逞，俨然帝制”。谕旨虽对刘氏进行申斥，但李氏究不自安，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原先半留半撤的想法，而同意裁撤留学肄业局和幼童全部撤回。而幼童出洋后暴露出来的“异化”现象，尤其是信教、易服、不习“中学”、不尊师长等等，当然不为士大夫官僚们所容，而这些也是奕沂、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官僚所不愿看到的，也是清政府所耽忧的。因此，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幼童的撤回国决不仅仅是吴嘉善、陈兰彬等几个人所决定得了的。从陈兰彬到容增祥、沈金午到吴嘉善，他们都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传统士大夫，是一批开明人士。他们管理幼童留学事务，是肩负朝廷的使命，忠君的立场使他们严格把握政府对幼童留学的种种要求，不容玝幼童越出政府设定的范围。所以，当幼童在容闳的纵容下，过分地沾染异质文化时，起而反对也是必然之势。吴嘉善作为一名监督，留美幼童在他任内被撤回国，他是负有一定的责任。而陈兰彬最终附和吴氏看法，正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容闳这种“越出传统圣训”培养幼童的作法，不表示赞同。
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留美幼童撤回国内，还与美国排华、对中国留美幼童学习存在歧视排斥有关。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说，当时美国议会通过了工党首领呈递的反对华工的提案，“美国国会尤甚，上议院议员白伦为了竞选总统，……首先创议反对华工”。 在旧金山等地，美国的种族歧视者还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风潮，焚抢华人财产，烧毁华人房屋，烧毙烧伤华人无数。御史李士彬上奏请即解散留学肄业局，撤回全部幼童“以报复美人恶感” 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幼童来美学习也并非敞开所有专业的大门，颇多若干限制。容闳曾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能批准中国几名成绩优秀的幼童“送入美国陆海军学校肄业”，竟遭到拒绝。 美国并不想把它的“军政长技”传授给中国学生，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容闳承认“中国渐轻于美人，其由来也渐矣”。 “即知留学事务所前途无望矣”。 深知他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难以实现，留学肄业局的裁撤也只是时间迟早的事。明明知道留学肄业局和幼童留美学习不能赓续持久，却将幼童撤回国的事归咎别人，是毫无道理的。
留美幼童从赴美学习到撤回国内，前后历史十一年，距离原计划虽提早了数年，但这批幼童还是掌握了一定的“西学”知识。幼童回国时，正逢洋务新政需人之时，在清政府和洋务官僚的安排下，许多幼童进入了洋务官僚所开办的企业，为洋务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其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些幼童还成为中国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如梁敦彦清末曾任外务部尚书，唐绍仪曾任民国国务总理。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张广仁成为第一位获准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成为第一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予以高度评价的铁路工程师，吴仰曾成为中国首位著名矿冶工程师，为开滦煤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幼童如薛友福在中法战争中为国牺牲。另一位幼童梁应科因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勇敢，获得了清廷颁赏的“巴图鲁”称号。 在1885年（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请请奖名单中，回国幼童有数十名之多，充分肯定了幼童回国后为洋务建设作出的功绩。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幼童的名字。
曾国藩说，“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人刚刚开始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开始。选派聪颖幼童出洋读书是中国空前旷古之举，一切都处于探索阶段。陈兰彬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不顾年事己高，毅然接受朝廷委任的留学肄业局正监督一职，远涉重洋，率带幼童赴美留学，并为幼童的成长付出巨大的辛劳。从这个意义上说，誉他为他为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二、近代中国早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秩序，同意外国公使驻札北京，在沿海重要通商口岸设驻领事。由于中外交涉频繁，加上洋务新政开展，需要从外国进口机器设备、原料、聘请技师等，于是中国自己遣使外国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874年（同治十三年），根据中英《烟合条约》的规定，清政府派遣候补侍郎郭嵩焘使英，就马嘉理被杀一事进行道歉，并正式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常川驻札英国，办理中英交涉。当时与中国交涉频繁的除了英国外，还有法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等。美国地处拉丁美洲，没有加入英法行列，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朝统治者认为“较为恭顺”，对美国存有好感。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美洲，在中国沿海和澳门一带采用绑架、诱骗等非法手段，拐卖贩运中国人前往美洲充当苦工，据不完全统计，到同治末年，总数不下十数万人。这些被掠卖的华工被称为“猪仔”，无论在贩运途中，还是到达美洲后，倍受虐待，“锁枷、饥寒、饮食不继、剪去发辫、、抽打、囚禁，形同奴隶”，过着非人的生活。尤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秘鲁等地华工受虐情况最为严重。华工在美洲的遭遇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必须通过外交途径才能解决。因此，遣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迫在眉睫。
还在1876年（光绪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简派英、美、日（日斯巴尼亚一一即西班牙）、秘鲁等国使臣时，奉上谕：着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钤身（后改刘锡鸿）出使英国。候补三品京堂陈兰彬、同知容闳，着出使美国、日国、秘国。 作为中国最早的首批驻外使节，陈兰彬成为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的首任公使，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开新的意义。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陈兰彬被正式命为驻美公使、兼驻日、秘公使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已在美国担任留美幼童肄业局正监督，负责留美幼童教育。任监督期间，清政府正与西班牙、秘鲁就订立通商条约和华工受虐等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国政府要求就华工受虐问题先行讨论，西班牙公使和秘鲁专使都矢口否认该国有虐待华工情事，拒绝订立保护华工专条，后经英国公使威妥玛调解，同意与中国签订查办华工专条，共同调查华工境况。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清政府电令陈兰彬和容闳前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秘鲁进行实地调查。陈兰彬奉旨后，率带留美幼童汉文教习叶绪东、聘请美国人为翻译，前往古巴夏湾拿地方（即哈瓦那）等华工较为集中的地方，深入华工作工的工场、居住地进行访问、笔述记录，听取华的倾诉，最后写成报告。前往秘鲁调查的容闳除了调查报告外，还附上秘密拍摄的华工受虐的20多张照片。他们的调查报告呈送国内不久，陈兰彬即奉旨回国，协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进行谈判。由于中国提供大量的华工受虐的材料和照片，日、秘两国公使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1875年（光绪元年）中国和秘鲁重新商订了新的华工保护条约。条约规定，秘鲁政府负有保护华工的责任；所有在秘鲁的华工享有和他国人民一样的平等待遇，华工在秘鲁进出自由；秘鲁政府保证日后不再在澳门等地诱骗华人出洋等。 1876年11月（光绪二年十月），西班牙“索伯拉纳”号船因台风在台海面搁浅被抢，西班牙企图借此派兵来华“搅局”有关华工问题谈判。廷旨一面命沿督抚加强戒备，一面谕令陈兰彬“探明，相机进止”，“全权负责处理”。 陈兰彬随即派员，搜集情报，探听虚实，随时向朝廷报告。由于中方坚持摆事实，据理驳斥，西班牙被迫于1877年12月（光绪三年十一月）同中国签订了古巴华工保护条约。条约规定了西班牙政府保护华工、华工享有与其它国家人民相同待遇、华工人身自由、日后华人来古巴，需有中国海关签发的护照，在古巴的华工须接受中国驻古巴领事的稽查约束等内容。中秘、中日（面班牙）有关保护华工条约的签订，使在日、秘的华工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大批受虐的华工依约，抑或回国，抑或前往他国，即使留在当地，亦不复当初非人的待遇。
陈兰彬在中秘保护华工问题谈判期间，根据谕旨“须先赴美筹办一切”，立即筹建驻美公使馆。被命公使的同年八月，组织公使馆人员班底，经奏准，以叶绪东为驻美使馆参赞。十月底，率带全体人员赴美就任。同月，清政府依据出使英国成案，照会各国。那时出使为人所贱视。正如慈禧召见郭嵩焘时所说的那样：“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巨”“这出洋本是苦差事，都是别人都不能任的”。 同郭嵩焘一样，陈兰彬完全是本着“公忠体国”才接受出洋这个苦差事的。
1878年10月（光绪四年九月），陈兰彬前往华盛顿美国总统府，谒见美国总统，并递交国书。此举拉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篇章。
1879年5月（光绪五年四月），陈兰彬前往马德里，谒见西班牙国王，并呈递国书。稍后又前往秘鲁，开始了他对西班牙、秘鲁的外交活动。
地处太平洋上的岛国山域治埃兰（又称夏国，中国人译称檀香山），共由八个岛屿组成，为各国商人汇聚之地。檀香山距中国广东约16000余里，从咸丰初年起，陆续有中国人前往该地贸易，继后又有不少人前往耕种畜牧，到同治初年巳达千人以上。自美国与该国立约通商，互相免税，檀香山贸易更加发达。华人来此日多。旧金山排华发生后，前往该岛的华人激增至七、八千人。华人增多，良莠不齐，在所难免。而华商经理无权，遂使当地土著“寝滋疑忌”。同知衔陈国芬，广东香山人，是当地一位华商，在“华洋中夙着声望”，有见于此，致函陈兰彬，请在该地设驻领事，约束当地华人。陈兰彬以该国与美国及中国并无外交关系，不便派设领事。但考虑到该岛为“出洋要冲”，前往旧金山的后路，且为秘鲁来华的中转站，为数万中国人海外谋生之地，他建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妨由南洋大臣，或由两广总督发给该商谕帖，责成其随时嵇查约束当地华民人等。待一年之后，如所办实合机宜，即令其接办，于保护中仍作权宜之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地在万里之外，未免遥制为难，奏请由陈兰彬“就近办理”。得旨允行。 最后，陈兰彬发给陈国芬谕帖，责成其负责照料该岛华人。1881年（光绪七年），陈兰彬得知俄国与檀香山并无外交关系，但在该岛设驻领事后，遂据此呈奏，建言仿效俄国的作法，在檀香山派设领事，即以前商董陈国芬为领事，其每年所需经费即在驻美使馆经费内支付。奏上，得旨准行。
陈兰彬驻使国外期间，还先后擢为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礼部右侍郎等职务，但因其在海外，无法到任，所以，均由其它大臣代为署理。他虽人在海外，但心系祖国。对于国内开展的洋务新政予以极大的关注。认为洋人轮船深入中国内河，危害最甚。中国自办轮船招商局以来，挽回权益不少，以使洋人不能尽占中国之利。但在新开口岸宜昌一带，招商局运力明显不足。他上奏请饬南北洋大臣督饬招商局认真经理，并加拨江浙漕运米石，以资挽运，提升与外国轮船竞争的能力。廷旨以其所奏不为无见，着李鸿章、沈葆桢等体察情形，悉心会商，妥筹办理。
1882年（光绪八年），陈兰彬调回国内，到都察院就任左副都御史，并经恭亲王奕奏荐，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84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慈禧太后借国子监祭酒盛昱弹劾军机处一折，对奕进行打击。趁机改组军机处，罢黜奕及全体军机大臣。奕失势，连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七月，慈禧太后借御史吴峋参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事因循、不能振作有为，开去周家楣等5名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以陈兰彬年力渐里，难胜繁剧为由，趁机一并予以罢免。
清代的都察院类似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遇到重大的疑难案件，尤其是朝审、秋审报告皇帝裁决之类的案件，均需经由三个部门的负责人（俗称“大三法司”，三堂会审）共同审理。左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主要负责官员，平日责任重大，经办事务繁难。陈兰彬深感体力不支，又有见朝局动荡，政潮暗涌，深知在政坛难有作为，遂于八月以衰病为由，呈奏乞休，得旨允准。此后，他离京南下，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吴川，受高州知州之聘，主讲高文书院，为作育人才，造福桑粹，贡献余辉。
同光之际，是近代中国新旧嬗递的重要时期，陈兰彬作为一名饱受儒学熏陶的学者，夙抱伟志，以经世自命，积极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了造就新一代的人才和国家的振兴，不顾年迈之驱，毅然就任留学肄业局正监督，率带幼童，远渡重洋，前往美国，为留美幼童的教育付出了巨大辛劳。在担任驻美、日、秘国公使期间，亲自调查受虐华工情况，参与有关华工条约的谈判和条约的签订，为维护中国人在海外的自由、权利，作出了不小的努力。而他奏请在檀香山设驻领事照料在海外华人，则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古人云，“莫为之先，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能做一、两件推动社会进步、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而这些事别人没有做或做不到的，他却做到了，就足以永垂青史了。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最初的一批先进人物，陈兰彬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无愧为一名大写的中国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