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青少年时代的爱好和志愿，我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诗人”，或是专门写使人瞌睡的小说的等外“作家”。至于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那多少有些出于偶然。只是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多年实践过程中，自己才逐步增强了对这门学科的认识与热爱。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岁月里长大的。当我们刚会唱歌，学的就是抗战救亡歌曲；刚会作文，写的就是如何洗雪国耻之类的题目。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腐败，使我们备尝颠沛流离、失学失业之苦；山河破碎和民族屈辱，则使我们幼稚的心灵遭受更为痛苦的熬煎。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比较容易对那些爱国御侮、革新救亡的史事产生共鸣。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一些早期作品，多半是结合教学工作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撰写的，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有关制度政策、维新思潮、反洋教斗争等等。面较宽但缺乏深度，不过多少丰富了一些教学内容，并为进一步钻研提供了必要的基础。1961年秋在武昌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促使我把辛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方向。武昌作为首义之区的历史地位，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学者的热情勉励，与许多辛亥老人的频繁交往，这些都是驱使我努力钻研的客观因素。但更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却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颇为宽阔的学术天地，需要研究的课题简直俯拾皆是。在这个领域里，前人留下的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并不甚多，颇像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只要辛勤耕耘，即可望大有收获。
对于辛亥革命史的探索，我的工作是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开始的，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此为侧重点。就研究序列而言，开头是透过资产阶级的活动轨迹剖析其阶级性格，然后再着重研究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可以说是一种逆行的探究。从1962年开始的张謇研究，目的也是通过这个状元资本家，考察他所厕身的社会集团，并且进一步剖析他生活于其间的那个时代与中国社会。这种研究自然是饶有兴味的，但“左”的干扰却使我过早中断了自己的工作。1964年因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横遭批判以后，不久又继之以更大的无妄之灾，从此即长期蹉跎。直到1976年秋，林增平同志与我受人民出版社委托，共同主持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工作，才重新恢复了停顿已久的学术研究。
粉碎“四人帮”和肃清“左”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从我个人的研究工作来说，思路较之以前也有所开展，并力图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年我的研究课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是关于20世纪初年那个中国社会。当然，二者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实为一个整体。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仁人志士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责任感，自动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人去国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家庭幸福，追求祖国独立富强。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们也是日日夜夜关注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却没有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们的事业与生命都是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生在中国是否幸福？据此山河绝好之大舞台是奋发有为还是蹉跎岁月？这些提问如佛作狮子吼，不仅当年有力地叩击着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的心弦，就是现今每一个中国人，难道不也应该以此扪心自问吗？
当然，这些仁人志士们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刚刚到来的20世纪的预测，对新的时代潮流的分析，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术的传播，对旧学和封建道德的批判以及重新清理传统文化的尝试，在政治学、史学、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革新和革命的努力，都给我们留下一笔相当丰富的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批判和继承（或称为批判地继承），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所承袭的深重的封建传统影响，他们的思想局限、性格弱点以及历史各阶段上的分化浮沉，同样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溯其社会根源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既要研究这一代人，就不能不研究产生这一代人的社会。他们栖息活动于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思想言行都受它的影响和制约。当然，先进的中国人决不是消极的，他们要求改造这个社会，并且为了改造而努力认识这个社会。20世纪初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界，好些省的同乡会都设立了调查部并且拟订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提纲。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了演出输入文明之剧而“测量此舞台”；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了解国情。这是一桩极为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历史太久，国际国内政治关系又太复杂。辛亥时期那一代人尽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然而并没有真正认清近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证明他们引进的救国之道并不符合客观环境。经过从辛亥到“五四”期间的困苦摸索，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以新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民族命运，并且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驳斥了“马列主义不适合国情”的恶毒攻击；如果对中国社会没有正确了解，怎么可能制订出适合国情的方针、路线、策略、政策？但人的认识永远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运动过程，何况怍为认识对象的近代中国社会是这样奇特、复杂，并且又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我们这才发现自己对国情的已有认识毕竟是有限度的。至少，我们对封建主义影响的深远就估计不足，否则个人崇拜何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泛滥一时？“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何以能够一度那样猖狂？失败与挫折使人们聪明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是我们民族智慧复苏与建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继续，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强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剖析，不仅为发展辛亥革命研究所必需，就是对于今天的“四化”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我把这本论文集取名为《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尽管选入的二十篇文章对于近代社会的探讨并不全面，这仅仅是表达一种主观愿望而已。个人的能量总归是有限的，何况才疏学浅如我。这些微薄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不过如沧海之一粟。在结集过程中，除个别地方略做文字变动以外，对各个时期的文章尽量保持其原来面目，让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我当时的认识状态，包括我的幼稚、粗疏、困惑以至失误。这决非敝帚自珍和因循保守，而是希望让后学者比较容易了解前人的探索过程，或许可以从中吸取若干对他们有用的经验教训。
我们高兴地看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但是，与中国近代历史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个小小的史学分支仍然是年轻的和不成熟的，许许多多困难而又复杂的课题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决。为了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促使富有科学价值的著作更多、更快、更好地涌现，我想，提出下面三个问题也许是有意义的。
第一，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仍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史和其他任何人类文明史一样，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贯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充满着斗争、依存、制约、渗透、转化，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本质又常常隐藏在现象后面，真是迂回曲折、纷繁复杂、扑朔迷离、流变不居。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面对着宛如乱麻的众多史事而自-困惑难解。那些见木不见林的学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历史事变的总体则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
当然，我们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决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因为那也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正确的方法论来探索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辛亥革命史研究产生越来越多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好著作。
第二，继续加强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志努力从事各种专题研究并且取得明显进展，基本上克服了过去某些喜爱大而无当的泛论的毛病。但是，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总体来说，可以而且需要探讨的专题仍然极多。即以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而言，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阶级内部上、中、下层结构的剖析，当然都需要继续深入探讨。但是，为使这种研究取得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就不能停留于不分行业、地区的“一揽子”式的考察和论述。要认真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他们对于欧洲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不仅分别研究了各个地区的特点，并且着重分别研究了金融、商业、工业等各种类别的阶级性格差异。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早已强调指出：“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免有粗略之处，今后应该更加认真、细致、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除了企业家与企业集团以外，行帮、公所、会馆、商会、港埠、集镇……举凡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以及他们栖息并且活动于其间的社会环境，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只有逐步弄清各个侧面，才能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资产阶级的整体，并对这个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动向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我总有一种感觉，即迄今为止仍然缺少出版——部全面的堪称通史规格的辛亥革命史的足够研究基础。必须首先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专题研究中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辛亥革命史，写出“证据确凿”和“胜于雄辩”的学术著作。
第三，对资料工作也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切，我们对于辛亥革命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与浩如烟海的全部辛亥革命史资料相比较，这不过是很小一部分，还有大量档案、文献、报刊、手稿至今未能加以整理和利用。对于英、美、日、法等国有关档案文献，近年来在课题研究中密切注意者日益增多，而且日本外交文书和英国蓝皮书的选译出版工作亦有进展。但更多富有价值的内容仍然保持在原始档案之中，特别是各地外国领事及其他派遣人员的商务报告和各种情报，往往更为生动具体地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把这些卷帙浩繁的外文资料选择、整理、编译出来，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是国内已经发掘和出版的资料，也大多没有经过“批判地审查”，不像太平天国史那样有多年的史料考订辨伪工作可以作为研究基础。姑且不论清方文献如何对辛亥革命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就是一般资产阶级报刊，对这场革命也充满着不准确甚至伪造的新闻报道。革命领导人和一些重要骨干亲自写的回忆录诚然极有价值，但党同伐异、自我夸耀、文过饰非亦在所难免，因时隔多年而记忆失真的情况更比比皆是。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加严谨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资料工作，舍得花费大气力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出版和考订，切切实实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雄厚基础。
最后，还需要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通过相互辩难、相互校正、相互补益，发展正确的结论，改正错误的见解，深化对于历史事物的认识。要切实改变那种等待外界出题目、对好口径写文章的消极被动状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胆略和锐气。辛亥革命史的内容圾为丰富，可以研究的课题成千上万，我们应该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新领域，发掘新资料，钻研新课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开辟研究工作的新天地。在研究方法、论述层次、文字风格以至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也应该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尝试的精神，形成多种多样的家法和路、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这就是我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海内外读者表达的若干心愿。
1983年夏于南湖之滨
（章开沅著：《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