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1年10月中旬，吴玉章、范文澜等老一辈历史学者通过“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表述了殷切的期望：“我们现在讲辛亥革命，就要求将来会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出现。这对于提高我国历史科学的学术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由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辛亥革命研究连正常进行都难以继续，所以“大著作”也就迟迟难以“出现”。不过，辛亥革命研究的痴迷者们，始终没有忘记吴、范二老的嘱托，即使在极其困窘屈辱的境遇中，内心也仍然隐藏着渴望。
最先重提旧事并且唤醒我们压抑已久渴望的是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1975年秋，我离开《历史研究》编辑部重返武汉华中师院（即现在的华中师大），言椒在饯别时即已提出这项大胆构想。我与他相交已久，深知其为人言必信、行必果，而且足智多谋、干练利索，所以很快就表示欣然同意。他向我推荐的编写组成员，主要为林增平（湖南）、隗瀛涛（四川）、吴雁南（贵州）、王天奖（河南），都是比较熟悉的学界友人。我也推荐了林家有（广东），因为有关辛亥革命期间少数民族的状况，不能不仰仗他的鼎力相助。
当时，邓小平旋起旋落，“四人帮”仍在台上，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上升时期）“立足于批”之类“左”的思潮，依旧严重束缚着历史学界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学术专著，不仅极端困难，而且还存在很大政治风险。但我们没有更多考虑，在荒废多年之余极想做点有用的事情。至于风险，无非是再次’接受批斗，而屡经常年批斗之后，对此反而看得很淡，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但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义无反顾。
编写工作的初始带有戏剧性，因为按照当时的上级规定，编写组必须是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三结合”。我们编写组都是“党外群众”，幸好所在单位党组织都曾给予名义上的支持，也就算是有了“党的领导”。比较麻烦的是要有“工农兵”参与，而他们又有几人研究过辛亥革命？我们煞费苦心，总算找到武昌造船厂作为协作单位。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型国营企业，其厂址原为清代总督署，也是作为武昌首义导火线的“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之地。造船厂的领导对我们热情支持，提供必要的启动经费与会议场所。派来的“工人师傅”，实际上是下放车间劳动锻炼的技术人员，而且有些还毕业于清华、哈军工等名校，写作能力较强。但他们缺乏史学专业训练，经辅导后写出的大批初稿很难作为修改基础。不过可能由于都是“臭老九”，大家相处非常融洽，“工人师傅”们乐得借此恢复阅读与写作，我们则靠他们保证编写组的“合法性”。这种流于形式的“三结合”，直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才自然消失，但也并非毫无收获。与贵州平坝一家飞机工厂的“结合”，居然发现了冯祖贻，即后来的贵州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原本是北师大何兹全先生的研究生，下放到平坝劳动锻炼，所以也作为“工人师傅”参与编写工作。他虽然是古代史专业出身，但史学训练、思维能力与文字功夫均属上乘，对辛亥革命越研究越迷恋，终于“厚今薄古”转入近代史行当。冯祖贻自始至终参与全书编写、定稿乃至付印，是唯一留存在编写组的“工人”。而那些短期逗留于初期编写组的造船厂“工人”，与我们也结成深厚的友谊，至少有两位以后就因此转行从事理论宣传工作。
四年编写工作的艰辛，很难以简短文字缕述。由于经费拮据，开会食宿条件很差，乘火车坐硬座乃至无座是家常便饭。记得在贵阳开编写组会议，住的是劳改局为犯人家属探亲设立的简陋招待所。其后在广州开会期间参观相关历史遗址，则是张磊从公安厅借来一辆囚车“招摇过市”，所以被友人戏称为“乘囚车住劳改所的编写组”。
当然，更为困难的还是编写工作本身。由于荒废已久，“文革”前积累的资料多已散失或被抄没而未发还，所以许多章节必须从搜集资料开始。编写组的团结融洽固然为史学界所称道，但大家毕竟是初次合作编写大型专著，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路与文风，几乎每一章都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才能进入统稿，因此最后定稿必须花费更多精力。
难度最大的是排除“左”的干扰。书稿大部分写于1979年以前，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已召开，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方针，但长期桎梏史坛的“左”倾思潮仍然很有影响。就辛亥革命研究领域而言，“资产阶级中心论”、“没有以工农群众为主体”之类抨击仍有相当市场，而长期绵延的以孙中山为绝对中心的正统观念更为普遍存在。为了排除“左”的干扰，寻求和深化学术共识，编写组常常召开扩大会议，邀请各地组外学者参加讨论，借以集思广益。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写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我们的观点。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有家中文报纸首先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动向”，稍后又被美、曰几家史学杂志全文译载，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还专门为此进行热烈讨论。所以，此文可以看作我们写作组共同秉承的指导思想。
正好是在初稿接近全部完成的1979年秋天，由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柯白教授牵头，联合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利兰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以后又临时加入芝加哥大学，总共1l所大学的亚洲研究机构，邀请我与萧致治赴美进行学术交流。紧接着又应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联合邀请，前往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这次出访前后将近两个月，由于美、日学界的热情接待与真诚交流，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因为，正是在“文革’’十年劫难期间，北美、西欧、日本乃至我国港、台地区的辛亥革命研究却迅速发展，俨然将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同时，也就拉开了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差距。通过此次出访，我们不仅亲眼看到这些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这些差距，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信息与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在1980年全书最后定稿工作中，我们比较及时而充分地利用了此次出访的收获，对原有书稿进行必要的充实与修正，因而增进了国际视野与学术水准。
编写组全体成员的精诚团结与通力合作，是这部崭新大型辛亥革命通史得以保质保量如期顺利出版问世的重要保证。记得在北京集中定稿期间，我们借住在北师大学生宿舍，林增平、萧致治、刘望龄和我合住一间大房，工作、休息都挤在一起，白天分头出外核对原始档案文献，晚间埋头校订清稿，起早贪黑，全力以赴，几乎没有什么休闲与应酬。我至今仍然记得增平兄那种伏案细阅间或执笔沉思的认真模样，可以说，全书定稿他出力最多。因为正是在书稿最后杀青的紧要关头，我还出访两个月，只有他自始至终一丝不苟地坚持到底，而大量繁琐的收尾工作，则全靠刘望龄、冯祖贻两位年轻学者的全力协助。
作为责任编辑，林言椒从最初策划到搭建写作班子，一直到整个编写过程与历次工作会议，他都与我们密切配合，起了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或许可以说，没有林言椒就没有这部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他富有多年编辑经验，思路细密而办事又极为干练，常常提出一些关键性的建议，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如果不是他调度有方，这三卷120万字的大型专著很难在1981年7月以前出齐，赶上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10月中旬在武昌隆重召开，出席者170余人，其中包括日、美、加、法、澳、印、泰、朝等国与我国香港地区44人，海内外知名辛亥革命研究者基本上都聚集武汉，堪称一次名副其实的高水平、大规模国际学术盛会。我国学者为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提交较多优质论文，而且还赠送了刚刚出齐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在此前后出版并赠送的还有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两册）和胡绳武、金冲及编撰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都属于大型学术性通史，因而更为中外学者瞩目。此外还赠送了一大批其他专著与资料选辑，许多外国学者都感叹：“本来以为经过十年浩劫，中国史学园地已是一片荒芜，却未想到原有学术积累尚多保存，更可喜的是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当时曾被海外学界誉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平心而论，它确实是此前30年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此后30年辛亥革命研究蓬勃发展新的发端，至少是为现今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奉献出较早的重要铺垫。1990年代以来，编写组的多数成员已经故去，但当年那种团结奋战、精益求精的感人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最近一段时间，重新反复审阅此书，仿佛如对故人，又复朝夕相处，相互切磋，集思广益，反复斟酌。可以说，从正文到注释，从图表到附录，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出集体的辛劳与心血。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前夕，这部专著能够重新再版，对于我们是极大的激励，特别是对于已故作者的最好慰藉。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与自身水平的局限，这部写作于30年前的史书，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失。比如，对资产阶级的结构分析与政派划分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简单化的倾向；因正统观念局限而产生的过分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偏颇时有出现；同时还有“革命至上”的老毛病，因而对立宪派、稳健派乃至革命阵营内部的必要妥协主张，仍不免有较为苛刻的评判。此外，在史料运用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群众自发斗争方面，由于涉及面太宽而发稿时间又很仓促，来不及作比较精审的考订，有若干粗疏牵强之失。……但由于这是30年前的集体编著，而编写组主要执笔者多已故去，再加上全书自有其严密的学术构架与逻辑体系，即令是稍许改动也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乃至损害原来的面貌。因此，我们对原书基本上未作更动，仅限于改正若干明显错字以及早已过时的赘语，这些做法想必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众所周知，三十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已有长足进展，无论是史料的发掘整理，学术佳著的频频问世，还是后起之秀的相继登场，都充分表明，已经完全有可能撰写更高水平的辛亥革命大型通史，也许这样的大手笔已经正在孕育之中，我们殷切地拭目以待。
辛亥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继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之后，最早出现于亚洲的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伟大民族民主革命，她开辟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进步与富强的道路。我们此后所进行的并且取得更为伟大成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看作承续完成前人未能实现的使命。唐人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总是这样前后连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职责，我们很难要求上一代人提前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其实，辛亥革命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也很难要求上一代学者达到现今的研究与认识水平。平心而论，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损失的时间太多；1949年以前饱经战乱之苦，1949年以后又为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困扰。好不容易熬到“文革”寒冬之后的明媚春光，但已经如同迟开的花朵，加以还承担着各种繁杂的行政事务，乃至相继在心力交瘁中过早凋谢。学无大成如我，虽仍勉力耕耘，但才尽已如江郎，岂敢再言攀登。能够躬逢辛亥革命百年大庆，并且亲眼看到《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隆重再版，比起已故师友真是莫大的幸运。
为了尊重先后参与此书编写者的劳绩，谨书名录如下：
参加本书编写组，撰写过篇幅不等的初稿的有（按单位笔画为序）：四川大学历史系隗瀛涛、李润苍、钱安靖；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章开沅、陈辉、刘望龄、彭英明；武汉大学历史系彭雨新、萧致治、崇汉玺；武昌造船厂几位工人同志；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王天奖、李国俊；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吴雁南、倪英才；贵州红湖机械厂几位工人同志；湖北财经学院政治系谭佩玉、袁继成、虞师；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林增平、彭祖珍、王永康、石振刚、刘湘雅。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家有同志应邀为我们撰写了有关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参与辛亥革命运动的书稿。
全书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负责三卷定稿工作。
上卷主编：林增平、萧致治、冯祖贻、刘望龄；中卷主编：隗瀛涛、吴雁南；下卷主编：王天奖、刘望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冯祖贻同志协助中、下卷定稿工作。
本书在编写与出版过程中，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与相关学术机构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协助，在此谨表衷心的感激与谢意。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书得以隆重再版，还应该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表示深切谢意，特别是责任编辑何小颜先生、褚赣生先生的及时建议与周密策划，保证了此书的圆满付梓问世，我们尤为感激。彭剑博士自始至终协助全部再版工作，此一并致谢。
我们仍然一如既往，怀着当年虚心求教的心情，期望着各方贤达的批评指正。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再版）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