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湖南出版社（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陆续出版了近十本《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现在，承蒙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关心与帮助，这本比较系统、全面的大型学术专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又得以刊行问世。前者是系列的、专题性的研究，后者则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归纳、综合、提炼、升华，可以说是一项阶段性的学术总结。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这一代，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然而我国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却起步甚晚，贻误甚多。中国理论界应该急起直追，加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求为当前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这就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心意。
有些读者也许会产生疑问：现代化理论在西方早已遭到许多批评，而且渐趋冷落，你们为什么反而热衷于现代化理论研究工作呢？是的，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包括现代化比较研究，确实已经由热变冷。以美国为例，曾被视为现代化比较研究佳胜之地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随着著名的布莱克（C．E．：Black）教授的病故，已呈风流云散之象。而他的同事，《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Y．1981）这一大型集体著作的主编——罗兹曼（Gilbert Rozman）教授，他的兴趣，也已转移到苏联与东欧的社会变化。在某些西方学者的心目中，现在还研究什么现代化，岂非是“炒现饭”，多此一举！
但是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并非是现代化研究有无必要，而是现代化研究该如何进行。西方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是由于这种研究仍然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同时也由于研究方法与论证依据颇多不够恰当之处。此外，西方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早已不再是现代化的不足，而是现代化的太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弊端与灾难。所以，欧美一些学者热衷于研究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或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而在社会上则出现由于逆反心理而衍生的反现代化运动（de-modernization movement）。除人所共知的生态运动（ecolog movement）、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等等以外，还有些教授、学者“隐遁”山林，自己动手挖土造坯、架木筑屋，也表现出对于当代物质文明过剩的厌倦，力求返璞归真，在大自然的沐浴下摆脱现代飘零感（modern homelessness）。最近，我从古老的新英格兰地区迁移到南加州，在滨海城市圣地亚哥（san Diego）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后现代化或超现代化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在追求结构、造型、色调、风格新颖的同时，也夹杂着在建材与装饰等方面回归自然与崇尚质朴的趋向。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苦于现代化不足与物质文明匮乏而言，所谓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乃是富人的忧愁。正如营养不良的瘦弱者不宜仿效脑满肠肥的胖汉去减重（lose weight）一样，我们目前也大可不必趋时于西方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新潮，从而放松了作为当务之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努力。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弊端可以置若罔闻，因为它们乃是后现代、反现代潮流产生的依据，并且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诚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社会提供了多方面的福祉，然而，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姑且不论其早先残酷的原始资本积累（包括海外殖民主义掠夺），也不必重提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的空前浩劫，就是至今仍然难以消除治愈的贫富悬隔、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精神文明堕落乃至吸毒、犯罪、艾滋病泛滥等等沉疴痼疾，说来也是令人触目惊心。因此，我们的先辈早已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而预防其可能伴生的弊病。百余年来，好几代仁人志士先后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付出了毕生精力，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舞台上，都曾经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造就程度不同的业绩。但是，几经挫折，几经蹉跎，或者由于决策的失误，或者由于条件的欠缺，或者竟是由于机遇的错过，以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至今仍然是海内外亿万华人难以解开的心结。”
本书并不奢望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明确无误的答案，顶多只能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提供若干或许有益的思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宏伟目标，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更是一道错综复杂的难题。我们所说的“小康”、“赶上”、“超过”等等，相对而言都是表示某种目标的文字符号，问题关键之所在乃是如何为实现这些阶段性目标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并制订正确可行的决策且坚持实施。而即令是作为学理问题来探讨，也需要众多学科专家相互切磋问题，决非少数人苦思冥想所能奏效。过去，我们曾经对于“以×为纲”、“××大循环”之类简单化的策论寄予过多的厚望，今后则必须首先革新我们思维的方法与格局，以适应现代化的大潮流。
因此，我们稍有自知之明，把本书涉及的主要范围放在我们比较熟悉的1840—1949年这一百余年，即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并且以此与外国（主要是西欧与日本）的早期现代化作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不同于简单的类比，其主要目的并非评判各国文明的优劣高下，而是通过比较来寻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或称共相与殊相（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比较研究必须通过不同层次的共性与个性的发现，才能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而简单类比所形成的结论则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距离科学性甚远。在80年代，前一段时间曾流行所谓“中外比较热”，而后来又曾被某些人批评为“崇洋媚外”。其实，有些热衷比较者与批评比较者，双方都未能理解比较研究的真谛，因而产生种种误导与随之而来的误解。显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无需因此放松乃至中断严肃的中外比较研究。
中国有句老话——“殊途同归”，它正好可以用于中外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现代化的大目标是共同的，现代化的内容以及实现它的前提条件，确实也具有许多共性；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为之创造前提条件的道路与方法，却又必然千差万别，具有各自特殊的个性。百余年来，我们老是在“以夏变夷”或是“以夷变夏”、“中体西用”或是“西体中用”甚至“全盘西化”这些老问题上兜圈子，其实更为重要的问题倒是寻求更为深层的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当然，决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中国近代史也决不是错误的堆积。我们的前辈为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若干成就，并且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即令是失败的经验，也可以作为我们继续探索的借鉴。学史可以益智。我们应该接受前人那些行之有效的经验，避免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或是已经走过的弯路，在新的起点上与新的条件下，比前人做得更多更好。
现代化不等于是“西化”，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民主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一般说来，现代化包括非农业（特别是工业与服务行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或称行政化）；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等等。其中，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诚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关键，然而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如果人民生活总体素质存在着严重缺陷甚至继续恶化，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富裕如日本，尚有“国富民穷”之讥；自诩如台湾，亦有“生活素质不佳”之叹。可见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与期求，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水涨船高”。这对于正在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而言，也就意味着需要水平更高的知识结构与更为缜密的设计规划。
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因而便不能用西欧或北美模式来衡量并套用于其他地区与国家。每个后起的而又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与地区，例如所谓东亚“四小龙”，通常也能提供各自的新模式与新经验，但这些模式与经验，也并非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能简单、机械地搬用。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除了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不同以外，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乃至于起步早晚与市场机遇的差异，都决定了每个国家必须走自己的路，依据自己的国情与面临的时空环境，来设计切合实际的现代化蓝图与实施方案。当然，这决非意味着可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于是问题势必又回到共相与殊相的关系。从事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都承认，现代化有大体相同的指标体系，这就是共相；而共相必须寓于殊相，殊相就是各自不同的道路与方法，以及已经或即将建成的现代化社会的各自特点。
近百年来，因为救亡图存心切，与危机感、紧迫感相伴生的，还有潜在而又强劲的“急于求成”的民族心态。我们的先辈曾经屡次见异思迁，不断地把多种外国模式先后引进中国，每遇挫折，即思更换，这样自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本书撰写的旨趣，即在提供历史的参照，使我们更加理智与清醒起来，不再重犯，至少是尽量少犯过去曾犯过的错误。人们常说，错误是成功的先导。但错误并非无条件地成为成功的先导，历史上并不乏从一个错误导向另一个甚至更大错误的事例。错误转化为成功的前提，必须是正确地对待错误，包括认识错误，分析错误，然后求得改正错误等等。当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正以迅猛之势滚滚向前，民情振奋，海外人士亦刮目相看。这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国际情势及历史经验的结果。我们深信，历经百余年来多次挫折与失败的磨炼，我们的民族已经逐渐成熟起来，聪明起来，一定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必要的智慧，坚定而又稳步地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全面的现代化国家。
本书系集体编著，有关作者都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同事，或者是曾在本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由于在一起相处多年，而且最近几年又共同承担这项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课题的研究，因此所获共识颇多。虽然是分工撰写，但在动笔之前即曾集中会议多日，共同商定写作思路，全书构架与章、节主要内容。初稿撰成以后，又经过反复修改与审阅统稿，所以全书有比较严密的体系与前后一贯的思路。三年以来，罗福惠教授始终苦心经营此事，用力最勤，历时最久，对全书得以完成贡献最大。浙江人民出版社张宪章先生亲来组稿，并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不断给以鼓励与帮助，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对于所有对此书出版提供过帮助的有关人士，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起步不久，作为宏观研究的若干条件还不够成熟，本书的出版只能说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大家共同来从事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课题，用已故的布莱克教授的话来说，是需要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来承担的。时至学科分工日益专门的今天，恐怕谁也很难以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自诩，只有靠众多相关学科专家的协作，才能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较快的进展。我们的知识与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与疏漏之处定所难免，希望得到海内外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壬申仲春于太平洋边之圣地亚哥容舍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