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与福祉并存的20世纪堪称人性的弱点与优点得以充分暴露的最佳舞台，也是历史学家进一步认识人类自身的千载难逢之良机。当新世纪的曙光即将普照寰宇时，许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史家纷纷提起笔来，饱含深情地缅怀父兄们的业绩与才思，从专题与整体等不同角度，勾画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辉煌历程，可知其中每一份学术成果都是那么来之不易，因而都显得特别珍贵。这是因为，就前半个世纪而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几乎一直在铺天盖地的硝烟炮火中熬过，治史环境与条件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后半个世纪虽已云开雾散，柳暗花明，只因人为的政治运动经常此起彼伏，稍后又是拜金主义取而代之，史坛与史家所当拥有的一方平静亦不常见。
早在11年前，田余庆先生在比较他的前辈杨向奎先生之后回忆说：“我们上大学的时间，或者是处在颠沛流离的状况，或者是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方面去了。在这样一个政治条件下上的学，所以论学问是差了一大截。我这个不是客气话，是说明历史学界的实际状况。……对历史学科的现状，我的估价是不高的。这不是说对每一个。对于许多人的成就，我很尊重。我是用自己这样的经历，看周围情况类似的人而言，这一代人也许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但很难反映出比上一代更高的水平。希望寄于下一代。对于下一代，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下一代肯定会出现一些人材，这些人中也许有少数可以称之为‘大师’。” （1）
一代史家田先生显然是过于自谦了，他大概希望借助于自己那宽如山谷的虚怀提醒我们，不必过高地估计我国近百年尤其是近50年来的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学术成就。至于田先生所说的“下一代”，也就是笔者所厕身的今日“不惑”者流，能否形成前辈学长所期待的那种气候，似乎还是未知数。尽管我毫不怀疑同龄者中已经有人脱颖而出，而且近乎气势不凡，但毕竟罕如凤毛麟角，“一花独放不是春”。况且，他们的“大师”模样究竟何如，也只能留待未来的岁月去验证。至于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后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左奔右突，都不过是小打小闹，充其量扮演过渡性的角色而已。这是因为，我们那嗷嗷待哺贵于黄金的中小学时代偏偏撞上空前绝后的大革文化命，我们在劫难逃，不堪回首。吾辈虽不曾吃上那住牛棚、戴高帽的皮肉之苦，但面对茫茫神州，我们无书可读，虚掷光阴。此时此刻，连唐诗宋词都成了谈虎色变的“黄色书籍”，遑论马班陈范！朝“红太阳”背“红宝书”当“红小兵”或“红卫兵”所染出的“红”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胎记，殖学无根是我们这一代所共有的特征。据说，那枚名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近年一直行情看涨，标价已高达数万元，在我看来，此票无论怎么涨价都不算过分，因为它毕竟是以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为本金和代价的。说来惭愧，笔者在国家高考制度恢复时，还只知道太史公是文学家，却不知道他同时又是吟就“史家之绝唱”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把他误作东汉人物，张口便错。我不敢妄断像我这样稀里糊涂走进高校历史系之课堂者能有多少，但至少可以断定，吾辈与前辈们孩提时代所练就的那份“功课”无缘，缺乏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国学基础与西学基础。像我系八旬学长徐规先生那样既工于古史专门又能洋洋洒洒长篇评论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与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者，像胡适、林语堂、鲁迅等前人那般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者，恐怕今世难觅矣！即使摆出“誓把乾坤力挽回”的架势，失去的岁月却已一去而不复返。大学毕业后，虽然有极少数同龄人能及时放洋，潜心向学，而不是使出浑身解数借腹生子“先富起来”，而绝大多数留守本土，在前所未有的商品大潮前不断调整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部分才华横溢者长袖而去，剩下的虽仍占多数，却参差不齐，而且以怨天尤人或徘徊观望或脚踩两边船者居多。这也难怪，当邻里百家都已装修一新时，你固然可以“我行我素”，无动于衷；然当孩子的同学说“你们家很穷”甚至说“你们家很脏”时，面对童言无忌与孩子的委屈，你还能无动于衷么？
基于我国史官制度与“资治”传统源远流长，史学得以成为显学，历代皆然。及至吾辈参加高考时，史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都明显高于如今趋之若骛的法律、经济等专业，史学的师资队伍也相对庞大，许多地方院校都以本校历史系的师资力量雄厚而自豪，遑论部属高校。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加剧，史学专业渐趋冷门，是为无须惊叹的正常现象。一方面，史学专业年复一年的招生人数并未明显减少，此类专业的人材供应量明显大于社会的需求量；另一方面，许多数理成绩颇佳的考生不愿学文，许多语文成绩优秀的考生又不愿攻史。倘若历史学科的后备力量可以抛弃数理基础与语文基础这两个智力常数，其整体阵营就可想而知。绝大多数习史者原本就鲜有专业兴趣，分配去路拥塞的社会现实又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平时在校的学习积极性，何况习史既不像听历史故事那么轻松愉快，又远离于诗人的激情与哲人的遐想，还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即使近年为媒体与社会所关注的几个人文学科特招班，其成效也并不显著，专业分流之后再选定史学者尤其不多。在节奏快速与五彩缤纷的社会转型期，欲期史学专业轻而易举地把许多高素质的青年学子召唤在自己的旗子下，显然颇有难度。近年来，随着社会高学历之风的出现，不乏硕士点与博士点的史学专业固然也显得门庭若市，但只要稍微注意其中的生源信息，辄不难发现，对于史学，那不过是虚假的繁荣，近乎恶性循环，它无助于史学的发展。史学固然可以为漫天飞舞的文凭热作出贡献，却无法借此改善自身的研究队伍。无庸讳言，史学后备军的整体素质令人堪忧（2），是为我国史学界留给新世纪的重要遗产之一。
职是之故，就21世纪的史学发展而言，当务之急将是优化史学队伍，亦即通过人材供求关系所提供的社会压力与退休制度的自然淘汰机制，尽快调整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缩小史学专业的招生规模，改变冗官冗兵的史学阵营，提高史学队伍的整体素质。
近年来，有的学者十分关注史著史论的可读性，一再呼吁文笔要生动，行文要畅达，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不是认识与态度问题，恐怕还是能力问题。包括笔者在内，多数史学工作者不仅外语单词掌握得不多，连汉语（即国语）词汇量也不容乐观，并无多少挑选与斟酌余地，更不用说别的素质要求。生动流畅云云，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近年来，还有部分治学严谨的学者以整肃门庭的姿态，掀起学术打假之雄风，令人振奋。我于钦佩与共鸣之余，却又略怀杞忧：“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术风气不过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如果社会风气一时难以净化，指望从根本上扭转学术风气似乎还不太现实。再说，如此庞大的史学队伍在精简与优化组合之前，也许难免受生存铁则的制约，而年复一年各级政府行为中的评奖、评职称等功利活动也不自觉地助长着某些不良的学术风气，单凭追究行为人的道义责任与侵权责任，形同头痛医头，追不胜追。新世纪学术行为的规范化与学术风气的净化，将在较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风气的好转与史学队伍的优化。可望吸引学术后备军的研习条件与生活待遇的改善，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近期所推出的“九品”津贴制，似乎就是以打破冗官冗兵与“大锅饭”为前提。
其次，21世纪的史学发展需要静化治史心态。它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史者不为喧嚣热闹与流变不居的现实生活所左右，适当保持研究者的独立精神；二是不以真理的仲裁者自居，动辄干预别人的研究，党同伐异。
坦率地说，我国近百年来的史学研究虽经两三代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较之原本应该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似乎还略有距离，其中与治史心态不够静化大有干系。翻阅近百年出版的数以万计的著述可知，从率先引进西方近代史学理念与方法的梁任公到如今仍然活跃于史坛的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受政治的影响，史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的界限往往并不十分明朗，堪称传世之作的似不多见，为数更多的却是满足于为某些现行政策作注解，属于短期行为中的急就章，并无更多的学术积累价值可言。如果说前半个世纪属于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政治的辐射与干预在所难免，情有可原，那么，后半个世纪就值得认真反思。无论是批判李秀成、还是评《海瑞罢官》或评《水浒传》，还是评法批儒，之所以闹得那么凶，除了政治领袖的失误与阴谋分子兴风作浪外，同许多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主观认同与热情投入也不无关系。倘若史学研究的目的主要不是求真，只是为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而展开，就难免太累，历史就果真容易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丑姑娘。每当政治运动过后，放马后炮打死老虎者不乏其人，这也容易使旁观者同推卸责任联系起来。而某些真正卓有成就的史家，即使不是心态平静者，就是解剖自己最厉者。此情不难提醒我们，史学工作者既要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的变化，又要适当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尽可能在入世与出世两个境界中了无牵挂，游刃有余。既不存心与现实社会过不去，又不以媚俗的姿态摆弄自己所掌握的那些史料。既要以治史者的识力，切实解答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提供准确而丰富的人文知识与朴实而高尚的人文精神，为迫在眉睫的全社会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的提高作出贡献，又要通过考察当今人性的多面性与社会的复杂性，提高自己感悟与解读历史问题的能力。
任何学科的学术批评都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杠杆。但就我国历史学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史学批评的整体力度需要加强，这是近年来人们呼吁较多的；另一方面，非学术性语境之遗风亟待摒弃。在某些商榷热点中，被商榷对象明明是在讨论对某个定论应当怎么看，涉及支撑定论的论据问题，其中既有看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差异，也与各自所掌握的史料之量与质的差异，商榷者不是紧紧围绕这些差异逐一展开讨论，而是满足于重复被商榷者原本就不认同的那些论据，或者就把有关定论加以演绎，或者只引用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或毛泽东的语录，然后加以引申，谈些学习体会，甚至还讥讽对方的治史态度与学风，却避口不谈与重建史实有关的史料依据，这就无异于兜圈子，或者把守一方禁区，不允讨论，无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学术风气的良性培养。学术观点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一样，并非只有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之分。在正确与谬误或好与坏的两极之间，那是一片十分宽阔的空间。摆在同行面前的，无论是我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还是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只要不是信口开河或别有用心，人人都有解释权，并非只有部分人的解释动机与效果才是爱国的。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去研究历史问题，基于看问题的视角、侧重点、掌握史料的程度、知识结构、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有可能存在差异，人们对同一件史实的重建与解释都难免有所不同，这是十分正常的。历史场景本身作为已经过去的现实，它像现实社会一样错综复杂，治史者只能根据数量有限的和充满主观性的史料去接近历史和解读历史，很难说就能还原历史（地名、人名、时间等简单的知识点不在此例）。人们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历史场景，所获印象与描述结果就难免不同。人们还可以借用许多不同的背景知识与评判手段去解释那些场景，所得结论也难免不同。从理论上或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其中总有一种描述与解释是最全面和最具有权威性，但在实际研究中，要找出这个权威并不容易。由于文字形式与实物形式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史料本身的主观性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所致，任何权威性的描述与解释既不可能是还原的，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研究者离历史的时空距离越远，“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小，而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越多，这本身就存在矛盾。由于求真乃治史者之天职所在，谁都可以断定自己是某个历史真实的代言人，同时又是有缺陷的代言人。重要的不在于谁的历史描述与解释最全面，谁最有资格拥有或垄断解释历史的话语霸权，而是在于谁的成果比较而言具有相对的说服力与学术生命力，在于各自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以偏概全，以及彼此的互补性究竟何如。如果能明确这些认识， 21世纪的学术争鸣也许可望既能淡化某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色彩，还能省却许多口角之争与意气之争，将互相学习与以文会友等套语落在实处。在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倘若听不到两种以上的学术声音说话，见不到两种以上的学术流派存在，这样的国度自然会显得还缺少一点什么。更准确地说，恰恰因为它原本就缺少一点什么。
再次，强化史学理论，亦当成为新世纪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与行动。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传播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与面貌，成效显著；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宣传与教条式运用，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史学发展的生机，甚至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马克思早就提醒过：“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3）恩格斯也说得毫不含糊：“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4）遗憾的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却曾堂而皇之地扮演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德国青年作家，而且还引以为荣。流风所及，并不因为某些政治运动的结束而销声匿迹。
有鉴于此，多年致力于中西史学理论研究的何兆武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年来，历史学在材料方面的进步（尤其在考古发掘方面），是有目共睹的。而相形之下，理论方面的进步就显得较为薄弱或贫乏。”（5）不管我们切实掌握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准何如，也不管我们能否把历史学笼统地归入社会科学，都应大量投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之具体研究，都应重视史学的人文理念与人文价值，更要掌握货真价实的社会科学（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等）中的基础理论、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且不说西方史学界中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应否携手并进与互补，21世纪的我国史学界应当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两个领域多下工夫，加强理论研究的力度，为恩格斯期待过的“发展唯物主义”（6）有所贡献。
何兆武先生还说：“每个历史学家首先都是一个历史哲学家”（7）。此论对许多西方同行而言，似乎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概括性，对我国史学界来说，却具有较多的号召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遍使用与社会信息化的继续推进，为数更多的研究者可望省去许多摘抄与整理卡片的时间，转入对国际同行之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动向的密切关注，适当投入相关研究，进而创造更多的国际对话机会，像积极申办奥运会一样，早日申办世界历史科学大会，更好地展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史学研究阵营与相关水准。
不管新世纪的开端应属何年方为确切，难以舍弃的20世纪都将化入我们的记忆而成为过去。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我自量迟钝，从来不敢与“新思潮”沾边，也并不认为世纪之交必然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泾渭分明的界标，一直对震天价响的所谓“跨世纪”之类豪语持“冷处理”态度，只想基于本世纪我国史学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去期待新世纪的前景，权当自言自语，顶多自勉自律。
注释:
（1） 陈其泰：《展望与思考——访田余庆教授》，《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 参见拙稿：《为有源头活水来》（“专题座谈”），《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5） 何兆武：《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7）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8页。
